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招商局债款观察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

以上统计表反映的是1937年前招商局所借债款的大体情况。观察和分析招商局的这些借款统计表，从中可以得出不少信息和看到不少变化。

    首先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招商局都持续负有大量债务，在我们考查的这几十年时段里，招商局不存在没有债务的时期。很多时候，所负债额甚至超过招商局的资本总数。换句话说，如果不能从外部获得贷款，近代中国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是无法维持下去的。由此可见近代中国企业对近代资本市场的依赖性之强，也可以说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对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渠道来看，晚清时期招商局的借款主要来自政府、传统中国金融机构钱庄和外国在华银行。民国时期则主要是华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钱庄。民国后最大的改变，是来自官方的借款已经消失，1890年招商局的官方借款清偿完毕后，维持招商局日常经营和周转的债务资金，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只不过此期银行取代了过去的钱庄，成为招商局获取贷款的主要对象。民国后招商局从华资银行中获得总数21笔贷款1453万余元，远远超过招商局的资本总数。与之相比，来自钱庄的3笔借款合计总数仅有62万余元，相比而言重要性就相当有限了。即使把1927年48家银行钱庄团抵押借款274万余元划出一半算作钱庄的贷款，冉加上钱庄此后的3笔贷款62万余元在内，钱庄的贷款总数也不过200余万元，在民国后招商局所获贷款的数额中，处于最后垫底的一位。也就是说，进人民国后，银行取代钱庄成为招商局获取借款来源的主要方式，且这种趋势越到后期越明显，1932年后招商局的诸多融资借款全部来自于银行，再也没有见到钱庄的身影，足见在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上，银行业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

    第三，此期招商局所获外资银行和洋行的融资贷款，晚清时期3笔，民国时期2笔，总次数不多，数额却很大。晚清时期的3笔贷款用途第一部分有所说明。民国时期的这两次融资，一次是“民国十二年南北战争起衅，营业大受影响”，因而向汇丰银行举债500万两。再一次是“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事发生，长江航运因而停航，继而北洋亦起战争，航运亦停，加之连年亏损，现款早已告罄”之故，又向美商花旗银行告贷100万两。这两笔外资银行贷款，数额都相当大，汇丰的一笔更是数额惊人，且还贷期限也长达20年之久，可谓招商局近代外债史上数额最巨，时限最长的一笔借款了。

第四，1939年时招商局曾对自己所负各项债款做过结算。结果欠债本息共为国币26035075．61元。该年曾对各次债款偿还过少量本金和利息，但最后的完全偿清，却绝大部分是1945年以后。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原有所负“汇丰、花旗、中央、汇业局等借款为数较巨者，均按原订利率偿清”。其余各项债款，经过几次折冲，“最后衡以市情，酌以提高利率”。具体是1942年债款在原有利率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1943年提高百分之二十，1944年提高百分之三十，1945年上半年提高百分之四十，下半年提高百分之六十，1946年提高百分之八十，各项债款均“复利计算，或照沪渝市拆以清偿”。最终这些债款，“在民国卅四、五年间，以国币一亿另一百二十五万另九百七十六元三角八分之本利代价，一律偿还清楚”。抗战胜利后招商局能够很快清偿所负债务，应该与此期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和战后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有关。

    从1937年前招商局的融资借款看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招商局的融资特别是民国以后的融资，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不管利率高低、时限长短、数额多少，都是贷借双方通过市场谈判签约进行。二是都有抵押品。包括晚清时期放债时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钱庄，民国后都采用“抵押借款”方式。不管中外银行还是钱庄，民国后都一致实行抵押放贷，这是民国后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明显变化，通过招商局的融资借贷得以证明。三是这期间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抵押借款，也有透支借款，还有期票借款。抵押品也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既有地产、船栈、水脚收入券、实业股款，也有轮船、码头和租界土地道契等等。融资利率一般在7%～9．5%，但作为国营后的招商局，在获得中央银行的贷款时，却罕见地在1936年享受了一次利率为5%的融资借款。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晚清时期普遍出现的企业存在“私人存款”的现象消失不见。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近代中国企业吸收社会储蓄作为企业营运资金的现象很普遍，一些大型企业如永安公司、荣家企业等在设立储蓄部吸收社会储蓄时，招商局却一反常态，不见吸收社会储蓄，其原因是否因为性质变为国营而导致?此问题可以留待以后深入探讨。

或许有人会认为，招商局之所以负债如此之多，是因为这家企业发展不顺利，为了维持下去而不得不大量欠债，这种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近代中国其他一些工业企业在快速发展期间同样大量向资本市场融资负债的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这里可以两个例子。

    被称为近代中国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荣家企业，从其企业规模扩展情况来看，按面粉与纺织两大系统观察：1903年创办第一个工厂茂新面粉厂开始，到1921年为止，共有面粉厂13个(其中包括租办尚未到期的1个厂)，粉磨设备从4部增加至301部，18年间增加74倍；若以1912年拥有粉磨18部计算，则9年间增加15．7倍。每日生产面粉能力，1903年为300袋，1921年增至76000袋，增加了250余倍。如以1912年每日生产面粉能力3000袋计算，9年间增加24倍多。中新纺织系统的情况是：1916年创办中新一厂，到1922年为止，前后6年间，从l个厂扩展到4个厂。生产设备以纱锭数计算，从12960锭增至134907锭，增加9．4倍；布机数从1917年的350台增至1922年的1615台，增加3．6倍。棉纱产量从1917年的9723件增至1922年的80356件，增加7．2倍；棉布产量从1917年的29002匹增至1922年的359530匹，增加l1．4倍。

荣家企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原因当然不止一种，但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大量举借债款进行扩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荣氏兄弟特别是哥哥荣宗敬认为，只要发展生产有利可图，就要千方百计举借债款，筹集资金建厂投产。他认为多一枚锭子，就可以多生产一锭子的棉纱，可多得一份利，因此负债经营成为荣家企业经营的常态。如福新系统的资产负债情况是：1923年与1913年相比，借人资本数从5．2万元增至546．81万元，增加了104倍；1923年借入资本占全部资本的64．8%。申新系统的情况也如此：中新各厂的借人资本从1916年的41．12万元增至1923年的l 166．52万元，增加了27倍多，1923年借人资本占预付资本64%。再从中新各厂1920～1921年流动资产对短期负债的比重来看，1920年短期负债为流动资产的1．5倍，1921年增至2．5倍。

再从刘鸿生企业来看，上海华商水泥厂是刘鸿生企业集团中重要的企业之一，也是赢利状况较好的企业之一。从1923投产开始，至1937年为止该厂的盈余统计表6可以得到证明。

表6  上海水泥厂1923—1937年各年产额及盈余数额表

单位：桶，元

    说明：1．1923年7月16日试车生产，8月7日“正式开机”，16日“正式出货”，故1923年生产时间为7个半月。

    2．1937年生产时间仅8个半月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所致。

资料来源：“上海水泥厂第一全宗历史考证(1920～1937年)”，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414-1-502(2)“13、‘历年产销及盈余额’”。

从上表中的统计数字中可见，除投产的第二年即1924年略有亏损外，其余各年均有赢利，大多数年份的盈余都在二三十万元以上，最高年份甚至达到盈利60多万元。但是，就是在发展处于顺境之中的上海水泥厂，仍然从1922年建厂期间开始，就负有巨额债务，债款最高时占股本的91．7%。表7统计的是到1933年为止上海水泥厂向钱庄银行的主要借款状况。

表7  上海水泥厂向各钱庄银行的主要借款统计表(1922—1933年)

资料来源：前四栏数字见《上海水泥厂第一全宗历史考证(1920～1937年)》9、财务情况，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414—1—502(2)。“借款利息”栏中钱庄和银行的利息数字见《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80页。“股本总额”栏中数字1925年前来源为“上海水泥厂第一全宗历史考证(1920～1937年)”，1926年后数字为上海市社科院经济所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刘鸿记帐房档案03—009：“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第十五期贷借对照表，(1926～1936年)”。“借款占股本比例(%)”栏中数字为笔者计算。

从上述统计表6和表7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水泥厂效益相对良好且较为平稳地经营状况是在“沉重的负债经营”状况下取得的，基础并不雄厚。也就是说，即使是发展较为顺利的上海水泥厂，也是在依赖大量外来贷款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和经营。因此，根据上述轮船招商局、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在近代中国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的外来贷款至关重要，是这些企业能够存活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

    “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对近代中国轮船招商局融资的考察，可以观察到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许多特点，如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相当活跃，渠道多样，经营灵活，方式不拘一格，且基本通过市场方式进行，民国以后银行取代钱庄成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等等。这些特点，都说明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成熟度。再加上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负债发展之例，还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近代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关键和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营发展顺利的企业如荣家企业和刘鸿生企业，还是发展曲折艰难的轮船招商局，均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有着高度的依赖性，甚至可说是这些企业生存的生命线。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是经济中最敏感的部分。通过上述对近代中国企业融资贷款的分析，能够反映出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情况，也可体现出其活跃和重要的一面。同时还证明了一点：即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演变，证明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步成型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否则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