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的三大贪污案发生在招商局的商办时期(1912——1927年)。这个时期，虽然局务完全实现了“商办”，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环境，决定了招商局无法改变“中国旧式衙门与买办制度之混合组织”的特点。

　　轰动一时的招商局三大案——汉口分局施氏父子舞弊案、天津分局麦氏父子舞弊案以及积余产业公司李国杰舞弊案，正是这一时期全局上下舞弊成风的集中反映。

　　汉口分局是招商局两大分局之一，从1893年开始，盛宣怀的姻亲施紫卿任该局总办(局长)，1914年，施紫卿退职，他竟擅自任命儿子施子英为汉局局长，另一个儿子施成之为副局长，1917年施成之升任局长，施家子弟施心柏为副局长。1921年，施省之又接任局长。在三十多年时间内，汉口分局变成了施家的世袭领地，“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为怪，……陈陈相因，弊端百出。”他们将官场衙门的一套腐朽作风全盘搬出，渎职贪污，劣迹昭彰，曾两次被起诉涉讼。施氏父子兄弟从1912年到1926年期间，利用攫取溢额回佣银、包脚特佣、铜元折合银元差价及购买煤炭的价格差额等手段，贪污局款达87.8万余两。施氏父子在贪污案败露后，经上海临时法院判决，今其退还各种赃款共35.7万余两，但施氏父子已将赃款挥霍殆尽，只交出银10万余两，公债券4.2万余元。

　　天津分局是招商局在北方的最大分局，1906年，跟随李鸿章l0余年的随行医生麦佐之开始担任津局总办，任职长达23年。他把津局变成了麦氏世袭领地。津局的财务管理十分混乱，除船务处和帐务处有一些零散帐册外，其它各处连帐簿也没有。津局在运费折算和购买煤炭两方面弊窦最大，其它浮报情况也很明显。麦佐之任职期间，旧式制钱已经绝迹，天津市面早已通行银元，但津局在计算营运收入时仍沿用几十年前的“虚钱本位”，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折合率进行折算，以便从中作弊。津局在晚清时期折算运费的情况由于帐册散失已难于查考，仅1912年到1927年十六年时间内，该局营运收入以制钱折合津钱再折合银两计算，共造成46.1万余两的巨大漏洞。津局在购买煤炭时，以虚报存煤、抬高售价、多报用量、谎报损失等手段，从1912年到1928年(其中四年无帐可查)共侵吞局款25.76万余两，各项回佣银40.88万余两。1928年招商局向天津地方法院起诉，麦佐之被逮捕入狱。但巨额赃款已经被挥霍一空，招商局的巨大损失无法弥补。

　　积余产业公司是招商局1914年分设的附属企业，实际上是一家营业上未完全独立的房地产公司，它的收入主要为地产租金和股票股息。招商局划分出这个公司，是为了保存局产，避免外人觊觎，而实际上该公司完全成了少数人攫取巨额红利的摇钱树。李鸿章之孙李国杰，靠先祖的余威任招商局董事会会长并兼积余产业公司经理。李国杰对各种弊政既不清查也不整顿，从1928年至1929年，积余公司收入没有增加多少，而开支却较前几年增加3倍至30倍。李国杰将积余产业公司视为祖业，擅自任用职员，租金概不上交，各项预算月报及开支等也概不报总局核准。两年中，积余公司未向总局上缴分文。1930年2月，赵铁桥控告李国杰犯有侵占罪、妨害公务罪及损坏信用罪胜讼，积余公司的名义从此被取消。

　　为了警示后人，当年清查三大案的招商局总稽核李孤凡先生著《招商局三大案》。几位名人为此书题词，蔡元培题：“招商局有数十年之积弊，非彻底明了决难着手整理，是编举其最大者详言之，洵足供当局参证”；陈果夫题：“官僚商业之结果”；叶楚伧题：“闻者足戒”；胡适题：“……光明所到，黑暗自销”。(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