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其章

　　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第一战，对整个甲午战争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丰岛之战一直是甲午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拟就清军增援牙山“师期暗泄”、北洋舰队为何改变护航计划、应该如何估价丰岛海战及其影响等问题，略陈蠡见。

一、清军增援牙山是怎样“师期暗泄”的？

　　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偷袭北洋舰队，并击沉了装载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此事震惊中外，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论者尝谓：“师期暗泄机要，遂致高升被击，船没师潜。”（注：《中倭战守始末记》第3卷，第24页。）“师期暗泄机要”，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迄今仍是一个悬案。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称：“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注：《中日战争》（一），第17—18页。）一些有关甲午战争著作皆袭用是说，电影《甲午风云》中也特别突出了这个情节，可见其影响之深了。但是，此说既无佐证，问题也绝非这样简单。

　　从1894年春，日本蓄谋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日本间谍机关便加强了在中国的活动。而天津的日本领事馆是日本在华的一个重要情报中心。因为这里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驻节之地，既靠近京城，又扼陆海之要冲，所以日本间谍机关对此地极为重视。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和海军大尉泷川具和，都是老牌的日本间谍，却不住北京公使馆，而长期驻天津。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日本间谍机关还在天津紫竹林开设一家松昌洋行，以从事贸易为名刺探军事情报。

　　为了达到偷袭清军的卑劣目的，日本军方决定首先通过间谍搞到中国的运兵计划。在此以前，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已经通过护卫营弁目汪开甲结识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年生，早在1883年便来到中国，投靠汉口以“乐善堂药店”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机关。此人能操汉语和英语（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123页。），由汉口调到天津后，即以松昌洋行职员的身分从事间谍活动。他为了探听军情，“知道刘□是军械局书办，有意合他交好。”（注：《石川伍一供词》，《朝鲜档》（2264），附件一。）刘□，又名刘树□，天津人，1846年生，在天津军械局充书办20多年。刘□贪图贿赂，先后收石川的“谢礼洋银八十元”（注：《刘□供词》，《朝鲜档》（2264），附件二。），因荐自己的亲戚王大在石川处服役，以便从中传递情报。据刘□供称，他曾向石川提供过三次情报：第一次是在1894年2月间，给石川“开过海军炮械清单”；第二次是在同年6月上旬，石川托刘□查清北洋海军驻防情况，他“照册写出，封在信内交王大顺便带回”；第三次，在丰岛海战爆发前，又向石川提供中国“派兵情形”，“写信叫王大来家带去”。中日两国宣战以后，化装潜伏天津的石川伍一被查获。此案曾轰动一时，朝野为之震动。故当时人们断定，日本海军丰岛偷袭，与刘□所提供的情报有直接关系。（注：池仲□《甲午战事记》：“天津军械所有老书手者，为日军间谍，以情输日。高升被击，实彼通信于日，故日军得其准时。”（《海军实纪·述战篇》）后之论者，多采是说，笔者亦曾信之。（见拙作《北洋舰队》，第76页）现据新资料知其不确。）

　　刘□向石川提供情报是实，但其情报是否与丰岛偷袭直接有关则未必。试看刘□所提供的三次情报，其中前两次皆与丰岛偷袭毫无关系；至于第三次，究竟对日方有多大价值，尚属疑问。刘□受审时供认：“石川伍一托小的打听派兵情形，却是打听不出确实消息。只就传闻之词，写信叫王大来家带去。”（注：《刘□供词》，《朝鲜档》（2264），附件二。）清政府派兵之事，本不属军械局所管，刘□“打听不出确实消息”，自在意中。然而，既接受了人家的贿赂，又不得不办，所以只好用“传闻之词”应付一下。而石川接到刘□来信，一看便知道“却非确实消息”。（注：《石川伍一供词》，《朝鲜档》（2264），附件一。）可见，刘□虽然丧失民族立场，充当外国奸细，然所输情报却与丰岛偷袭并无直接关系。

　　事实上，日本要搞清中国运兵情况，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丰岛偷袭之前，日本情报人员麕集天津，四处侦探，无孔不入，活动相当猖狂。“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自五月初至今，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67），第15卷，第35页。按：“倭领事”谓荒川己次，“武　随员二人”谓神尾光臣和泷川具和。此时并上敏夫已去烟台，专门监视北洋舰队之行踪。）对此，中国当局长期熟视无睹，泰然处之。尤有甚者，连海口码头重地竟然“令在华倭人自如侦探。”（注：《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31页。）7月22日傍晚，中国所租运兵船飞鲸号从塘沽起航时，“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逡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注：《郑观应、陈猷致盛宣怀函》，引自《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45页。）在此情况下，中国运兵计划有何密可保？当时奉派“照料”爱仁号运兵船的德商信义洋行经理满德，曾于事后上书李鸿章，内称：“倭人在中〔国〕竟能洞悉中国军事，此非满德臆造妄言。即如满德奉宪委乘爱仁轮船运兵赴牙山事，当满德未抵唐〔塘〕沽时，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唐〔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语俱能精通，看他与他人言论间……随时用铅笔注载。此小行洋人俾尔福所见。及满德坐火车时，又有一倭人同载，满德并未敢与之交谈，则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也。”（注：《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103页。）

　　中国运兵船停泊码头期间，一直处于日本间谍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任其“自如侦探”，欲“师期”之不“暗泄”，岂可得乎？

　　刺探中国派兵情况，这只是日本间谍的任务之一；日本间谍机关还把注意力集中于驻泊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以便掌握中国护航的计划。为此，特密电正在汉口活动的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到日本驻烟台领事馆向井上敏夫武官报到。宗方小太郎是日本熊本县人，生于1864年。1884年来中国后，曾花三年时间游历中国北部九省，调查政治、经济、军事、矿产及风俗人情。1887年，在汉口参加“乐善堂药店”日本间谍机关。后任日本在华间谍机关北京支部负责人。1890年日本间谍机关在上海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专门从国内招收青年进行间谍训练，宗方任该所的学生监督。日本间谍机关特地把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间谍派到烟台，是因为对日本来说，要保证偷袭的成功，不掌握中国的护航计划是不行的。宗方从井上敏夫那里接受的任务是，侦探北洋舰队的动向，并用暗语报告上海转电东京。7月10日，宗方化装为农民，抵威海，夜登西城环翠楼“眺望湾内形势及灯台点火”。11日，登威海城东门“视察港内。在刘公岛前，湾南北有四十里，碇泊军舰十三艘”。13日，宗方回烟台后，又派侦察员去威海，以继续监视北洋舰队的动静。16日，北洋舰队的济远、威远二舰从上海抵烟台，宗方亲登济远舰“观察装载之兵器”，并探知二舰将去朝鲜。19日，所派侦察员返烟台，报告北洋舰队“已作战备，将于今日或明日相率赴朝鲜”。（注：以上引文均见《宗方小太郎日记》。）宗方抵烟甫半月，便获得了北洋舰队出海护航的情报，随即电上海转报日本大本营。20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亲乘山城丸由横须贺出发，于22日午后5时抵达日本联合舰队停泊的佐世保港，“立即向司令部训示”（注：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77—84页。），并“传达了参谋总长殿下的令旨”。（注：《东乡平八郎击沉高升号日记》，《中日战争》（六），第32页。）在桦山亲自部署下，日本联合舰队第二天便从佐世保出港，向朝鲜西海岸进发，开始了袭击中国军舰和运兵船的行动。后来，宗方小太郎的密友绪方二三曾指出，日本海军丰岛偷袭之获胜，颇得力于宗方“情报之及时”。（注：《我等之回忆录》（六），《九州日日新闻》1934年9月6日。）应非虚语。

　　由上述可知，日本驻天津和烟台两个领事馆，对组织侦探中国运兵计划的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同年9月，清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查获两名日本间谍，一名福原林平，一名楠内友次郎。当时日本间谍发回本国的情报皆由上海转电，故他们了解情况较多。在审讯中，当主审人问及“我国运兵船高升轮船前在牙山失事，谅必亦是你们打电通知日本的”，楠内友次郎供称：“驻天津之副领事以及烟台领事，均在探听军情，谅必是他们用电通知日本的。”（注：《楠内友次郎供词》、《朝鲜档》（2383），附件二。）楠内所供确是实情。

二、北洋舰队为何改变护航计划？

　　北洋舰队的护航计划，曾经一改再改，最后，是派济远等三舰出海，以致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偷袭，损失甚大。事后，李鸿章诿过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使丁遭到朝廷“革职戴罪自效”的处分。今之论者亦有以此事归咎丁汝昌的。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原来，李鸿章最初打算将叶志超5营由牙山从海路移驻平壤，曾于7月15日电令丁汝昌派5舰护卫。丁汝昌接电后，认为这个计划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此提出“务熟权轻重，致全力收要著，始有有济”（注：《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520页。）的意见。实则建议发海军大队前往。当时，叶志超认为海上转移难保安全，且南路紧要，不宜远移，要求“由陆扼要移扎”。（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24页。）李鸿章同意叶的建议，决定由仁字军抽调精锐2000余人，以加强叶军。7月19日，李鸿章制订了第一个护航计划，其要点是：若租成高升号等三艘外国商船运兵，只要前泊牙山口外的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游护；若英国公使不允用英旗商轮载兵，则改用招商局船，以海军主力定远等八舰护送。丁汝昌接到命令后，当天复电天津，表示按计划的第二点从严准备，同时提出：“八船升火，须六点钟方可行驶，何日护商轮赴某处，请探明，先电知，免临时耽搁。”（注：《盛　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5页。）可见，了汝昌对第一个护航计划是从积极方面来执行的。

　　英国公使虽在7月20日同意租船运兵，但因出现了新的情况，执行原计划的第一点显然已不适宜了。同一天，李鸿章获悉由日本长崎辗转寄来的“昨闻泊佐世保倭兵船十一艘出口”的情报。（注：这份情报内容不十分准确：其一，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口的时间是7月23日，而不是7月20日：其二，日本联合舰队同日分两批出发，第一批3舰，第二批12舰，共15舰，而不是11舰。但日本舰队将由佐世保港出口一事却是确凿的。故这份情报仍具有很高价值。7月19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接到北洋舰队护航的情报，桦山资纪决定在第二天离横须贺赴佐世保传达大本营的命令。日本舰队由佐世保出口的消息应即由此而来。）他考虑，济远等三舰力量太弱，不足以应付意外。于是，又决定将原计划改为第一、第二两点合并，命丁汝昌统海军大队前往牙山。这第二个护航计划的基本点，与丁汝昌原先的建议是一致的。

　　但是，在具体问题上，丁汝昌同李鸿章的意见却是相左的。7月22日午时，李鸿章致电丁汝昌谓：

　　“近日倭情屡变，其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大鸟（圭介）迫韩逐叶（志超）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注：《李鸿章未刊稿》。）丁汝昌接电后，一面命令驻泊威海港内各舰升火待发（“汤汽”），一面电告李鸿章巳准备就绪，候令起碇。电文称：

　　“廿午电，顷敬悉。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广）甲、（广）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乎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以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威防无船可留，请帅饬扬威速回，与平远、四炮船、二雷艇聊辅炮台御守。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汤汽，备便候电即开。”（注：《李鸿章未刊稿》。）

　　显然，丁汝昌对李鸿章的电令有两点不同意见：第一，李指示“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而丁认为如此我方将处于被动地位，因“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故主张“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第二，李又指示海军大队“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而丁认为牙山一带海面岛屿星罗棋布，又深缩海湾之内，水域狭窄，既不便巡弋，又在夜间易遭偷袭，被敌暗算，故提出“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以提醒这位上司的注意。

　　不料丁汝昌的电报大拂李鸿章之意，竟于23日上午10时复电，语带讽刺地训斥曰：

　　“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注：《甲午战争电报录》上卷，《东行三录》，　第143—144页。）当时，此电流布甚广，颇为人们所传诵。而丁汝昌也以此为世诟病。例如，曾朴《孽海花》第二十四回，即曾借书中人物闻韵高的话，对丁其人讥刺道：

　　“这必是威毅伯檄调海军赴朝鲜海面，为牙山接应，丁雨汀不敢出头，反饰词慎防日军暗袭，电商北洋，所以威毅伯有这复电，也算得善戏谑兮的了。传之千古，倒是一则绝好笑史！”（注：“闻韵高”、“威毅伯”、“丁雨汀”，暗指文廷式、李鸿章、丁汝昌。“闻韵高”与“文芸阁”谐音，文廷式字芸阁，“威毅伯”即“肃毅伯”，李鸿章曾以功封肃毅伯；“雨汀”与“禹廷”谐音，丁汝昌字禹廷。）

　　曾朴此处所写倒是反映了一般舆论的态度。不过，此事的产生纯属一场误会。李鸿章看到丁汝昌电报里有“牙山在汉江内口”的话，不假思索便火冒三丈，误认为丁错把牙山当成汉江内的一个地方了。故斥之日：“汝地图未看明！”其实，丁汝昌曾经多次率舰到过汉江口，怎能不知牙山不在汉江内？按当时的习惯，江华岛与永宗岛之间称汉江口。（注：日本所绘制的《丰岛海战图》，见《日清战争实记》，第2编，第2页。）因此，丁汝昌所说的“汉江口”，系泛指江华湾而言，而“汉江内口”即是深缩在江华湾内的牙山湾。丁汝昌虽被无辜地训斥一顿，但究竟此乃区区小事，勿需再向顶头上司多作解释了。不能因为丁汝昌不置一词之辩，就认为李鸿章的批评是确有根据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李鸿章前番命令海军大队开赴牙山，刚刚过了不到一个昼夜，忽而又下令制止海军大队出海，这是怎么回事？

　　是情况有变吗？否。

　　那末，是李鸿章嫌丁汝昌胆怯才制止海军大队出海吗？亦非是。李鸿章误解了丁电的内容，以为丁临阵胆怯，倒是有的。但他之所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却不是因丁之胆怯。试看丰岛海战的第二天，李鸿章一接到济远管带方伯谦的报告，便立即命令丁汝昌：“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25页。）为什么又改令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出海了呢？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日本已经挑起了战争。可见，他之制止海军大队出海，是有另外的原因的。本来，李鸿章就相信“公理”胜于自己的力量，视“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1页。）为信条，奉之惟谨，故始终认为战争不会真打起来。及至接到日本联合舰队由佐世保出海的消息，这才慌忙起来，赶紧电令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开赴牙山。此电甫发，他又认为在外交上业已赢得了列强的支持，日本必不敢挑起衅端，所以又改变了原先的护航计划。

　　确实，改变护航计划问题的背后，有着折冲尊俎的紧张活动。在7月22日李鸿章电令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发生了两起事，对他改变护航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是俄国参赞巴福禄的来访。是日下午，俄国公使喀西尼派巴福禄往谒李鸿章。巴、李二人有这样一番谈话：

　　巴：“接韦贝电，屡商大鸟调处，未允。（注：韦贝，俄国驻朝鲜公使，大鸟即大鸟圭介，日本驻朝鲜公使。）倭兵在汉城筑炮台，守城门，作据城状。商民逃尽，使馆不安。已电请国家派兵驱逐。喀（西尼）亦拟电本国酌办。”

　　李：“俄水师提督现驻摩阔崴，操船几支？”

　　巴：“有大兵船十支，调往仁川甚便。”

　　李：“贵国如派船，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　

　　巴：“甚好。俟本国回电，即知会。”对于巴福禄所谈，李鸿章信以为真，电告总理衙门：“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好在喀（西尼）驻津，尚有情理可说。”（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06），第15卷，第10页）

　　一是驻英公使龚昭瑗的来电。是日晚间，龚昭瑗致电李鸿章，谓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告以英国“劝倭退汉城兵，倭未复”，又谓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如必执己见，以后有开战事，倭国一肩担当。”李鸿章接电后，认为英国要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因电总理衙门称：“其谓将来各国议开衅之罪，必问倭。”（注：《甲午战争电报录》上卷，《东行三录》，第143页。）

　　相信沙俄会出兵干涉和英国也要问罪日本，这才是李鸿章改变护航计划的根本原因。如果李鸿章不改变护航计划，仍令海军大队前赴牙山，那末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中将居于优势，其结局必将全然不同。丰岛失事后，由于李鸿章之诿过，丁汝昌成了替罪羊，虽百口亦难剖白。后之论者不察，也以此指责丁汝昌，是极不公平的。

三、应该如何估价丰岛海战及其影响？

　　在丰岛海战中，日本是胜利的一方，中国是失败的一方。但全面地看，中日双方是各有得失的。

　　按日本联合舰队的既定作战计划，是以北洋舰队主力为袭击对象。但是，日本舰队于7月24日下午抵达朝鲜半岛西南端的里山岛附近时，由于情况不明，不敢继续前进，于是派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前去丰岛附近侦察，并下达命令曰：“如果中国舰队力量强大，则加以攻击。”（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89页。）可见，日本方面是企图偷袭中国海军大队的。因为前此大本营所得到的情报，是说中国海军大队出海，而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日本联合舰队不可能获悉停泊牙山湾的中国兵舰只有济远、广乙两艘。所以，当日舰第一游击队袭击济远、广乙时，其本队和第二游击队尚远在群山湾以南海面，无法赶到作战水域。若非如此，而是日本联合舰队以全队驶向牙山湾，则济远是绝不可能只舰逃还的。

　　在海战的过程中，先是日舰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率吉野等三舰合击济远和广乙。及广乙受伤败逃后，又拟合三舰之力聚攻济远。这本是正确的战术。果用此战术，则济远势难脱围而出，非降即沉耳。而坪井却见不及此，先是令秋津洲追击广乙，后改令追击操江；又令浪速监视高升。仅以吉野一舰追击济远，结果中炮受伤而逃，致使济远得以安然返航。

　　由此可见，无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亨，还是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在指挥上都是有失误的。济远之所以能够摆脱敌舰，主要是由于日方指挥失误的缘故。

　　丰岛之战，对济远、广乙二舰来说，是一场以弱抵强的战斗。两舰的广大将士，面对优势的敌人，奋勇拚战，击伤敌舰吉野和浪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是很不容易的。对此，有的西方论者评价说：“济远和广乙同日本三艘军舰的战斗，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有胆量的事情。因为日本三艘军舰中的任何一艘，都要远远超过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加在一起的战斗能力。在这次战斗中，真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注：伏拉第米耳《中日战争》，第97页。）如果不是李鸿章制止海军大队前往牙山，“该时济远正与倭三船鏖战，更得大队船掩其后，倭船必全没，不特后至之操江、高升两船可保无恙，而倭船经此大挫，海疆必不至如今日之荡摇矣。”（注：《冤海述闻》，《中日战争》（六），第85页。）所有这些，皆非夸张之词。

　　尽管如此，对中国来说，这终究是一次失败。这次海战也暴露了北洋舰队存在的一些明显问题：其一，缺乏协同作战的训练。当时，中国两舰虽组成一个小队，但在海战中却是各自为战的，无论进攻还是退却皆无战术上的配合。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身为队长，除在牙山起航时向僚舰广乙发过号令（注：《济远舰航海日志》。）外，在整个战斗中再未发过一次号令。其二，少数军官战斗意志薄弱，临战胆怯，甚至在危急时投降敌人。如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在鱼雷舱中见吉野逼近，本应一雷中的，因胆怯心慌而“装气不足，放不出口”。（注：《冤海述闻》，《中日战争》（六），第86页。）操江后至，当被日舰秋津洲追及时，虽以火力微弱之舰难以抵御，但若巧用智谋，出敌不意，也不是不可一战，而管带王永发却一炮不发、乖乖地投降。其三，军火供应问题甚大。如济远所发的炮弹穿透日舰吉野的右舷而坠于机器间，因弹内无药（注：《郑观应致盛宣怀函》：“闻倭炮船八重山中济远之弹不炸，入船澳剖视，知系无药。”按：“八重山”为“吉野”之误。（《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128页）又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上卷，第91—92页。）而未炸，致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丰岛海战后，北洋舰队并未能认真吸取教训，以提高舰队的战斗力，这些弱点和弊端，似乎已成了它的痼疾，直到最后全军覆没也未曾克服。

　　丰岛之战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海战，双方参加战斗的军舰一共才五艘。特别是中国参加战斗的两艘军舰，其中广乙不过是一千吨的小型巡洋舰，所以一般认为此战之胜负无关大局。这种认识显然欠妥。就这次海战所造成的影响来说，确有不容忽视之处。

　　首先，丰岛海战对于7月29日发生的成欢之战有重大影响。高升号上载有通永练军左营、义胜前营三哨、亲兵前营一哨及北塘水雷兵等共约1100人，还有大炮14门和大量枪械弹药，如果能够安抵牙山的话，那末驻牙山清军的总兵力可达5000人。当时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混成旅团进攻成欢的兵力，为步兵十五个中队、骑兵一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和炮兵一个大队，再加上卫生队，也不过4000余人，并不比清军占有优势。而且高升所载两营清军战斗力较强，若能参加成欢之战，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高升被击沉，清军将领认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处境既危殆，胜利又无望，因而产生了“相机进止”的悲观想法。（注：聂士成《东征日记》，《中日战争》（六），第9页。）这样，成欢之战的败局，也就势难换回了。

　　其次，经过丰岛之败，李鸿章不是从积极方面接受失败的教训，而是令海军从此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要求北洋舰队“相机进退，保全坚船”。（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1页。）本来，对于北洋舰队来说，丰岛海战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大的，广乙本非得力战舰，操江仅是一艘六百多吨的炮舰，两船之失对北洋艘队的战斗力并无影响。济远受微伤，稍加修理即可出海。而北洋舰队的两艘“坚船”即定远和镇远，以吨位大，重炮多，装甲厚，一直使日方存有畏惧之心。如果中国海军能够有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末敌我驰逐海上，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逆料。但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却制订了以“保全坚船”为主的海军行动方针，致使北洋舰队自缚手脚，将战争的主动权双手让与日方。

　　复次，丰岛海战后，由于中国海军把制海权让与敌方，日本海军完全控制了朝鲜西海岸的水域。在此以前，中国舰船开往仁川、牙山，不用两天时间即可抵达，航行非常便捷。仁川、牙山等海口，为兵家所必争；至仁川、牙山之航路，为战时所必护。而日海军既控制了朝鲜西海岸的水域，中国由海道运兵援朝之路遂被切断。此后，中国派往平壤的陆军，只能从营口或大东沟登岸，经陆路辗转入朝。而日本由海路往朝鲜增兵，则更加畅行无阻。于是，日本得以陆海两路互相策应，从容部署对平壤的钳形包围。可见，丰岛之败对清军在平壤的失利也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日本在丰岛偷袭得手，更助长了它的侵略野心和气焰。丰岛海战前，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海军能否取胜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当时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舰艇总数及总吨位均超过日本，而且象定远、镇远这样的重型铁甲舰又为日本所不具备，所以一些日本人士感到胜败之数难以预料，而为之疑虑不已。通过丰岛海战，日本当局借机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大肆渲染海战的胜利，以打消国内对海军能否取胜的疑虑情绪。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说：“这次海战的胜利，更使我国人民生产自豪之感，发出了欢呼之声。”（注：陆奥宗光《蹇蹇录》，第70页。）从此，日本当局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了。

　　总之，丰岛之败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严重地影响着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有的研究者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次战争必然失败的命运，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