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英

　　关内向东北地区移民，历史悠久。近代关内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是明清以来就出现的东北三省移民运动的高潮阶段，仅在清朝一代，由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移入的农民就达1000万人，其中山东一省就约占70%。（注：参见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1987年印，第58页。）民国以后，关内农民移民东北的浪潮持续高涨，特别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每年进入东北的移民达数十万以至百万之巨的高峰时期，从1923到1931年间，移居东北的关内移民达582万余人，其中265万余人在东北长期定居。（注：参见［日］天野元之助：《满洲经济的发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32年版，第63页。）又据南开大学对东北三省千余户农业移民的调查表明，有10%是在清朝末年以前去的，1912至1931年间去的占90%，其中1925年至1930年间去的则占50%以上。（注：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80页。）另外，近代关内农民移居东北的情况也可以从东北人口总数的变化上反映出来。1866年东北人口为432万人，1898年为761万人，（注：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3-445页。）1930年为2958万人。（注：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1931)，改造社1933年版，第106页。）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1898年之前的33年间，东北人口增长了329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9.97万人；1898年之后的33年间则增长了219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66.6万人。当然，这些增加的人口中也包含了人口自然增殖，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如果没有关内人口大量迁入，东北人口增长不可能如此迅猛。（注：关于当时条件下中国人口自然增殖的估算高低不一，高至30‰，低至10‰，甚至有谓在3‰与5‰之间者。见刘燃章：《中国人口之研究》，《中国历代人口问题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118-158页。）

　　由上可见，近代关内移民成为东北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其移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可以算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38页。）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90年间，由于受交通条件、政府的边疆政策和东北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关内往东北移民的过程、移民所走的路线、到达东北后的空间及职业流向和移民的属性、构成等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根据所及资料，拟对近代东北三省的关内移民就以上几个方面的状况略做考察分析，以考察其动态特征。

　　第一，从移民流动过程来看，关内移民迁往东北经历了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由自发移民到政府有计划、有组织、自觉移民的发展过程。

　　关内农民赴东北谋生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食。清政府除在顺治十年(1653)至康熙七年(1668)间鼓励移民招垦外，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禁令，严禁汉人出关，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住关内人口不断流向东北，穷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多方闯关。（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37页。）因此，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关内往东北移民是非法的。近代以后，东北开始直接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特别是俄、日两国对我国东北虎视眈眈。在近代东北边疆危机下，清政府被迫于1861年下令对东北荒地部分开禁放垦，这样，关内往东北移民在部分地区才由非法转为合法，且大多是农民自发性质的移民。但实际上，“冀鲁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增多，闻风景附，所至益多，蜂屯蚁居，势难遏”，（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第42页。）大批移民涌入禁垦区。在此情况之下，清政府对内为减轻关内人口过剩压力、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对外为实行防御、巩固边防，便于1904年宣布开放东北三省全境，准许民人领地纳租，“永占为业”，这就等于承认了移民的合法耕种权和土地所有权。同时还制定移民计划，对移民实行部分有组织的招募、移送和安置。一方面谘请关内某些省份以官府的名义进行招募，另一方面在关内一些中心城市如汉口、上海、青岛、烟台、天津等地和东北境内一些中转口岸如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等地设立边垦接待站，负责招待垦户前往领垦。移送则是通过官办铁路和招商局轮船公司，规定垦户车船票一律给予半价优惠。安置则是事先对拟放荒地段进行勘察、估算，按荒地面积分配人数，并预留村屯基址，进行村镇规划；有的还拨出若干数量的移民经费，垫借口粮、种子。此外，对招垦人员也有一定的奖励措施，（注：参见《农工杂志》1909年第2期。）还在报刊上刊登招垦广告，（注：参见《大公报》1910年3月29日。）招徕关内农民出关垦殖。由此开始了由政府进行有组织和有规划的移民，标志着关内往东北的移民由20世纪以前的自发时期进入了自觉、快速发展的时期。

　　到民国初年，招垦政策更加放宽，除了继续执行上述清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外，还设置了垦务局、难民收容所与救济所等移民机构，制定了关于减税、免租、分配土地、解决移民安家落户等具体内容的移民章程，（注：参见《东北年鉴》(1931)第4册，东北文化社1984年影印本，第1282-1289页。）其核心内容是鼓励、支持、推动移民事业的进行。在政府积极鼓励移民与民国以后关内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和东北运输业发展、农业开发、工商业勃兴的条件下，关内与东北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强烈的反差，从而驱使关内的农民、灾民和难民大规模的迁居东北，致使清末以来的移民浪潮有增无减，持续高涨，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终于形成了一个每年进入东北的移民达数十万以至百万的高峰时期。

　　第二，从移民赴东北的路线来看，水路多于陆路。

　　近代关内移民赴东北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水路，二是陆路。

　　水路，又称东路。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最近处相距只有90海里，顺风扬帆一个晚上就可到达，再加上船票低廉，因此在铁路开通之前，移民绝大部分走水路。他们大都是步行到烟台、威海、青岛、石臼港（位于今山东日照市）、天津等港口，然后坐轮船抵达东北。有的则在沿海渡口，如黄县（今山东龙口市）的龙口，蓬莱的兰家口、刘家旺、蓬莱口等，坐帆船抵达东北。有的从济南小清河坐小船航行至羊角沟（今山东寿光市北部小清河入渤海处），然后坐轮船抵达东北。到东北的移民多在营口登陆，也有的在安东（今称丹东）、海参崴登陆。

　　陆路，又称西路。走陆路的移民多是山东偏西部、河南、河北、山西一带的人，因为他们距东部沿海较为遥远，于是多沿官道步行北上。在1894年天津—山海关段铁路开通之前，多沿渤海湾沿岸徒步而行，从柳条边威远堡门、法库门、辽东边墙的各边口及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等进入东北三省。到1894年之后，随着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1903年正式通车）、京沈线（1894年修至山海关，1903年修至新民屯，1907年修至皇姑屯，1912年修至沈阳）、胶济铁路（1904年通车）和津浦铁路（1911年通车）的通车，特别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高峰时期，东北境内各铁路支线如沈丹线、吉长线、四洮线、长图线、洮昂线、打通线、沈海线等相继通车和各路段联运的实现，经陆路到达东北各目的地迅速而又便捷，于是走陆路的移民日益增多，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如1918年，山东、河北一带往东北打工的人约35万人，其中从烟台出发者12万人，从龙口出发者10万人，从青岛出发者9万人，从羊角沟出发者2万人，乘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再转京沈路者2万人，（注：参见高劳：《山东之苦力》，《东方杂志》1918年第15卷第7号。）其经陆路抵达东北者只占了6%。到1926年，从山东、河北一带去东北的劳动力计50万人，其中由京沈线来者13万人，经朝阳、凌源一带徒步北行者2万人，乘船在大连上陆者20万人，营口上陆者10万人，安东上陆者4万人，从河北乘民船去者1万人，（注：参见《盛京时报》1927年3月6日。）其走陆路者已上升至30%。又据统计，仅在1927、1928年的上半年，经京沈线到达东北的移民就约占移民总数的25%。（注：参见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2号。）

　　总之，随着近代化交通工具铁路的出现，关内移民通过陆路赴东北者日益增多，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总的说来仍较水路少。

　　第三，从移民的空间流向来看，其在东北的地理分布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交通沿线的城镇向其背后的经济腹地逐步推进的趋势。

　　在东北铁路勃兴之前，移民到达东北后，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和清政府只开发东北腹地而虚边清野的边防政策的影响，再加上这一时期东北南部的工商业较北方繁荣，对劳动力需求多，使移民大多分布在东北南部，其中又以辽河沿岸的营口、沈阳、辽阳、新民、铁岭、开原等工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的城镇为主，以撑船、搬运、城建等出卖劳动力为生。也有的就近转移，到其背后经济腹地以农业劳动为生。其他少部分移民乘船或步行继续北上，到吉林省的长春、吉林、舒兰、五常、拉林等地落脚，也有的转赴东部长白山一带。也有的移民分两路进入黑龙江地区。一路自吉林、扶余沿嫩江两岸进入黑龙江西部地区，多分布于今肇源县、安达市附近；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则经双城到呼兰，并以此为据点，沿旧官道北上，进入巴彦、绥化、海伦、青冈、拜泉一带，也有的进入宁古塔地区。

　　铁路在东北的广泛修建和通车，不仅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还因其自身的高速度和大运载量，为众多的想进入人烟稀少、可耕地广袤的东北北部的移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线，同时也为货物流通提供了顺畅的渠道。铁路的修筑促进了东北以农产品出口为支柱的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亟需农业的开发，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和吸引了赴东北北部移民的增加。因此，20世纪初的移民在空间流向上主要是集中在铁路沿线，前期是由于修筑铁路的需要，在筑路工程结束后，大部分移民便转入铁路沿线及其背后腹地的村庄里定居，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成为东北农业移民的一部分。到民国年间，东北南部农村人口已近于饱和，而赴东北的移民浪潮却持续高涨，故移民纷纷乘车北上进入人口密度较低、未开垦地较多、地价较低的吉、黑两省。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赴北部的移民更是与日俱增，可通过下表反映出来。

　　　　1927-1929年东北南部主要车站关内流入人口分布情况表（单位：人）（注：引自吉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吉林省志》第5卷，人口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注：“其他”栏目中的数字包括无票乘车和去处不明的人口。

　　此表统计的虽然不全都是移民，还有占相当比重的旅客，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移民比较集中在辽宁省、吉林省的沈阳、抚顺、长春等城市，特别是长春为移民进入北部的必经之地，搭乘火车赴长春者，1927-1929年分别占旅客总数的50.4%、49%和45.9%，各年人数均占首位。另外，这一统计也有不全面的一面，因为除搭乘火车迁移外，坐马车甚至步行的也不在少数，如据何廉估计，1927、1928年赴东北北部的移民分别约为57万和56万人，各占全年移民总数的57%和60%。（注：参见何廉：《东三省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第1卷。）再据满铁人事课调查，1927年上半年关内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其中27万人即总人数的42.9%分布在东北南部，这其中的12.5万人又分布在大连至长春铁路沿线附近，5.5万人分布在沈海路沿线，其他9万人则往四洮、吉敦沿线；分布于东北北部的移民有36万人，占总数的57.1%，主要分布在中东铁路沿线和松花江、黑龙江沿岸一带。（注：参见陈彬和：《东北移民问题》，研究社1931年版，第47页。）

　　总之，关内移民在东北的空间分布由于受交通条件、政府政策、东北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制约，呈现出由南向北、由交通沿线工商业较繁荣的城镇区向其背后腹地逐步推进的趋势。特别是居住在到民国时期，吉、黑两省成为移民的主要流向，尤其是黑龙江省吸收移民最多，1931年黑龙江省的人口达6,631,491人，几乎是1912年的2倍。（注：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0-511页。）

　　第四，从移民的职业流向来看，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再次为经营工商业者。

　　近代关内移民多是在家乡生存环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被迫变卖家产而赴东北谋生的农民、灾民和难民，因此，从整体上看大部分移民是去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居住在离辽河、铁路等运输线较远地区的移民从事农业的比例更高。据时人记载，“（内地）移入吉、黑、奉（辽宁省）一带之居民……多数皆从事农业”，“满铁、中东铁路及其他公共团体之调查，谓百名难民中，八十五人志在农业，为工者百分之十”。（注：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12号。）移民虽以进入农垦行列为目标，但有劳动力雇佣化的趋势，即农忙时节为农工，冬季则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这是由当时东北的军阀、官僚、商人、各种土地投机者等权贵阶层对土地的高度垄断决定的，再加上移民“大多是一贫如洗的贫农和灾民，不但绝无购买或承领荒地的能力，也无抢垦底可能，甚至初到时连独立租地耕种的能力都没有，他们既不能得到当地政府经济上的帮助，又不能获得地主相当的宽待，因此初到时大多只能当雇农”。（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997页。）

　　关内移民在东北除了大多从事农业劳动外，其他绝大部分则被城市及城郊的工矿业、第三产业吸收雇佣，从事开矿、建筑、市内短途运输业及打包、搬运、装卸、修理、饭店、客货栈、承揽介绍等为商品流通、贸易往来、城镇人口日常生活服务的商业性劳动。如20世纪初，仅辽河水运一项至少吸纳了具有长期驾船经验的山东和天津白河沿岸的船工及其家属在内约20万人，“在船水手以此谋生者约10万余人”。（注：《奉天省公署档案》，沈阳辽宁省档案馆藏，第4068号。）同时，铁路建设作为近代东北一超大型工程，吸引了众多移民从事铁路修筑工作。在修筑中东铁路期间，就有烟台、龙口等地17万名工人从事此项劳动。（注：参见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1925年，在营口、大连、安东、抚顺、鞍山、辽河沿岸及中东路沿线从事港口装卸、土木建筑、采矿等商业性劳动的苦力数目总计约70万—80万人，仅大连日需这样的劳动力就约3万人。（注：参见徐恒耀：《满蒙的劳动状况与移民》，《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21号。）另外，关内移民也为近代东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1925年，东北三省平均每日能使用5名工人以上的工场有675家，职工总计为10,805,857人。到1928年，这样的工场已增达785家，职工总计达12,964,355人，其中关内工人占60%以上。（注：参见惠民：《由天灾人祸说到移民》，《中东经济月刊》1930年第6卷第3号。）

　　关内移民在东北也有经营工商业的。为适应移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关内商人在东北经商已是很早的事。早在清朝初年，相当数量的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商人，已经成为东北社会的特殊阶层。他们深入到东北各地，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杂货店，把东北的粮食及其加工品、土特产与关内的纤维制品、日常生活用品（以烧酒为主，棉花、靴帽、药品次之）、农业机具等进行交换，由此开始了东北与内地的区域性贸易。到了近代，东北三省的商品贸易由与关内间的区域性贸易发展为国际性贸易，特别是民国年间出现的大批的移民，不仅为东北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商人获取更大利润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关内商人在东北的实力随之不断加强。他们纷纷在辽河沿岸、铁路沿线的各大城镇设立总行，用以统辖各地支店。如《奉天通志》列了沈阳一张4040户商号的表，其中开设于同治以前的仅102户，开设于光绪、宣统年间的594户，其余3344户都是民国初年时设立的。“其资本主直鲁晋豫人占十之六七，本省只占少数”。（注：（民国）《奉天通志》卷115，商业，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1983年影印本。）这时，关内商人皆以聚积粮食、转销杂货为大宗，其商铺类别有粮栈、货栈、杂货铺、当铺、钱庄、药铺、饭铺、皮货铺等十多类行业。他们不仅成为东北地区内部以及关内外之间商品交换的中介人，而且还经营实业，如油坊、烧锅（酿酒）、制粉等，特别是他们经营的粮栈在东北商品流通与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著名的产粮区双城府，粮食是当地贸易的支柱性商品。1909年双城共有7家粮行，其中4家粮行计有资本1000万吊，属于一山西籍商人；另外3家粮行，计有资本500万吊，属于一河北籍商人。这7家粮行除垄断了双城的粮食买卖外，还兼营油坊、烧锅、当铺、杂货铺等，几乎控制了双城的工商业。1908年哈尔滨最有影响的中资大商号有9家，全是关内商人开设的，其中尤以山东商人的根基稳固，占6家，（注：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8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334页。）基本上控制了当地的粮食贸易、钱庄、当铺和洋货、杂货的批发零售业务。

　　由此可见，关内移民在东北所从事的职业是多种多样的，据1931年的统计，农业劳动者占47%，自由职业劳动者（家事使用人、公务自由业等）占12%，交通运输劳动者占11%，工业劳动者占9%，土木建筑者和矿业劳动者各占7%，渔业劳动者占4%，经营工商业者占3%。（注：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1931)，东京改造社1933年版，第437页。）这是对长春以南东北各地移民所从事职业的统计。东北北部从事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要更高一些，如根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1927年上半年由关内移入的总人数为63万人，其中进入北部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为28.8万人，占北部移入总人数的80%；在进入南部的27万人中，从事农业的为16.2万人，占南部移入总人数的60%；而在整个东北，从事农业劳动的为45万人，占移民总数的71%。（注：参见［日］中岛宗一：《民国十六年的满洲农民》，满铁庶务部调查课1927年版，第142-145页。）由于缺乏详尽的资料，很难对各时期移民的职业分布情况做明确分析，但总的来看是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其次为从事商业性劳动。

　　第五，从移民的属性来看，以1912年为界，此前以季节性移民占绝大多数，此后永久性移民、半永久性移民日益增多。

　　季节性移民是指暂时移入某地，以从事季节性劳动为目的，并无永久或长期居住打算或稍有积蓄便返回家乡的候鸟式的移民。1912年之前，这类移民在关内移民中占据主要地位。他们每年往返的时间与东北的农业生产季节相吻合，一般在解冰前的二、三月份进入东北，直至五月；其返回家乡的时间大多在秋收以后，一般从十月份开始，十一、十二月返乡的人最多。季节性移民产生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由于清政府严禁携带家眷出关。到1878年严禁汉族妇女出关的禁令才被解除，再加关内盛行缠脚，女性行走不便，而且封建意识浓厚，因此，即使在解禁后的长时期里，进入东北的移民也是以单身男性青年居多，出于对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重视和家庭生活的渴望，大多回家过节团聚。二是与东北的气候有关。东北特别是北部黑龙江地区地处严寒地带，属于一熟作物区域，冬季停工时间较长而无事可做，故移民多返回家乡，既可避寒，又可冬作，较为经济。

　　永久或半永久性移民是指离开家乡在外地长期落户定居并繁衍生息融合为当地人的移民，或者是打算在外地长期定居的移民。随着东北地区的全部开禁、政府的积极鼓励和关内生存环境的日益艰难，许多移民改变了过去那种单身赴东北的做法，开始携家眷同行，作长期定居的打算。于是，永久或半永久性移民开始增多，这可从东北重要交通口岸一些年份出入境人数的变化上反映出来。如营口作为移民出入东北的重要口岸，在1907-1909年，入港超过出港的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6%、42%和41%。（注：参见［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满洲事情》第2册，东京日本外务省1918年版，第36页。）特别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移民高峰期，这类移民更是日益增多，定居率持续高升。如下表所示，我们可将1923-1931年间自关内进入东北三省的总人数减去每年离开东北的人数，其所得的余额，虽不能确定为移民在东北永久定居的实数，但从中可看出永久或半永久性移民不断增加的趋势。

　　　　1923-1931年历年关内人口入、出东北人数表（单位：万人）（注：引自［日］天野元之助：《满洲经济的发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32年版，第33页。）

年份

入境额

指数

出境额

指数

居留额

指数

定居率%

1923

341,638

100

240,565

100

101,073

100

29.8

1924

384,730

113

200,046

83

184,684

183

48.0

1925

472,978

138

237,746

99

235,232

233

49.7

1926

566,725

165

323,694

135

243,031

244

42.9

1927

1,021,942

299

341,599

142

680,343

673

66.6

1928

938,472

275

394,247

164

544,225

538

58.0

1929

877,706

257

484,000

201

394,706

390

45.0

1930

748,213

219

488,504

203

259,709

257

34.7

1931

467,403

137

461,339

192

6,063

6

1.3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923年到1930年的8年间，共有535万余人移往东北，而在东北定居的则有264万余人，占移民流入人数的49%。从1924年开始，移民的定居率显著增大，1927年的移民额及定居率达到历史上的顶点。有的统计还更高，1926年为58%，1927年为73.1%，1928年为65.4%，（注：参见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第14号，第16页。 ）这之后各年的定居率虽有所下降，但都明显高于1923年。如果以1923年的余额为100，那么1924-1930年移民的定居数分别增加了83%、133%、144%、573%、438%、290%、157%。1931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移民入境的人数与1925年的大体相当，但离境的人数却骤然增加，致使定居的人数明显下降，仅为1923年的6%，定居率仅为1.3%。

　　第六，从移民的性别及年龄来看，移民性别比较单一，年龄构成较低。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清政府严禁携带家眷出关，到1878年严禁汉族妇女出关的禁令才被解除，再加关内风行缠脚，女性行走不便，而且封建意识浓厚，因此即使在解禁后的长时期里，进入东北的移民多是20-40岁之间的单身男性劳动适龄者，妇女所占比例甚少。清末民初，随着东北与关内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和政府移民政策的放宽，许多移民改变了过去那种候鸟式往返的方式，开始携带家眷同行，作定居或长期居住的打算，妇女在移民中所占比例开始上升。如1925年至1926年在大连登陆的内地移民分别为197,392人和273,072人，其中妇女儿童分别为22,659人和33,448人，各占登陆移民总数的11.5%、11.2%，如果排除未成年儿童，女性所占比例将更少。到1927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共599,452人，其中女性118,421人，占登陆人数的19.8%，（注：参见何廉：《东三省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第1卷。）女性所占比例达到最高点。以后，由于移民总数呈下降趋势，因此妇女所占比例也开始下降。1928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中，女性人数降到87,593人，占登陆总数的17.3%。1929年，女性登陆的数量继续降低，为79,170人，占登陆总数的15.4%，至1930、1931年则急剧下降，妇女所占比例仅为10.9%和10.4%。（注：参见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1931)，东京改造社1933年版，第108页。）可见，移民中男性的比例偏高，占绝对优势，但从整体上来看，妇女所占的比例在20年代以后呈上升趋势。

　　另外，移民年龄构成较低。据1928年调查的大连13,928名山东码头工人中，年龄最大者63岁，最小者18岁，平均年龄是32岁，其中20-40岁者占84.9%。（注：参见［日］藤山一雄：《碧山庄》，大连福昌华工株式会社1929年版，第4-5页。）路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从东北返乡的144名山东移民做了调查，年龄最大者为38岁，最小者才12岁，多数人是在18、19和20这三个年龄。（注：参见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1987年版，第85页。）

　　综上所述，近代关内移民是东北人口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为东北农业开发、工商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影响，关内移民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特点。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一历史的动态过程，或许能为我们正确研究和引导当前出现的大规模“民工潮”提供某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