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波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入主台政期间，革旧创新，励精图治，对台湾农业贡献很大。他丈田清赋，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抚治土番，开发台湾山区资源；倡导经济作物，发展商业化农业；开办洋务，引进西方近代科技。由此拉开了台湾农业近代化的帷幕，并为日后台湾农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末著名淮军将领。光绪十年（1884），法军侵犯台湾，他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率领军民，奋力杀敌，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立下了不朽功勋。次年，被任命为台湾首任巡抚。光绪十七年，因病辞职离台。铭传深受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新思维的影响，能顺应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在经理台湾的近七年时间里，一直以“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树之范”，“以一岛基国之富强”（注：《清史稿》卷223《刘铭传传》）为指导思想，锐意改革，推行新政，使台湾局面焕然一新。这位在台湾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关于他对近代台湾农业的巨大贡献却很少有人论及，以致一些国外学者把本世纪前期台湾农业的飞跃，完全归功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注：Ramon H.Myers：Agrarian Policy an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1895—1945。《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卷2期）。因此，有必要就此略作论述，以昭明一代豪杰之丰功伟绩，辨正台湾近代农业发展之本源。

　　　　一、丈田清赋，调整农业生产关系

　　来自闽粤地区的内地移民，构成清代台湾人口的主干。因移民成份、移垦时间和领垦田地的方式不同，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与大陆有很大的差别。在开垦过程中，财力丰厚之家大举包揽田地，坐享渔利，使土地高度集中。嘉道年间，“全台田地，大半归于富户、商贾生理”。（注：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同时，在租佃关系上，盛行一业二主的大小租制，其内容如下图所示：937067、10mm、80mm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佃户，实际上不仅要向小租户即田面业主缴纳小租，还要承担垦产即田底业主的大租和官府的正赋，遭受多重剥削。清代台湾是典型的移民社会，统治结构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垦殖展开的速度，定期丈田清赋制度废弛，田赋征收标准不一，极为混乱。就民间而言，有无赋之田，有无田之赋，有田多而赋少者，有田少而赋多者，负担悬殊；就官府而言，因田地隐匿无穷，册籍虚浮，就亩征赋实为一纸空文，财政收入极少。据载，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十一年，台湾垦熟田园增加数倍，但赋额并无增加，以致厅县钱粮积欠累累。（注：《刘壮肃公奏议》（以下简称《奏议》）卷7《量田赋申明赏罚折》）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田赋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为了实现“以台之财，供台之用……处常处变，均可自全”（注：《奏议》卷1《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的目的，铭传改革即从丈田清赋、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入手。针对上述种种弊端，刘铭传于光绪十一年上任伊始，便组织了一批干练的官绅，设立清赋总局和各厅县分局，拟定了在赋则标准上力求整齐划一、在税务负担上力求公平合理的基本准则。他首先编查保甲，就户问粮，接着逐一清丈田园，化甲（甲为台湾特有田地面积单位，一甲约十一亩）为亩，计亩升科。分田为四则三等，仿江南一条鞭法，“册去浮征等各名，凡地丁粮耗等款项，并入正供，并化谷价折征”。既而陆续发放丈单，“便乡愚易知易从，胥吏无所朘削”（注：《奏议》卷7《台亩清丈将竣拟仿同安下沙定赋折》）。对于充满封建特色的大租制，铭传本欲彻底废除，但受到地主豪绅的强烈反对。为了保证全局，他最终采取了“减四留六”的折中办法，承认土地为小租户所有，垦户保留六成大租，减去四成归小租户。十数年后，日本侵占台湾，下令完全废除大租制，实是承袭铭传故策。丈田清赋工作于光绪十四年基本告成，它对台湾农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政府由此掌握了大部分土地，有赋之田由原来的七万余甲骤增为四十三万多甲，田赋年收入由原来的十八多万两增为六十七万余两，（注：《奏议》卷7《全台清丈给单完竣覆定额征折》）翻了近两番，给其它方面的改革提供了一大笔经费。但佃户的负担不仅趋向公平而且较前有减无增。“沿山沿海及垦荒未熟田园暂予剔存，未归额数，从缓升科”（注：《奏议》卷7《台亩清丈将竣拟仿同安下沙定赋折》）。又鼓励人民继续拓垦荒山野地。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原先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分配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变，佃户和小租户的利益受到保护，人身依附减轻，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代表地主阶层的垦户，因超经济剥削的封建特权被削弱，逐渐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为台湾社会经济的飞跃创造了契机。

　　　　二、抚治“番”族，开发台湾山区资源

　　“番”是台湾土著民族高山族人民的旧称，他们原本居住在西部的平原和浅山地带，以狩猎和粗放的旱作为主，文明程度很低。清代前期，大陆移民蜂涌入台垦殖，台湾西部首当其冲，逼使番族部分人口逐渐向中、东部山区迁徒，形成“山以西民番杂居，山以东有番无民”（注：邓传安：《蠡测汇钞·台湾番社纪略》）的格局，山区被视为化外之地。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请开番禁，抚理番族，但因措施不当，激化了番民矛盾，“沿山垦民被杀，岁常千数百人”（注：《奏议》卷2《覆陈抚番清赋情形折》）。开山进展甚慢，效果不显。台湾是多山地区，山区约占全台面积的三分之二，且战略位置显要，不乏膏腴之地。铭传莅临台岛后，深深认识到“番地多薮盗，不清其内，猝当外患，将有腹背受敌之忧……非辟番地，广耕桑，则财无所自出。”（注：《奏议》卷首《抚番略》）因此，抚治番族，开发山区资源，成了他推行新政、厚植自给自足力量的又一台重头戏。

　　光绪十二年，刘铭传奏设并兼任台湾抚垦大臣，在大嵙嵌设抚垦总局，聘在籍太仆寺正卿林维源为帮办，分全台番地为三路，置抚垦局及其分局，分司其事。铭传抚番，以示威怀德、剿抚并举为方针。鉴于前人抚番理而不扶，“十余年才得卑南、恒春一厅一县”（注：《奏议》卷4《全台生番归化匪首就擒请奖官绅折》）的失败教训，他深感抚番必资开垦，“生番为虐，不难招抚，要在招抚之后，声气不相隔绝，地方官抚驭得宜，教之耕耘，使饶衣食，方可无虞反复”（注：《奏议》卷4《剿抚滋事生番现经归化折》）。因此，在招抚的同时，著力垦辟番地，发展山区农业。

　　1.扶持番族农业。刘铭传对民番一视同仁，通过各抚垦局把清丈过的部分熟地授与番族，并鼓励他们垦荒耕种。为改变番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刘氏在每一番社置“教耕”一名，传授“高山种茶，平地植谷”的先进技术；置“教读”一名，（注：《奏议》卷4《剿抚滋事生番现经归化折》）教番人读书，以启其智，从根本上促进番族从渔猎和刀耕火种向精耕细作过渡。光绪十三年，查恒春后山一带，有“不息之徒，以后山牛价略为便宜，结帮进山专贩牛只出口………番人每见牛只日盛，不思经久之谋，只顾眼前之计，贪利卖去，处处皆然”。（注：冯用等编：《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106－10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铭传下令禁贩番社耕牛，以保护番族农业生产力免遭破坏。此外，还设置了番市司事，“以理贸易，振兴茶脑”。（注：连横：《台湾通史》卷15《抚垦志》）对台北沿山番地茶业的兴盛贡献颇大。

　　2.招民开发番地。当是时，台湾广大的山地，仅有番民十几万人，单靠番族，势必难尽地利。因此，刘铭传一面扶持番族农业，一面积极招徕汉民入山垦荒。他责成林维源等地方士绅广募福建、广东贫民，并利用商局轮船往来厦门、香港、汕头之便，由官“薄给船费”，以解决移民“无资渡台”的困难。（注：《奏议》卷5《拟修铁路创办商务折》）来台之后，供给农具籽种，随军垦殖。又给与林朝栋合垦契，许其在中部沿山一带，招台湾贫民力垦。所以在抚番过程中，每抚一地，便能立即开辟一地。到光绪十二年四月，“招抚四百社，前山旧垦田地二万亩，畏番弃置，灌莽塞途，现已重新垦熟”。（注：《奏议》卷4《剿抚生番归化请奖官绅折》）至光绪十三年四月。水尾、花莲、云林、东势角等处垦地数十万亩。（注：《奏议》卷4《各略生番归化请奖员绅折》）到光绪十四年底，全台生番一律归化，辟地数百里，“田己无旷土”。（注：《奏议》卷9《奏请林维源帮办全台抚垦事务片》）

　　刘铭传抚番三年，实现了历史上全台湾的第一次统一。扶持番族农业，招民垦辟山区，使台湾的农耕区域大为拓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鼓励民番杂处，讲求番族教育，收到了潜移默化、加速番民内地化之功。日踞台时期，台湾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就是日本台湾总督府在刘氏抚番成就的基础上，仿效刘氏番政措施所取得的。

　　　　三、倡导经济作物，发展商业化农业

　　清代前期，台湾的农业生产一直以稻作为主干。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台湾米谷的商品率还是很高的，据台湾学者王世庆估算，乾隆年间台米年输出量在五十万石左右。（注：王世庆：《清代台湾的米产与外销》《台湾文献》9卷1期）人稠地狭的福建地区，向来依赖台米接济，是台米的主要输往地。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港口被迫开放，来自暹罗、安南等地的“洋米”，大量流入大陆，抢占了台米的市场，导致台湾农村出现丰收但滞销的不景气状况，农民“望丰年乎？贱更甚矣。抑侍歉年乎？贱如故也”（注：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请筹议积储书》）。使台湾稻作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但是，通商口岸的开放，无疑给地处东西洋中心的台湾提供了良好的向外发展机会，它要求台湾农业从封建结构中完全解脱出来，迈入世界农业的开放体系。刘铭传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变化，他认为：“中国生齿日繁，土田日寡，谋生乏术，缓急堪虞，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注：《奏议》卷2《覆陈津通铁路利害疏》）。明确提出了以商促农的方针。因此，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一方面调整作物结构，加强经济作物种植；另一方面，派遣官员在新加坡设置招商局，在台北市建设先进的兴市公司，又亲自制定保商防损章程，以改善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努力开创新型的商业化农业。

　　1.振兴茶业。台湾北部的丘陵和台地分布区，气温适中，湿度又大，年中无干季，加以土壤条件适宜，坡地排水良好，适于茶树栽培。台湾的植茶事业，自康熙末期即开始发展。但在铭传抚台之前，台茶经营正陷入困境之中。因番民不和，划地而居，台湾茶园的分布并不广大，生产量远没有赶上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但由于奸商贪图暴利，不顾信誉，以次充好，致使台茶声价渐失，相对过剩。针对这种情况，铭传对症下药，双管齐下，一方面在丈田清赋、抚番开山时，对茶园的课赋有意从轻，鼓励民番从事茶业生产，故时有林维源多处投资开辟茶园、林朝栋“植茶于乾溪万斗六山”（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台湾茶区大为拓展；另一方面大力整顿生产组织，饬令各茶馆在茶叶集散地大稻埕筹设茶郊“永和兴”，对内以矫正掺杂混劣、短斤少两等陋习，对外以抵抗买办组织“妈振”（Merchant）馆的盘剥。光绪十二年，在台北城筑“千秋”、“建昌”两条商业街，“内外茶商多僦之”（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又扶助闽商吴福老、王安定等人在台发展包种茶，以开拓外销市场。由此，台茶经营渐入正轨。光绪十五、六两年，每年收入茶厘银六、七万两。（注：《奏议》卷8《创收茶厘片》）同时台茶出口量逐年增加，光绪十一年为769，000磅，十五年为1，367，000磅，至十九年为1，966，000磅（注：《台湾省通志稿》卷4《经济志》），跃居出口商品的首位。

　　2.改良蔗糖业。糖业是清后期台湾的一根巨大经济支柱，制糖原料甘蔗是仅次于稻谷的重要作物。因此，铭传对台湾蔗糖业颇为重视。当时台湾蔗糖业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起伏不定，究其原因，一是甘蔗收成不稳，丰歉交替；二是洋商和一些华商为牟取暴利，操纵舞弊，扰乱市场，致使糖价忽高忽低，影响了台糖的输出。铭传力求革除此种弊端，他派人选择优良品种，更新台湾蔗苗，以提高甘蔗产量。同时召集糖郊诸行，共同制订公约，禁戒伪诈，行齐一报价制，避免恶性竞争，以与洋商争利。这些措施收效不小，据连横的推算数字，台糖的生产量，光绪十六年比光绪十二年增加了61.7％，同期台糖出口增加了42.5％。（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3.开创蚕桑业。台湾天气和燠，土壤黑坟，适于蚕桑，但民间长期不识蚕桑之务，“纺绩皆仰外省，岁需巨万”（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6《工艺志》）。铭传到任后，因地制宜，大力倡导农家养蚕务桑。光绪十五年，委派云林知县李联奎等人，赴蚕桑业发达的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搜罗蚕桑良种，取栽、饲之法，印书一册，颂于民间。（注：《台湾省通志稿》卷4《经济志》）又劝导台北富豪林维源植桑于大稻埕、大龙峒和观音山麓一带，（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6《工艺志》）以开导风气，为民示范。光绪十六年，设蚕桑局，标明台湾蚕桑业已具一定规模。台湾丝织业也因之崛起。据载，当时不仅家庭妇女忙于养蚕抽丝，就连庵堂中的尼姑亦多识织机，在竹堑福林堂就有“尼姑黄素莲与其徒共事纺织”（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6《工艺志》）。台湾所出丝罗，质地精良，行销海内外。云林县生产的织品，有“云锦”的美称，光绪帝大婚时，衣褥之类用品多用它制成，“内庭大悦，以为江浙官局织造者犹有逊色”（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6《工艺志》）。

　　此外，刘铭传还在台湾奖励烟草、棉花的生产，惟其收效不能与茶、蔗糖、蚕桑相比。

　　经济作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们的栽培皆以输出为目标。刘氏调整作物结构、加强经济作物的比重以及在加工、流通领域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台湾农业的商业化程度，促成了台湾农业的转型，因而不仅对当时的农业经济大有益处，而且具有巨大的后效应。

　　　　四、开办洋务，引进西方近代科技

　　关于刘铭传在台开办的洋务运动，论者颇多，无需在此详述。但需指出的是，刘氏的“洋务”，并非囿于“坚船利炮”一隅，而是在明显的军事色彩之后，蕴含着发展经济的深意。进一步而言，洋务运动并非专门针对农业而推行，但在客观上却成为农业发展的先行投资，为日后农业生产形成一种潜在的促进作用。在他抚台期间，开凿了贯通中部山区的东西大道，修建了台北至基隆的铁路，开辟了至上海、香港、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地新型航运，（注：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改变了台湾原来落后的交通状况，为台湾物产进军国内外市场铺平了道路；他架设连接南北的陆路电线，完成台闽间海底电缆的铺设，改旧驿站为新式邮站，使台湾经营糖、茶的商人能及时获得海内外经济信息，准确把握市场导向。当时台南的海关报告书说，新式邮政启用后，当地的糖商用电报可以知道外国市场上糖的价格，故于出售时尽量减少外商的获利机会，就可窥见一斑。

　　洋务运动还为农业附带引入了西方近代科技。《台湾通史·农业志》载：“初，铭传筹兴物产，尤欲大启水利，以资灌溉。当是时，大嵙嵌新设抚垦，以其土沃，欲辟水田。光绪十三年，命德国工程师墨尔溪往查水源，议凿巨圳，以润海山、桃润等堡”。这一工程虽因刘铭传离台未能实施，但为后来日本人修建桃园大圳勾勒出了蓝图，“台湾现有之系统水利灌溉工程之普遍设施，实以此为滥觞”（注：《台湾省通志稿》卷4《经济志》）。在蔗糖、茶叶加工领域，国外先进的生产机器和技术开始取代畜力、手工具和旧的方法。光绪十三年九月，代理淡水关税务司湛斯在给总税务司的呈文中写道：“（淡水）本口有洋商现经陈请刘爵抚（铭传），在茶山内将艺茶善法设一茶厂，以为模范。内中如何垦种，如何制造，或用机器，或需人力，所有法式，靡不具备，使茶户时常共睹，互相慕效。刘爵抚亦称善善，惟尚未见准办。倘准设此规模茶厂，果能善计盈绌，节用合度，法良茶美，运销有利，则业茶者必仰羡而相效也。并于该处再立茶艺学堂一所，教授艺童，恒常习学，此两端是亦补救之首法”（注：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113—114页中华书局1984）。根据当时中国手工茶备受印度机制茶排挤的情况以及刘氏的茶业政策分析，对这样的生产良法，铭传终不会等闲视之吧！在蔗糖业领域，早在光绪十二年，旗昌洋行的西人计划在台湾制造蔗糖，“带有外国机器，并有吸水机器，俾该处高田无水之区，皆可吸水灌溉，以润蔗林”。并“准备在产蔗地区的中心建立一些榨糖厂，来代替本地人所使用的旧式蔗碾”。光绪十六年，淡水一带已在用西式机器精制白糖。次年，台南的糖厂开始使用外国制造的甘蔗压榨机。（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11种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85、101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光绪十六年，刘铭传还在台北创立了一所西学堂，聘外国学者执教，开设算术、物理、化学、测绘等课程，（注：连横：《台湾通史》卷11《教育志》）是为台湾开办近代教育、传授近代科学之始。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给民间商人，特别是经营茶、糖外销的商人带来强大的正面刺激，“这一种刺激，往往亦可转变为‘触媒’，再给台湾经济鼓起一种新的风气与生机”（注：戴国辉：《台湾史研究》第64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