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83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进行整顿折射出的官商矛盾

1883年11月1日，以盛宣怀、徐润、张鸿禄、郑官应为首的轮船招商局各位主管人员联衔向李鸿章呈报了一份禀文，禀文后附有一份八条的“整顿招商局大略章程”。在盛宣怀、徐润等人所上李鸿章的这份禀文中，提到1883年9月27日李鸿章电令盛宣怀“即望人局会集众商，揭开理论，分别整顿”一事。此后第二天即29日，李鸿章又直接发给招商局批文，批文中指出电令盛宣怀人局进行整顿的原因是：“昨因上海市面过紧，各铺纷纷倒帐，商局积欠庄款尚巨，电谕盛道宣怀人局筹商维持整顿之策。”从这两处记载来看，盛宣怀是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爆发后，由李鸿章亲自委派，承担对招商局局务进行“妥筹整顿、定立规条、认真率循、禀候核办”的任务而来的。那么，这时的招商局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将上述1881年已被驱逐出招商局，“不准再行干预局务”的盛宣怀再找回来对招商局进行整顿呢?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统计表中显示的这时的招商局运营情况：

表11873—1884年轮船招商局经营状况统计表

说明：此期间轮船招商局的会计年度大体为头年的7月至第二年的6月，故年度栏目的数字均为跨年度的数字。

    资料来源：1．招商局资本、轮船只数、吨数引自招商局编《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附录》。

2．净收入、折旧和扣除折旧后的利润三栏目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78页表。

    从统计表看，1873～1883年是唐廷枢、徐润经营的时段，直至盛宣怀承命对招商局进行整顿之时，轮船招商局在这十年的时期内业务和利润都有明显的增长。这从表中所列这期间招商局的各项统计数字尤其是资本数、轮船数和吨位数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特别是1877年，在唐廷枢、徐润努力经营积极进取的指导思想下，他们经过奋争，一举击败和收购了当时中国领水中规模最大的外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规模和运力都出现了一个飞跃。使招商局的船队量与吨位一年之间猛增一倍多，从头一年的轮船11只11854吨增加到29只30526吨，并使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的轮船中外吨位对比数从1872年前的空白，一跃增为36．7：63．3。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如《申报》发表文章称赞此举使得“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舆论也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创见之事”。

另外，招商局除每年照付股东10%的官利外，从1878年开始，随着业务和水脚收入的增加，招商局改变了从创办以来从未抽提折旧的不正常状态，开始按年提取折旧款。1883～1884年在有余利的情况下甚至可提折旧70多万两。同时，所借官款也开始偿还，1882年在“经济甚为宽裕”的情况下，“所欠官款本年春已还三十万两有零，计尚欠官款一百二十一万七千余两”。1883年又“计还官款二十五万两”。这时引人注目的还有商人向招商局投资的增长。1877年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时，招商局资本总计只有751000两，此后到1880年时已达百万。还出现招商局股票争购者多，“增发股票，立刻被抢购一空”的景象，1882年招商局股票升水竞超过100%。这使招商局有可能决定把资本翻番，从100万两增至200万两，结果不到一年便“业经收足”。

    从这些现象分析，这时的招商局明显是在走向顺境，也正因为此，这种状况越发使得李鸿章特意调派盛宣怀前来整顿招商局一事显得不同寻常。

为了进一步理清此事，我们可以先从盛宣怀进入招商局进行整顿后向李鸿章所上整顿章程八条人手进行分析。这份以徐润口气所上实际是盛宣怀主持“公同会拟”的整顿八条章程，大体内容可分三类：一是认为商局用本太大，“将及六百万”，但“集股只有二百万，其余均属客本”，因此在“分划清楚”的基础上，准备实行的措施包括“轮船宜暂停修造”，“搁本宜力求收束”(一、五、六条)。二是“董事宜酌量选举”，“利弊宜实力搜索”(四、七条)等无实质性内容的务虚条目。关键在于第三类直接涉及整顿内容的实质措施，这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在第三条“总办宜各有责成”上。该条指出商局现有的分工情况是：“总办系唐道及职道润，帮办系职道鸿禄、官应。唐道向来往来津沪；职道润向来驻局，银钱俱归调度；职道鸿禄专管运漕；职道官应专管揽载”。但令人奇怪的地方正在于本来分工如此明确的商局，为何随后接着提出“嗣后应如何各专责成之处，伏乞宪派定夺”。更耐人寻味的是第八条更明确提出，“查商局出入甚大，十年以来，皆归职道润一手经理。现请宪台添派总办一人，综核收支，调度盈绌，以免无事则散漫难稽，有事则临渴掘井”。显然，这样的话不能不使人产生唐廷枢、徐润经营招商局银钱出现问题的联想。实际上，整顿招商局章程上含含糊糊的问题，在李鸿章回复该章程的批文上被明确点了出来：“轮船招商局之设，原冀收回洋商已攘之利权，立中国经久不弊之商政。该局自归并旗昌码头、船只，于南北洋、长江揽载生意，扩充不少。去年复添局股百万，本有深同不摇之势，乃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罔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另外，对于徐润单独向李鸿章所上的对挪用局款一事的辩白，李鸿章更给予了严厉批驳：“该道总理招商局银钱皆关公款股份，必应格外慎重，毫不涉私，以期中外共信。乃于租界广置房产，藉商局声势拖欠庄款一百七八十万之多，现虽变卖抵还，实于声名大碍，几致败坏全局，尚得辩与商务无涉耶?似此罔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在此批文中，李鸿章同时明确剥夺了徐润此前一人经理银钱调度的权利：“商局提纲挈领调度银钱大事，已暂令盛道郑道会同该道认真筹办，俟唐道回沪后再行妥酌。”

原来，在统计表1中各项数字显示招商局逐步走人顺境的同时，1883年发生的金融风潮集中暴露了招商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商人总办、帮办唐廷枢、徐润、张鸿禄都有程度不等的挪用招商局款以作私用的事实，以致产生导致招商局根基动摇，同时给负有直接领导招商局责任的李鸿章带来冲击的后果。显然，按诸一般情理，这种事实必然使得李鸿章心目中的商人形象大打折扣，这也才会出现李鸿章委派盛宣怀对商局进行整顿，盛宣怀也得以按其自称的那样，“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进入招商局。而盛宣怀进入招商局后做的第一件事，当然也就是所谓“先将帐目揭开，秉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