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道初

　　薛福成（1838——1894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政论家。他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不仅比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先辈前进了一大步，而且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一系列主张。鉴于时代条件的差异，他对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苦难的感受，也比他的前辈们更加深切。我国从闭关到开放是来之不易的。今天我们回顾总结近代史上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对通晓“洋务”著称的薛福成进行研究和纪念是十分必要的。

　　　　一

　　薛福成世居无锡县西漳乡寺头村松里。自幼聪颖，胆识过人。父薛湘，清道光进士，官广西浔州知府。薛福成博览经史和诸子百家，从小受到家庭的教育和薰陶。1858年他考中秀才。从此，就关心国家大事，并议论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和外交。

　　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薛福成于1865年在《上曾候相书》中提出，西洋诸国，以英、俄、法、美四国为最强。我国禁烟之役“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情实，历历在西人之目”。（注：《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是，现今应不为气馁所穷，事在人为，“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注：《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为此，他进一步提出，“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注：《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治国主张。同时，又强调应对外开放，吸收西方技术，快速发展自己。他提出，“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利器，可购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长，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注：《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此，应“筹备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注：《薛福成选集》，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还要模仿俄国那样培养人才的方法，招收聪明的学生学习外语，学其外国之技术，以便达到强兵富国之目的。

　　薛福成在《上曾候相书》中还提出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治国方针

　　“养人才”，他认为“古之取士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者兼用而不偏废”，主张“有一长一艺，堪施实用者不拘一格”，“量才录用”。（注：《薛福成选集》，第1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广垦田”，开垦之政有：一为民垦，“民之有业而无力者，借以籽种，牛具资之耕”，“三年以后升科，给为永业，则亦可以少充国赋”；二为官垦，“籍无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视民间租岁减什一二，数岁之后，当有成绪”（注：《薛福成选集》，第12-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通过“广垦田”以便达到利国利民。

　　“兴屯政”，强调这是“今日而欲为善全之策，不伤财，不累民，不驰备，并以开数百年富强之业者，盖非讲明屯政不可”。“今东南数省，户口耗损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每丁给田数十亩，官为相其便宜，理其经界，开其水利，给其牛种，三年之后，每岁纳租数石，授为永业。俟经费有余，往往创筑城堡”。“每省特设一屯田总兵，而统辖于提督”。“国家数百年富强之业，实基于此”。（注：《薛福成选集》，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澄吏治”，现今州县存有大的弊病，如“捐班广也，门丁横也”，“夫至以官为市，则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已，固其所也”。“天下多一贪污之吏，即多无穷失业之民”。对贪官污吏应该“劾而罢之”。同时，对官吏选拔要“慎其选，养其廉，尽其才，三者无一阙，然后举当今要务责之”。（注：《薛福成选集》，第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筹海防”，他认为面对强敌，应采取对策措施，主张“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漕，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做到“既以护运漕粮，实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虽然强敌前来，但他们是“彼数万里远来，兵不众而粮不继，一不得势，则心孤而气馁矣”。同时，对英、法、俄、美四国也要作具体分析，他们之间存有矛盾，“势均力敌，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终辑睦也”。故要利用矛盾，并牵制他们。“以商民、教民牵制彼国之效，夫既夺其所长，又乘其所短”（注：《薛福成选集》，第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这是薛福成的外交之策略和练兵练将之法。

　　“挽时变”，薛福成对当时社会上鸦片弥漫和洋教盛行，提出感叹，“害则洋烟不禁，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盖洋烟盛，则挠我养民之权。洋教行，则挠我教民之权”，“此时局之变之尤可忧者也”。“若默揆时变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为了尽快杜绝鸦片的毒害，要采取举措，“治其源者，在绝中国人之嗜”。并对抽鸦片的官吏要马上处置、罢黜其官位。至于洋人传教，教士及信徒如犯了法要按中国法律处理，“仍由地方官照例惩办”，“凡教民之倚势犯法者惩之”。（注：《薛福成选集》，第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曾国藩见到薛福成的这一上书后，大加奖誉。邀其进入幕府，襄办政务、军务约八年之久。

　　曾国藩是当时洋务运动的倡始人，但他刚从封建的营垒中迈出一步，仅参与了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活动，思想中保守的成份比较浓厚。例如，曾氏一方面主张大力购买、仿造西洋船炮，另一方面又对外国最新式武器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李鸿章是当时洋务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创办的洋务事业最多，主持洋务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对内改革新的态度，都超越了曾国藩和左宗棠。同治11年（1872年）薛福成进入北洋戎幕，追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参与国家大计，并多所建树，称名朝野。

　　　　二

　　19世纪60至90年代一部分封建官僚为“求强”、“求富”为目的，掀起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薛福成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很显然，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活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它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75年，光绪即位，下诏求贤及变通之法，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提出《治平六策》、《海防十议》的理论主张，二年后，他又著《筹洋刍议》，主张变法。

　　在《应诏陈言疏》中，薛福成谈到修明之术、补救之方、变通之道的“治平六策”，即“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注：《薛福成选集》，第65-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认为这六策如果务实了，就能逐一改变时局。

　　他在“养贤才”中强调培养之术，其要有三：一是“重京秩”，指出设官“重内轻外”；二是“设幕职”，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徴辟幕僚，功绩果著”，如名臣方观承、严如熤、林则徐及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开始都托迹于幕僚，均能洞悉中外利弊；三是“开特科”。指出科举弊病多，“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竟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然则科举之法，久而渐敝，殆不可无以救之矣”。主张“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如做到这三条，就能达到“重京秩，则贤才奋于内矣；设幕职，则贤才练于外矣；开特科，则举世贤才无遗逸之虞矣”的结果。

　　“肃吏治”，他认为“自来吏治之升降，视乎牧令之贤否。牧令之黜陟，由乎大吏之考察。大吏果贤，则吏治不患其不肃也”。并要求皇太后“谕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劾，任用贤能”。

　　“恤民隐”，指出东南数省，特别是江苏负担过重。“江苏久遭兵燹，创痍呻吟，元气未复”。“今则户部指拨之款，各省岁协之响，悉以江苏为大宗。计其所出，地丁居其一，漕粮居其一，洋税居其一，盐课居其一，厘金又居其一，每项各数百万。幅员不广于他省，而财赋倍蓰过之，民力之竭，亦可知矣”。“闾阎十室九空，而百物昂贵，小民奔走拮据，艰于生计”。因此，要“与民休息，渐裁厘金”、“轻徭薄赋”，以便有利于国计民生。

　　“筹漕运”，明确指出，“元用海运，患多漂溺；明用河运，患多劳费，二者得失维钧。今则海便利，事捷而费省，运河梗阻，法敝而费多。窃尝综其利弊论之，盖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商人惟利是鹜，一闻定例，则江浙之米，与奉天、牛庄之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之米，亦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之米，络绎骈集”，“几民见米之易售，多种稻田，渐兴水利”。从发展交通，谈到促进流通，繁荣市场，达到以商促农，搞活经济，“上下交益”之目的。

　　“练军实”，严肃指出，“自古养兵无善政”。“南宋之括财，晚明之加赋，皆为兵多所累，识者病之。我朝绿营兵额五十余万，较之宋明，业已大减。然养兵之费，岁二千万，几耗天下岁入之半。军兴二十余年，各省‘剿贼’，皆倚勇丁以集事，曾未闻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因此，“夫练兵诚急务也”。“与其以一饷养一兵，而十兵无一兵之用，何如以两饷养一兵，而一兵获数兵之用。昔人谓兵贵精不贵多”。“减兵加饷”，“添饷练军”，“化弱为强”。薛福成的练兵，整顿军队的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意义深远。同时，为了加强边疆和海防，他又指出，要恢复东三省劲骑，“似宜饬下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加禀饩而勤练之，务使制胜妙技”，“北可固边塞之防，西可备新疆之用”。“东南军事，以水师为最利”。

　　“裕财用”，强调“核冗饷，筹漕运、减兵额，皆有裨于财用者也。以其所赢，补其所绌，原足相当。而论方今不涸之源，则尤赖朝廷崇尚节俭以风天下，天下尽趋于节俭，而财用无不足之虞”。提出了廉政才会富裕的主张。

　　薛福成再三强调，他的《治平六策》体现了“欲御外侮，先图自强；欲图自强，先求自治”的治国之法。

　　此外，在《应诏陈言疏》中薛福成还提出《谨筹海防密议十条》（注：《薛福成选集》，第76-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中国的自强之道。这十条是：

　　1、“择交宜审也”。他根据当时国际关系，认为英、法、俄、美、德为最强。五国中，“英人险谲，法人慓悍”，他们总是窥伺挑衅，企图占据中国。俄国地广兵强，“今日西守伊犁，东割黑龙江以北，据最胜之地以扼我后路”。为此，要设防，注意东三省，严为之备，而婉转与其和好。对中国之强敌，不可忽视。“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故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德人新破法国，几与俄、英鼎峙，因其通商之船尚少，则交涉之事亦无多”。因此，要“多树外援，则择交不可不慎也”。并也要讲究外交策略。

　　2、“储才宜豫也”。薛福成指出中外交涉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就如瞽者之无所适从。”为了使人才奋起，必须让聪明才杰之士去研究时务，对具有胆识兼优，才辩杰出者适合出国当大使；对熟悉条约，本身廉洁者适应当税务官；对有一定武艺，风骨坚强者适宜去海疆当州县官吏。这样可以大开功名之路，让奇杰之才涌现出来。

　　3、“制器宜精也”。西方机器制造之学日新月异发展很快，谁能独创发明，就有专利，因而奋发向上；而中国就不同，对百工技艺人员看不起，一些聪明人也不肯去干，因此专家很少。如果依照西方做法，则科学技术人才相继辈出，于是就可与西方各国竞争。

　　4、“造船宜讲也”。中国各船厂须造上等兵船，专门精制仿造。如有商民愿造轮船，应准其专造商船，中国的造船会愈造愈精，经费也不会浪费。

　　5、“商情宜恤也”。西方国家是用兵船保护商船，并以商船之税养兵船。中国设立轮船招商局，夺回外国人行商利权，这是长策。但是华商船只不多，江浙闽广诸商虽能买轮船，而往往附属于西商之籍，用西方国家国旗，利归西方国家而不感懊悔。为何如此，主要是华商报税过关较多。而洋商可以任意通行各口岸，获利也较容易，因此要体恤商情，多加调护，使其有利可获，官吏不许勒索，关津不得稽留，并明法规定。将来造船之商就会不断增多，贸易渐盛，还可通往西洋各港口，与洋商分利益。而获得的税收，可专养兵船，兵船巡洋为保卫商船之用。同时，为商船保驾护行的兵船也会日益增多，而经费也不会断绝，这是富强之道。

　　6、“茶政宜理也”中国出口以丝茶为大宗之货。仅茶叶一项，就与洋人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洋人把茶叶作为消瘴毒、除疾病所需，如增加茶税，提高茶价可获取洋人之利，还为制造机器、造船、练兵筹集资金。

　　7、“开矿宜筹也”。中国未经开采的矿藏很多，不妨用外国开挖机器进行开采。其方法有官采和商采，这也可为国家增加筹响。

　　8、“水师宜练也”。主张仿照俄国练兵之术，将沿海人员送入西方学习，回国后分配各船，技艺日精，水师逐渐强大。

　　9、“铁甲船宜购也”。铁甲船可巡缉洋面，对内可扼守要口，胜于炮台之用。还可护行轮船，对付来犯者。

　　10、“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也。”西方风气最重条约，假如外国人阻挠公事，违反条例，地方官可据约进行处理和驳斥。

　　薛福成的《海防密议》后由总理衙门汇入各行省大吏核议；《治平六策》，“则由吏、户、礼、兵四部分议”。“其制器、造船、恤商、茶政、开矿、练水师、购铁甲船各条，大致颇多许可，并行南北洋大臣酌办。各部所议之事，除设幕职、复行取、筹漕运三条，由吏部、户部议驳，开特科一条，由礼部议请暂缓外，其恤民隐，练军实，裕财用三端，并下各行省酌办”。（注：《薛福成选集》，第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见，薛福成的上疏有些条项是起了作用的。

　　　　三

　　光绪10年，即正值中法战争期间，薛福成出任浙江宁绍台道。结束幕府生涯，正式走上仕途，积极反抗外国侵略，在镇海击退了法舰的入侵。光绪11年，英灭缅甸时，侵占中国领土，于是他向英外相葛雷交涉，争回滇境东南汉龙、虎踞等四关，终于使英法不敢窥伺。薛福成由于筹防浙东政绩卓著，被清廷擢为湖南按察使。不久，成为三品京堂。1889年，清政府任命薛福成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他在西欧各国时期，对各国的政治、民情、经济等进行了悉心的考察和研究。并奏除通海旧禁，开辟商路，准与各国出入贸易，以阜财用等开放的主张。

　　当薛福成出使欧洲前后，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此时，他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认为中国“终不能闭关独治”、“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注：《薛福成选集》，第555-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总之，薛福成竭力主张变革，对外开放，学习西方，起而争雄，使中国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

　　同时，薛福成向往西方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他说：“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欧洲之英、荷、意、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其中，他特别称赞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他说“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注：《薛福成选集》，第6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赞扬西洋各邦立国规模，并一一向清朝廷详细介绍，还认为这是西方各国致使富强之术，是“以工商立国”。的关键所在。

　　为了使中国顺应国际时势，促进国家外交近代化，他重视增设驻外使馆，主张领事一官关系要紧，“盖枝叶繁则根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注：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5页。）他致力于“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在设立南洋各岛领事，以保护在海外之侨民。还荐举使馆参赞黄遵宪为驻新加坡总领事。在外交上，他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外侨胞的利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因此，史学家赞扬他是清末数十年来，惟薛福成奉使，绩效显著。光绪20年，即1894年，薛福成在离任返国途中发病，抵达上海时就病逝了。

　　薛福成不仅是位忠于职守，政声卓著的能干官吏，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敏锐，勤于笔耕的杰出政治家。

　　薛福成在政治上主张变法，“效法西洋”，实行君主立宪制，“君民共主”；在经济上，他主张振兴工商业，“殖财养民”，以免“利归西人”。在他的有限生涯中，曾以酣畅的笔调、深辟的见地，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警世文字，仅其生前及死后付诸刊刻、公之于世的论著，就有《庸庵全集》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不下百万言。这些文字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不但为后人研究薛福成的生平及其思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更为我们研究、认识晚清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事实上，他的论著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直到现今，还为人们所传诵。

　　　　四

　　薛福成和他的同僚们发起的“洋务运动”，为何在中国不能成功，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能成功。虽然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国与日本同属封建专制国家，并且两国都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侵略，朝着半殖民地化迈出了第一步。两者同是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移植到本国，以求得军事上的“强”和经济上的“富”。但两者却存在根本性质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第一，清朝政权的统治是满汉大地主阶级的统治。洋务运动并不意味着清王朝国家结构本身的改革，只不过是执政官僚之间的势力变动而已；明治维新实质上是一个取代德川幕府地位和封建大领主权力。第二、洋务运动只是洋务派在政权内仅是一派而已，朝廷内存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明治维新是天皇政权全体一致的一项坚决的基本国策。第三，洋务运动仅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明治维新是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学术、技术、文化、教育所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第四，洋务运动始终局限在执政者的内部抗争上，与民众的直接关系甚小，丝毫没有触动到国家和社会经济体制；明治维新导致了政府执政阶级与人民之间的激烈阶级斗争，直接关系到人民大众，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个改革，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总之，薛福成参与的洋务运动丝毫也没想对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加以改革，而只是要把资本主义的果实搬进这个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结构中来，因而遭到了失败。尽管薛福成主观上要把中国变为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客观上洋务运动其结果在政治上加深了清朝政权的买办化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经济上导致了封建官僚与买办资本相勾结，而明治维新却形成和发展了日本资本主义，加快了民族独立进程。中国在这期间，在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化的压迫下越陷越深。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不仅受到西方，同时开始受到来自日本的压迫和侵略。这一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特别是对薛福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变法改革主张，对外开辟商路的开放思想等等进行研讨，确是很有裨益的。而薛福成参与的洋务运动，那是一场清政府主导型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它的过程与结局都蕴涵着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丰富信息，对它的研究可为当代中国的改革者提供许多历史而又意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