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家之复兴——容闳与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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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他准备到上海视察自己极为关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容闳得到消息,自己驾驶新制的火轮船由沪赴宁来了。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登船观赏,并命容闳向采石矶开去。

容闳开足马力,船在江面飞也似地前进,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曾国藩坐在船舱里,颇有点意气风发之感。到了采石矶后,容闳又掉过船头,开回江宁。因为是下水,更快,一个半时辰便回到下关码头。曾国藩兴奋地说:“纯甫,这艘船比起安庆内军械所造的‘黄鹄号'又要强多了,简直与洋人的船不相上下。”

容闳说:“与前些年洋人的船相比,速度是差不多了,但洋人这两年造的船又快多了。洋人的东西日新月异,学不胜学。”

“我们中国人并不蠢,只要有志气,今后总可以超过洋人的。”曾国藩坚定地说,又问,“这艘船取的什么名字?”

“还没有名字哩,正等着大人为它命名。”

曾国藩站在甲板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凝神良久,说:“就叫它‘恬吉号’吧!取‘四海波恬’、‘公务安吉’之意。你看如何?”

“最好!”容闳欢喜地说……

在历史小说家唐浩明的笔下,他为容闳和曾国藩安排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场景,告诉人们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这两个人物非同寻常。

事实上,正是从1863年到1872年,容闳知遇曾国藩这十年,是他在国内施展自己抱负的最宝贵的时光。而在这之前和1895年应召回国之后,作为一位中国近代化的思想者,容闳的许多发展计划总是无法找到实践能够赖以寄托的对象。这些计划和建议要么束之高阁,要么付诸东流,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它们是不能被时光磨灭的。

“七条建议”谁与同行  触摸到中国的基本状况

回国的头六年的这段经历,使容闳触摸到中国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状况。特别是1859年的产茶区之行,容闳在穿越中国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域浙江、江西以及湖南湘潭的贸易集散地之后,他思考着,如果西方国家放弃他们的贪婪,不再破坏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已经遭受严重损害的中国恢复元气的时间,那么长江流域的资源就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解决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在这段时间内,他深感中国国民的无知、自负和保守,看清侵略中国的列强的真实面目,体察到中国腐败的官僚政体乃是“政以贿成”。而此时,太平天国建立的农民政权直逼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他期望这个政权能为他的思想和计划奠定基石。

向洪仁轩提出“七条建议”

186011月,容闳到南京见到太平天国干王洪仁轩。他想要弄清楚太平军的性质,查看他们是否适合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王朝。在与洪仁轩的交谈中,他提出了“组织平民政府、组建科学化的军队、创办陆军和海军学校、建立银行体系、建立各级学校体系、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等七条建议。他告诉洪仁轩,如果太平天国当局愿意采纳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宜的款项,他将非常愿意竭尽全力为太平天国的事业服务。

这“七条建议”与洪仁轩一年前提出的《资政新篇》改良思想极其吻合。洪仁轩深知这些建议的价值,但是他在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里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没有人支持他,以拥护他实施《资政新篇》中的改良思想。容闳建议的命运可想而知。

带着失望和反思离开南京

几天以后,洪仁轩派人给容闳送去一个包裹。他打开包裹,惊奇地看到一枚图章,上面刻着容闳的名字和“义”字衔头,这个官衔仅次于“王”。他的爵位写在一块黄缎上面,并盖有干王的官印。容闳谢绝了,带着失望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思离开南京。

正如容闳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中所言,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

这样的论断意味着,容闳已经认识到太平天国的政权不可能充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推动他的近代化思想实施的动力必然需要新的对象。这个对象还是来自清王朝内部的推动洋务运动的力量。

“四条建议”遂愿一个  “机器母厂”方案得以实施

与曾国藩知遇的时期是容闳与中国近代化距离最近的时期。1863年,曾国藩全权委托容闳赴国外采购用于生产“制器之器”的机器设备。1865年,容闳采购回来的这100多台机器设备成为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867年,该局整个生产过程基本配套,机械化程度较高,加上不断补充扩建,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已经是中国乃至东亚设备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

根据容闳向曾国藩提出的“机器母厂”的方案,该局最后形成轮船制造、锅炉、枪炮生产以及炼钢等十六个分厂和工艺学堂和广方言馆(兼翻译馆)两个学堂。这个“机器母厂”既制造了大量机器和枪炮弹药,也成为中国轮船制造基地,绝大多数车间设备既可用于军用生产,又可广泛制造机械设备、工业、农业等各种民用器具。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经营得较为成功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和民族性的工业设备生产企业。

容闳提出了“四条建议”

18676月,容闳在上海发起筹建华商轮船公司,草拟了《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个章程核心的内容就是通过发展中国自己的新式轮船航运业,打破洋商对这个领域的垄断。这是一个采用募集股金筹资,以股份制方式经营管理的企业。容闳的这个主张没有得到落实。

1868年,容闳提出了著名的“四条建议”,这些建议不仅有直接催生中国最早公派留学的建议内容,还将组建轮船股份公司再次提上日程,而且提出要开发矿产、兴建铁路等。这些建议内容在当时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是难以想象的超前。

接近完成的只有一个

1872年,除了公派留学历经曲折终于成行之外,被耽搁了5年之久的轮船股份公司也由李鸿章筹办起来,筹办中的“轮船招商19事宜”就是容闳曾经草拟的《章程》。这个吸收民族资本创办的民营航运企业被命名为“招商局”。容闳在“四条建议”中就拟好了这个名称“中国轮船招商局”。

而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民族资本为主大规模开发矿产、修筑铁路都是中国第一代留美幼童归国以后的事情。

“四条建议”中,容闳直接操办接近完成的只有一个教育计划。倘若130多年前这个计划也付诸东流,恐怕历史真的没有多少理由容得下容闳。

银行铁路皆成泡影 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夭折

在留居美国13年之后,1895年,容闳被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之洞电召回国。此时的容闳已经67岁。

因无法与张之洞产生共鸣,容闳第二年就辞掉官职在上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乐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他不可能闲着。他在这段时间内着手从《美国法律》修订本中挑选翻译《国家银行法》和其他与国家银行有关的法律,起草了国家银行方案。而在1860年,他就向太平天国提出了开办国家银行的建议,前后相隔36年。

容闳的国家银行方案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等内容,涵盖了开办经费、用地以及印制政府债券、钞票等创办银行的所有环节。这个方案得到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主的官员的赞成,被上奏给朝廷。

筹备工作进展很快,考察、选址等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容闳还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国咨询开办国家银行的各种方法和程序。

1896115日,正当容闳满怀希望地呈奏《续拟银行条陈》,奏请清政府拨款1000万两创建费时,盛极一时的官僚资本家盛宣怀抢先一步,在一周之后得到兴办银行的圣旨。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夭折。

容闳的铁路计划同样告吹

在提出银行计划的同时,容闳还提出修建天津到江苏镇江铁路(津镇路)的计划,而且得到筑造铁路的特许权。

其实早在1868年,容闳的“四条建议”中就提出,“政府宜开发国家矿物资源,从而间接提倡铁路事业,因为开采矿产,必然要采用铁路,以便将矿产从内地输送到各港口。”——这个铁路计划是建立在国家开发资源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的,并且提出了利用资源进行出口贸易。这与容闳所有的实业经济发展建议如出一辙——具有近代化产业发展完整的、连贯的产业发展思路。

容闳的铁路计划遭到盛宣怀等人的极力阻挠反对,同样告吹。

1899年梁启超在《记芦汉铁路》中写到:“办津镇铁路,既已得旨批准,颁发关防,其所订合同,利权事权,皆不外溢。实为各铁路合同之最为妥适者,而张之洞、盛宣怀等妒之,出死力以与之争。”

反叛清朝只好逃亡  处处碰壁看清了真相

容闳从回到祖国开始就发现清王朝“政以贿成”的腐败。但是自己施展抱负还要依赖这个力量,所以他在进入“政界”的很长时间内再没有像给太平天国建立“平民政府”的建议那样,提出任何政治性主张。然而当他的报国之志处处碰壁之后,他对这个腐败的王朝的认识更加透彻。

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个帝国中,上自慈禧太后下至最低微卑贱的差役,无不与贿赂有染,整个国家政治结构因此被弄得千疮百孔……在中国,金钱是无所不能的,一个人能用金钱达到任何目的。一切都是交易。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容闳被通缉只好逃亡

在银行、铁路等一系列计划一一宣告失败之后,容闳将目光投向改革的力量。他的寓所成为戊戌年主要改革者的约会场所。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失败,容闳逃亡到上海,于1900年在上海被推为“中国议会”会长,该议会还筹备自立军准备起事。到这个时候,容闳已经从清王朝的合作者、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叛帝国的革命者。

不久,自立军机关本部在汉口被张之洞破获,容闳被通缉。1901年,在逃亡途中,73岁的容闳到了台湾。当台湾总督(日本人)将清政府嘱咐其逮捕他的消息告诉容闳时,容闳平静而且直截了当地说:“I was ready to die for China at any time. Provided that the death was an honor able one.(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

临终谆嘱儿子务必回国

1902年,容闳返回美国。在美国,容闳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中,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时局。1909年,容闳提出一项“红龙计划”,想在美国募集巨款以支援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

容闳临终前,谆嘱两个儿子务必回到中国,为祖国服务。后来,两个儿子容觐彤、容觐槐都回到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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