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02

 芳平

1994年度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约250篇,与上一年相近。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近代市场体系、区域经济、农村经济、行业史、企业及企业集团的研究正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近代化、工业化 朱荫贵(论国家政权在中日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侯建新(中英劳动生产率及其在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世界历史5)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近代化的国际比较研究。前者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典型企业──中国轮船招商局和日本邮船会社在培养本国海技人才方面的具体研究,探讨两国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政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国近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成败,这也正是中日两国近代化出现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后者考察了封建晚期的中英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认为在封建晚期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于英国,因而对两国近代化的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还对所谓“近代化等同商品化”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其与近代化的关系仍然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话题。吴承明先生探讨了洋务运动与国内市场的关系(文史哲6)郑宗育(洋务派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学术月刊7)指出,洋务派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带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但与同时期日本改革派中下级武士比较,中国洋务派由于对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不同,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不同,对不平等条约的对策不同,因而错失了中国近代化的机遇,不能把中国近代化继续推向成功。刘伟(论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体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认为洋务官商体制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主体,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化的近代工业发展道路,但它又难以引导中国工业化向健全方向发展。喻大华(甲午战败与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挫折/学术月刊9)认为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开始分裂与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战后清政府财政山穷水尽,不能再继续大量投资于洋务企业,使洋务运动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加上战败后维新运动的早产,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近代化遭受巨大的挫折。宋亚平对晚清湖北新政运动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使经济领域的改革孤军深入,处处受阻(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近代史研究1)。冀满红(洋务运动与山西近代化/晋阳学刊3)论述了洋务运动时期山西近代化起步的过程。

朱英(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象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承担起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在近代化进程中无所作为,它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教育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而它在政治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错综复杂。石志新(浅析买办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青海师大学报2)、张东刚(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5)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近代化进行了研究。

企业体制与企业家 1994年度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深入发展。彭久松、陈然的《中国契约股份制概论》一文(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详细论述了自18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叶四川自贡井盐业最主要的企业制度──契约股份制,认为这种集资方法巧妙,股权转让便易、管理制度严密的股份制完全产自中国,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可为当前股份制建设提供历史咨询。汤可可(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3)以无锡近代民族资本企业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例,分析了中国近代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动因、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成效与不足。代鲁(略析民生公司发展中的不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3)详细论述了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民生公司在1931-1936年大发展过程中相对“不发展”的方面,分析了航道失修、兵差负担繁重、以及世界经济危机、日本武装侵华、长江流域连年受灾……等,致使民生公司不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这正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命运的更本质一面的反映。凌耀伦、彭通湖(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经营管理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3)对旧中国两个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他们指出招商局在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上远不如后起的民生公司,招商局“官商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及其封建性是其效蜴低,发展慢的重要原因。李岫(论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3)通过对150余位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考察,认为中国近代企业家可分为三代,并分析了三代企业家各自特点,以及中国近代企业家与其他各国企业家的相同及相异的特征。张复纪(北洋时期官办企业透视/学术月刊2)对所谓中国和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北洋时期官办企业作了简要论述,认为在这一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并非“中断”,而是继晚清之后续有发展。齐大芝(近代中国商号内部结构的等级系统问题初探/北京社会科学2)指出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中的等级系统问题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分析了旧中国商号内部的等级状况,所有权及收入分配关系、指挥控制系统等方面情况,认为从商号组织结构来看,已出现了自动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逐渐接轨的趋势。

其它如朱以青的《论近代中国企业集团》(中国经济史研究3)、王永乔的《试论清末至民国年间云南的股份制企业》(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黄汉民的《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兴起与蜕变》(学术月刊10)……等,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历史。

工矿业 1994年关于抗战时期工矿业的论文较多。侯德础《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的开发与衰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分析了抗日战争初期大后方工业蓬勃发展,以及1942年后由盛转衰的情况及其原因,并阐述了大后方工业建设的历史作用。刘子建(抗战时期四川工业的兴衰/天府新论6)、唐凌(论抗战时期西南矿业生产布局的形成/玉林师专学报2)……分别探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业的一些较具体的问题。王卫星(资源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学海1)、黄立人(抗战时期工厂内迁的考察/历史研究4)再一次论述了抗战初期的工厂内迁运动。陈群哲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江西社科7)。

孙海泉、王少久(刘铭传与台湾煤矿/福建论坛2)、傅炳旭(丁宝桢与山东机器局的创办、/聊城师院学报2)分别论述了刘铭传、丁宝桢这两位清代地方官员兴办近代工矿业的活动。(其它关于各地方工矿业史的论文亦有不少。李平生就蚕丝业改良问题又发表了两篇论文(论近代山东蚕丝业改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论晚清蚕丝业改良/文史哲3)。宗玉梅等探讨了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民国档案2)。徐进功论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郑大希对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破产与半破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2)。丁长清详细论述了英国资本利用八国联军侵华之机霸占中国开平煤矿,拒不归还的历史(中英开平矿务案始末/南开学报4)。陈争平(从市场条件角度看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的外来压力/教学与研究3)论述了甲午战后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进口替代工业所受到的外来市场压力及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阻碍,认为不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难以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农村经济 1994年度发表的有关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论文数量较多,而且在广度、深度上都有所发展。郑庆平从近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素质、耕地数量与质量、农业产出等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性和衰落性,并分析了其原因(对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估计/晋阳学刊6)。乔志强、张平著文指出近代华北农家消费水平普遍艰困,消费结构扭曲,在“低水平的生产──低层次的消费──低水平的生产”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他们认为这应归咎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帝国主义的劫掠及近代华北社会特殊的环境(近代华北农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傅建成也对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家生活费用分配结构及人们实际物质生活享受程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华北农家生活费用中,用于吃饭的比例最高,衣、住、燃料等被抑制在最低水平上,而教育、卫生、娱乐及嗜好等几乎不能顾及,反映了农家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化(二十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家庭生活费用分配结构分析/中国农史3)。

刘克祥详细论述了甲午战后中国地主雇工经营及经营地主发展情况,分析了经营地主的经营方式和规模、资本构成及运营、经营地主经济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地位,认为近代经营地主是具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经济,由于近代中国城乡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下降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基础上的,这从根本上堵塞了经营地主向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演变的道路(中国近代的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中国经济史研究,增刊)。陈玉峰指出在40年代中国农村,雇农的人数、户数。劳动均占50%以上,其工资报酬微薄,生计无保障,是旧中国最贫苦的劳动阶层(40年代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吉林大学学报2)。史建云探讨了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占农户的比重、自耕农经济条件等情况。(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

刘克祥(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其艰难历程/北京党史研究1)、刘建中(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4)分别探讨了有关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吴存浩分析了中国近代农业危机浅层与深层表现,认为旧中国农业危机具有长期持续性,与中国近代社会相始终;在危机基本特征上表现为生产不足危机和生产过剩危机相结合,生产不足危机占主导地位;在危机发展程度上经历了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由慢性积累性到急性崩溃性,危机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近代农业危机表现等特点试论/中国农史3)。卜国群考察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官方发动的合作运动和由无党派知识分子发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汇合而成的中国农村改革潮流,认为这一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全面失败(中国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与乡村改良潮/中国经济史研究4)。侯杨方(“过密化”论与小农经济决策行为分析/学术月刊7)、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史学月刊3)、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及郭大松、庄慧娟(传教士与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烟台大学学报3)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农村传统手工业在与国内外机器大工业竞争中的兴衰及农村新兴手工业发展情况。陈勇勤(光绪时期清流派对农业有关问题所提建议及其务实性/中国农史3)、朱玉湘(抗战时期日本对关内沦陷区农业的破坏与掠夺/山东社会科学4)、徐凯希等(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中国农史3)、单强等(江南农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尝试/苏州大学学报10)、黄贤金(国统区土地资金化的历史考察及本质探析/中国农史3)、李德民等(论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3)、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的经营问题/首都师大学报3)。……分别从各个方面探讨了有关中国近代农史问题。

交通运输经济 1994年有关近代交通运输经济史的论文主要集中于铁路与航运两大部分。宓汝成论述了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间在铁路发展方面的创业活动,及其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屡受挫折的情况(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占才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铁路运输主管部门及广大铁路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证铁路运输发挥最大效用,为抗日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抗战中的中国铁路运输/抗日战争研究1)。朱从岳(义和团运动中的铁路问题与李鸿章/安徽史学3)。佟静(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科辑刊4)、杨菁等(汤寿潜与中国第一条最长的商办铁路/浙江学刊5)、任松(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近代史研究5)……分别探讨了有关中国铁路史问题。郭孝义(太平天国的航运业/近代史研究3)、竺菊英(从近代宁波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看通甬两地经济互动关系/学术月刊9)、吴红兵(试论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局/镇江师专学报3)。以及前述朱荫贵、代鲁、凌耀伦等论文也分别论述了有关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此外,王方中(1920-1930年军阀混战和工商业的破坏/近代史研究5)、蓝勇(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近代史研究5)……论述了其它一些有关近代中国交通史的问题。

商业与市场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近代商业与市场问题更加关注,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吴承明为了探讨中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近代化产业以来市场扩大的过程和速度,对1970-1936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进行了较系统的估算(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4)。王玉茹从利息率、工资率、土地价格这三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变动,她认为,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资本的价格在周期性的波动中下降,但利息率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计时工资看,近代产业部门劳动者的货币工资在周期性波动中上涨,但实际工资增长有限,而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甚至有所减少;土地价格,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近代中国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4)。沈祖炜考察了1895-1927年中国商业市场,认为当时已形成了楔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商业、在通商口岸及其他城市的中国资本新式商业、中国广大内地乡镇和农村的传统商业这三重结构,它们彼此呼应,互相制约,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的过渡形态(中国近代商业市场的三重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增刊)。姜义华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市场化取向与非市场化倾向的矛盾(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矛盾取向的分合和市场化/现代与传统3)。张仲礼、沈祖炜阐述了近代上海市场发育在全国居超前地位、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与腹地联系紧密,直接同国际市场接轨等特点(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樊卫国认为近代上海等口岸由于在市场定价中具有制导权,因而获得大量货币“血液”;上海等口岸经济在内外市场传动运作中由于具有相对优越性而较早地迈向近代化,同时也造成其对外依赖性强、市场不确定性强等局限(近代上海市场特点与口岸经济的形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4)对美国罗威廉教授所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进行了评介,认为该书对商业行会发展的论述是重要的贡献。王相钦(晚清商业七十年:一百年前中国商业的重大变迁/北京商学院学报6)、张莉红(长江上游航道的开拓与清代四川沿江贸易的发展/天府新论6)、袁燮铭(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贸易/抗日战争研究3)、贺跃文(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中山大学学报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以探讨了近代中国商业史有关问题。

财政 汪敬虞专文论述了1927年当时被公认为中国“太上财政总长”的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被顾维钧内阁撤职之事件。汪先生认为应当从北洋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从财政部──总税务司──中国银行界的三角关系中考察这一事件(1927年海关税务司安格联的去职/中国经济史研究,增刊)。王开玺探讨了辛亥年清廷财政崩溃的原因(中州学刊1)。丁长清论述了旧中国盐务稽核所的历史(近代史研究2)。徐旭阳评价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湖北师院学报2)。陈少晖、罗正悦论述了中央苏区农业税制的沿革及其特点(江西社科10)。陈争平总结了民国初年盐务改革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研究,增刊)。王金香不同意以往论者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借禁烟为名,行收税之实的观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实际上是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民国档案2)。陈勇勤讨论了清流党在光绪初十年间国家财政重点问题上的主张(北京档案史料3)。

金融 杜恂诚详细论述了1895-1927年中国资本主义金融业(主要指银行和钱庄)的发展状况,它们同政府的关系、同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同外商的关系及华资银行业内部的关系等(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金融业/中国经济史研究,增刊)。匡家在论述了旧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并对近代证券市场的特点、影响因素等作了分析(旧中国证券市场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4)。吴景平考察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金融中心的四次区域变迁,认为旧中国中央政权对金融的控制及金融资本家阶级的不成熟是变迁的主要原因(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6)曾庆均简要叙述了旧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漫话旧中国期货市场/商业经济论坛2)。史若民(论辛亥革命与山西票号的衰亡/学术论丛4)、张善熙(民初的两个“四川银行”和两种“四川兑换券”/四川文物4)、单冠初(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日伪在上海的金融战/抗日战争研究3)、章友德(试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历史教学问题4)。吴国民(近代中国保险业概述/镇江师专学报3)、钱薇(旧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上海经济研究6)、钟思远(1927-1937年的中国和营银行/经济学家3)。李小岭(晋冀鲁豫根据地金融斗争史略/山西档案3)、李一翔(中国早期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关系初探/南开经济研究2)、潘连贵(近代上海的典当业/上海金融2)……,对中国近代金融史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口、城市、区域经济 姜涛关于近代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再认识/光明日报2.28;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3;)、食盐与人口:札记/中国经济史研究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4)。他认为中国近代人口是具有周期波动机制的增长型人口,18701950年的人口发展已属于新周期的初始阶段或过渡环节;中国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近代虽然上海等城市吸引了大批乡村人口,但从总体上看城市人口的增长并未超出乡村人口增长的速率;近代城市的发展只是促进了城市人的社会结构的转换,作为立体的乡村人口在不断的贫富分化中维持了自身阶级结构。王天奖对近代河南人口作了估测(河南大学学报1)。吴凤斌对民国时期闽西海外移民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南洋问题研究1)。李砂砂论述了促进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三种因素(阴山学刊4)。

这一年度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章较多。茅家琦认为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是在列强侵略、传统势力坚韧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地方文化传统等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城市各因素发挥作用大小各异,形成不同的合力,使南通、无锡、常州、镇江、芜湖、宁波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各具特色(长江下游城市近代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3)。张学恕认为近代上海开埠促进了江苏工农业的近代化(上海开埠与江苏近代工农业/唯实,1)。戴鞍纲也撰文对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史学月刊2)。丁日初再次探讨了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的条件(近代史研究1)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5)、蔡继福(宁波帮与上海工商业/上海大学学报2)分别论述了近代宁波帮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唐文起则对近代长江下游县级经济结构进行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3)。他还论述了近代江苏农村家庭手工业与集镇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海6)。周新华、王会明探讨了中国沿海近代城市繁兴的特点及其原因(江苏社会科学2)、郭莹考察了晚清汉口城市控制系统的演变过程(江汉论坛1)。赵津从基础设施建设、软环境投资、土地管理、地价税的开征等几个方面研究了近代政府对城市土地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作用/近代中研究3)。王瑞成从近代传统手工业城市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盐都自贡发展的特征(盐都基本特征研究/近代中研究3)。

中外经济关系 陈争平对1895-1936年中国进口贸易值及出口贸易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认为甲午战后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对外贸易迅速扩大,二是在甲午战前贸易顺差局面,在战后很快转为逆差,中国对外贸易平衡状况迅速恶化(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娄向哲以民国初年中日贸易为中心,论述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大、商业的拓延、矿业所具有的较大生产能力,进口替代工业的急速发展及出口加工工业的起步等等,无不与对外贸易相关;由于中国与外国资本的关系非属利用,而是初侵入,被制约的关系,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局限,外贸对中国产业结构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等(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之关系/南开经济研究2)。张凤鸣(19世纪后半期黑龙江地区与俄国远东地区的贸易/学习与探索1)、陈敏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进出口税率史实考/福建师大学报3),陈洪波、万振凡(近代江西茶叶出口贸易兴衰初探/宜春师专学报4)、张笃勤(汉口茶输俄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2)、黄尊严(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齐鲁学刊6)、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国际经贸研究2)、董振平(试论抗战前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性质/国际经贸研究2)等探讨了中国近代外贸史若干问题。汪敬虞考察了十九世纪外国资本在华金融活动中,其主体由洋行向外资银行嬗递的过程(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历史研究1)。姜新对近代津浦铁路借款合同进行了评议(徐州师院学报1)徐日彪论述了1895-1917年俄国在华投资与东省铁路财政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国际收支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交易的综合,陈争平对甲午战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已经完全形成条件下的中国国际收支发展概况及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旧中国由于战争赔款、贸易逆差等等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一大半是由海外华侨汇款抵消的,另一小半是由外国驻华海陆军费用等弥补的,这反映了旧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脆弱性、半殖民地性(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陈景彦论述了“一战”至“九·一八”前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特征(日本研究2)。

其它 姜铎就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分期问题及有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学术月刊7)。胡光明(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历史档案2)、黎泽济(晚清官吏薪俸收入概况/学术月刊6)、马敏(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社会科学战线1)、陶季邑(国民党与混合型经济体制/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景占魁(简论阎锡山在山西的经济建设/晋阳学刊3)……,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关问题。

    本年度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据笔者所见有丁日初主编的《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上海社科出版社)、朱荫贵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科出版社)、段本洛、单强著:《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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