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少普/陈祖恩

　　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30年间，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兴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业，将一些近代大机器生产引进了中国。但这些企业除少数外，大多并无成就。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下，创造了不少奇迹；但到了洋务派手中，却显得软弱无力。以至时人说，洋务派官僚兴办近代企业“虽百年，终无生色”。（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洋务派官僚对这些企业采取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经营方针。

　　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企业，一般具有封建垄断权。军用工业由封建统治阶级垄断，1865年9月李鸿章就说：“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民用工业也有很大的封建垄断权，他们在创办这类企业时，时常为其奏请排他性的专利权。例如1882年李鸿章创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鸿章：《试办织布局折》）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规复，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局，又恃势规定：“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李鸿章：《推广机器织局折》）轮船招商局也享有这种特权。1881年，广东商人拟筹组轮船公司，直接运货到英国贸易，被李鸿章阻止。1882至1883年，上海商人叶应忠曾申请置造轮船，另立广运局，又被李鸿章批驳，“不准另树一帜”。（《国营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

　　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大都被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在经济体制上缺乏独立性。洋务派官僚兴办企业，采取的是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形式。官办形式主要用于军用工业，这类企业的创办事先须请政府批准，经费则由政府在军费或国家税收中拨给，用人、行政、财务开支也都经事先奏准及事后报请核销，实际上形同清政府军事机构的附属单位。至于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了部分私人资本，但根据章程规定，私股一般无权过问局事，只是股金上一万两者，才准一人入厂司事，但仍须由督办察看。这些督办也无权决定企业的大事，必须禀请洋务派官僚甚至皇帝定夺。1881年李鸿章委请郑观应帮办招商局务时，郑观应就顾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好办事。

　　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在管理上大都沿用了封建衙门形式。企业由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官员层层控制，等级森严。这些官员基本由封建政府委派，官员的选择标准，主要看资历、级别及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并非有实际的管理和业务能力。布莱克商会访华团在参观了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局后说：“关于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军用企业由于属军事系统，管理中的衙门形式更为突出，各办公室门口甚至挂着虎头牌和军棍，工人稍有不慎，即有吃军棍的危险。显然，在洋务派官僚所办的近代企业里，封建政府所授权力的大小及等级的高低，成了支配和管理企业的主要根据。

　　封建垄断性、企业无独立性和衙门式的管理，构成了洋务派官僚经营方针的浓厚封建性的主要内容。它们起了一种什么作用呢？

　　实行封建垄断，压制自由竞争。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自1882年李鸿章为其请得10年专利后，直至1893年10月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为止，除1888年湖北织布官局和1891年附属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纺纱局因与“商局有别”，特准设立外，没有出现一家私人资本的棉纺织厂。再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远在19世纪60年代，已存在中国商人向近代航运业发展的可能，1868年英国公使就说：“查现在沿海各口，华商多有资本在轮船贸易者”。（《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3）但由于李鸿章蛮横地“不准另树一帜”，直至1897年浙江藩台在取得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关于“内河小轮之权利招商局不再过问”的诺言后，才批准戴生昌等几家商办的内港轮船公司行驶于杭州、嘉定、苏州、上海一带。（《盛宣怀未刊信稿》）没有或很少竞争对手，也就无所谓自由竞争。

　　由于企业无独立性，封建政府得以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对这些企业予取予求。据史载，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等企业的盈利，首先要有数成报充政府的军饷及其他贡赋。在慈禧过生日时，开平煤矿一次即“报效”3万两。封建政府还常用所谓“垫借”名义，挪用这些企业的经费。例如李鸿章为了调整同朝鲜的关系，要招商局“垫借”巨款；户部因经费不足，要招商局“垫借”巨款。盛宣怀为了“赈灾”，也要招商局“垫借”款项。此外，洋务派官僚还任意在这些企业间实行平调。例如张之洞即用湖北织布局的钱来补铁厂之不足，铁厂先后挪用布局之款达27万余库平两。同时，这些企业对产品很少有或完全没有支配权。张之洞曾公开宣称：“凡我军国所需。自宜取资官厂，……至所出铁货既系动用官本，均系官物”。（《洋务运动》资料丛刊7）既为“官物”，当然封建政府可任意支配。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军用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无代价地直接调拨军队使用，有时为某些地方代买，也只按估计成本收款以抵偿开支。以江南制造局为例，自1887——1904年，为地方军队代制军火、修理船只只能收取很低的成本费。（黄逸峰：《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

　　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使这类企业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例如张之洞办汉阳铁厂，在没有勘定好铁矿时就致电驻英公使刘瑞芳、薛福成定购机炉。英国梯赛特厂回信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洋务运动》资料丛刊8）对这种显然正确的意见，张之洞却不予理睬，夸口“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洋务运动》资料丛刊8）长官发令，就得照办，于是不问适用与否，即从英国买回两座贝色麻炉和一座马丁炉。

　　这一切，给洋务派官僚所办近代企业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布莱克商会访华团在参观了张之洞所办湖北纺纱局后说：“正象在中国人管理之下能看到的情况一样，机器的情况很坏，同时有严重的浪费、混乱和怠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封建政府的予取予求，使这些企业往往无法或很少取得利润；产销脱节，商品积滞，有的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轮船招商局即被搞得“局款如洗，异常支绌”。湖北织布局到1898年前后，临到了“每年应付官息商息，入不敷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的绝境。纱、丝、麻三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到后来，连年亏累，实在维持不下去，只得招商承办。

　　汉阳铁厂，由于张之洞的瞎指挥，造成严重后果，从英国买回的贝色麻炉根本不适合冶炼大冶的铁矿砂，无法将其磷质完全除去，炼出的钢容易脱裂，所出钢轨不符合铁路建筑的要求，时人均说：“汉阳厂钢轨万不能用”。结果一面花了巨款，炼出无用之钢，一面还得另购机炉，重起炉灶，造成极大的浪费。燃料也是如此，由于事先无调查、无计划，炼钢炉来后，才盲目开采，找了几处均不中意，只得购买开平和德国的焦炭，开平焦炭每吨要银13两，德国的每吨要银20两，每天炼生铁100吨，即需焦炭110吨，而生铁每吨不过值银20两左右，只能抵偿所耗焦炭的费用。

　　如此企业，势难维持。其中的多数，最后或者垮台，或者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或者招商承办；少数转变成后来的官僚买办企业。无怪时人评价洋务派官僚兴办近代企业的结果是：“到处创办，到处无成”。（俞赞：《恤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