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迁。具体表现为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了较大变革；组织数量和类型增加；组织的独立性增强，从而粗铸了现代社会组织的胚胎。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晚清社会正在向工业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过渡；同时，也为尔后社会组织的变迁奠定了基础。

　　19世纪60年代以降，随着清代社会的演变，晚清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巨大变迁。本文拟就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背景、过程、表现、性质及意义等作一约略论述。

　　　　一

　　晚清以前的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家族社会。在这个社会，家庭是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通过家庭融为一体，市镇工商业者也多从事家庭经营。宗族则是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基层单位。人们往往聚族而居，社会交往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活动基本囿于一族之内。

　　家族功能的泛化和强化，导致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难以产生和正常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社会组织不发达。组织种类不多，仅有官僚组织、军事组织、学校及工商行会等少数几类；组织数量少；人们与社会组织联系不甚紧密，组织的社会中介功能十分有限，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很低。第二，社会组织家庭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组织成员往往具有亲缘关系，社会组织几乎等同于某一血缘群体，组织的社会化程度低。如中国古代官僚组织充斥皇亲国戚，盛行裙带关系；手工作坊多与家庭共为一体；而乡村组织更常与宗族群体同构。二是社会组织取法家族模式和原则。如官僚组织如同扩大之家族，君臣关系一如父子；手工作坊内师徒之间存在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组织体系内，则表现为官僚组织发展充分，规模庞大，君临所有其它社会组织之上。其它社会组织则发展迟缓，规模较小，从属于官僚组织，不具独立和平等地位。如行会本是工商同业组织，却沦为官僚组织的工具；学校作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亦唯官僚组织是从。

　　古代中国社会组织的这种状况到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某些变化。这时，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如明代中叶江南地区的丝织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工艺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机户”雇佣“机工”的现象。“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日七月丁未曹时聘奏疏。）到清代道光时，这种工场有的已发展到开机五、六百台、雇佣上千工人的规模。（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在其它地区，在棉织、造纸、制瓷、矿冶、制盐等行业中，也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这类新式工场。这种新式工场的雇主以资本从市场购买自由劳动力，从事商品生产以获取利润。雇工与雇主之间不以家族关系为转移，不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家族化色彩已逐步淡化。此外，明清时期行会组织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其独立性日益增强；还一度出现了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人会社和政治团体。这些均应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场的出现不无关系。

　　明清新式工业组织的萌芽预示着中国古老的社会组织将要发生巨大变革。然而，由于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小手工业和小农业紧密结合于家庭，固不易摧；加上封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利的政策和措施，致使明清社会组织的变迁虽初露端倪却没有获得迅速发展。

　　19世纪中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政治日益腐败，变革思潮暗涌，满清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封建社会结构的瓦解已在旦夕之间，旧组织的式微、新组织的崛起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获得极大发展。机器的使用，使机器工厂这一新型工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以燎原之势蔓延全球。1840年，西方以大炮轰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西方商品大量涌进，先进技术和各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也纷纷传入，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内部的震荡和外部的刺激，终于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晚清开始走上工业化、民主化的道路。从而导致了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

　　　　二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经历了先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这是晚清社会组织初变阶段。工业组织的变迁开创了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先河。早在19世纪40—50年代，沿海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小型机器工厂，主要是船舶修造企业。如广州陈联泰机器厂、上海甘章船厂等。60年代，满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洋务派，为了挽救垂死的清王朝，鉴于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经验，开展了一场军事自强运动，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术，自行设厂制造新式枪炮。从1861年起，他们先后建立了江南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军工企业。这些企业使用机器生产，企业组织也采用机器工厂形式。如福州船政局就拥有车、削、刨、旋、钻、剪、钳等各种机床，设备十分完备。企业内设有铁厂、水缸厂、轮机厂、铸铁厂等。这批军用工业的建立还直接导致了官办民用工业的产生，并刺激了民间机器工业的发展。因此，晚清军用工业的建立可视为晚清工业组织变迁之嚆矢。但是，这些企业经费完全由官方拨款；产品由官方调拨，不是投放市场以获取利润；企业有如封建衙门，经营管理腐败不堪；因而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

　　官办军用工业建立之后，拙于财政、原材料和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匮乏而.为继。于是，从70年代开始，清政府又相继开办了一些民用机器工业以为扶持。从1872年到90年代中期，先后在采矿、冶金、纺织、电讯、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了20多个企业。其中著名的有基隆煤矿、开平煤矿、贵州青溪铁厂、大冶铁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天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先进科技的传播、机器设备的引进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推行，也刺激了民间私人资本投资机器工业的兴趣，一些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也纷纷投资建厂。从1872年到1894年20多年间，在缫丝、纺织、面粉、碾米、造纸、火柴、采煤等行业建立了100多个企业。（注：参见孙疏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企业大都是小型轻纺工业，声名较著的有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民用工业和民办工业，不仅使用机器生产，采用机器工厂形式，而且从事商品生产，产品投放市场以获取利润；工人大都是雇佣性质；企业所有制形式除少量仍为官办外，其余大部分是商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开始逐步按商品生产要求和专业化、社会化原则管理。

　　教育组织的变迁接踵而至。1862年，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接着上海，广州也分别建立广方言馆和同文馆。这些新式学校，一反旧学校只讲典诵经的传统，增设了外语、算学、化学、物理、天文、生理、法律、医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课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传授现代科技知识、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如江南制造局附设之机械学校、福州船政局附设之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一些旧式书院、学塾也通过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演变成新式学校。

　　军事组织也发生了初步变迁。洋务派从事的自强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练兵60年代初，李鸿章对淮军进行了部分改良。更新了武器装备，编制和训练制度也发生了些微变化，80年代建立了现代海军。1894年，广西按察史胡燏棻在天津编练“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为以后新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政府官僚组织方面，50年代末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总税务司署等机构，以适应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

　　在第一阶段，晚清社会组织变迁已拉开帷幕。但由于自然经济还占主导地位，保守顽固势力仍很强大，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从总体上看还停留在器物和技术层次，尚未全面深入到组织制度层面，因此，组织变迁还只是局部和零星的、肤浅而不深刻的。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朝灭亡，是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第二个阶段，亦即剧变阶段。这一时期，经过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晚清经济、军事、教育、政治和其它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变革。

　　工业组织的变迁在这一阶段以更大的规模进行。19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大多经营不善，清政府财政亏空，无力继续经营和垄断新式工业；中日《马关条约》给予外资在华设厂特权，清政府不好再禁止民间设厂；加上新兴的工商阶层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因此出现了一次设厂热潮。20世纪初新政期间，清政府对新式企业采取鼓励和扶持政策，又形成一次规模更大的设厂热潮。

　　经济组织的变迁这时已从工业领域扩及金融、商业和农业部门。1897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到1911年，全国共设立新式银行30多家。1910年，香港先施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从而在我国第一次出现百货公司这一现代商业组织形式。1897年后，还出现了合股经营的农牧垦殖公司。

　　随着新政的实施，教育、军事和政治组织的变革也全面铺开。1903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统一的学制，建立了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组织体系，并停止了科举考试。在军事组织变革方面，1901年停止武科举考试，1903年成立练兵处，各省开始普练新军；1904年制定了“新军制略”，对全国军队实行改制，统一编组。政治组织的变革也渐次展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裁撤、合并一些冗衙；增设若干新的政府部门；开展宪政改革，实行预备立宪；着手改革地方行政组织等。

　　　　三

　　经过约50年的演变，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发生了较深刻的变革。古代中国的工业组织主要有手工作坊和官办手工工场两种形式。手工作坊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规模较小，结构简单，师徒之间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官办手工工场则主要为官府服务，不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管理一如封建衙门；工人与工场主非雇佣关系。晚清出现的机器工厂与古代手工作坊和官办手工工场有根本区别，它雇佣工人使用机器从事商品生产，企业大多采取股份制公司形式。机器生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因此，企业组织内部结构趋向复杂。从纵向看，有公司（局）、厂、分厂（部）等若干层次。一个大的公司（局）往往包括数个甚至十数个厂或分厂。从横向看，则有生产、管理、运输等不同的职能部门。如成立于1908年的汉冶萍公司下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个独立的厂矿；汉阳铁厂又下辖十个分厂。又如江南制造局也设有十几个分厂。与生产部门并行还设立了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统计处、考工处等职能部门。

　　清代金融组织主要是钱庄和票号。钱庄以从事银钱兑换为主，规模较小；票号则主要经营汇兑。这些旧式金融机构功能简单，且多由家族经营，封建色彩很浓。清末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银行这一新型的金融组织。银行实行股份制经营，增加了借贷、发行信用货币等新的业务内容。如中国通商银行就是由招集股份建立的，总行设董事会，由12名主要胶东组成。

　　清代教育组织十分庞杂。中央设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民间还有各种书院和众多私塾。教育的唯一旨归是科举考试，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教学方式是死记硬背。清末新政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学制一一“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普通教育分为三段七级，即第一段初等教育，分蒙养院、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三级；第二段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第三段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堂、通儒院三级。该学制还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与普通教育并行的独立体系，并相应地实行分级，以适应现代工商实业的发展和满足师资的需求。癸卯学制确立了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在学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全国散在的学堂统一为一个整体。教学内容也相应获得更新、充实，教学方法趋于活泼多样。还建立了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满清军事组织早期主要有八旗和绿营。19世纪中期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地方又建立了湘军和淮军。以后，湘、淮军改编为防军，部分绿营改编为练军。可见清代军队组织纷杂，既无统一建制，又无统一指挥。武器装备多为鸟枪刀矛，训练方法也陈旧不堪。清末实行军事改革，建立了新军。这支军队以西式军队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新的编制方法。即以3棚为排，3排为队，4队为营，3营为标，2标为协，2协为镇，镇为最重要建制单位。还实行多兵种混成编组，一镇同时编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四个兵种，以步兵为主。在陆军内部还从职能上分工，分为野战部队和地方治安部队两部分。新军的建立，改变了营伍纷杂现象，也顺应了现代武器装备和现代战术对军队编制的要求。

　　古代中国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政治到清代中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清末新政期间，传统的政治组织体制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出现了初步的三权分立的迹象。在行政组织方面，为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裁撤了一些冗衙，增设了若干新的政府职能部门。如裁撤了詹事府和通政使司；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太仆寺并入陆军部；增设了农工商部、学部、邮传部和民政部。还开始实行责任内阁制。在司法组织方面，形式上实行司法独立，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继而在京师和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在省会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在各审判厅内，设各级检察厅。在立法组织方面，开展宪政改革，实行预备立宪，建立了议院的雏型。中央设资政院，地方各省设谘议局。清末政体开始由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过渡。此外，还进行了地方自治和吏治的改革。

　　其它社会组织如邮政、出版、航运组织等也发生了重大变迁。古代邮政组织有官办驿站和民营信局。清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邮政业务量大增；现代交通工具轮船和火车的出现，使得以马车和帆船为邮递工具的旧邮政组织相形见绌，日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上此时的驿站早已变成一个传递效率极低、贪污腐化最严重的官僚机构，建立现代邮政组织已迫在眉睫。1878年3月，清政府首先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五地海关试办邮政。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湾开办了官府与民间均可使用的现代国家邮政，成为我国独立自办现代邮政的开端。1896年，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统一经营的现代邮政组织——大清邮政。

　　早清出版组织主要有民间书肆、书坊和官书局，均为手工作坊性质，出版各种典籍和启蒙、日常生活用书等。清末随着先进印刷机器和印刷技术的引进，现代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的传播，这些旧式出版机构开始为现代出版组织所取代。晚清出现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附设之印刷所和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此后新式出版组织不断涌现，据1906年统计，上海一地仅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现代出版组织就有22家。（注：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由夏粹芳等人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当时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新式出版机构。这些现代出版机构大多使用机器生产，实行股份制经营，出版各类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以及新式教科书等。

　　古代航运组织以帆船为交通工具。晚清开始出现轮船。1872年建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我国第一个独立兴办的现代航运企业。1895年清政府解除对华商行驶轮船的禁令，轮船航运业得到较大的发展。1895年—1900年，各地兴办的小型轮船局或轮船公司达到近百家；1901年一1911年，出现了46个大中型轮船企业。（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二，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增加。从数量来看，仅以机器工厂、新式学校和现代邮电组织为例，从1895年到1911年，全国新设的机器工厂，仅资本在一万两银元以上者，就达到约500家；（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新式学校也从1904年的4222所发展到1909年的52348所；（注：《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1908年，全国共设立560多处电报局所，而现代邮政局所到1911年更多达6201所。（注：《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随着社会劳动的进一步分工，晚清社会组织也进一步分化，出现了新闻传媒组织、铁路运输组织、电讯组织、保险业组织、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管理组织、社会治安组织、社团政党组织和农业组织等新的组织类型。

　　新闻传媒组织主要有报社、杂志社和通讯社。我国古代虽有邸报、京报，但无论其形式、内容或办报宗旨、发行范围都不可与现代报纸同日而语。我国自己创办的现代报纸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如1872年广州出版的《羊城采新实录》、1873年汉口出现的《昭文新报》、1874年出版的上海《汇报》等。90年代维新运动期间，报纸数量大增，著名的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后，报社已发展到500家。（注：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清末还出现了大量杂志社，出版各种期刊。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2年，共出版期刊238种。（注：张占奎：《中国出版史概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04年，在广州出现了我国第一家现代通讯社一一中兴通讯社，该社主要向广州、香港两地报纸发稿。1911年，另一家“展民通讯社”也在广州建立。

　　我国自办的第一家铁路运输企业是1886年成立的开平铁路公司。1897年，又在上海设立了铁路总公司。20世纪初，各省展开了收回路权、自办铁路的运动，从1903年到1907年，全国共兴办铁路公司18家。（注：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版。）

　　1877年我国独立兴建和经营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在台湾开通；1879年又修建了天津到大沽的电报线。电讯组织也应运而生。1880年，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1884年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电报总局。到1908年，电讯组织已遍布除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省份。

　　保险业组织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875年，轮船招商局为抵制外国保险业的歧视，特设立保险招商局。继而又由徐润出面成立仁和、济和保险公司。以后两公司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

　　社会组织的变迁，促进晚清城市获得较大的发展，因而出现了一些现代城市公用事业和市政管理组织，如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煤气厂、电车公司等。清末新政期间，还仿照日本、欧美的警察制度创办了“巡警”这种社会治安组织。1902年，在保定开办了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时又将保定3千新军改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

　　晚清出现的现代社团组织包括各种学会、协会和联合会。学会有政治性学会和学术性学会两种。政治性学会如戊戌变法时的强学会、南学会等。算学会（1895年成立）、农学会（1896年）、中国药学会（1907年）、中国地理学会（1909年）等则为学术性学会。协会为从事各种社会运动、改革社会习俗的团体，如不缠足协会、戒鸦片烟会。联合会是某一行业或部门的同行为维护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如商会、学联。1904年建立了全国商会，到1911年，各地商会达678处。（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晚清还开始出现现代政党组织。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政党。20世纪初预备立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准政党性质的团体，如帝国宪政会、政闻社、宪政讲习所、预备立宪公会等。

　　19世纪末以后还出现了大量现代农业组织——农牧垦殖公司。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到1912年，全国共建立农牧垦殖公司约171家。（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种农业组织采用股份制公司形式，经营农、林、牧、渔及工副业。

　　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的增加，反映家族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削弱，而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加强。社会组织逐步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晚清已开始由家族社会向组织社会转变。

　　第三，社会组织独立性增强。古代中国是家族的汪洋，社会组织数量少，作用小，且大多以家族为基础，以官僚组织为皈依，不具独立地位。随着组织形式和结构的变迁，晚清社会组织开始突破家族的藩篱，逐步摆脱官府的严格控制，改变与官府的附庸关系。有的还通过立法获得了独立地位。如晚清出现的机器工厂这一现代工业组织，就改变了古代工业组织从属于家庭和农业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部门。在20世纪初新政期间，又通过清政府颁布的《公司商律》等法律法令，改变了从属于官府和非法的地位，取得了独立法人资格。社会组织数量和类型的增加，组织作用的增强，社会日益组织化，也加强了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晚清出现了新闻传媒组织、社团政党组织等现代社会组织，有的通过立法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如商会，有的在事实上取得独立地位。它们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和各种社会运动，要求参政议政，宣传变革。尤其是在19世纪末的变法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的新政期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晚清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机器生产和商品经济使工业组织规模扩大，从而引起金融、商业、邮电、交通、出版、教育、政治等组织规模的扩大。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也是促使晚清社会组织独立性增强的原因之一。

　　　　四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是晚清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晚清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是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现代社会转化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它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19世纪开始向欧美和其它地区扩展。我国早在明清时期就已产生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由于小农经济的顽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阻挠，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自然发展到工业化阶段。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也走上了工业化道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官办军用工业就是晚清工业化之发韧。随着70年代官办民用工业、民办工业的相继建立，晚清工业化正式拉开帷幕。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形成了工业化第一次高潮。

　　工业化的首要标志是机器生产，机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促进了劳动的进一步分工，扩大了生产规模。它要求企业按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原则组织、经营和管理。手工作坊和工场无论组织形式、结构、规模和经营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均不符合机器生产的要求，因而工业化首先引起了工业组织的变革，出现了机器工厂这一新的工业组织。晚清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正体现了从传统手工作坊、工场到现代机器工厂的嬗变过程。早期军用工业虽已采用机器工厂形式，但其内部生产关系、经营管理等方面封建色彩仍很浓厚。20世纪初出现的机器工厂才开始带有较多的现代工业组织特征。

　　工业化的发展，工业组织的变迁要求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其它社会组织的变迁。机器生产需要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工业技术、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才，旧教育组织根本无法承担此任。因而，19世纪60年代以后，先是出现了一批新式学校，到清末，整个教育组织体系都进行了全面革新。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政府部门转换职能，制定和实行有利于工业化的法律法令、政策措施和管理方法，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工业化也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出现了工商实业家、现代知识分子等新阶层。他们要求维护本阶层利益，关心公众事务，要求参政议政，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愿望。传统政治体制与此水火不容。所有这些都促使清末政府官僚组织发生重大变迁，从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转变，同时也出现了现代社团政党组织。机器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大规模和现代化的第三产业组织；工业化也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社会交往的范围、内容、频率和方式的增扩和变更，促进了社会的一体化和信息量的增加，从而导致晚清交通、通讯、邮政、金融、商贸以及出版组织的变革和新闻传媒组织的产生。工业化为军事组织的变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也要求建立强大的现代国防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清末军事组织变迁的原因之一。

　　清末民主化运动和反帝民族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19世纪末，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思想的日益广泛传播；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社会变革的成功，促使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新工厂、新学校、新社团、新报刊大量涌现。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这场运动尽管很快就被顽固派残酷镇压，但变法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识，统治者已不能继续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因此，戊戌变法被镇压不过三年，清政府就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对经济、教育、军事、政治等社会制度和组织开始实行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刻的变革。

　　然而，晚清工业化毕竟刚刚启步，还处于初创阶段。工业化水平、规模和范围、程度都还有限。这就使晚清社会组织的变迁缺乏十分强大的内驱力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也极大地限制了晚清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工业组织变迁为例，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华建工厂、办矿山、设银行、垄断市场、控制关税等许多特权，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本国机器工业往往由于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的匮乏，无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争而萎缩、破产或严重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如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垄断、排斥和压抑下，中国的煤矿和纱厂无论官营、民营大都破产、停业或转让。又如轮船招商局在经营了10年之后，生产技术上仍一步也离不开洋员。它所拥有的各船“船主、大副、二副、大车、二车皆洋人。”（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七。）有的企业甚至在政治、法律上也依赖外国的庇护。晚清海关、邮政等组织也在相当长时期内由外国人所控制。凡此种种，反映了晚清一些社会组织带有浓厚的准殖民地色彩。本国封建顽固势力也一贯反对和阻挠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迁。早在明清时期，他们就试图扼杀资本主义萌芽于摇篮之中。19世纪60年代机器工厂出现后，随着组织变迁从工业部门向其它领域扩展，他们又打出中体西用的幌子，阻止社会组织全面、深入地变革。他们还残酷镇压了要求全面变革社会组织的戊戌维新运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所以能横行中华，阻碍晚清工业化和社会组织的变迁，满清政府的卖国投降和顽固保守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保守顽固势力实际上是阻碍晚清工业化和社会组织变迁的主要障碍。

　　上述诸多因素的制约，造成晚清社会组织变迁的许多局限和不足。首先，新式组织还较幼弱，不成熟，还残存大量旧式组织的特征，带有过渡性质。如不少机器工厂购买的是旧机器，技术水平低、资本少、规模小，在经营管理上，家族关系、传统行会和封建官僚作风还有不少影响；由于缺乏师资和其它条件的限制，许多新式学校只是更名而已，仍讲授旧课程，与旧式学校区别不太大；银行资本中，纯工商投资者较少，官僚、地主、军阀却占很大比重，他们视银行为衙门，致使银行业务十分混乱，真正经营工业放款的并不多；军事组织也没有改变其封建统治工具的性质；至于政府官僚组织，旧的框架尚未完全打破，新的构架远未定型。其次，社会组织的变迁不平衡。从部门内部看，一方面新组织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旧组织仍大量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旧组织在总体上仍占优势。如工业组织，尽管出现许多机器工厂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更多的仍是旧式手工作坊；又如金融组织，新式银行业已产生，旧式钱庄仍有市场；再如社团组织，在学会、协会、联合会和现代政党等新式社团方兴未艾之时，会党、教门等旧式社团亦呈蓬勃之势。就部门之间而言，政府官僚组织的变迁较之其它社会组织的变迁显得相对迟缓。在地区分布上，社会组织变迁主要发生在沿海一带和大中城市，内地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组织变迁则十分迟缓。

　　晚清社会组织尽管还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却已粗铸现代社会组织的胚胎，促进了晚清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它适应了晚清工业化的需要，为工业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它促进了晚清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新式组织一般产生于城市。大量新式组织集结于城市，使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功能日益复杂，市容、市貌也大为改观，出现了一批现代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社会组织变迁使晚清社会阶层发生分化，产生了现代工商实业家、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军人等新的阶层。他们是构架新社会的主要成员，是推动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然而，新阶层产生伊始，力量还很幼弱，很容易被保守势力扼杀。新式组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使他们不断发展壮大，晚清工业化和社会变革也因此得以延续不辍；晚清社会组织变迁也促进了晚清社会的多元化和组织化，新式组织的大量出现，组织作用的增强，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家族发达、官僚组织独大的局面，人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各种组织之中，与组织联系日益密切。晚清社会组织变迁还导致晚清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发生巨大变化。

　　晚清社会组织变迁对后世社会组织演变也发生了深远影响，为尔后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基本模式、变迁原则、经验和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就是在晚清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衍化的；当代许多社会组织也无不以晚清社会组织为蓝本或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