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写出了中国历史上异常光辉的一页。然而，共和国建立未满百日就为袁世凯篡夺政权而告夭折。革命政权的如此短命，令无数英雄扼腕慨叹，也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永久深思的问题。

　　孙中山毕竟不愧为一代伟人。但是为什么竟让浸透热血的革命政权一现即逝？中国为什么就没能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高楼大厦？其中原因人们已经说得很多很多了。本文再从经济上分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也许仍会有点启发意义。

　　　　根基浅薄，难为大厦

　　中国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靠的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诚拥护和全力支持。但是，分析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就不能仅从政治方面去立论。因为它毕竟是剥削阶级建立的政权，它虽然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追随和支持，可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衡量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如何，主要得从以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阶级性格及其对新生政权的所持态度去考虑。

　　许多人都知道，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很小，阶级立场也十分软弱。但是，其经济力量到底小到何种地步？这就不是简单可以说明的问题，而得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去考察。

　　概而言之，中国的资本主义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曾经历了产生和初步发展的两个阶段。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的20余年，是其产生时期；甲午战后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其初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政权的出现，正是以数十年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为凭借。然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不充分所造成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20多年内，民族资本总共才办起100多家厂矿，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单位只有54个，总资本额才400多万银元。（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这点资本不用说无法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相比较，同清政府当时举办的一些企业也不能相提并论。例如清政府举办的汉阳铁厂，工厂建成时就投资580万两白银，相当800多万银元，等于全部民族资本额的两倍，400多万元资本只够修建1／5个颐和园，更不到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款的1／50！

　　甲午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清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发生了变化，由约束私人资本，变为鼓励私人投资；特别是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掀起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等运动；以及当时调子高昂的“实业救国”的呼声等，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氛和集资条件，从而促进了它的发展。初步发展的20年，万元以上的厂矿，又办起500余家，资本总额约为1.2亿元。（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辑，下册第657页。）这个数字是扩大了的，因为原来的统计，把许多清政府办的企业也包括进去了。总计民族资本产生和发展的40余年，资本总额只有1亿银元左右。这个数字，还不足甲午战争，对日赔款的1／2，这就是辛亥革命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总况。实力这样弱小的资产阶级，显然难以在中国建立起巩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民族资本的基础浅薄和发展环境，造成了民族资产阶级自身难以克服的许多弱点。

　　民族资本产生的微弱性和跳跃性，使它像无根之草，摇摆不定。众所周知，欧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依照手工业作坊，到手工业工场，经过产业革命，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而中国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和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性等原因，自16世纪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300余年尚未发展到手工业工场阶段。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使中国失去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民族机器工业，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自身成长壮大的结果，而是中国的一部分货币积累者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建立起来的。所以，中国的民族机器工业，没有经过手工业工场阶段，更没有经过产业革命，而是引进外国的机器，跳跃式地进入了机器工业时期。虽然当时中国设立了一些机器工业厂矿，可中国普遍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的小生产。力量微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处在封建经济的包围之中，如汪洋大海中的点点帆影，无根无基，在惊涛骇浪之中，极易倾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开始全部由外国进口。后来，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想摆脱洋人的控制，试图自己制造机器。但是，中国的钢铁生产在辛亥革命前几乎等于零，唯一的汉阳铁厂（后改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因资金缺乏，建成20年也未正式投产，靠向日本卖矿砂度日。机器制造工业只能进行修理和配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全国的机器工厂，资本总额没有超过150万元，而当时英国在上海设立的耶松机器制造厂，一厂资本就是770多万元。（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辑，上册第237页。）中国没有成功的炼钢工业，机器制造如此微不足道，所以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要依靠帝国主义供给。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事实上，当时的民族企业，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生产资料和特殊条件，多数都是争相依靠洋人，采取同外国人合资、吸收外商股本、向外资企业注册、挂起洋商招牌、请洋人作企业顾问等形式，争取同洋人牵线挂钩。据史料记载，当时厦门的341家中国企业、店铺，“以中国商之牌号向海关报税者，只有寿世堂药房一家”。（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辑，下册第1128页。）其他城市地区的情况也同厦门差不了多少。再如中国当时的数十个煤矿，年产100万吨者100％为中外合资；年产10万吨者90％挂着洋人的招牌；只有年产1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才多数由中国独资生产。可见民族资本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是多大了，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表现妥协的经济根源。

　　同样，由于民族资本的基础浅薄，也无力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软弱性。民族资本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的经济，它同封建势力应表现为直接的对抗性。但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制度极为顽固的国度里，弱小的民族资本却不敢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相反，民族资本家自身就是从封建地主、官僚和高利贷商人直接转化而来，许多资本家又是官僚、地主、资本家一身数任。他们的资本来自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他们习惯于这种剥削方式，即使对企业利润的支配也往往热衷于购买土地，而不愿进行企业扩大再生产。当时中国有钱人的普遍心理，是想做官、想当财主，而不愿搞企业建设。就是搞企业投资，不同封建势力搭上关系，没有官府做靠山也根本没有保障。像张謇那样的著名资本集团，他的起家靠的是他的“状元”招牌；他建厂靠的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他的扩大靠的是封建政府给他的减税、免厘、专利等特权。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荣氏资本集团，离开了官府的支持也寸步难行。1900年，他们开办保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时，“动工不久，地方上的图懂和封建士绅，便勾结一起，数十人联名控告荣德生圈土地；并说建了工厂，高烟囱会影响好风水，要求官方从速阻止建厂。官方便勒令停工。但股东朱仲甫是官厅里出来的人，门路多，于是通过了多方面的关系，以八百元贿了官方。……问题就解决了。”（注：《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上册第12页。）中国的第一家民族机器工业，陈启源在广州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曾被封建势力捣毁，停办3年之久。而陈于1872年在广州南海县举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工业后，一直遭到封建势力的阻难。他们攻击缫丝厂男女在同一房里作工，“有伤风化”；“工匠操纵机器，技艺不易纯熟，容易伤人”；“高烟囱有伤风水”等。到1881年，缫丝厂已名扬海外，出丝不仅畅销于国内市场，在欧美各国也大受欢迎。在继昌隆的影响下，广州附近出现11家机器缫丝厂，从而引起封建官府、行会和手工业缫丝经营者的强烈反对。1881年10月5日开始，连续几天从数千人到数万人向缫丝厂发动攻击，甚至相互凑钱购置枪炮武器，同护厂队作战。最后捣毁了机器，抢走产品和原料，陈启源被迫逃到澳门才保住了性命。剩下的空厂房被南海县令徐赓陛派兵封闭，风波才算平息。陈启源于澳门躲避3年，经过多方疏通，又讲明不用机器，他改良了一种手工缫丝机后，才让他回至广州家乡继续办厂。（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下册第959～964页。）所以，一般的商人，如果没有封建官府做靠山，在中国实难有所发展。中国异常弱小的民族资本，又都集中在张謇、荣氏兄弟等几个资本集团之手。他们的发展同封建政府的关系密切，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下层力量，他们要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张謇等大资本集团就不拥护，不支持。当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时，张謇曾直接挖苦孙中山说：“无所得钱，凭何革命！”（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逼迫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当时他是资本家的领袖，又兼两淮盐政总理，他能够调动大笔资金帮助孙中山度过难关。而张謇却强调时局混乱，以“调和各派”为理由，拒绝给孙中山以应有的更多支持。（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第50页。）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也同张謇一样，采取隔岸观火之态度，没有出资援助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眼看着临时政府在危难之中走向了灭亡。

　　　　强敌扼喉，生路断绝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40页。）历史事实恰如此言。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向来怀有敌意，千方百计打击、吞并。其例证满布史书，此不累举。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到辛亥革命前，中国的财政、金融、海关、铁路、航运、矿冶、电力、贸易等，已都被帝国主义控制。他们雄厚的力量，足可以断送中国民族资本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生存。他们之所以没有实行彻底扼杀，其原因也如毛泽东的分析，帝国主义自身也存在许多危机，他们也要“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某些发展，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有一定好处。但是，如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真的成功了，中国就将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他们就要失去侵略和掠夺中国的机会。所以，当辛亥革命发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帝国主义就开始利用他们对中国财政经济的控制，极力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

　　武昌起义的爆发，打乱了清政府原来的国库收支秩序；共和国诞生后又废除了旧的苛捐杂税，各地区政权纷更、兵荒马乱、生产和税收也陷入停滞状态。国民政府成立后，马上遇到了极其严峻的财政困难。清政府的库藏十分有限，新的税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地丁、盐课、杂税等都难以征收。当时唯一可以依靠的财源便是海关税收。然而，中国的海关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被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控制，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达48年之久（1863—1911）。海关的政治管理、税收、进出口业务全由外人一手经理，中国只还保持着税款的保管权和部分支配权。而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又趁机夺取了税款的保管和使用权，拒绝给临时政府支出“一分钱”的关税。这唯一的财源又被断绝，财政困难成为临时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

　　武昌起义刚刚胜利，汉口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便致函新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我预料革命军政府要我移交海关……我已经将现存余款转入上海税务司的帐内，防备革命党来”。（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页。）安格联给苏古敦指令说：“应当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帐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页。）安格联也向全国各关发出了内容一致的指令，他给宜昌关税务司葛礼的指令说：“大多数地方的税款，我们已经弄到手了，每一分钱都是需要的。告诉革命当局说，……尊重海关的地位并给予支持就可以避免外国干涉。如果他们截留税款，问题立刻就会发生。”（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2页。）同时，他向清政府方面提出：“采取某种方针，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并留供偿还外债，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0页。）经过安格联、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同各国公使的策划，决定了中国海关关税的全部款项由外国人控制，由上海各外国银行成立一个委员会接受关税税款。1911年11月23日，上海外国银行总董开会决议：上海的“汇丰、德华、道胜三家，应作为存管海关税项之处”。（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44页。）海关税收，是当时中国财政收入较多的一项，即使在政局混乱的1912年，海关纯收入也达6600多万元。（注：《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98页。）这项收入为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他们拒绝向革命政府提款，这就等于扼住了临时政府的喉咙，使其窒息而亡。

　　然而，由于阶级局限所决定，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领导者们，很长一段没能认清帝国主义的面目，对他们存有幻想。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发布宣言，承认帝国主义过去同清政府缔结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在华取得的各种特权，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贷款。武昌起义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没有马上赶回中国，而是遍走美、英、法各国，向他们呼吁求援，力图取得贷款，但一无成功。至此，孙中山仍然认为：“一旦民军建立一个为全国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财政上之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6页。）为此，筹建临时政府时，他在财政总长的人选上挑了陈锦涛。孙中山认为他“借款于国际有信用”。（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编》上册，第220页。）临时政府遇到困难时，孙中山即派陈去上海向外国银行交涉贷款，结果仍旧一无所获。当黄兴等人问到借款外币的情况时，孙中山还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取得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后天可能有复电来。”可是，“一直到总统府取消时，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8～199页。）后来，孙中山和临时政府知道，不仅借贷落空，连中国自己的海关税收也被其卡住不给时，曾发布公告说：“税款抵洋债外，为数尚巨，竟听外人掌管，既失权利，复损国体。”（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8号，附录。）似乎对帝国主义也有了认识，但迫于压力，仍然隐忍而未敢发作。毛泽东对此曾论述过：“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63～1364页。）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仇视辛亥革命，扼住革命政府的财政来源，使其最后失败的。

　　　　寒天解衣，终成昙花

　　海关税收被帝国主义截留，外债不能到手，其它财路也一一断绝，新生的革命政权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财源枯竭，使前线部队嗷嗷待哺，无力作战。聚集在南京城内的几万部队，也因“度支困难……日有哗渍之虞”。（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2页。）时过不久，城内“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骚动的士兵，叫嚷发放欠饷”。（注：《英国蓝皮书选译》下册，第536页。）临时政府险像环生。

　　当时的军饷、官俸一无所出，政府的日常工作都无法进行，更无力去组织社会生产和正常生活。即使是南京城内也是市面萧索、物价飞涨，“人心恐慌，几达极点”。（注：《民立报》1912年2月24日。）为了应付如此严重的局面，临时政府曾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发放6厘公债1亿元，结果债券一出便被各省都督抢先领走，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4页。）同时又发行军用钞票100万元，结果更糟，市民不肯用票，店铺拒绝接受，弄得“钱业、米店相率停市”。（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89页。）

　　内债的举借也告失败，临时政府又以中国的铁路、厂矿作抵，举借外币，实际上便是出卖铁路、矿山。这一着使日本帝国主义大感兴趣。日本久已垂涎中国的路矿了。民国政府首先抵卖的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这是当时“地球东半面最大的钢铁联合公司”，也是中国唯一的大型联合企业。辛亥革命前，该公司已举借日本1000万日元，日本一直还想直接吞并而没有机会。武昌起义后，日本赶忙引诱公司总理盛宣怀出卖公司给日本，曾在大连进行过密谈而无结果。随着临时政府的成立，大买办盛宣怀逃亡日本。在民国政府借贷无门之时，孙中山又派何天炯作为“南京临时政府借贷代表”，去日本联系以公司抵押借贷日元事宜。经洽谈，日本提出“须将该公司改为华日合办，方可借款”民国政府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但还是同意了日本的要求。1912年1月26日，日本三井洋行应邀去南京同民国政府代表谈判，签订了《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草约规定，日本以500万元贷给民国政府，既作为借款（年息8厘，借期1年），又作为日本投资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股份。（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236页。）同时，盛宣怀、何天炯在日本同正金财团也签订了一个内容相类的合同。这两个合同的签订，便把汉冶萍卖给了日本。

　　临时政府出卖汉冶萍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全国上下的巨大反对潮流。立宪派首领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指责孙中山“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欢笑”。（注：《张季于九录·政闻录》第4卷。）当即以辞去实业总长相抗议。许多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连连上书，警告孙中山：“今以私卖国产自点，令名十年之功，悉为灰土，何其昧于取舍如是哉！”（注：《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页。）湖北省参议全体辞职；参议院连续上谘，严辞质问孙中山。在全国上下的严厉反对之下，临时政府只得向日本表示废除密约，但还是以大冶矿砂作抵，向日本借贷200万日元。（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1912年2月，南京政府又同日本大仓洋行签订合同，以江浙铁路作抵，向日本借贷320万日元（实收280万日元）。同时，又以邮传部轮船招商局产业作抵，向日本借贷1010万两白银，因遭到英美等国的抗议和招商局全体股东的反对而作罢。在全国上下的反对之下，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辞职前还是以铁路、厂矿作抵，借贷1000多万元外债，占这一时期政府总收入的68.81％。（注：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94～107页。）

　　这一时期，各地军政府也都遇上了很大困难，同样学着中央政府的样子，靠借贷度日。湖南军政府财政支绌，把水口山锌矿以每吨18两半的银价拍卖给外国洋行；他们还在湖南发放500万元公债，规定十年还清。（注：《英国蓝皮书选译》下册，第394～395页。）四川军政府则采取大发不兑现纸币补苴财政，甚至大搜俘虏腰包，以抵饥荒。其他各省也都大体如此。孙中山曾说：“军兴以来，百务方兴，各省度支均忧匮乏，诚不得不以借贷之谋，为挹注之计。”（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42页。）

　　以孙中山的英明，绝对不会不知以汉冶萍、江浙路作抵，向日本借款的危害，他所以冒着“出卖民族利益”之大忌，自然有他的极大苦衷。当时他给章太炎的复信中痛苦地说：“此事非弟不知利权外溢之处，甚不敢爱惜声名，易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第55页。）他给张謇的回答也说：“民军待哺，日有哗溃之虞，譬犹寒天解衣裘付质库，急不能择也。”（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75页。）但是，不论作何解释，孙中山与临时政府的困难和典卖国产的举措，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威信，使人们陡然对新生政权失去了信心。像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确如春雷般声震遐迩，临时政府初建之时，曾给中国带来过莫大希望，尤其是资产阶级中下层，都为之欢欣若狂。然而，临时政府刚一成立就发公债、借外币，还迫不急待地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实业资产。无情的现实，经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暗然失色了。当时孙中山曾向旅居上海的“广东老乡”伸手借钱，他们能让孙中山伸出手去，自然都是拥资巨富的工商资本家。然而，身为大总统的孙中山竟没在他们身上借出一分钱来。辛亥革命前，该有多少资产者倾家资助孙中山，而此时却落得如此下场，说明临时政府已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地位。至于各地区的饥民反抗、军队倒戈之事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当时的许多革命大计，关于财政困难也无从做起。例如，临时政府刚一建立，孙中山就组织了出师北伐。北伐之举，确为临时政府之生死攸关。因为当时清政府并未倒台，各地清军完好无损，尤其是袁世凯指挥的北洋新军，实力尤为雄厚，是可以治临时政府于死地的对头。对强敌不加讨伐，民国政府就不会巩固。1月11日，孙中山宣布亲自指挥三军出师北伐，黄兴任北伐军参谋总长，制定了六路出师计划开始了北伐。1月13日，沿津浦铁路前进的北伐军首战告捷，大败清军于皖北之固镇、宿川，徐州之敌闻风而走。湖北、河南等路军队，也都攻城略地，各有战果。然而，值此如火如荼之际，孙中山和临时政府却十分焦急，因为大兵北进，后继之饷却一无所措，诸路大军一片求饷之声。孙中山对黄兴等军事将领只能叹息：“中央财政极形困难，而整个北伐正在需款，殊深焦虑！”（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2页。）而各路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逼得黄兴“寐食俱废，至于吐血”，（注：《辛亥革命》（丛刊）第8册，第55页。）临时政府困难至此，北伐壮举也只能半途而废。虽然，北伐军的停进，是由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南北议和”的实现。但事实上，倘若没有“南北议和”，让北伐军继续打下去，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