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和平

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此相应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可以以192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因为这一年既是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收回关税自主权，并开始加大经济建设力度的一年，也是西方世界开始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一年，使得中国对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和经济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贸易的总体状况来说，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进一步侵夺，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长，而且在条件上和性质上更加恶化。但是从具体表现来说，随着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程度的变化、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改善、国际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动，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并非处于不断而绝对恶化的状态。对此，现有的研究虽已有所涉及，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因素、进口和出口状况比较方面，更值得探讨。本文着重从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对现有研究提出一些不同的和补充的意见。

一、1895—1928年进出口贸易态势的转变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与中国关税主权状况密切相关的。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就开始侵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43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了中国改变税则须经各国同意的“协定关税”原则。1853年列强又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管理权，至1858年更迫使清政府将全国各海关的管理权交由外国税务司执掌。与此同时，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不断降低海关进出口税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规定的税率，出口货为其价值的1.5—10.75%，进口货为4—13%，一般普通进口物品为5%，一些主要进口品的税率较之开关前的税率降低了58—79%。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所有进出口货物一律“完纳值百抽五”的海关正税，“另按值百抽二点五的税率征收子口税”，其余各种内地税捐一概免征[1]，使主要进口品的税率又较1843年的税率降低了13—65%。[2]

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侵夺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一是对关税的控制权从海关扩大到常关，《辛丑条约》规定：为了保证偿付赔款，中国的“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即海关——作者）管理”。二是把协定关税制度从进出口商品扩大到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三是把减免税范围从进出口关税扩大到购买中国土货的内地稅，1896年中日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在通商各口岸购买中国货物土产，非系禁运出外洋之物，运出口时，只完出口正税，所有内地税赋、钞课、厘金、杂派，一概豁免。”四是攫取陆路贸易的特惠减税特权，1895年中法签订的有关条约规定：凡经中越边界通商口岸进出口之中国土货，“应照十分减四”征收出口税，免征复进口税；1896年中俄签订的有关条约又规定：凡经中俄合办铁路运输之进出口货物，其税额“较之税则所载之数，减三分之一交纳”。[3]这些由日本、法国、俄国领头攫取的减免税特权，其他列强各国依据“最惠国”待遇而得以“一体均沾”。

这种协定关税制度，及其强迫清政府接受的税率标准，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关税主权，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民族经济。列强所取得的减免税特权，使洋商的税负大大低于华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也使中国的进口税率大大低于列强各国的进口税率，在1859—1875年间，英、法、德、美的进口税率为15—42%，相当于中国的3—8倍。[4]此外，这种协定关税，不是互惠的，而是片面的，它们对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所征收的进口税比由它们输入中国的货物所交纳的进口税要低得多，如英国对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所征收的关税为25%，日本对从中国输入的烟草和生丝所征收的关税分别为350%和30%，美国对从中国输入的熟丝所征收的关税为35—60%。[5]列强对中国关税主权的这种侵夺，造成中国关税制度形同虚设，中外贸易条件严重失衡，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作用，为洋商的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提供便利条件。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列强对中国关税自主权侵夺范围的扩大，无论是在进口方面还是出口方面，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到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前，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态势的变化不仅直接显示中国对外贸易的变化，也间接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其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关税制度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急剧变化，使进出口贸易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阶段进出口贸易态势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变化，包括进出口数值、入超和出超状况、进出口物量和出口品购买力指数等；二是品种结构的变化，如进出口商品用途结构（包括生产用品、消费用品）变化、产品结构（包括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机制品、手工制品）的变化。

就进出口总值的变化而言，不仅保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两次快速增长的高潮。据海关统计，1894—1927年间进出口状态，如下表所示：

1894—1928年重要年份进出口价值统计分析表（单位：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附录，第170页。表中“%”是指出口值、入超值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

上表所列的年份，除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北京政府最后一年进出口变动状况的1915、1916和1927年之外，其余均为进出口总值增加到新一个亿的年份。从上表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有三种变化趋势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进出口总值的变化问题。除少数年份之外，自1894年到1928年进出口总值是持续增长的，前后增幅为6.54倍，其中1900年之前增长速度较慢，1900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这一增长趋势可以从每5—6年进出口总值的增加幅度中得到反映：1894—1900年增加27.52%；1900—1905年增加了82.40%；1905—1911年增加了25.76%；1911—1916年增加17.60%(如果以1917年为下线，则增加了22.61%)；1916—1921年增加了51.01%；1921—1928年增加了45.11%。其中以1900—1905年、1916—1921年的两个5年间的增长幅度为大；前一个5年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东北的完全开放、交通业的发展，加之原有底数较小；后一个5年的较快增长则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进口和出口的同时快速增加，并持续到1928年，使1921—1928年也成为增长速度较快的一个阶段。

第二，进口和出口增长状况的不同变化问题。现有的研究几乎都认为进口增加较快，出口增加较慢，但从上表的统计来看，除1902、1905、1913、1920、1921年等少数年份之外，总体情况恰好相反，而且出口增长速度愈益快于进口增长速度。1894—1928年间，进口值增加了6.38倍，而出口值增加了6.74倍，出口增长率高于进口增加率的5.64%；如果计算1900—1928年间的增长状况，那么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增长了4.67倍和5.24倍，出口增长率比进口增长率高12.21%，比前一种计算为高；如果再计算1913—1928年间的状况，那么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增长了1.10倍1.46倍，出口增长率比进口增长率高32.73%，又比前一种计算高出一大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到1921年间，以1919年为界，进口值先大减后大增，而出口值则是先大增后小减，各有千秋，属于特殊阶段，不可笼统论其增减和快慢。从1924年起恢复正常，进口和出口同时增加，并再度出现出口增加明显快于进口增加的状态，1924—1928年间，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增加了0.17倍和0.28倍，出口增长率高于进口增长率的64.71%；1926—1928年间，进口值和出口值分别增加了0.06和0.15倍，出口增长率高于进口增长率的150%。与此相应，出口值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呈现为有所提高的趋势，1894—1911年间，除1905年外，在40—45%之间浮动；1911—1928年间，除1921年外，都在41—50%之间浮动。入超值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也呈现为下降的趋势，1894—1911年之间，在11—33%之间浮动；1911—1928年之间，则在10—21%之间浮动，最低数和最高数都大幅度降低，且有4个年度在5%以下。当然，这种进出口值增减状况的变化，在其变化期中是有所起伏的，因而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列强对华商品输出情况的变化问题。对此，现有研究已有共识，即战时列强对华商品输出减少，使民族经济发展的环境有所改善；战后则大幅度增加，使民族经济发展的环境再度恶化。从上表来看，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在进口值的减少方面，而且反映在出口值的增加，外国商品进口值和入超值占进出口总值比重的降低方面。上表中的统计显示，战前进口值和入超值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有增有减；战时，这两个比重的变化，只有1914年从1913年的58.6%和17.1%增加到61.5%和23.0%；到1915年时就发生了逆转，这两个比重减至52.0%和4.1%，比1914年分别降低9.5和18.9个百分点，这种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的状态一直保持到1918年。到1919年时，与1918年相比，进口值从55 489.3万海关两增至64 699.8万海关两，增幅达16.6%，但出口值也从48 588.3万海关两增63 080.9万海关两，增幅更高达29.8%，超过进口值增幅的79.52%，进口值与出口值几乎持平，成为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外贸状态最好的年份。1920年以后，进口值大幅度增加，但从其所占的比重来看基本上与战前相似，也就是说基本回复到战前的状态。

进出口值和入超值的变化只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方面，它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国际收支情况的一种变化，如果要分析外贸对本国生产的影响力，还需要考察进口物量（即货物数量，下同）、出口物量和物物交易率（即进口物价指数与出口物价指数的比率）的变化。据前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何廉的研究，进出口物量和物物交易率指数的状况如下表所示：

1894—1928年进出口物量、物价和交易率指数变化表（以1913年为100）

资料来源：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6年南开指数年刊》，该所1937年版，37—38页。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研究以1913年为基点，把该年的各项指数均定为100，是比较合理的。一是因为1913年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年，国内国际环境相对平稳；二是当时进口和出口物价的涨落尚较协调；三是1913年为鸦片战争以后至1921年间进口货物量最多的一年，出口货物量亦仅有此前3年和此后第三年起才多于这一年。

根据这一研究，1894—1928年间的进出口货物量的变化状态是：第一，在这35年中，进出口物量的变化明显地呈现为三个阶段和一个特点。三个阶段是：1894—1998年5年间的出口物量指数高于进口物量指数阶段；1899—1907年9年间（除1905年外）的出口物量指数低于进口物量指数阶段；1908—1928年21年间（除1913、1914年外）的出口物量指数高于进口物量阶段。一个特点是：出口物量指数高于进口物量指数的年份大大多于相反情况的年份，前者为25年，后者为9年，前者是后者的2.78倍。这说明，相对于1913年而言，从物量上来看，出口的总体状况是较好的。

第二，在1908年以前的15年中，出口物量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互有增减和高低，且相差幅度较小。除1895年的出口物量指数高于进口物量指数20.5个百分点，1905、1906、1907年的进口物量指数分别高于出口物量指数30.7、34.1、21.6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年份的互相差距均在15个百分点以下。

第三，1908年之后的21年中出口物量指数持续高于进口物量指数，且超过幅度较大。除1913年持平，1914年出口略低于进口外，其余19个年份都是出口物量指数高于进口物量指数。出口物量指数超过进口物量指数的幅度较上一阶段明显扩大，除1908、1913、1914、1926年4个年份之外，其余16年的超幅都在15个百分点以上，尤以1916—1921年间的6年和1927年的超幅为大，一般均在30—40个百分点之间，1919年时的最大超幅达到64.6个百分点。

第四，1908年之后进口基本处于相对低沉状态，出口基本处于持续高涨状态。进口物量指数在1908—1921年的13年间（不含1913年）都低于100，1922年之后虽开始超过100，但增加幅度不大，至1928年的7年中有3年在110之下，增幅最高的1928年为131.5；出口物量指数则只有1908、1909、1914、1915年4个年份在100以下，其余15个年份都在100以上，其中超过进口物量指数第三高位119.6的年份有9个，超过进口物量指数最高位131.5的年份有7个，且都集中在1919—1928年的10年中，增幅最高的1928年达到156.1。因此，从进出口货物量来看，出口的增长比进口快，与上述进出口值统计所显示的态势不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详情如下表所示：

1913—1923年进出口价值和物量指数状况比较表

（价值单位：万海关两，指数以1913年为100）

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与战前1913年相比，进口增加有限，而出口增加仍保持着良好的态势，进口增加对民族工业的压力应该说不是很大。

当然，从上表也可以看到，物物交易率指数只有8个年份不及100这一中线，其余都超过100，且超过100的离中幅度大多高于不及100的幅度，这说明进口物品价格上涨的频率和幅度都高于出口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但是也不能把它看得太严重。交易率的波动，在外贸中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波动幅度有多大。如果把交易率指数达到110以上作为波动幅度较大的标准，那么上表所列的34个年份中，有13个年份波动幅度较大，且集中在1894—1898年（除1907年外）连续4年、1910—1912年的连续3年和1917—1922年的连续6年中，特别是后6年中有5个年份交易率指数在120以上的，尤以1920年和1921年为高，各为155.6%、142.3%。除了这34年之外，1936年之前的其他各年交易率指数达到110以上的年份也都是集中出现的，曾出现过2次，即1884—1886年、1931—1935年。[6]这种交易率指数上升集中出现的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所决定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外贸半殖民地性的表现，因为半殖民地性对外贸的影响理应是前后一样的，不应该只是集中地表现在期中的若干个年份中，而且也难以解释更多年份的交易率指数低于100的现象。导致交易率指数升降的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经济的因素。一是受金银供求关系决定的金银比价升降幅度的影响，二是受币值和商品供求关系决定的国外物价和国内物价涨落幅度的影响（关于白银汇率和中外物价指数升降的情况详见下表）。如1894—1898年间交易率指数上升时，白银的年平均汇率从1890—1893年间的1.13下降至0.76；同时虽有国内物价指数的上升和国外物价指数的下降，但升降的幅度都较小，[7]主要是白银汇率的下降影响交易指数的上升。1910—1912年间交易率指数上升时，白银汇率略有下降，同时国外物价上涨幅度又略超过国内物价上涨幅度，两者共同影响交易率指数的上升，但由于汇率下降和物价上涨的幅度都不大，因而交易率指数上升幅度亦不大。1917—1922年间交易率指数的大幅度上升时，正是白银汇率有较大幅度上升之间，年平均汇率回升至1.09，比此前平均上升了20—35个百分点，最高的1919年达到1.39，但是国外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国内物价上涨幅度的程度要比汇率上升幅度高得多，6年中的年平均物价指数，国内为131.7，国外为213.6，如果不计及对中国外贸已没有直接关系的德国，那么国外物价的平均指数则高达240.9，比国内物价指数高出109.2，这表明国外物价的快速上涨显然是导致中国外贸交易率指数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国外物价的高速上涨，是从1915年开始的，显然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商品供应紧张所致。

1894—1925年白银汇率和中外物价指数表（指数以1913年为100）

资料来源：汇率资料取自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附录二；其他资料取自何廉：《二十余年来我国已编之物价指数》，《银行月报》，第7卷，第2号（1927年2月），第11—12页。“白银对美元汇率”指1海关两兑换美元数；“平均”指英、美、法、德、日5国物价指数的平均数。

除了白银汇率下降和国外物价高速上涨之外，进出口物品结构的变化也是影响中国外贸交易率上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国出口的物品以原料和饮食品为主，这种物品种类较少，更新缓慢，生产工艺比较简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其价格的上涨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而很少受技术含量的影响。进口的物品则以工业产品为主，它们种类较多，更新较快，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特别是化工产品、交通工具、金属、机械等物品更为明显，其价格不仅同样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还与其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贸物物交易率大幅上升之时，进出口物品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913—1920年间，出口品方面，丝及丝织品、茶叶、皮及皮货、矿砂及金属、棉花等类物品有程度不同的减少，豆类及豆饼、籽仁及油、蛋及蛋制品、煤炭、棉纱及棉制品、其他杂货等有多少不等的增加；在进口品方面，棉纱、粮食、面粉、糖、其它杂货等类有所减少，棉制品、棉花、烟叶、纸、煤油、液体燃料、交通器材、化学染料及颜料、钢铁及其他金属品、机械等类物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8]特别是后6类物品的增加，对进口物价的上升影响较大，因为它们不仅难以替代、供不应求，而且技术含量较高，因而相对价格也较高。

当然，外贸物物交易率指数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出口品的购买力的降低，也可以说是外贸条件相对恶化的一种表现。交易率较高的年份与交易率较低的年份相比，出口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品数量下降，中国只有相应增加出口品数量才能换回与交易率较低年份相等数量的进口品。如果单从外贸的角度来说，物物交易率的上升，表示了出口品竞争力的减弱和进出口平衡能力的下降，对中国外贸的直接利益是一种损害。如果从刺激国内生产的角度来说，在保证一定利润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本国货币汇率和出口品价格以扩大出口量，这是外贸竞争中一种常用的手段。虽然当时中国货币汇率和出口品价格的相对低下，不是中国主动采取的一种外贸竞争策略，而是由进口物品相对价格的上升而自然造成的，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依附性，但是它对国内生产发展的内在刺激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由物物交易率上升而带来的出口物量的增加，必然带来中国出口生产的扩大，就业率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近代中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此不无关系。

此外，这一时期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比重逐渐增加，从1910年的17.6%，提高到1920年的28.5%，1930年略降为26.9%；消费资料比重则逐渐减少，相应从82.4%，降增至71.5%，1930年略升为73.1%，而且下降的几乎都是直接消费资料，消费品原料比重基本不变。在出口商品中，作为工业原料和食品的农产品和手采矿产品比重从1910年的39.3%，下降到1920年的37.3%，1930年又上升为46.3%，而机采矿产品则相应从0.5%，上升到2.8%和3.4%；手工半成品相应从13.1%，下降到8.2%和3.5%；机制半成品则相应从11.9%，上升到12.3%和12.2%；手工制成品相应从28.3%,升降为31.2%和27.1%；机器制成品相应从6.8%，升降为8.3%和7.4%。更值得注意的是，自19世纪末以来，出口棉花进口棉布这一典型的殖民地贸易格局开始发生颠倒，出口棉花由1910年的75.4万公担，减为1920的22.8万公担，1930年又增加为49.9万公担；进口棉花相应由12.5万公担，增为101.8万公担而开始由出超转变为入超，209.0万公担而创历史最高。棉纱进口由1910年的138.0万公担，减为1920年的80.2万公担，1930年的9.8万公担；棉纱出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1920年为4.2万公担，1930年增至20.0万公担，创历史最高，并从此由入超而转变为出超。棉布进口从1910年的9 950.0万元，增至1920年25 162.4万元，创历史最高，1930年减至20 216.6万元；棉布出口相应从300.7万元，增至771.2万元，1 525.9万元，创历史最高。[9]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工业建设的发展。

1929年元旦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之后，经过修改海关税则，提高进口税，减免出口税，对改善贸易条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当年的2月，第一次修改税率，提高关税进口税率，实行差等税率，除与日本未达成修改税则协议外，其余均实行5%—27.5%的7级进口税则；1931 年进行第二次修改，一律实行5%—50%的12级进口税则；1933年再次进行修改，提高为5%—80%的14级进口税则。同时公布裁撤厘金等地方苛捐杂税和增加国家统一税种的法规法令，1930年底财政部发出通电：“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之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50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等，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同时开征全国统一的统税和特种消费税。[10]这些关税制度改革措施，除了使国家的税收有较为明显的增加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洋货倾销，促进了国货出口，改善了进出口货物的国内流通渠道，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虽然关税制度有所改善，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还接连两次受到了重大外部事件的影响，一次是1929年开始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次是1931年爆发的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两次事件更是使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与前明显不同变化的重要原因，不仅抵消了关税制度改革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改善，而且使贸易条件的相对恶化更加严重。但是，由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相对恶化。

1929年以后，在上述这些政治条件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生明显变化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进出口价值的变化。这一时期进出口价值的变动状况详如下表所示：

1928—1936年历年进出口统计分析表（单位：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1931以前的数字见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第170页； 1932年以后的数字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附录二，第337页。

说明：表中的“%”号是指出口值、入超值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1932年6月以后的数字不包括东北的进出口贸易统计数。

上表反映了这样几种情况：一是1932年以前继续保持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进出口价值持续增长的势头，其增长速度亦基本前后相称。二是从1932年起，由于东北被日本侵占，其进出口贸易已属于日本殖民地经济的一部分而不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统计，从而使中国的进出口价值均有明显减少，反映了日本侵占东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但进口与出口有所不同，出口的情况较进口为好。进口价值逐年减少，从1931年的143 924.7万海关两减至1932年的104 924.7万两、1933年的86 365万两、1936年的60 432.9万两，逐年递减率为27.10%、17.69%、30.03%，前后减幅达58.01%；出口价值先减后增，从1931年的90 947.6万两减至1932年的49 264.1万两、1934年的34 352.7万两、1936年回升至45 297.9万两，逐年间的比率为-45.83%、-30.27%、+31.86%，前后减幅为50.19%。三是1929—1931年间，进口与出口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的状况。进口价值增加较快，从126 577.9万海关两增至143 348.9万两，增幅达13.24%；出口价值有所减少，从101 568.7万两减至90 947.6万两，减幅为10.46%。这种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中列强各国增加商品输出、转嫁危机和中国外贸状况的恶化。不过，无论是进口的增加，还是出口的减少，幅度都不是很大。四是与第三种情况相应，入超值在1930—1934年间进一步上升，超过了前一时期各个年份的最高值和最高比重。如1921年的入超为30 486.6万海关两、1926年降为25 992.6万两，到1930—1933年的4年间，依次为41 491.2万两、52 401.3万两、55 660.6万两、47 094.9万两，均比1921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尤以1932年为甚，比1921年增加了82.57%，达到最高峰；从入超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来看，亦从1930年起明显增加，由1921年的20.2%上升到1933年的37.48%，提高了85.54%，比入超的增加幅度还大一些，更反映了世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总的来说，这一时期9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经过了发展、恶化、衰退的过程，其中恶化和衰退的原因，既有日本侵占东北的影响，也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前者所影响的主要是数量，后者所影响的主要是质量。

以上1931年以后的外贸状况是就关内地区而言的，如把东北的进出口值、走私进口值与关内海关进出口值一并计算，其情况更为严重，详如下表所示：

1932—1936年关内外合计进出口统计分析表（单位：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关内值据上表；东北值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4、26页；走私值据郑友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工业发展》，第338页。

说明：“合计值”指东北、走私（进口）和关内合计进口、出口和入超值，“%”号指入超占进出口合计总值的比重。

上表进一步反映了日本侵占东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严重恶化影响。首先是进口总值和出口总值均趋于连续减少的状态，到1936年才略有回升。其次是使东北的外贸由原先历来出超的状况逐步恶化，从1933年起转变为入超，且日趋严重。同时，随着1931年中国对日本实行收回关税自主权，提高进口税率以后，日货走私进口日益严重。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外贸入超更加严重，1932—1936年间历年的入超值都高于1927年以前时期的最高入超值，特别是1933年的入超值高达近6亿两，1935年的入超比重高达38.35%，比前一时期最为严重的1921年的入超值3亿余两和入超比重20.2%增加了近1倍。

其次是进出口物量指数和物物交易率指数的变化。除了进、出口值和入超值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局势的变化之外，进出口物量指数和物物交易率指数的变化更反映了外贸条件的恶化。其历年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1928—1936年进出口物量、物价与物物交易率指数表

资料来源：《南开指数年刊》，1936年版，第37—38页。不包括东北。1913年指数为100。

由上表可见，在变化的总体趋势方面，进出口物量的变化与进出口值的变化相似，即从1932年起有较大程度的减少，但就进出口各种状况及其增减的具体情况而言，则与进出口值的变化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就进口物量指数与进口值的比较而言，在前一时期中，这两项数值最高的年份均为1926年，指数为130.5，价值为112 422.1万海关两，在1928—1931年间，除1931年的指数129.9与1926年的指数基本持平外，其余年份均有不同程度的超越，但其超越的程度明显不如进出口值。如这一时期最高的进口值是1931年的143 348.9万两，比1926年增加了27.51%，而同年的进口物量指数则反而略微减少了0.46%；这一时期最高的进口物量指数是1929年139.9，比1926年提高了7.20%，而同年的进口值则为126 577.9两，比1926年增加了12.59%，比进口物量指数的增加率高出5.39个百分点。就出口物量指数而言，1928—1931年间，仅有1928年的156.1比前一时期最高年份1927年的154.1略增2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均低于1927年，其总体状况与一次大战后几年的状况基本相同；但同期的出口值却比战后几年增加了10—12个百分点。这种进、出口物量指数与进、出口值变化状况的不同，反映了出口物价上涨略高于进口物价上涨和物物交易率的改善而带来的利益。

1932年以后，情况有所变化。出口物量虽然也有明显的减少，但与进口物量的减少有显著的区别。进口物量指数是逐年减少，到1936年时仅为77.9，比1931年的129.9减少了40.03%，而出口物量指数则在1932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之后，便连年提升，到1936年时已回升为125.6，只比1931年的136.5减少了8%。与此同时，出口物量的减少与出口值的减少也有明显的不同，出口值在1932年有大幅度减少之后，有连续两年减少，到1935年才开始回升，且回升的幅度较小，到1936年才回升为45 297.92元，仍比1931年的90 947.6万元减少了50.19%。1932年以后，出口物量的这种与进口物量和出口值的不同变化，与进、出口物价变化的不同是相一致，这几年中进、出口的物价虽然均呈下降态势，但出口物价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进口物价，使外国输入商品对中国输出商品的物物交易率再次大幅度提高，反映了中国外贸条件的再度相对恶化，但即便如此，其状况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的1920、1921年的物物交易率指数155.6和142.3为好；至于出口物量增加对中国生产的刺激作用，则同样存在。因此，不能只从外贸值入超的增加而强调外贸状况的恶化，还应该结合进出口物量进行考察，否则对外贸条件恶化程度的评价就会有失偏颇。

此外，更应该避免因不恰当的统计而过分强调恶化程度。如有的统计以1920年和1930年两个年份的进口和出口物量指数进行统计，得出这10年间，进口物量增加了70%强，出口物量仅增加了10%，前者比后者高出6倍的结论。[11]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两个单独年份的进、出口物量状况，如果以此论定这10年间的状况，则未免片面。因为，在这10年中，1930年的进口物量指数居于第三位，1928年时已达到这一水平；而1930年的出口物量指数则只居于第八位，早在1922年时就已接近这一水平。如果各以这10年中的最高指数作比较，则进口物量指数从1920年的75.9提高到1929年的139.9，增加了84.32%；出口物量指数从1920年的119.3提高到1928年的156.1，增加了30.85%，进口物量指数的增加幅度比出口物量指数的增加幅度高出1.73倍，远低于上述的统计。如果以这10年的进出口物量平均指数作比较，那么进口物量平均指数为118.8，比1920年增加了56.52%；出口物量平均指数为139.6，比1920年增加了17.02%，进口物量指数的增加幅度比出口物量指数的增加幅度高出2.32倍，亦远低于上述统计。

第三是进出口商品的结构的变化。与上述进出口数额和物量的变化相应，这一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详如下表所示：

1920—1936年进出口商品结构状况表(价值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说明：“出口土产原材料”包括农林渔牧产品和手工开采矿产品；“机制半成品”包括机器开采矿产品。

在进口商品方面，继续保持1910年以来的生产资料所占比重上升和消费资料所占比重下降的态势。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28.5%，1930年略降至26.9%，1936年加大到44.4%，比1930年提高了65.06%。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71.5%，1930年略升73.2%，1936年下降到55.5%，比1930年下降了24.18%，而且改变了前一时期只是直接消费资料下降而消费品原料基本保持不变的状况，两者同时下降，前者从1930年的55.8%下降为1936年的42.5%，后者同时从17.3%下降为13%，下降的幅度亦基本相等，分别为23.84%和24.86%。

在出口商品方面，则改变了1910年以来的农产品、手工品和机制品各有升降的状态，呈现为农产品和手工品普遍上升，机制品普遍下降的状态。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农产品和手采矿产品的比重，从1920年的37.3%，上升为1930年的46.3%，1936年的46.7%，1930年之前上升较快，之后上升很少。手工半成品的比重，相应从8.2%下降为3.5%，继而又上升至6.7%，1930年之前大幅度下降，之后则又有较大回升。手工制成品的比重呈现为低幅波动，先降后升，相应从31.2%下降为27.1%，后又上升为32.4%。包括机采矿产品在内的机器半成品的比重，相应从15.1%和15.6%，下降至7.2%，1930年之前略有增加，之后则大幅度下降。机器制成品的比重则连续下降，但幅度不大，相应从8.3%下降为7.4%和7.1%。

除了上述进出口商品总体结构状况的变化之外，还有两种现象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进口商品中的生产资料进口的大幅度增加，其中重要生产资料的进口状况如下表所示：

1916—1936年重要生产资料进口状况分析表（价值单位：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1页。表中的“%”号表示各类品种占当年进口总值的比重。1936年的数字不包括东北。

从上表可见，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6年，重要生产资料的进口经过了1913—1920和1928—1936年的两次增进阶段，而且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持续的时间更长、增进的幅度更大。在1913—1920年间，进口价值的合计数从7 469万海关两增至15 931万两，增幅为113.29%；比重从13.1%增至20.9%，增幅为59.54%。在1928—1936年间，比重从18.4%提高到40.1%，提高了117.93%，比1920年则提高了91.87%；进口价值从22 006万元增至24 234万元，尽管1936年的数字减少了东北一大块，但仍然增加了10.12%，比1920年则增加了52.12%；如果以该年的比重和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进口总值（不含走私值）100 164万两计算，那么其进口值当为40 165万两，比1928年增加了82.52%，比1920年则增加了152.12%。这些重要生产资料进口的持续大幅度增长，反映了1928—1936年间工业化建设进程的持续加快。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棉纺织业的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口结构的转变。出口棉花、进口棉纺织品是19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半殖民地性的一种典型表现，这一表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发生改变，到这一时期又有进一步的转变，其详情如下表所示：

1920—1936年棉花和棉纺织品进出口状况表（单位：数量，万公担；价值，万海关两）

资料来源：表中带“*”号的栏目数据，采自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第177、180—182、185、190页；其余根据郑友揆：《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1、42、43—44页的有关数据计算。1936年的数字不包括东北。

从上表可见，棉花的进口逐渐增加而出口逐渐减少。进口数量由1928年的191.6万公担、6 817.0万海关两，增为1931年的465.3万公担、18 062.0万海关两，增幅分别为142.85%和165.0%，到1936年虽减为67.3万公担、2 296.5海关万两，这个数字不包括东北的棉花进口数，但仍与1920年相仿。出口数量在1913—1927年的15年中基本上是逐渐增长的，其中只有1914、1915、1920、1921年的出口数量少于1913年，出口数量最高的1927年达到144.7万公担，[12]从1928年起开始逐渐回落，由当年的111.2万公担、3370.6万海关两，降为1931年的79.0万公担、2637.5万海关两，1936年再减为60.9万公担、1811.9万海关两，比1928年分别减少了45.23%和46.24%。

棉纱的进出口状况则与棉花相反，进口逐渐减少而出口逐渐增加。进口数量保持1913年以来连年减少的态势，由1928年的28.5 万公担、1913.6万海关两，减为1931年的4.8处万担、430.0万海关两，再减为1936年的1万担、120.9海关两，1936年比1928年分别减少了96.49%和93.68%。出口数量则保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连年增加的态势，从1928年为35.0万公担、2158.7万海关两，增加为1931年的61.8万公担、3361.8海关两，分别增加了76.57%和55.73%；到1936年时虽降为14.9万公担（不包括东北），但仍高于1925年以前的数额。而且，从1928年起由入超转变为出超，出超额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由1928年的6.5万担、245.1万海关两，增至1931年的57万担、2931.8万海关两，分别增加了7.77倍和10.96倍，到1936年仍有13.9万担。除棉纱之外的各类棉织品的出口值亦较1925年以前呈现出更大的增加态势，1928年为1635.6万海关两，1931年为1222.9万海关两、1936年为876.7万海关两，而且入超在逐渐缩小，出口值占进口值的比重相应从9.60%增至11.22%、94.35%，1936年的进出口值已接近平衡。棉花和棉纺织品进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本国棉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进口商品结构状况和出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比重的全面大幅度上升，应该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发展所致。在工业发展的同时，机制半成品和成品出口比重的较大下降，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危机对中国机制品，特别是机制半成品需求的减少，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市场随着工业的发展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机制品，特别是机制半成品需求的增加。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状况的变化，既有国际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也有国内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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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各不平等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有关统计数参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9页。

[3]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616、664、622、674页。

[4]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的有关文字和表格。

[5] [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1页。

[6] 南开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6年，第39—40页。

[7] 1890—1893年的白银汇率指数参见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附录二；物价指数参见何廉：《二十余年来我国已编之物价指数》，《银行月报》，第7卷，第2号（1927年2月），第11—12页。

[8] 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1、43—44页。

[9]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81页。

[10] 《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号、第2号。

[1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25页。

[12] China Maritime Customs, Decennial Reports, 1922—1931, 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