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北师大学报》198204
赵矢元/李喜所
胡绳同志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下简称“新著”)是一部七十万字的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的史学著作。
“新著”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到的种种苦难,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难历程,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分析,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诚如王震同志所指出的,“象这样的历史书,用来对于干部特别是青年进行历史教育,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压迫和中国人民反抗的历史,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观念,都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作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现状的由来的教材。”(注:王震:《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红旗》1982年,第2期。)
我们这篇学习“新著”的心得,试图从学术问题的角度,探讨它的特点并提出一点意见,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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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同志是我国的知名学者。“新著”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科学成果。这部专著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用作者多年形成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看法统帅全书,自成一家之言。
全书按照近代三次革命高潮布局,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史成体系的理解,这是“新著”的第一个特点。
胡绳同志是“近代三次革命高潮”说的首创者。他在“新著”中充分按照自己的体系写出来,把每次革命高潮的准备和发动归纳合并,将一八四○——一九一九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从义和团失败后到辛亥革命;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作者长期形成的观点是,“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注:“新著”序言。)。“新著”指明了三次革命高潮各自的特点:第一次革命高潮主要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的产物,这次高潮过后,才“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封建主义统治者日益勾结和依附外国侵略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这既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矛盾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太平天国与历代农民战争的异同。第二次革命高潮有第一次革命高潮所没有的两大特点:广大人民革命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已经出现了初步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它只能演出一场失败的政治改良运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既互相勾结,又有某些矛盾;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又停留在自发斗争阶段;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又领导不了革命。第三次革命高潮的政治代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带来了第一次革命高潮中和第二次革命高潮中所没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革命理想和革命组织。它成为革命高潮的领导力量。这是第三次革命高潮的根本特点。”
“新著”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轴,撰写八十年的历史,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5页。)
“新著”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本质,从理论的高度加以说明,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这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
胡绳同志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他的论著以理论分析见长,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新著”所以能成为有益的教材,是和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分不开的。如分析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作者深刻指出:太平天国这个理想图案“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梦幻,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图画。这里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如此全面的概括,启示读者既看到农民的革命性,又看到小生产者自己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既批评了低估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也纠正了把农民战争理想化的倾向。作者在说到洋务派与洋务运动遇到两种反对者、两种抨击时指出:一种是比洋务派落后的极端守旧派;一种是比洋务派进步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官僚”。读者不难从这不同阶级的意向中受到启发,认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同时会进一步联想到任何新的事物总会受到两种批评,存在两种反对者,而辨别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批评和反对是特别重要的。
“新著”同胡绳同志和其他史学家以往的论著相比较,可以看到作者在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倾向,作了很大努力。“新著”在论述太平天国历史时指出:洪秀全不是神,正确分析了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对曾国藩等反面人物,“新著”同样不做脸谱化地简单暴露和鞭打。作者认为曾国藩等反映的是中小地主的利益,这个集团“比久处高位的官僚对于群众有较大的欺骗性,也比那些纨□子弟能干得多。他们比较熟悉世情,能够把小地主、富农兢兢业业地向上爬的那种劲头用到反革命事业上来。”这类新颖见解,“新著”中到处可见。诸如对民族矛盾尖锐化时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的分析,对戊戌变法时期学会的多样性的分析等,避免了以往常见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帮助读者具体分析事物,提高认识能力。
“新著”在许多重大学术争论问题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的学术观点,这是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中国近代史是年轻、活跃的史学领域,几乎所有问题都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新著”着力探讨一些重大史学问题。《序言》,中明确提出:“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近年来史学界分歧很大。作者认为“洋务派是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没有用“顽固派”这个概念,因为作者认为洋务派也是一种顽固派)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对立”,两派“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维新派是在批判洋务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作者看来,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相承关系。
“新著”涉及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很多,诸如光绪是什么皇帝、孙中山的革命起点、义和团、清末立宪派等问题,作者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着力加以论证。虽然这些见解尚有可商讨之处,但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进行探讨,对学术问题进一步研究是有益的。
在写作方法上,摆脱一般写史俗套,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是“新著”的第四个特点。
“新著”在写作方法与风格上有所创新,经过一番精心研究,结构编排不俗,夹叙夹议,不堆砌史料,文字流畅而又富于哲理性,比喻恰到好处,寓意深刻,这都使“新著”生辉。
总之,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当前各种中国近代史书中,称得上是有自己的体系、有思想性、有创见、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史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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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胡绳同志的“新著”,回顾建国以来近代史的研究情况,应该承认:史学界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存在简单化倾向问题。“新著”在克服这方面问题已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们从前进中找不足,仍可在“新著”中找到简单化倾向的痕迹,有些问题还是明显的。
一、长期以来我们把复杂的中国近代史简单化了,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四个时期几乎成为不可触动原则,忽略了近代社会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果把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结合起来考察,把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多方面社会生活综合起来考察,不能不感到“新著”中的一些问题的论述是值得商讨的。
以目前继续讨论的洋务运动为例,如果图解式地解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提出的“两个过程”,洋务运动似乎只好归结到中外反动派勾结的反动产物了。但,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全面研究,这个结论就未免过于简单。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另一面所以说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这里,只有“半资本主主义”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新生的东西,在当时是最进步的因素,并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这“半资本主义”恰恰是洋务派开始搞起的,他们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洋务派创办的漠河金矿、轮船招商局等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封建的中国向“半资本主义”过渡的桥梁。早期中国资产阶级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也是从洋务派转化而来的。洋务运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化和新阶级的产生,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初步改变着中国的封建传统,偷偷地(洋务派不曾想到)在挖着封建社会的墙角,这种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从社会思想的演进看洋务,也要看到它在一定时期的进步性。林则徐是近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最可宝贵的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提供给人们的新思想不是“制夷”,而是“师夷之长技”,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种闪烁着时代光辉的思想,只是到了二十多年后,经过相当复杂的斗争,才逐渐为一些人所接受,这就是学习西方技术为中心的洋务思想。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人们认为举办洋务,学习西方技术,就可以使国家富强起来。为什么早期维新人士的先进思想几乎和洋务思想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孙中山开始革命实践前夕还对李鸿章抱以幻想,上书当道?这是因为“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在一个时期成了进步的社会思想。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不是成功的,先进的人们由怀疑它到批评它、反对它,后人更加理直气壮地加以痛斥,这是历史前进的现象。但是,还是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试问当洋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还有比承认西方技术与工业先进、倡导学习外国的洋务思想更先进的思想么?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顽固派对洋务派群起而攻之,怎么能说洋务派与顽固派“没有原则上的对立”呢?
洋务运动的最早反对者是逆历史潮流的顽固派,而不是维新派,后者尚未出世。洋务运动是同顽固派斗争中兴起的,先进的维新人士都曾是它的支持者。后来的严酷事实是洋务运动没有成功,单纯引进西方技术不能使国家富强,中国的处境越来越糟。于是一批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维新派从洋务派分化出来,转而批评洋务派,提出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取代了已经过时了的洋务思想。可见维新派和洋务派不是直接继承的关系,却不能不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着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戊戌维新失败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取代了维新派,成为历史前进的主角。孙中山首先提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把爱国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武装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国家富强起来。这种认识高度是经历了几代人的痛苦探索才取得的。更先进的思想赢得了人心,从而导出辛亥革命。革命派与维新派也存在一种既否定又继承的关系。
如果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总体作用,影响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新著”就会避免在洋务派的问题上只看到它是“封建主义”的一个地主阶级统治集团,而看不到它的资本主义倾向;只看到镇压人民、对外妥协屈服,成为帝国主义“走狗”,而忽略它在镇压农民起义后,民族矛盾上升时他们企图自救、自强、求富、御侮的另一面(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只看到办洋务是维护封建统治,为这种统治安装“利爪”,而忽略在当时的情况下学习西方技术、举办近代工业的历史进步性。如何评价洋务运动还应该深入讨论,这里只是说用复杂的近代史说明“两个过程”不能不把洋务运动等许多问题简单化了,难以取得全面的认识。
二、近代史研究的简单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把阶级与阶级斗争简单化了,在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胡绳同志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概括为近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新著”用比较低沉的笔调写了戊戌变法运动,虽然指出它的爱国救亡的主题,但同时强调了它反对农民革命的“改良主义”方面。改良主义本身是反对革命的,而维新派又充当了洋务派皇帝光绪“争夺权力”而被“利用”的角色。读者不解,为什么地主阶级洋务派皇帝所利用的、反对革命的戊戌变法,竟会成为“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作为一次自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但是义和团运动不具备“近代革命”的性质。这决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运动和三元里大示威以来自发的反帝群众斗争相比,除了规模浩大之外,并没有其他方面的新突破。“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方向和内容,并把封建顽固派视为同盟军而受骗上当,这都限制了它发展成一次近代革命高潮。的确,“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但和义和团并没有联系起来。将两次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合为一次“革命高潮”是很难说得通的。
“新著”认为义和团是“传统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又感到它“有一个明显弱点,缺乏政权观念”、“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传统”。其实,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农民革命的继续,而是三元里斗争、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民也”。这正是民族反抗斗争的特点。他们为“灭洋”而“扶清”、“顺清”、“保清”,这和农民起义造封建王朝、封建官府的反是大不相同的。“新著”存在的某种阶级斗争简单化倾向,在义和团问题的论述上是明显的。义和团为什么能顺利地进入北京,“使北京几乎变成他们的天下”,没有封建顽固派的政治需要而加以支持或利用是可能的么?义和团被封建顽固派所利用,还是清政府“陷入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俘虏的地位”呢?西太后为什么对外宣战,难道这个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妇人“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刀锋落到她的头上,……而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宁肯同时对列强宣战,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引来洋兵“帮助清朝政府摆脱它所处的困难地位”吗?宣战对西太后来说,是“充分估计了当时形势后所选择的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决策”,还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张皇失措而造成的政治失误呢?为什么“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的西太后等顽固派,在八国联军打来逃之夭夭,唯恐受惩,并在议和大纲上“表明悔过”呢?这类问题还可举出一些。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本质,用不变的“阶级本性”来分析问题,把阶级与阶级斗争简单化了,忽略了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特点,没有突出这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
显然,把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合到一次近代“革命高潮”是牵强的,但把二者纳入到十九世纪末年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却顺理成章。
三、阶级与阶级斗争简单化倾向另一种表现——唯出身论或唯成分论,在“新著”中也留有某些痕迹。
“新著”中很注意各种历史人物的出身、成分,但历史人物后来的变化以及其实践所反映的阶级性则有些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创办的,李又派买办官僚或买办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经营,这就可以断定企业的性质了。似乎李鸿章“控制”下的企业不可能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买办经营的招商局怎么应该是民族资本呢?事实上,盛宣怀从未当过买办,他成为买办官僚是以后的事,唐、徐诚是买办出身,但他们经营招商局时恰恰是和英商怡和、太古公司进行艰苦的竞争,已经具有民族资本家的身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出身买办,但以当过买办而定终身性质并不是阶级分析。当时只有在洋人企业当过买办的人才学到了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一旦他们经营自己的或中国的企业而与外商争利时就具有了民族性。容闳、郑观应等许多人是买办出身,但他们却转到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来。
“新著”分析辛亥革命中上海军政府的性质时,指出它属于“戴着革命派的假面具的军阀和流氓政客”掌握的政权,因为陈其美参加过会党青帮是“流氓头子”、“假革命”,李平书是“大买办商人”。只要不囿于成见,从大量实际材料出发,就会看到上海起义是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参加、领导革命的最好典型。李平书根本不是什么“大买办商人”,而是作为上海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参加革命政权,并起了积极作用。陈其美是老同盟会会员、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联络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群众起义的主要手段,兼有会党头目身分的革命党人何止陈其美一人。陈其美虽有种种值得谴责的错误,包括由于革命派内部矛盾而指使人暗杀陶成章在内,但直到他被反动派杀害为止,仍不失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用“流氓头子”、“假革命”概括陈其美一生,并由此而判定上海军政府的性质,实在太简单了。
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简单化倾向,对过去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它妨碍正确地观察事物,难以把认识与实践、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起来,对人对事作合乎情理的历史的判断。简单化倾向仍是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应该从哪里突破?在我们看来,史学界应该共同努力,突破简单化倾向以及造成简单化的种种束缚,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下一篇:南洋公学——西安交大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