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地

　　一九六一年（咸丰十一年）的秋天，当曾国藩的湘军在长江上游占领安庆，节节向东推进的时候，长江下游的上海地区中外反动派，正被李秀成部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自从上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守常州，逃回上海后，苏南地区就陆续被太平军占领，等到这年前半年，清廷在整个苏南，只剩下镇江、上海、宝山和松江四座孤城了。这时，江苏巡抚薛焕虽有川兵、广勇数万之众，但“尽皆乌合，见敌即溃”，哪里是太平军的对手！这些清军“每月糜饷廿余万”，但却“抢劫洋船，酿成巨案”，而这个巡抚“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福。”苏沪杭地区是东南各省最富庶的地带，地主、官僚和买办也特别多，这些人物禁不住革命风暴的袭击，纷纷向上海逃难，据说这样的难民达十余万人，上海便成了他们丛集的“孤岛”。所谓“自苏常失陷；各县镇市，流离转徙，萃于上海一隅。又为西洋各国交汇之所，人民如海，财货如山，中外商贾文武员弁，肩摩□击，昼夜喧阗，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查覆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摺，曾国藩全集，二册，四三八页）正是指这种情形。这些人物十分恐惧，不得不连忙商量对策，以卫保上海，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对抗太平天国的攻势。于是，以江苏巡抚薛焕，署理藩司吴煦，上海道应宝时，团练大臣庞钟璐等为首，与逃难的土豪劣绅们想出以下两个对策来。

　　对策之一，是编练所谓“常胜军”。

　　原来，早在一八六○年（咸丰十年）签订“北京条约”的宴会上，法国公使葛罗、俄使伊格那耶夫，就曾向清廷恭亲王奕□表示，愿意出“洋兵”助战，以迅速打败太平天国，维护列强在华权益。事后，咸丰皇帝谕令江南大吏们就此发表意见覆奏，前线将领们的态度却很不一致。曾国藩首先赞成，认为“借助夷兵，事属可行”。袁甲三坚决反对，认为“有害无利，必不可行”。薛焕则建议雇佣印度兵，以华尔（F·T·ward）和白齐文（H·A·Burgevine）为队长，以防卫上海。到一八六二年（咸丰十一年）冬天，□集在上海的逃难人群，再度通过薛焕，派人由海道赴京，奏请中外联合防卫上海，上谕以“但于剿贼有裨，朕心不为遥制”作答，表示同意，但却不愿由北京方面出面，而命令上海绅商自行经办。获得批准以后，上海绅商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一月十三日，于洋泾滨设立了“会防会所”（亦称会防局），由冯桂芬、潘曾玮等负责，与英法各国提督、领事协商，在上海开筑濠墙，建造炮台，添练炮勇，并决定中外共同出击，由公所支应佚船、粮草等物，后来到安庆去接运淮军，也是由这个机构经办的。同时，买办商人杨坊把逃亡到中国的美国人华尔介绍给吴煦，由吴煦和美国驻沪领事协商，赦免华尔在美国的罪恶，命他招募在上海的英美流氓，再加上一些中国雇佣军，合组成一支武装，进行训练，以保卫上海，这就是所谓“常胜军”（也叫洋枪队）的组成。这支军队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三月间正式组成，初约四千五百人，使用洋枪洋炮，由华尔统率，其总部驻在上海近郊的松江，它后来在进攻太平天国的军事上，起过相当的反动作用。

　　对策之二，是派出乞师代表团，赴长江上游曾国藩的总部，请求援兵。

　　原来，在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冬天，由于上海情况紧急，清廷曾经几次命令曾国藩移师东征，“规复苏杭”，但曾国藩无力应命，只得拒绝。这时，有个叫做顾文彬的江苏绅土，从汉口坐英国轮船来到上海，见到逃难在上海的官僚和地主们，首先提出向长江上游曾国藩乞师的建议，获得大家同意。吴煦表示愿意筹饷，应宝时表示愿意向英商租赁轮船，众推冯桂芬起草对曾国藩的专函，而以户部主事、太仓人钱鼎铭为代表团负责人，于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三月间起程。在这个代表团未曾到达安庆前，曾国藩已经决定派李鸿章“别领一军，由镇江进窥苏常”，只是道路阻梗，原定这支援军是由安徽合肥地区前往的，这个代表团到达以后，遂改变决定，由水路前往。在起程前，李鸿章已经奉命回到合肥家乡，把他当年的团练重新收拢起来，组成一支六千五百人的队伍，这就是淮军的诞生。四月六日，上海会防公所开始用十八万两银子雇募的英国七艘轮船，分三批把这支武装，由安庆运往上海。李鸿章和他的喽□们，就是这样潜藏在外国人的轮船里，偷越过太平天国的长江航线，到达上海，开始和太平天国作战的。

　　淮军的组成，完全按照湘军的榜样，即“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两省将卒，若出于一家然。”（曾国藩全集，一册，九二页）淮军的成员，地方大部分是合肥地方的团练，是李鸿章利用亲戚朋友故旧的关系招募而来，还有一部分是曾国藩拨给他的湘军，但为数甚少。初期淮军的组成部分，大体如下：

　　开军——程学启部。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部属，曾助叶芸来守安庆，后来叛变投降曾国荃。他带了两营人随李鸿章到上海，不久便扩充至万人以上，并有洋枪数千支，在青浦、嘉定、太仓等战役中，与戈登的“常胜军”联合对太平天国作战，是初期淮军的主力。苏州战役中，程力劝李鸿章杀死投降的太平军八个将领，造成“苏州杀降”事件，是李鸿章最凶恶的帮手。他以军功升至总兵职位，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在嘉兴战役中被太平军击毙，人死军散，开军之名亦从此灭。

　　铭军——刘铭传部。刘铭传与李鸿章是同乡，咸丰初年就在合肥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捻军战争时期，铭军成为淮军主力，犹如湘军中的“霆军”（鲍超部）。中法战争时期，刘铭传在台湾率部击败法国侵略者登陆军，以功升任台湾巡抚。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刘改任邦办海军，他和他的部众，始终是淮系骨干力量。

　　树军——张树声、张树珊部。二张亲兄弟，原来也是合肥地方团练小头子，后来应募随李鸿章到上海。张树珊在攻捻战争中被击毙，张树声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任两广总督，镇压过苗民起义。中法战争时，张树声受李鸿章指使，不战自前线溃退，曾受舆论指斥。树军亦始终是淮军有力组成部分。

　　盛军——周盛波、周盛传兄弟部队。原亦合肥地方团练，应募随李鸿章至上海，后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筹防全靠他的淮军，而盛军这时成为主干。

　　鼎军——潘鼎新部。潘是安徽庐江人，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投靠曾国藩门下，后随李鸿章至上海，其部众即成为淮军组成部分。后来参加攻打太平天国和捻军，以军功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以后，做过云南、广西等省巡抚。中法战争时潘正做广西巡抚，受李鸿章指使，在前线败逃，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镇南关失守，仓皇走龙州，声名极坏，被清廷革职。

　　庆军——吴长庆部。吴长庆，安徽庐江人，亦为地方团练小头子出身，后随李鸿章至上海，参加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即中日战争前夕，率部至朝鲜，将朝鲜大院君李□应捉送至天津，转往保定囚禁，这是吴长庆一件有名的事情。袁世凯出身淮系，起初就在吴长庆军中。后来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条约，吴率部归国驻防金州，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病故。

　　除此以外，随淮军到上海的还有松军（郭松林部），霆军（鲍超部）的一部分，由杨鼎勋率领，称勋军，也是湘军支援李鸿章的。另有编修刘秉璋和李鸿章的兄弟李鹤章、李昭庆等，也各有少数队伍随同前往。这就是李鸿章赖以发迹的初期淮军的全部班底。这支队伍共十一个营，内部全靠封建性的团结，军官都是李鸿章的同乡、亲属和朋友，多是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这种私人军队，谁招募的就用谁名字作部队番号，象刘铭传部，就叫“铭军”（或称铭字营），潘鼎新部就叫“鼎军”（或称鼎字营），当然也就只服从谁的领导。人死军溃，某部首领死亡，某支军队也就随之瓦解。湘军和淮军，是这近代私人军阀军队的起源，它和清廷原有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并不相同的。这给后来袁世凯提供了组织私人军队的榜样，北洋军的组织也是这种情形。这个军事集团到达上海以后，由于得到地主、买办、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迅速膨胀成一支有力量的大军，人数和装器都骤然增多，形成庞大的淮军集团，与曾国藩湘军、左宗棠楚军鼎足而三，成为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三大军阀集团，这是李鸿章和曾国藩之流始料所不及的，因为清廷中央和江南地主、买办阶级需要它，时代的逆流，使李鸿章成为红的发紫的反动魁首。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羽毛未丰，实力不足，在上海前线的军队是“常胜军”，淮军不过配合作战，帮助守城，虚张声势而已。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夏天，淮军配合常胜军，进攻太平天国在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二城，并逼近太仓和昆山。在洋枪洋炮轰击下，因为以李秀成为首的主力太平军尚未到达，以致嘉定、其浦相继失守，太平军撤退，争夺太仓的战役开始。太仓有常胜军三、四千人，淮军万余人，太仓周围的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等地，都是中外反动武装联合防守，局势相当严重。这时，李秀成的援军赶到，双方发生激战，太平军大胜，“自辰至已，力破鬼阵，当斩数百，追其下水死者千余，当破清营三十余座，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一八八页，三联书店版）又夺回嘉定、青浦二城。“收得青浦之后，顺攻泗径之营十余个，下到松江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三十余营概行攻破；松江城外营亦已攻开，独松江一城鬼子所守。”（同上）眼看太平军胜利在望，即将攻下松江进取上海之际，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形势紧张，曾国荃的湘军在占领安庆以后，继续东进，连破芜湖、巢县、和州等地，南京危急，天王洪秀全连忙一日内三道差官，捧诏书到松江前线，调李秀成大军回援南京。不得已，李秀成将松江前线将兵撤退，太平军主力转回苏州，西援南京。太平天国二次进攻上海的战役，就这样匆匆结束，李鸿章及其淮军，以及“常胜军”，就这样从弹丸之地绝处逢生，他们得以利用时间，在惊悸之余重新部置兵力，以迎击太平天国的再次进攻，李鸿章初到上海的“战功”便是如此，淮军就是这样在上海站住脚跟的。

　　“常胜军”领队华尔被太平军击毙于浙江慈□后，美国人白齐文接任领队，白齐文因索饷不遂，殴打清廷苏松太粮道杨坊，掠银四万两被免职，乃以英国人戈登（C·G·Gordon）代之。戈登就职后，“常胜军”继续扩大，增至四、五千人，并由李鸿军统一指挥。同时，李鸿章积极扩充、整顿淮军，他的军队迅速由六千人扩充到四万余人，凭借着上海税重钱多，粮饷充裕，将旧式武器逐步废弃，改用洋枪洋炮，使封建性的军队，披上了买办化的新装。李鸿章又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官，以洋操训练步队，教练使用新式武器的方法。

　　与军事上的积极整顿同时，李鸿章又提倡所谓“同光新政”，这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世纪末为止的洋务运动的发端。为了满足前线的迫切要求，他聘请英国人马格里（H·Macartney）主持，在上海开办洋炮局，这是他第一件“新政”。起初，洋炮局只有少量机器，仍以手工制造为主，规模很小，只生产少量子弹和火药。同年，他在上海设立语言文字学馆，造就翻译人材，以便于开展外交事宜。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一部分常办外交的官僚，拟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这个运动的创始人，便是湘淮两系的首领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几次到前线视察，看到了清军骚扰、战争破坏和地主官僚压榨下上海郊区的情形：“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又甚……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州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间于颓垣败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摺，李肃毅伯奏议，卷一，六四页）但他把这责任全部推到太平军方面便算完事，他关心的是东南地区地主阶级的“困苦”，因而上疏请减少苏松浮粮，以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并借此把征粮权抓在自己手里，以便扩充他的军队。

　　这期间，利用南京大战机会，李鸿章在前线采取“蚕食”推进办法，一点一点地把上海外围地区占领。淮军和常胜军联合，占领了南汇、川沙、奉贤等地，以巩固南路；招降纳叛，勾引太平天国常熟守将骆国忠叛变，取得常熟、福山等地，以巩固北路；和苏州的幕王谭绍光太平军作战后，取得太仓、□山等地，以巩固西路。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前半年，李鸿章已经大体上控制了上海郊区各州县，他不但已经站稳脚跟，而且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在军事上布置夺取苏州的战争了。这时，在长江上游的安徽，太平军覆灭了，英王陈玉成死难；捻军初期战争失败了，沃王张乐行死难；湘军紧逼南京，太平天国以李秀成为首的部队孤军苦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能照顾南京危城，无力东援苏常前线。革命的劣势，给李鸿章带来了有利的时机，加以上海和东南地区富庶，饷源也不充足，就是这些条件，使他得以在和春、张国梁、李孟群等纷纷败死之后，不但没有覆灭，却独树一帜而异军突起，成为东线清军主力。

　　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间，李鸿章率其淮军四万余，在戈登的“常胜军”配合下，进攻苏州。他以程学启部和戈登部为中路，由太仓、□山进攻苏州；以李鹤章刘铭传、郭松林部为北路；由常熟、无锡而攻常州；以潘鼎新、刘秉璋为南路，由浦东金山卫，到达浙江平湖、乍浦而攻嘉兴。另有湘军的黄翼升、李朝斌水师，往来各路接应陆上部队。同时，派奸细钻进苏州城里，　勾结叛徒、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准备进行叛变。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由于整个革命形势不利，太平军节节失败。先是吴江失守，扬王李明成败走。使苏、浙两省太平军联系被切断；接着，江阴失守，广主李铠顺牺牲，到这年十月间，苏州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李秀成部援军与清军大战于无锡而败，苏州遂成死困之局。在苏州被围困时，城内叛徒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任贵文、宁王周文嘉和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八人，准备投敌，叛徒们与程学启、戈登签订降约于苏州城内主将、忠贞不贰的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在举行军事会议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警惕，被叛徒刺杀，城内秩序大乱，清军乘机而入，太平天国在东线的重镇苏州失守，李鸿章及其淮军，立下了“战功”。从到达上海到占领苏州，在这二十个月的时间里，李鸿章淮军取得了所谓“平吴”的胜利。

　　苏州战役以后，淮军和常胜军在城里城外，　大肆烧杀抢掠，李鸿章为了独占战功，并彻底消灭革命的根株，把投降的军队加以改编，把八个投降的叛徒全部杀死，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苏州杀降”事件。戈登和李鸿章大闹纠纷，戈登以“苏州杀降”为借口，指责李鸿章“背信弃义”，准备火并。在这次战役中，戈登除了领着常胜军月饷和赏□杂支银两外，还得到两万军事医药费、七万犒赏费，和那拉氏给他的赏银一万两。李鸿章所得更多，除了早已到手的江苏抚巡官衔外，又获得太子少保职爵，并赏穿黄马褂，他大发横财，从以富豪闻名天下，这掠多数量之巨，也就可想而知了。战后，李鸿章到北京觐见一次，据说“北京故旧饯别，各有所赠，倾囊过十万贯。”（续碑传集，卷七，二三页）李鸿章原是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但在官场中却是例外，他大事挥霍，穷奢极欲，这是他向上爬的一种权术，经济变成政治，用巨量的金钱可以获得更大的爵位。

　　在这里，我们附带地说一下李鸿章的“豪富”。李鸿章发财，在初期是靠军事前线的掠夺，在后期是靠洋务新政中官办企业的利润。有一个资料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营业云。”（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六六页）另一个资料说：“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李）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姓私产又千余万。”（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二，二六二页）还有一个资料说：“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闳：西学东浙记，商务版，八三页）李鸿章有个干儿名叫盛宣怀，这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大买办，大豪富，辛亥革命时向清廷建议铁路国有，因而引起争路风潮的就是此人。“他的确是一个很能干的贪污官吏。他的父亲盛康，是李鸿章的把兄弟，鸿章中年无子又甚潦倒，盛宣怀在小的时候，就过继给鸿章作干儿子。因为关系密切，可以无所不谈。宣怀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一定贡献干爷，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刘厚生：张謇传记，一一六页，龙门联合书局本）这已经足够说明。李鸿章及其家族所积累的庞大财富，是中国农民、中国起义者的鲜血凝成的，他是以四十年的执政期间，靠在全国各地所举办的庞大官僚企业，吮吸了和榨干了中国人民的血汗而肥胖起来的。

　　苏州战役以后，战局急转直下，太平天国在浙江地区的州县纷纷沦陷，镇江清军占领丹阳，湘军鲍超部占领金坛，李鸿章淮军占领无锡和嘉定。接着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浙江左宗棠军占领杭州，使淮军与楚军联络之路全通，五月十一日东线的另一重镇常州失守，太平军护王陈坤书被俘牺牲，这又使淮军与南京外围的湘军联络之路全通。淮军、湘军、楚军三支主力的联合，说明南京外围的地区越缩越小，包围圈越来越紧，太平天国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从江苏战局说，这时除了南京以外全部江苏的革命地区，已经皆被反动清军攻下，从到达上海到占领常州，李鸿章淮军完成了“平吴”事业，这就是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作战中的全部“战功”。这时，清廷虽然屡次命令李鸿章迅速率军西上南京，配合湘军作战，以便最后打败太平天国。但是，曾家兄弟“大功”即将告成，耻借淮军之力，亦怕淮军分功，于是加以拒绝。李鸿章以和曾国藩的旧谊，既不愿给湘系加功，亦不愿去分功，便以种种借口，拖延进军。李鸿章既然是江苏巡抚，完成了“平吴”，已经心满意足，他无意于到南京去参加作战。后来，清廷屡催不已，为了敷衍上谕，他把军事方向转向东南，命刘铭传、周盛波由东坝取广德，潘鼎新、刘秉璋由松江攻湖州，郭松林、杨鼎勋由上海渡海南下，进援福建。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终于沦陷，三大军阀系统共庆他们的“胜利”，李鸿章又被清廷以江苏巡抚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后来在太平天国李世贤、汪海洋部东南转战过程中，李鸿章曾经派淮军航海南下，协助左宗棠部，消灭了太平天国在长江南岸这支仅有的部队。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尾声，李章章本人并没有南下，他留在上海，积极经营他的淮军、他的地盘，举办各种洋务企业，派人钻营奔走，以便捞取更多的政治、军事资本，实现他的更大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