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5日，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香港分局及聚集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轮在中共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精心策划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顺应历史潮流，不顾流血牺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香港招商局起义是当时轰动世界的爱国壮举，它与此前的“香港两航起义”等一起汇成了一股回归新中国的奔腾洪流。从此，招商局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香港招商局起义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招商局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接收敌伪财产，购买美国、加拿大船舶，修复和新造码头仓库，恢复和新辟航线，开辟新业务，又恢复为一个庞大的企业。但因国民党发动内战，招商局被迫参与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招商局的主要运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承运国民党军队和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军用物资，正常的经营被打断，结束了短暂的辉煌，业务发展走向衰落。

　　1948年 ，国民党统治地区因“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完全失败，经济每况愈下，面临总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苦。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国民党统治大厦行将倒塌。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将他的残余军队运往沿海岛屿。3月，国民党指令招商局领导机构进行分拆，准备过渡班子，为应对统治崩溃做好准备。为此，招商局决定，由董事长徐学禹、副总经理韦焕章带一批人到台湾，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由俞大纲、曹省之率一批人员前往香港，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提供的特殊便利，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招商局指挥，加强对包括香港在内的招商局华南各分支机构的领导。将上海招商局总公司改称为上海分公司，由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等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工作小组，要求“在总经理仍能行驶职权时，总公司一切有关事宜仍归上海分公司办理”。

　　按照国民党应变部署，从1949年3月开始，招商局将一部分轮船先行开往台湾，再组织一部分轮船从上海装运国民党军队和物资撤退到台湾，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渡江战役，歼灭了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古老的中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迁。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招商局总公司开始随国民党军队、机关一起迁往台湾。4月30日，招商局决定在台湾成立招商局总管理处，并制订了《成立总管理处后本公司业务处理暂行办法》。6月1日，招商局总管理处在台北正式成立，它成为了台湾招商局的总部机构。

　　撤至台湾的船只共计95艘，计24.6万吨，其中海轮（尤其是自由轮、大湖型轮、格莱型轮等性能较佳之巨型船舶）80艘，占原有海轮总数的81%，共计22.4万余吨，占原有海轮总吨位的86%。撤往台湾的人员总数为5，356人，大约占当时全局员工人数的1/3。

　　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和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总船长马家骏等招商局领导成员决心留在上海，抵制搬迁台湾。在他们的示范和带动下，招商局各总分支机构共有2/3的员工约9300多人憧憬新中国，坚守岗位，想方设法积极做好护产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处处长于眉、副处长邓寅冬等率领接管干部进驻招商局上海总公司。5月28日，上海市军管会任命于眉为驻招商局军事代表（后为军事总代表），邓寅冬为副代表，董华民等6人为助理代表，对招商局总公司执行军事监督及办理接管事宜。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立即发布《总经理通知》，号召各部门、各单位和全体留守上海的员工积极行动起来，配合接管工作。各地获得解放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和员工也以高度的热情完成各项交接事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在保持原有各种组织、内设机构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对招商局总分支机构的资产进行清理、登记，并在下设的部门派遣代表，组织原有人员去管理和经营，保障各项业务照旧开展。

　　6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举行接管招商局上海总公司交接仪式。这标志着历经两个朝代的招商局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从此，招商局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招商局上海总公司和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成为了招商局的两个权力中心，隔海相望。处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招商局由于其特殊历史环境，虽然与新中国近在咫尺，却只能孤悬一隅。是回归新中国，还是跟随国民党退守台湾，撤退到香港的招商局船舶和在港英政府管制下香港招商局，面临着重大的历史选择。

　　1949年4月13日下午，招商局“中102”登陆艇载着国民党的特种部队——被蒋介石视为“掌上明珠”的伞兵三团2500名官员及大批军事装备驶离上海黄浦码头前往福州。当船驶出吴淞口后，团长刘农畯召开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北上青岛。船长林祥虬率领“中102”艇全体船员，积极配合国民党伞兵三团举义旗，成功抵达解放区。“中102”登陆艇的成功起义，为此后招商局一系列海轮起义起到了先锋作用。1949年11月9日，停留在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驾机起义。五天后，国民党驻香港的资源委员会也宣布起义。这震动了世界，更是震惊了台湾国民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拉开了招商局起义的序幕。

　　二、香港招商局起义的经过

　　海峡两岸争夺香港招商局。这时的香港招商局，已是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除海外的日本分局外唯一可以控制的分支机构，台湾招商局自然是力图维持。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害怕香港招商局也重演起义，不敢怠慢，采取多方措施力图避免出现类似的事件。国民党派出已经调离招商局的曹省之、俞大纲前来香港，利用同乡、同学、朋友和熟人等关系，对香港招商局的上层职员和一般员工进行威胁利诱。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决定派船务处处长王鹤、基隆港港务长唐桐荪前来香港，企图直接掌控香港招商局。

　　对于香港招商局，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着手对其展开起义的策动工作。

　　当时，香港政治环境复杂，大批国民党特务因内战战败涌到香港。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华东财委香港工委、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海员工会都在利用各自独立的组织系统秘密策动。连贯、朱学范、饶晓风、吴荻舟、陈明、刘若明、米国钧、朱叔和等中共地下党组织人员与汤传篪、陈天骏、钱公铸、奚毓弟等香港招商局上层人员展开了极其艰苦的联络、策划工作。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制订了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的方针：一、争取尽可能多的船舶起义，不要一条船一条船地搞；二、因为船长有司法权，先做船长的工作。对于策动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轮船起义，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做上层工作，一方面做船员的工作，以做各船船长工作为主。

　　除中共党组织外，获得解放的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更以自身特有的便利、直接发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针对当时香港招商局许多人员对起义后的去向、前途有所疑虑，上海总公司请已归属新政权的招商局原上层人物现身说法。1949年9月初，船长陈邦达受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委托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转搭太古轮船公司的“嘉应”轮抵达香港。他给陈天骏和汤传篪带来了胡时渊、黄慕宗的亲笔信。胡时渊、黄慕宗指示香港招商局“克服困难，抓住时机起义”。为了让较多的招商局轮船在香港参与起义，陈邦达、陈天骏和汤传篪共同商定了准备起义的四条原则：一是表面上与台湾不分裂；二是找适当借口扣留来香港的船舶；三是维持南洋业务，尽量将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四是对船员加紧宣传发动。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招商局上海总公司的领导和协助下，汤传篪和陈天骏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地开展举行起义的各项策划工作。

　　“海辽”轮首举义旗。在香港招商局秘密策划起义的过程中，1949年9月19日晚上8时，招商局“海辽”轮离开香港，转往太平洋的巴林海峡，宣布起义。“海辽”轮是第一艘在海外宣告起义的招商局轮船，它揭开了香港招商局系列起义的序幕。

　　1947年就担任排水量3000吨级的“海辽”轮船长的方枕流，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极力希望脱离国民党的统治。1949年4月14日，招商局“中102”登陆艇与运载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同时起义，顺利回到解放区，为他提供了范例。9月5日，“海辽”轮在海南岛榆林港驶返广州黄埔港途中以加油为由停泊香港。方枕流船长在香港与早已结识、联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双恩会商，他提出的起义设想获得了党组织的同意。

　　在备足燃料、饮水、伙食物品后，方枕流按照香港招商局的指令开航黄埔。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轮没用引水，在秋日的暮色中起锚启航。晚上8点，“海辽”轮驶近香港鲤鱼门航道出口。港口管理当局设置的前方信号台发出耀眼的灯光信号，询问“海辽”轮的船名和去向。方枕流船长走向船台，亲自回应。他故意用手电筒代替信号灯，发出混乱的信号。信号台无法明白，要求用灯语重复发信号。方枕流船长又用手电筒重复了一边。信号台人员自然又是莫名其妙。经过这一周旋，“海辽”轮已经驶过信号台，转向往北开去。随后，他将驶向汕头的航线，改为向北偏东，并在还图上标明改向驶往菲律宾海峡的转向点——横栏灯塔。方枕流船长格外兴奋地走下驾驶台，迅速召开船员大会宣布起义。当值班的二副报告“横栏灯塔正横”时，方枕流船长当即下令：“改向113°，驶向巴林塘海峡。”

　　为避过敌方的监视和搜查，“海辽”轮选择了经巴林海峡进入太平洋，绕开台湾岛穿过硫球群岛东北部海域，折向南朝鲜海域北上，过三八线直驶大连的绕道航线。“海辽”轮巧妙伪装船身，躲过国民党飞机、军舰和电台的侦察，经过九天九夜的惊险航程，于9月28日清晨抵达解放区大连。在驶抵港口时，“海辽”轮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海辽”轮成功起义，船员极其兴奋和激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方枕流船长代表全体起义船员，把他们在航程中精心制作、象征毛主席是“新中国的舵手”和“人民的大救星”的“海辽”轮舵盘及救生圈模型，交给旅大区党委转呈毛泽东主席，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敬意和回到解放区的无限喜悦。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以电报嘉勉方枕流船长及全体起义船员：“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

　　“海辽”在回到大连后改名为“东方1号”，在1953年又改名为“和平8号”，它加入北洋航线运输，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战略物资运输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纪念“海辽”轮的起义壮举，新中国发行的五分钱纸币印上了“海辽”轮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交通类将其列入第一页。

　　招商局轮船神秘聚集维多利亚港。1949年6月，胡时渊和黄慕宗共同起早了一份通电，发给各海轮，希望“海外的船只早日回归祖国，与亲人们团聚”。10月初，起义返回大连的“海辽”轮也发出通电，呼吁在海外航行的各轮“把船开回来，不要再迟疑了”。上海总公司和“海辽”轮通电所发出的期盼，透过电波，渗入船员的内心深处。香港招商局还秘密鼓励停泊在台湾、华南沿海各港和航行东南亚等地船舶上的海员，寻找机会来香港起义。在新中国的感召下，从1949年5月起，一艘艘招商局海轮在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的策应下，聚集在香港。此前，它们都经历了一段不平静的航程和辛酸、苦涩的故事。

　　“林森”轮是招商局安排在上海、汕头、香港、广州航线上的定期搭客货轮。1949年4月底，“林森”轮从上海辗转来到香港，船长金知人和大副杨惟诚以修理船罗经为由在香港油麻地抛锚，金知人船长响应其叔父金月石的号召，乘机离开“林森”轮，回到解放区去。不少船员为了不再去运兵，申请加入香港海员工会，寻求帮助。6月初，招商局广州分公司为了让“林森”轮开回广州，任命大副杨惟诚为船长，命令他驾船回广州运兵，但没有人愿意执行命令。台湾招商局命令停靠在香港的“民312”轮把“林森”轮拖到广州。“民312”轮在香港海员工会的支持下，坚决拒绝执行拖航令。陈天骏告诉杨惟诚等待秘密起义的消息，请他在香港抛锚等待。

　　5月，“民302”轮由上海拖货驳到香港。10月，“民302”轮遵照台湾招商局命令开往海南岛八所，但在离开香港，到达垃圾尾岛时，被国民党便衣武装人员登船洗劫，船长谷源松为此十分气愤，经香港招商局同意后驾驶“民302”轮返回香港待命。

　　6月，“中106”艇以“尾缆绞盘需要到香港修理”为名开进香港，船长刘维英以安家费、预发半年工资、机器损坏等借口在汤传篪和香港海员工会的支持下留在香港。

　　7月中旬，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电令船长王俊山驾驶的“教仁”轮驶往湛江运兵。7月29日，“教仁”轮在回航广州黄埔途中的伶仃洋水面触雷爆炸，造成主机尾轴轴承螺丝断裂，无法前行，只好拖回香港修理。天遂人意，王俊山和“教仁”轮的全体船员很幸运地留在了香港。

　　7月上旬，“蔡锷”轮获准解除兵差，装上2000吨糖驶离高雄，向曼谷开去。7月下旬，“蔡锷”轮在曼谷卸完货，装上1000多吨杂货驶往香港。8月初，“蔡锷”轮抵达香港，陈天骏就来做船长左文渊的工作。汤传篪也嘱咐左文渊：你们就停在这里，要保护好船，还要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