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强

[摘要]在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中，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有区别，买办教育背景的不同，首先造成的是各自活动圈层的不同。通过对中西不同教育的选择与实际所接受教育的熏陶，一代代买办的价值观由此发生嬗变。随着一些买办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入，西化程度在加深。中西间文化的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渐扩展深化。买办是近代上海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他们最早与西方的近代经济发生关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买办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买办；群体；教育背景

[作者简介]马学强，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33

上海通商开埠后，数十年间造就了数以千计的买办。买办是近代中国社会中备受注目的一个人群，他们因为在职业上与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从而被当作是”东西间的桥梁”。作为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买办”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①]以往对买办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各时期的研究侧重点不一，关注面也有所区别。[②]由于买办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买办一度被”概念化”、”脸谱化”，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以及蕴涵的丰富细节内容被遮掩了不少。本文以买办的教育背景为题，通过对文集笔记、家谱、档案资料的爬梳以及利用口述、回忆录等，试图对上海买办教育背景作一解析。

一早期广东籍买办的教育情况

早期中国的通商贸易以广州为中心，所以买办也几乎为广东人所独占。随着近代中国通商范围的扩大，由南渐北，从事买办的人益增，特别是上海的崛起，广东籍买办在洋场上大显身手。如唐廷枢、容闳、徐润、郑观应等。他们的教育背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唐廷枢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号景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父亲是香港一个外国人的听差。因家庭的关系，唐廷枢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从10到16岁他在香港的一所教会学堂读书，因此他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③]离开学校，唐廷枢先在香港的一家拍卖行任职，后在港英政府当翻译。1858年来上海，任上海海关副大写，第二年升为正大写，担任总翻译。1861年，经同乡、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介绍，为该洋行做事，1863年9月，唐廷枢正式出任怡和买办，由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在唐廷枢的经历中，他早期所受的西式教育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充任买办有许多条件，而懂英语是其中的一个有利因素。唐廷枢在这方面有其优势，他说起来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所以，洋务中人经常有人向他请教英语，后来他也不胜其烦扰，于是辑录《英译集全》。在卷首他有说明：此书是”一个隶籍广东的作者用广东方言书写的”，”主要适应广东人和外国人来往、打交道的需要。”[④]《英译集全》的出版就是在他担任怡和买办的前一年即1862年。洋行大班对唐廷枢在英文方面的能力也予以充分肯定，上海怡和洋行经理机昔曾对他的英国同行说：”唐景星英文写得非常漂亮。”[⑤]

另一买办容闳，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也是香山县人。他于1841年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校长塞缪尔?勃朗赴美国，入麻省孟松学校。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1855年回国后，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1859年至1862年间，为上海宝川洋行买办。容闳的买办经历很短暂，他后来入曾国藩的幕。

与唐廷枢、容闳不同，徐润、郑观应早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徐润，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生于香山县北嶺乡老宅。据他自己介绍：8岁，王丹书先生开学；9岁至12岁，王丹书先生教读；13、14岁，卢麟先生教读。[⑥]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15岁的徐润结束在家乡7年的私塾生活，离开澳门下香港，随同四叔徐瑞珩到开埠未久的上海。徐瑞珩雅好文墨，周围也多饱学之士，他希望侄子不要流落市井，宜从学，所以在上海停留数日后，即送往苏州西园杨子芳老伯家读书。但因口音隔阂，徐润根本听不懂吴语，”不惟书不能读，话也不明”，五月仍回上海。这时候，在上海宝顺洋行”行内办房事务”的伯父徐昭珩出来说话了：”既不能读书，当就商业。”于是，徐润就留宝顺行学艺办事，开始他的经商生涯。从学徒开始，学丝学茶，期间与西人韦伯氏等相熟，练习英文。后来徐润当上了宝顺洋行的买办。[⑦]

郑观应则出生于香山县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郑鸣岐是一位学者，在当地颇负名望，父亲郑文瑞也是一位饱学之士。郑观应从小读经书，习时文，并立志在科场上有所作为。咸丰八年（1858），17岁的郑观应在香山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亲之命到上海学贾。与徐润一样，郑观应之所以选择到上海，因为有亲戚在那里做买办。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秀山）时任上海新德洋行（亦译柯化威洋行）买办，郑观应遂投奔郑秀山。在走奔洋行之间，郑观应意识到英文的重要性，他曾说：”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⑧]这是他的切身体验。他的英文启蒙老师应是郑秀山，就是这位令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秀山叔”热心地教他学英语。[⑨]1859年，郑观通过同乡亲友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兼营轮船揽载事宜。工作之余，郑观应继续进修英语，一度从英华书馆教习傅兰雅读英文夜馆。[⑩]苦读几年，英文水平大进，这为他在洋行谋职提升奠定了基础。后来，他离开宝顺洋行，于1874年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相当于总买办的职务。

早期在上海充当买办的很多是香山人，香山由此被称为”买办故乡”。唐廷枢等已经是香山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买办了。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买办组织主要是一种家族机构，许多买办将他们的职务看成是世袭的，这样的职务注重人际关系。另一方面，教育背景也很重要，特别是英语的训练，不仅是”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同时，通过读英文书可以”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郑观应语）。关于这一点，正如政治学家约根德拉?亚达夫所说的：”如果懂英语，就有了通向成功的通行证和进入某个圈层的许可证。”[11]由于买办职业上的需要，与外国人经常接触，他们的外语教育或培训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江浙籍买办的教育背景

首先向广东人垄断”买办”职业发起挑战的是来自宁波等地的江浙商人，他们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具有地缘优势以及拥有庞大传统商业网络的江浙商人也纷纷加入买办的圈子。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买办中，江浙籍贯的已占绝对优势。据对90名上海著名买办籍贯的分析，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浙江，43人；江苏，31人；广东，7人；安徽，5人；江西，1人；不明，3人。[12]

晚清江浙人出任买办者，一为学徒出身，有多年在洋行做事的经历，逐渐为外国商人赏识而升为买办的，如王槐山、虞洽卿、贝润生、叶澄衷、周廷弼等。虞洽卿名和德，1867年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乡，他的父亲在镇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中年身死，虞洽卿和寡母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因无力上学，15岁就到上海学生意，辗转托人介绍，进了望平街瑞康颜料号当学徒。[13]1892年到德商鲁鳞洋行任跑楼，为洋行推销颜料、西药、五金、军火等，因精明能干而升为买办。1902年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任荷兰银行买办。王槐山，浙江余姚人，原为上海南市三余钱庄的跑街，曾资助英商会德丰行大班麦克利。当麦克利任上海汇丰银行大班后，立即聘请王槐山任汇丰银行买办，时在1869年。上海颜料业中大户贝润生，早年在瑞康颜料号当学徒，后因精明能干，成为该号股东，后包销德商谦信洋行的靛青，很快发迹，兼任英商公平洋行买办。叶澄衷，1840生，浙江镇海人，祖上世代务农，1854年到上海某杂货店学习木器业。曾在上海黄浦江上摇小舢板，专门供应外国轮船的日用品和副食品，后来在一家经营五金杂件的洋行任买办。周廷弼，原籍湖南道州，后移居江苏无锡南门外，1864年到上海利昌铁号当学徒。后在洋人开设的大明洋行做买办。这些学徒起家的买办，原先在家乡所受的教育甚少。二为商人出身，历年经商，原先就有自己的经营网络，为洋行所倚重，被聘为买办的，像沈二园、陈竹坪、许春荣、杨坊、顾福昌、黄佐卿等，都属于这一类。沈二园，吴县洞庭东山人，早年在沪经商，1860年前后在上海商界已颇负盛名。1872年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创立，沈二园即任该洋行第一任买办，负责该洋行进出口货物的销售、栈房管理等业务。另一位商人许春荣，1839年生于浙江湖州，原籍宁波。1867年在沪与宁波翁氏开设大丰洋货号，这是当时上海第一家经营进口洋布匹头的本国商号。1850年许春荣被英商泰和洋行聘为买办，该行经营猪鬃、洋纱匹头及机器等进出口贸易，许又以大丰号老板的身份承购他负责推销的商品，因此业务十分兴旺。许春荣创办了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七个钱庄。1889年，许春荣以钱庄老板的身份充当了上海德华银行第一任买办，后又任英商上海花旗银行的买办。以提出”苏州制度”而闻名的商人杨坊，1803生，浙江鄞县人。上海开埠后，即来沪经营钱庄和丝业，后进英商怡和洋行做报关和收丝工作。1851年升为买办，称泰记。杨坊在为怡和推销鸦片和收购中国的茶叶生丝时，曾提出一种所谓的”苏州制度”，即从上海带鸦片到苏州产丝地区出卖，用所得款在那里买生丝带回。湖丝曾是上海出口的大宗物品，因熟悉湖丝经营的湖州商人更为外商所看中，如顾福昌早年在南浔镇航船埠头设摊，贩卖农副产品，上海通商后即收购土丝贩至上海出售，开设丰盛丝行，以经营七里丝驰名上海。1860—1868年他是旗昌洋行股东兼广东的买办。1862年旗昌在上海设立旗昌轮船公司，顾为股东，顾家子侄也成为旗昌丝厂的买办。顾福昌还被聘为怡和洋行买办。以创办机器缫丝厂出名的黄佐卿，也是湖州商人，早年在一家代洋行收购生丝的丝栈工作，后自办祥记丝栈。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丝商吉尔摩（Gilmour）在上海开设公和洋行，邀请黄佐卿任买办。另一个大买办陈竹坪，早年在湖州从事丝绸买卖，咸丰初年来沪，来往于沪汉之间，很快成为上海著名的丝商。1862年，旗昌洋行在中国设立第一家外商轮船公司，因缺乏资金，向华商招股，陈竹坪投资13万两（该公司总资本100万两）。陈竹坪后被聘为旗昌轮船公司的买办。

这些商人买办所受到的教育并不比那些学徒出身的买办要良好,家庭条件好一些最多也不过是受了几年私塾的训练。这是由当时中国内地的教育状况所决定的。我们以上海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和他的哥哥席嘏卿早年接受的教育为例。

席正甫的父亲叫席兰坡（名元乐，又号品方），居于吴县洞庭东山的席家湖翁巷村，从席氏这一脉算来，席兰坡为后敦大堂三十六世。席兰坡袭先辈之业，主要在昆山做典当生意。典肆事务繁忙，他只是在岁末年终，为祭扫宗祠祖墓时才回到洞庭东山，平日家务事由其母邱氏主持。席兰坡有四子，其中长子嘏卿、次子正甫为前妻金氏所生。席嘏卿，名素煊，字缙云，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7岁，其祖母”自教方字，过目成诵”。[14]席嘏卿8岁时，家里请了他的舅舅来教书，其舅舅就是当地颇有文声的金崧生，”善山水，有名于时”。9岁，入私塾读书，回家后帮祖母、母亲看管弟弟、妹妹。[15]到14岁，席嘏卿即弃儒就贾，初习典业于本乡。翌年，本乡典当闭歇无事家居。旋奉父命去浙江之鹤沙典当，续行习业。三年勤学，”尽得业中要领”。[16]他的弟弟席正甫（名素贵）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与席嘏卿相比，席正甫在私塾读书的时间更短，这有几方面原因，一为家庭发生了变故，祖母、父母亲相继去世，父亲病死时，他只有10岁，全家八口都靠着哥哥席嘏卿；另一方面就是政局的变动，这时发生了声震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元年（1851年），当19岁的席嘏卿在家乡安葬好父亲，诸事毕，”赶赴鹤沙任职，以谋一家衣食，岂知该处已为太平军所有，当铺尽皆歇业”。[17]于是，席嘏卿改营布业，来往于周浦、川沙一带，”苏、沪之间，奔波三载有余”。周浦、川沙，在上海的浦东。为什么席嘏卿要往贩上海一线，这也与时局发展有关。太平军从西南一路扫荡而来，经两湖，溯长江东下，势如破竹。至咸丰三年，攻克南京，又连破镇江、扬州。长江沿线、运河通道，已是战火一片。而沿江沿河，原来是洞庭商人行贩的重点区域。战火蔓延，使洞庭商人的”生财之路”断绝。兵荒马乱，无所谋食，席嘏卿”转辗徙业，遂来上海”。托庇上海，席嘏卿不久又重操他的本行钱业。干了几年的钱庄业务，已是操纵裕如，深谙其道。咸丰八年（1858年），他进了英商汇理银行，经理收付银洋帮理帐务。次年，改入（老）沙逊洋行司帐。不久又去了英商麦加利银行，为会计，专管出纳。”由是室家衣食之资，亦稍稍完具”，并迎沈太夫人与诸弟妹来沪上。[18]席嘏卿一家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

从席氏家谱与对席家后代的采访中，我们得知席正甫比他的几个弟弟要早几年来上海，他在家乡受过的私塾教育极其短暂。席正甫所受的早期教育与他后来出任上海汇丰银行买办事实上没有多少联系，而汇丰银行的前任买办王槐山与他既非姻亲，也非同乡关系，那么，34岁的席正甫何以成为沪上这家著名外资银行的买办，而且一做就是30年（1874--1904年）呢？

据《商埠志》的介绍：”（席正甫）当其初抵沪滨之际，遂与其兄昆仲同时谋事于商界，未几创办中国钱庄，自行执事，善于经营，日有进步，继由西商敬服，慕名延聘，充当汇丰银行买办之职。”[19]从这段文字上看，席正甫兄弟创办钱庄在先，因善于经营钱庄，也就是他们丰富的经商经验以及与本地商人关系的亲密为外商所青睐，从而被聘为买办的（同一时期，他的几个兄弟，一充麦加利银行买办，一充德丰及有利、道胜银行买办，出嗣给舅舅沈二园的四弟则充新纱逊洋行买办）。19世60年代以后，大量的江浙人被外商聘为买办，其经历与背景多与席正甫兄弟相似。与早些时候来上海充当买办的那批广东人相比，席正甫他们既没有像唐廷枢、容闳那样受到过西式教育，在传统教育的训练上甚至比徐润、郑观应他们也要逊色许多。

明清时期的江南科甲兴盛，史称人文荟萃。但在早期上海的买办人群中，很少有家学渊源的江浙文人涉足其中，那些科甲世家仍维护着他们的教育传统以及对传统职业的恪守。无论是苏州洞庭东山的席家，还是浙江宁波、湖州的一些在近代出了不少买办的家族，很少是出自传统的书香门第的。

外商在利用江浙商人所拥有的经营经验与经营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就大多数商人或学徒出身的人而言，他们的早期教育中没有英语的训练，而对一些年纪稍大的商人来说，因为年龄问题在语言学习上有困难，这妨碍了他们与洋经理的交流与合作。这个时候，那些年纪轻的学徒反而有优势，葛元煦的《沪游杂记》写道：”上海中外交易，初皆不知英语，非通事不可。近则各行栈皆有一人能说英语，盖迩年设有英语文字之馆，入馆者每日讲习一时许即止，月奉修金无多，颖悟幼童半载即能通晓。”[20]其中特别提到颖悟幼童能较快掌握外语。年轻的学徒们因为常年与外国人接触，又通过一些夜校或其他途径的培训，外语日渐长进：少年子弟欲通西国言语，必就欧人请业。近廿年来，中西辑睦，几于四海一家。中土商人，半谙蛮语。其有就英文馆学习者，每月只需交纳洋二三枚。”习之年余，即能应对。”[21]像洞庭东山的朱霭堂，来沪后苦学语言，”熟谙英、法文字”，先后被开利、百司、基大、礼和、永兴等多家洋行聘为买办。由于能说英语、法语，朱霭堂往来洋场如鱼得水。[22]汇丰银行前后两任买办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槐山与席正甫早期所受的教育相差无几，但王槐山基本不会说英语，而席正甫来上海时年岁较小，就能说一些英语了。而到席正甫的儿子席立功一辈，更可从容自如地与外商进行交流。

三早期买办与后期买办的教育差异

因买办职业上的特殊关系，许多洋行的买办亲友相传，或父子因袭甚至是祖父三代沿袭，由此出现了不少”买办世家。”祖孙三代买办的有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席立功、席簏笙。父子买办有：新沙逊洋行的买办沈二园、沈吉成；太古洋行的买办陈可良、陈雪佳；怡和洋行的买办潘澄波、潘志铨；德华银行的买办许春荣、许杏泉；彙福洋行的王佐禹、王衍庆；安利洋行的买办尤葛民、尤菊蓀；而怡和洋行，仅香山唐氏家族就出了唐廷枢、唐廷植、唐杰臣、唐纪常等多位买办。[23]林希在其《买办之家》一书中谈到他家族的情况：

从我的曾祖父在天津开洋行、做买办算起，我是这个大家族的第四代后人。我们这个大家族，有过创业的一代，有过守业的一代，也有过享乐的一代，更有过败家的一代。到了我这代，那就是破落的一代了。

他归纳了各代的特征：”创业的一代，不知文化，资本原始积累；守业的一代，用文化修正自己家族的形象；享乐的一代，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用于享乐；败家一代，把物质财富败光了，只留下了精神财富……”[24]这里谈到了家族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积累问题，尽管教育背景不能完全对应于精神与文化，但家庭成员所接受的教育确乎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从传统到近代，一些买办实际上是横跨了两个时代，在深刻的社会变迁中，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渐变革，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更是开风气之先，凡此深刻影响到买办们所受的教育。

如果把席正甫、席嘏卿兄弟作为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买办算起，那么，第二代买办所受的教育很多地方有其延续性，因袭了部分传统的教育。席嘏卿的儿子席锡藩（裕康），生于同治二年（1863），7岁时，像他当年父亲一样，家里也请来了一位教师，他就是苏州人莫瑞清，”系有名的书家”。从席氏家乘记载来看，书塾就设在三马路，跟从莫先生读书的，看来不止席锡藩一人，或许还有他的堂兄弟们。另一方面，就是家教。光绪二年（1876），时席锡藩14岁，就奉父命学习珠算，席嘏卿亲自教授”看洋诸法”。须知这样的家教也是当年买办训练中所必要的，那时洋行之所以聘用买办，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货币制度之复杂，”在华之外国银行，均感不便，而于多种各式之货币及庄票（中国钱庄所发行之期票，设该票面记载之文字及图章，有时脱漏，则于效力上，有巨大之影响，甚至于无效）之授受，并鉴定其真赝，须有特别之技能及经验，外人对此徒多困难。”[25]关于这一点，日本驻中国各通商港口领事早些时候也作过调查报告：传统中国的票据在使用过程中，长期无标准可循，其现银真膺之判决，票据的别择与鉴定，”外国人竟无能为之鉴别”，”必得中国熟于此事之所谓看银钱者为之”。[26]父亲多年经验的传授是重要的，但关键还要实践。第二年，席锡藩便被送到与席家有密切关系的崇德钱庄习业。[27]席锡藩后来也当上了麦加利银行的买办。他的早期教育看来与其父有不少相似，有所区别的是，他的私塾教育是在开埠之后的上海完成的，所以，在他的课程中增加了外语及其它内容的学习。语言上的训练，使他很快适应了洋行的生活，而他的朋友圈显然比父亲扩大了。《商埠志》特别提到：席锡藩的交游圈很大，还包括一些外国朋友。[28]席立功的教育背景也大致如此。

席家的第二代买办席锡藩、席立功等人所受的教育非常实际，这一方面是由他们的父辈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安排子女的”前程”，期待子女长大后也能”吃洋饭”；另一方面则与当时上海的教育发展背景有关。时值19世纪60、70年代，上海的新式学校已有一些，但大多是教会开办的。这些学校按照欧美的模式办学，搬到中国要经历一个中国化，也有为华人接受的过程。中国人自办的广方言馆（初名上海同文馆），系1863年由李鸿章奏设，但能进入广方言馆学习的，要经过严格考核，且招生有限（初办时仅招40人），非一般商家子弟所能问津，说到底那是一所”官学”。[29]像后来成为太古人寿保险公司买办的王一亭（后又当过日商大阪轮船公司和日清轮船公司的买办），也只是在广方言馆业余学习英语，非正式的。这一时期，上海特别多的是有关外语的培训班和夜校。在熊月之、张敏撰写的《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中，列举了”19世纪70、80年代上海外语培训班和夜校名录”，据统计，仅70年代创办的就有25所，包括英话文法公所、英语夜校、英文馆等。[30]这些学校的开办，对于短期的英语培训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与正规的院校相比，那种教育显然缺少系统性与专业性。后来闻名沪上的那些院校如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等，要到稍晚的时候才创办。[31]而席锡藩、席立功这一代，此时已过了念书的年龄，正一心搏击于洋场了。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新式学校在上海陆续开办出来。[32]已聚积起大量财富的买办，纷纷把子弟们送进这些学校就读。彙福洋行买办王佐禹的儿子王衍庆14岁肄业上海青年会，16岁考入圣约翰中学，19岁升大学。[33]安利洋行买办尤葛民的儿子尤菊蓀生于上海，毕业于南洋公学，历任瑞生、安利洋行机械部华经理。[34]在席正甫的第三代中，这时也出现了不少大学生，以二房席裕昆一支为例。席裕昆有德薰、德炯、德熙（叔文）、德燿（季明）四个儿子。其中，次子席德炯，先在上海就读，后留学美国，毕业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三子席德熙，就读于复旦大学；四子席德燿，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获商学士学位。[35]其他的席姓子弟，也大多进入新式学校，有的还留学欧美，获学士、硕士者不少。从一些人所学的专业来看，又明显带有继承父辈衣钵之意，选修多侧重于金融、工商管理，或法律专业。此略举数人：席颂平（席锡藩长子），曾就读于震旦学院；席德懋（席正甫三子裕光的长子），南洋公学毕业，后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硕士学位；席德柄（席正甫三子裕光的次子），曾留学美国；席光熙，光华大学肄业，学成即致力银行事业；席裕昌，毕业神州政法专门学校，后为名律师。[36]

这一时期，不但是买办世家子弟的教育发生了变化，随着洋行贸易的发展，很多洋行聘用买办也都注重买办本身的素质，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且有一定经商经历的人颇受青睐。如徐惠臣，先后在英华书馆、圣约翰大学就读，精通英语，为怡和洋行所赏识，聘为洋行五金部买办。丁玉树，少时求学于福州华英书院，毕业后去菲律宾马尼拉。1919年在当地中西学校教授英语课程，业余在世界商业学院进修商业管理学，在马尼拉牙科学院学习牙科，毕业于该牙科学院。良好的教育及丰富的经历吸引了一些洋行，回国后被上海和记洋行聘为华经理。[37]著名买办邬挺生，早年在宁波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后就读于上海中西书院。1900—1902年到美国马斯诺德公司设在上海老晋隆洋行买办间当跑楼。英美烟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后，需要熟识英文及商业的干练人才。1904年邬挺生进入了英美烟公司、名义为华人”大写”，实为买办，负责在全国各大城市做推销工作。[38]

20世纪以后从那些买办的简历中可以发现，他们接受的教育途径很多，有在上海本地培养的，也有从香港过来的，还有不少海归人员。如袁履登、宋立峰、陈筱坪、黄介辅等人，都是在上海读书，后当上买办。袁履登，名礼敦，浙江鄞县人，家本寒素，幼年备尝艰苦，后入一基督教所设立的学校，在校勤奋，由同乡资助学费入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德商科发药房买办、美商茂生洋行买办。[39]宋立峰名学礼，家世居川沙县之大湾镇，为当地大族，读书于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其父宋搢渠为瑞记洋行买办，欧战起，瑞记改名安利。宋立峰后继任安利华经理。[40]陈筱坪，毕业于上海制造局兵工专门学堂，后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任职，期间颇著劳绩，被美孚洋行老板看中，聘他至该洋行汽油部工作，行买办职责。嘉定人黄介辅，12岁来上海上民立初中，毕业后入圣方济学院，专攻英文，”不期年而英语娴熟”，为柏利达洋行所聘，后升为该行华经理（即买办）。[41]另有一些是在国内其他地方接受教育的，如劳念祖，1863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早年毕业于广州高等商业学校，1878年始供职于上海英商泰和洋行，由于勤勉努力，精通商务，1905年升任总买办。另一位叫何子康的，湖南浏阳县人，1912年毕业于长沙湘雅医科大学药科，后来上海工作，被德商信谊化学制药厂聘为华经理。也有的在香港获得了学位，如潘志铨，广东新会人，1898年出生，在上海长大，毕业于香港大学。1919年由其父潘澄波（怡和洋行总买办）之荐，入怡和洋行，后成为该洋行买办。陈雪佳，肄业于香港大学，毕业即来沪，辅助父亲陈可良经营商业，具有才干。陈可良去世后，陈雪佳继其业，为太古洋行买办。[42]20世纪初期的一些买办还有一些从海外归来的，如黄宝善，广东中山县人，曾留学德国，毕业于莱茵河畔之国立纺织染专门学校，1924年，学成归国，任职于上海德孚洋行。[43]担任过上海东方汇理银行华经理的王蓉卿，1909年肄业于法国Lille大学及Grenoble电气专门学院。[44]沈昆三（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福州人，生于上海，190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机械科，回国后先在北京工作，后来上海，被垄断中国烟叶销售市场的英美烟公司看中，1923年参加驻华英美烟公司，成为该公司专为结交中国官场的买办。[45]与前辈买办相比，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买办一般都有专业，对西方的东西有了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而不仅仅是语言的培训了。

四教育的影响

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有区别，买办教育背景的不同，首先造成的是各自活动圈层的不同。

在传统教育的格局中，无论是家学，还是私塾，从这种教育背景中走出来的人，在他们的人际网络中，最注重的是亲戚与同乡。前者借助宗族血缘组织，依赖血缘的联络和凝聚；后者利用的是地缘，所谓”亲不亲，同乡人”。而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相互渗透的。”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故以同乡人为多”，这是钱庄等传统中国商业机构中惯用的人事制度，老板一般是父子相传，职员多为近亲或同乡至好。而这一套人事制度，也被买办带进并移植到了洋行中。在同乡与同族组成的人际网络中，一些买办在资金周转、汇兑定约、吸收存款乃至抵押放款上，经常利用族人、同乡的关系。”深悉钱庄底细，乃导银行放息”，同时，他们往往又把外国银行的诸如代理汇划、领用钞票、存放业务交与亲戚同乡熟人经办。以吴县的严氏家族为例，他们就曾通过与席家姻亲兼同乡的关系，在汇丰银行取得一笔数目可观的私人押款。1910年7月，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橡皮股票风潮。受此风潮冲击，股票价格旋即暴跌，成为废纸，参与投机和卷入橡皮股票押款的金融机构顿时陷入困境，许多钱庄倒闭。严家经营的钱庄也深卷其内，只得将上海的房地产全部变卖出售，以归还汇丰的这笔私人押款。这是一个折损的例子，但多数情况下与席正甫有关系的亲戚、同乡，在汇丰银行借款放贷，还是可以获取许多好处的。席正甫等人与正大、协昇、镇昌、久源、裕祥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投资关系，他自己还与严兰卿合资开设了著名的协昇钱庄。”那时洞庭山帮钱庄，因和外商银行买办是同乡关系，势力不小”。[46]银行买办与钱庄主相结合，构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另一方面，买办们凭借自己在洋行中业已取得的地位，援引提携，使他们的亲戚同乡跻身外资银行、洋行者不少。洞庭席家近代上海金融界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席正甫兄弟在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当买办有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席家为中心，洞庭东、西两山诸家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规模庞大的”金融买办集团”。

受过新式教育的在新式学校就读过的买办，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除了前辈拥有的同乡、同族的网络外，又多了一个”同学”的关系。同学这层关系是在接受近代教育的过程中而衍生的，近代学校无论在生源、规模，还是专业领域、就业渠道、同学网络诸方面一直处于扩张之势，此与传统中国科举场上的”同年”运用于政坛上的”同党”攀援相比，近现代教育中”同学”网络就其活动范围与影响来说，实在要广泛而深远的多。

买办刘鸿生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刘鸿生出生于1888年，原籍定海。他的祖父刘维忠，曾在上海宝善街开设过一家戏院（丹桂茶园）。他的父亲刘贤喜做过招商局的轮船买办，主要走上海—温州线，该职务后由刘鸿生的哥哥刘菊生继任。刘鸿生早年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由于当时西方文明已逐渐输入中国，学习外国语文已受重视，遂进入圣约翰大学读书。圣约翰的收费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学生每年所需的费用，包括膳费和书杂费，大约为350—400元银元。一些官僚、大资本家把子女送往圣约翰，上海不少洋行买办的子弟，也是圣约翰的学生。故圣约翰有”贵族学校”之称。当然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是免交学费或学宿费的，另有一部分可以从学校领得奖学金或取得小额贷款，但这样的学生为数极少。刘家境况本来不差，但到刘鸿生时已经中落，曾听他讲过：”银箱中只存当票，不藏银洋。”[47]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刘鸿生在读圣约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还未读完上学期，就中途辍学。刘鸿生离开圣约翰大学是在1906年，那一年他19岁。离校后，即到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当教员，教外籍巡捕学上海话，月薪40元，大约做了两年。这时候，正值上海会审公廨需要翻译，月给65元。于是，他离开老闸捕房，去会审公廨当翻译，又做了半年。他在会审公廨工作中，认识了一些外籍律师，因此又转到意大利籍律师穆安素事务所工作，主要是兜揽诉讼案件，赚些佣金，做了三个月。[48]1909年间，刘鸿生又经上海某德商洋行买办黄可方和工部局翻译周良卿的介绍，进入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当职员。刘鸿生良好的业绩和教育背景，令当时上海的开平矿务局经理巴汉十分满意。1911年，24岁的刘鸿生从职员提升为买办。后来刘鸿生又投资实业，开办了一些工厂。作为买办和实业家，刘鸿生的社会交游很广，但在他参加的众多社会活动中，他曾就读的圣约翰大学对他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对圣约翰大学特别关心，几次捐款建筑校舍。他的许多重要社会关系都是由圣约翰大学的关系而来的。在1922年为便于圣约翰大学同学的联络，就创设了梵皇渡俱乐部，担任会长。他经营的许多企业，需要大批帮手来协助经营管理。因此他就尽量利用圣约翰大学同学关系，拉拢许多同学参加到自己的企业中来，担任重要的主管职务。如吴清泰主持上海水泥厂，林兆棠担任章华毛纺厂会计主任，范季美、叶起凤担任中国企业银行经理、襄理，黄锡恩担任中华煤球厂的厂经理，以及王建训、马德泰等人都在各企业中分任重要工作。[49]

那些留学海外的，更多了一层与洋人的关系。如沈昆三，就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与英国人A.娄斯相识。娄斯曾在中国做外交官多年，是一位中国通，1922年遇见沈昆三，便把他拉进了英美烟公司。[50]沈昆三的人生很长一段时间是与英美烟公司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对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的确立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如此的微妙，以至我们在翻阅众多买办的履历时，经常会陷入解释上的困惑。这一方面是因为买办个体的复杂性，我们不能根据某几个买办的行为来归纳或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教育本身的难以界定，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既有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等等的教育在内，内容非常丰富，有时是很能用要表面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简单推测、分析一个人的行为。缘乎此，我们会发现买办这个群体在许多方面充满着矛盾。如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从接受教育的背景上看，他是一个很西化的人，容闳自己当过买办，但他对买办并无好感，他曾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51]

而另一类买办，如钱锺书在《围城》为我们描写过一位姓张的买办，浙江沿海人，名叫吉民，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二十多年的事，从”写字”（小书记）升到买办。从他的背景来看，应该是学徒出身。其种种行为，则处处显示”洋派”：他喜欢人唤他Jimmy。他有一些自己的爱好与习惯。其中在说话上，有一个特点，即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这是跟外国人来往惯了，也许在洋行、青年会、扶轮社等圈子里，洋话说多了。但是，”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另外，他模仿美国人读音，惟妙惟肖，也许鼻音学得太火了，被钱锺书先生调侃为”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52]他生了一个女儿，”不惜工本地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53]这就是某一类买办的行为。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真正留洋或接受教会学校教育的买办，其行为并非像张吉民这般的，相反，他们有时更加重视中国传统的东西。如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后毕业于上海中西书院的邬挺生，就是这位在国人心目中”才干英挺，英文甚好，吃的是洋行饭”的人，在1907年，他作的一次环球旅行中始终”保持着他的民族习惯。”[54]事实上，在我们收集到的大量有关反映买办生活方式的文字与照片中，可以发现从衣着、住房、宴请、信仰乃至家庭摆设许多买办仍然保留着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这从一个侧面可体现他们内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的眷恋。

另一个事实是，买办毕竟是有别于传统官僚和绅士的那一群，因为在职业上同西方人保持着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最西化的群体之一。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选择，重视西化的教育。钱锺书在《围城》中描写那位姓张的买办，把他仅有一个女儿送进了教会学校，去那里”熏陶洋本领、洋习气”。在对席正甫家族的考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家族在近代百年间子弟教育所发生的变化：席正甫作为第一代买办（在洞庭席家排行中为”素”字辈）基本上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到席立功（排行为”裕”字辈，席立功名裕成）第二代买办，其教育已界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到席簏笙（排行为”德”字辈，席簏笙即席德濬）一辈，已有很多人在国内的大学就读或留学海外，如德炯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熙就读于复旦大学，德燿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懋南洋公学毕业，后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德柄留学美国（与宋子文是同学）。到席簏笙儿子一代（席家排行中”與”字辈），则基本上是大学毕业生，较上一代相比留学海外者更多：

與镐（William），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并在东吴大学就读，1946、1947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定居美国。

與錩(George)，1946、1947年赴美国深造，定居美国。

與铮(Eugene)，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定居美国。

與钊(Freddie)，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居住在台湾。

與瑞(Bob)，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去台湾经商。

與慧(Bill)，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解放后留在上海。

與闰(Andrew)，曾就读于沪江大学，后去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现退休。

與中，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迁居美国。

與文（Irving），在上海入圣约翰中学，读书三年。1938年赴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ofFinance）读书。现居美国。[55]

这些均是席正甫的曾孙辈。就读哪所学校，选择哪一个专业，从中是很能反映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群体的价值观的。

通过对中西不同教育的选择和实际所接受教育的熏陶，一代代买办的价值观由此发生嬗变。随着西式教育的增多，买办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在深入，西化程度在加深。中西间文化的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渐扩展深化。不同的教育状况，导致了买办们在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程度上也有所区别。而一些人随着对西方的接近，对传统文化、本土的事物则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买办是近代上海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他们最早与西方的近代经济发生关系，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为闭塞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买办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着深远影响。

注释：

[①][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②]详见张萍：《近代买办研究综述》，载《中国近代史》1996年第1期。

[③]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④]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59页。

[⑤]此见1864年9月27日机昔致香港怡和洋行经理J.惠代尔（J.Whifall）的信，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57页。

[⑥]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下简称《徐润年谱》），1927年版，第2、3页。

[⑦]《徐润年谱》，第3页。

[⑧]《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民国三年版，第1页

[⑨]《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第1页。

[⑩]据《北华捷报》介绍：上海的英华书馆（Anglo-ChineseSchool）成立于1865年，是一所主要”适应商界子弟需要”的教会学校。在英华书馆，用英国语言进行认真的教学，校长傅兰雅。一些洋行的经理及多位买办（如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唐廷枢等）对该书馆对积极赞助。详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81页。

[11]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12月14日发表的”在印度，英语迎来新的黄金时代”一文，指出英语是当今国际商业界使用的语言，已成为现代印度人晋身精英行列的必备工具。作为当年的殖民语言，英语在印度或中国的上海等通商口岸一度很时兴。

[12]见[日]根岸佶：《买办制度的研究》，转引自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64页。

[13]许念晖：《虞洽卿的一生》，载《文史资料精选》（第五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14]见《席嘏卿年谱》，载席裕康等撰：《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民国七年石印本，”孝三”第3页。

[15]席嘏卿10岁时，母亲金氏病殁。第二年，席兰坡继娶沈氏，她就是沈二圆的妹妹，沈氏生缙华、缙延。

[16]《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孝三”第3、4页。

[17]《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孝三”第5页。

[18]《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孝三”第5页。

[19]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Editor-in-Chief:ArnoldWright,Lloyd’sGreaterBritainPublishingCompany,LTD.1908.P.540.

[20]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1]《旧上海》，振寰书局1914年印行，第5页。

[22]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编：《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卅周年纪念特刊》，1943年印，”先哲小传”。

[23]可参见：FarEasternCommercialandIndustrialActivity–1924.CompiledbyE.J.Burgoyne,EditedbyF.S.Ramplin.TheCommercialEncyclopediaCo.(London,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1924.；LeadersofCommerce,IndustryandThoughtinChina(Shanghai),CompiledbyS.Ezekiel,PublishedbyGeo.T.Lioyd,Shanghai,1924；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Editor-in-Chief:ArnoldWright,Lloyd’sGreaterBritainPublishingCompany,LTD.1908；及《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的《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等。

[24]林希：《买办之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总序”第1页。

[25]见沙为楷著：《中国买办制》，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1页。

[26]见日本驻中国各通商港口领事编：《中国之金融》（上册），中国图书公司编译印行1908年版，第6页。

[27]《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孝三”第8、9页。

[28]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Editor-in-Chief:ArnoldWright,Lloyd’sGreaterBritainPublishingCompany,LTD.1908.P.560.

[29]详见《上海初次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载《广方言馆全案》（约1894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2页。

[30]熊月之、张敏著：《上海通史?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页。

[31]圣约翰大学创立于1879年，直到1891年正式设置大学课程，招收由中学毕业的学生入学。1895年有3名学生读完大学课程。到1906年，才在美国哥伦比亚专区用圣约翰大学的名义立案注册，并获得其授权颁发给毕业生以学士学位。南洋公学于1897年4月正式开学。

[32]有关近代上海开办的新式学校，详见熊月之、张敏著：《上海通史?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311页。

[33]《海上名人传》，第3页。

[34]《海上名人传》，第7页。

[35]据席德熙的四子席與闰口述，2003年9月10日。

[36]据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编《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卅周年纪念特刊》及席氏后人的口述。

[37]李元信总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环球出版社1944年，第198页。

[38]参见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P.544.

[39]据《现代实业家》，”上海商报丛书之二”，上海商报社1935年版，第145页。另见《海上名人传》，第37页。

[40]《海上名人传》，第19页。

[41]《现代实业家》，”上海商报丛书之二”，第207页。

[42]《海上名人传》，第56页。另参见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P.548-550.《海上名人传》，第56页。

[43]据《现代实业家》，”上海商报丛书之二”，第461页。

[44]《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第226页。

[45]有关沈昆三作为买办及其活动，详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7-982页。

[4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47]原刘鸿记帐房秘书陈宝琪口述，1961年4月，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48]原华商上海水泥公司营业科主任谢培德口述，1960年2月，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4页。

[49]陈宝琪口述，1962年3月，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311页。1900年在上海成立校友会时，仅有50几人参加。不久这个组织就逐渐扩大，在全国许多大城市成立了分会，在国外也有一些地方成立分会。到1935年国内就有位于各省15个重要城市设有分会。总会设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大楼内，名称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会址很宽敞，一切费用均由校友所捐赠的基金提供。当然，这些基金主要依靠刘鸿生等拥有雄厚经济力量的校友捐赠。

[5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967-958页。

[51]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52]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53]钱锺书：《围城》，第40、41页。

[54]参见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Shanghai,andotherTreatyPortsofChina:Their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P.544.

[55]据席與镐、席與闰、席與文等先生的口述，马学强、叶斌采访、整理。席與镐、席與文先生还提供了多张珍贵照片，在此深表谢意！

稿件来源：《史林》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