袁世凯与招商局的关系从1902年袁接任李鸿章直隶总督一职后开始，前后控制招商局达6年之久。

　　1902年10月，盛宣怀丧父以丁忧辞去本兼各职，清廷准予开缺，袁乘机上奏折，“奏归北洋督办”招商局。此举虽遭盛宣怀极力抵制，但终因力量悬殊，袁世凯最终撤销了盛的督办职务，派员接管了招商局。

　　接着，袁世凯对招商局的领导机构实行了全面改组，委派亲信杨士琦为招商局总理，并委派亲信顾肇熙、徐杰、沈能虎等为会办，排挤其它势力。这样一来，招商局完全落入了北洋大臣袁世凯之手。

　　袁世凯控制招商局期间，更使招商局蒙上了浓厚的封建和买办色彩，官督商办体制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袁世凯接管招商局后，即拟定《整顿局务九条》，规定北洋大臣对招商局财务、外事及其它各项局务享有直接控制权；万元以上的开支，要报袁本人核准；与洋商及外国轮船公司订立合同，袁本人要审阅草稿并核准认可；提拔局中洋人或加薪及更换职务，也须禀请袁同意。显然，招商局成了“北洋公产”。袁世凯还特别规定，股商“不得侵夺局中利益”，即不得对袁世凯集团在招商局的既得利益有丝毫触犯。

　　1912年2月，袁世凯担任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再次把招商局作为攘夺的目标，他通过自己安插在招商局的代理人杨士琦出面活动，力谋将招商局收归北洋政府所有。此举遭到招商局股商们的强烈反对。7月14日，招商局全体股东举行特别大会，专门讨论组织新公司，获得通过。招商局宣布新公司的三条原则：股本中不得掺入洋股；不准代洋商出面；不准将总、分公司的华人经理、协理改换为洋人，招商局也表示要“以现银交易股票为主”，带有出让性质，同时也确保中国航运的主权。消息传出后，广东商人刘学洵愿出600万两承买，招商局开价为800万两，显然难以成交。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这就给袁世凯提供了又一次直接插手的机会。7月31日，袁世凯控制的共和党开会专门研究此事，指派御用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及国民协会致电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院，指责新公司“影射出售”、“疑窦孔多”，要求“干预”。招商局部分亲袁董事也滥用“全体董事”的名义，恳求袁世凯“主持”此事。袁世凯当即应允，反对新公司“愚弄股东，盗卖航权”。10月份起，袁世凯批准参议院关于“严电禁止”招商局成立新公司并“派员彻查”的决议，派出伍廷芳查询事件真相。同时，电饬江苏都督“彻查”，并令上海交涉使“随时留意察看”，准备以强权干预局务，直至将招商局收归北洋政府所有。虽然袁世凯的阴谋最终未能实现，新公司于当年底在宋教仁、于右任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但由于北洋政府的干预和分裂，经营锐减，到1913年6月便停止了活动。与此同时，招商局重选董事会，袁世凯再次插足，他让杨士琦长住北京，虽经招商局多次电催仍不回沪参加选举，盛宣怀对此无可奈何，被迫作出让步。新董事会不仅缺席选举杨士琦为董事会会长，还电请他“迅速莅沪，一切仗公主持”。袁、盛两派争夺招商局的斗争至此暂趋和缓。从此，招商局经历了10余年的商办时期，直到袁世凯称帝时还曾对招商局重申“官督商办”，但由于股东的强烈反对，袁世凯的阴谋终成画饼。(范存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