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照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在洋务运动发轫时期，以湛心西学和洋务而知名于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后的洋务“鼎盛”时期，他笔主报政，对洋务“新政”颇多建陈和平议，是近代中国报刊政论文字的鼻祖。如果说，主编《时务报》，通议变法的梁启超是维新政论家的话，那么，称王韬为洋务政论家是很切合的。本文试从洋务政论家这个侧面论述王韬的思想和主张，并由此窥视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洋务运动关系之一斑。

　　　　一、提出“古今之变局”的时局观，反对封建守旧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被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接踵而至，古老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的变动。首先用“古今之变局”来概括这局面的虽然是扬州人黄钧宰，（注：黄的表述见《金壶七墨》，《鸦片战争》（二），624页。）但是，在洋务运动时期进一步阐明这样的看法并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的，应首推王韬。王韬（1828—1897），江苏新阳（今昆山县）人。（注：王韬系甫里（今□直）人。该镇半属长洲（今吴县），半属新阳（今昆山县）。王韬居该镇的东中市，属新阳。王韬中秀才是在新阳。他的手迹《读书随记》中也自写“新阳王瀚漫笔”。因此，他的籍贯应为新阳，而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长洲。）他非凡的才具、坎坷的境遇和长期与西人接触的经历，使他在学习西方、获得西学新知识、深刻观察时局方面得以超越时人。

　　王韬所处的时代，首先是中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鸦片战争中“天朝大国”被打败，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曾给清廷以巨大震动。但整个统治阶级已十分腐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注：《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五），529页。）1848年，王韬初次来到他父亲处馆的上海，当时上海已开埠五年。他耳闻目睹，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增大深怀隐忧，对封建统治阶级自我陶醉、浑浑噩噩的状况表示愤懑。他在《春日沪上感事》诗中写下了“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岂能防守疏。应有重臣膺管钥，早来绝域会舟车”的诗句。表明他认识到“夷务”的严重性，认为应有元老重臣把它切实地抓起来。他在诗中还发出“但出羁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注：《蘅华馆诗录》卷一。）的感叹。这表明在四十年代末期，王韬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同样的感情和认识。

　　五十年代后期，清朝统治面临“内忧”与“外患”交困的局面。从一八四九年入上海墨海印书馆作“佣书”以来与西人有较多接触的王韬，对时局的认识提高了一步。他一方面感到，《天津条约》订立后，西方侵略势力将由沿海达长江腹地，“猝有变故，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也”。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欧洲诸国由西而东，其来也渐，其志也坚，其势力又当全盛之际。我国在今日又安能骤屏之于境外”。（注：《与周□甫征君》，《□园尺牍》，中华书局年1959年版（以下简称《尺牍》）。）王韬认为，面对这种情势，仍“执春秋内中国外四裔之例，以为荒服之外无非藩属，悉我仆臣”之见，是“诚不知古今之情势”的陈腐观念。他疾呼：“当今御戒之法”，“惟曰蓄力以待时，审机以应变”。必须讲求“自固自强之术”，这就是“用其所长，夺其所恃”。（注：《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尺牍》。）除了魏源在咸丰初年增补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提到“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的主张外，王韬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就高倡“师长”、“夺恃”以求“自强”的第一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学习西方，借法自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左宗棠在《重刻〈海国图志〉叙》中所说的“自林文忠公被革后甘余载事局如故”的局面方有所突破。这个时期内，王韬对时局的认识有重要发展。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军事避居香港后，交游和识见日广。1863年冬，他首游广州，结识了“留心西人秘巧”、将去苏州帮李鸿章办制炮局的丁日昌。回香港后，于1864年春代黄平甫上书李鸿章指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通和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尺牍》。）自此以后，王韬在函牍、条陈和报刊文字中，一再阐明“古今之变局”的观点，以作为他鼓吹兴办洋务，主张变法自强的出发点。

　　综观王韬的“古今之变局”论，其着眼点主要在“外患”，而不在“内忧”。早在1859年，他便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注：《上徐君青中丞第二书》，《尺牍》。）这里，他把民族矛盾，把“御戎”放在第一位。这看法大体上与冯桂芬的“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注：《戊戌变法》（一）33页。）的见解略同。所不同的是，当时上海和东南地区的官僚、买办和地主士绅酝酿“借师助剿”，冯桂芬参加了此种活动，而王韬表示反对。他列述“西人”之不可靠，不可向外国“借兵”。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指出外国侵略者“性外刚而内阴鸷”，待中国人“如犬马”。他对外国侵略者不可信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表明王韬在所谓“内忧”“外患”的估计上，不仅一开始就与力主“借师助剿”的洋务派官僚们有所不同，而且比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前驱先路”的冯桂芬要高出一筹。

　　其次，王韬的“变局”论表现了一种与封建顽固派所遵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对立的历史进化观。王韬接受了清初启蒙思想家用治乱划分时代的变易史观的影响，观察中外历史的演变，朦胧地看出资本主义在各国、包括中国的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在1867年到英国后给国内友人的信中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鄙人向者所谓天地之创事，古今之变局，诚深忧之也，盖天心变则人事不得不变，读《明夷待访录》一书，古人若先有以见及之者”，“吾恐不待百年，轮车铁路将遍中国，枪炮舟车互相制造，轮机器物视为常技，而后吾言乃验”。为此，他“望豪杰之士及早自握此一变之道”。（注：《答包荇洲明经》，《尺牍》。）他还从史乘上找根据，批驳中国自古不变的谬说。他说：“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注：《变法上》，《外编》。）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指出：“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王韬这里强调“势”，就是揭示中国所面临的“变局”是不可逆转的。他正确地认为，用“夷夏之防”的老观念是不能应付这场新变局的，问题只能是正视现实，讲求“一变之道”。这些见解是对反对变革的封建顽固思想的有力批判。

　　其三，王韬从“福祸相依”的观点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问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渐中国，有害有利，而“去害就利，一切皆我之自为”。他指出：“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奈我中国二十余年来，上下恬安，视若无事，动循古昔，不知变通。薄视之者以为不人类若，而畏之者甚至如虎。由是西人之事毫不加意，反而至受其所损，不能获其所益；习其所短，不能师其所长。逮乎今日，始有转机，而某又深虑其转而旋遏之也”。（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尺牍》。）这里，他指出了不能去害就利的原因在于顽固守旧势力，担心洋务运动所呈现的转机被封建顽固势力所遏止。这种担心不幸被言中，这是洋务运动未能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重要原因。

　　最后，王韬的“变局”论是和他的变器不变道的道器观相联系的。他一方面批驳了“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的守旧观点，指出“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注：《变法中》，《□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下简称《外编》）。）另一方面强调“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注：《杞忧生易言跋》，《外编》。）“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注：《变法上》，《外编》。）王韬所以这样强调变器不变道，是因为当时顽固守旧势力太大的原故，所以，他不能不在批评顽固派的守旧观点的同时又安抚他们。王韬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讲变法符合孔子思想的思想家，也是洋务运动时期最早阐明变器不变道的人。后来邵作舟在《邵氏危言》里强调“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与王韬的道器观如出一辙。在郑观应《盛世危言》的《道器》篇里，更可以看到王韬道器观的影子。从王韬所讲孔子主张变通到康有为把孔子奉为“改制教主”，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局观的共同局限。

　　　　二、鼓吹洋务是最大“时务”，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七十年代起比较广泛开展的洋务运动，曾唤起许多主张学习西方使中国臻于富强的人们对于国家前途的希望。自称早年就“讲求西学”、（注：《答伍觐宸郎中》，《尺牍》。）“揣摩洋务”（注：《与唐景星司马》，《尺牍》。）的王韬，很自然地把洋务的举办看成中国的“一变之机”，（注：《变法上》，《外编》。）并力图借洋务运动以实现个人的“用世之志”。他广结洋务官僚，上书指陈洋务，　引洋务派为同调。收入《□园尺牍》的书信，有三分之二是写给当时的洋务官员的。1864和1871年他译著《火器略说》和《普法战纪》等书，介绍了当时西学和洋务的一些新知识，流传很广，深为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僚所称许。《普法战纪》还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天南□叟王韬被时人目为洋务专家。但是，李鸿章等难忘旧事，“用其言而弃其人”，王韬未能入幕。后来，他又向闽浙总督何□委婉自荐，通过伍廷芳、盛宣怀等向李鸿章请托，但终不能象薛福成、马建忠那样跻身于洋务官员的行列。他又没有商人经历，也不可能象郑观应那样沿着由洋务企业主持人向实业家的道路发展。这样，他以一种神合形离的超然姿态置身于洋务运动。1873年冬，他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主笔政，发表政论文字，对方兴未艾的洋务一面鼓吹，一面平议，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仅见的大政论家。

　　王韬从“古今之变局”论出发，认为中国应该抓住“振兴自励之机”，“奋发为雄”。（注：《上丁中丞》，《尺牍》。）他疾呼：“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我国今日之急务，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注：《治中》，《外编》。）他指出：“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注：《变法中》，《□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下简称《外编》）。）王韬的言论是对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支持。李鸿章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王韬说，今日之洋务是最大的时务。李鸿章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注：《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149页。）王韬说，“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注：《英欲中国富强》，《外编》。）李鸿章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注：《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五），119页。）王韬说，“自治自强之术”在于“用其所能，夺其所恃”。李鸿章说，“办洋务制洋兵”必须“变法”，“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52。）“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注：《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六），149页。）王韬说，“无奈其日逼处此，……从而凌侮我，挟持我，求无不应，索无不予，我于此时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注：《杞忧生易言跋》，《外编》。）李鸿章说：“日本小国耳，……方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注：《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五），120页。）王韬说:“日本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我中国曷不返其道而行之哉”？（注：《变法自强下》，《外编》。）以上表明，王韬鼓吹洋务的言论与李鸿章等洋务派的言论在基本趋向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针对顽固势力而说的。所不同的是，这些话，往往是王韬说得更早，见解更深，语调更激进。再有就是，李鸿章发之于庙堂和官场，纵论于上；王韬则每多公诸报章，横议于下，但都属于洋务思潮的重要源头。

　　洋务派要兴办洋务，师夷长技，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反对。大学士倭仁就公开反对“奉洋人为师”。（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二），30页。）被郭嵩焘称为“□张为幻之小人”的刘锡鸿也声称西方技术“终不如诗书遗泽之远”。（注：《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奏折》，《洋务运动》（六），165页。）王韬在批驳顽固派的言论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他批判那种“以今日西国所有”，“皆视以为不屑”的顽固守旧的态度。指出：“今观中国所长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注：《变法中》，《□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下简称《外编》）。）他斥责顽固派“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畏之如虎”。他对顽固派声称“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民而理国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表示愤慨，认为“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正是这些顽固派。（注：《书众醉独醒翁稿后》，《外编》。）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中，洋务官员限于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反驳顽固派的言论往往很肤浅，很婉转，就事论事，很难见到象王韬这样痛快淋漓的文字。可以认为，王韬这方面的言论，犹如一支突起的异军，由下而上地配合了洋务派对顽固派的论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由创办军用工业转为以创办民用企业为主。王韬对这种适时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对轮船招商局“与洋商争利”给予良好的评价。他认为，轮船招商局之设是“渐知以商力□其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的表现，（注：《治中》，《外编》。）“官商踊跃入局众多，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自轮船招商局启江海运载，渐与西商争衡，……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注：《西上渐忌华商》，《外编》。）甚至在1885年盛宣怀接办轮船招商局后，王韬还认为“轮船招商局之规模比之始创之时扩充远甚，此举实足分洋人之利权，岁必有赢。诚再能剔弊兴利，所赢岂可算哉”？（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二册。）对轮船招商局仍是肯定的。这里附带说一句，今天我们有些论者对轮船招商局和官督商办用一种“定性分析”的办法，几乎全盘否定，恐怕和当时的情况是难以吻合的。

　　在封建主义基础深厚的中国，要搞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的新事物是极其艰难的。拥有很大优势的顽固派，几乎对每一件洋务事业都加以反对和掣肘。同时，兴办洋务还遭到社会上的习惯势力的反对。王韬对“辟铁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以及制战舰、练水师等，都一一著文予以鼓吹。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方面发表文字之多，鼓吹之力，罕有比匹。

　　洋务运动兴起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倚重洋务派，但对资本主义倾向在增长的洋务派又不很放心，利用顽固派的议论作为“清议”和“公论”予以挟制。王韬与后来的郑观应一样，对清政府“以清议维持大局”深表不满。他公开声明：这种“结党援立门户，自诩清流，倡为异说，但知独抒己臆，而不顾安危之所系；有时任情弹劾，亦几渐开攻讦之风，窃以为似非盛世所宜有也”。（注：《臆谭·诱谏》，《外编》。）这里，王韬与洋务派脉息相通是显而易见的。

　　王韬在鼓吹兴办洋务，对顽固派作斗争方面，与洋务派是一致的。但他的洋务观同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洋务观不尽相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他就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病进行了颇多的批评。洋务派办了一些洋务，颇为自得。王韬指出：“今沿海各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注：《变法下》，《外编》。）“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注：《变法上》，《外编》。）这是对洋务派依赖洋员、抄袭成法、嚣然自足、不讲实效的批评。

　　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着眼点在于练兵制器以及与此有关的制造和科技，而对中国政治则不想也不敢加以整顿。王韬认为这是治末不治本的弊病。他指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注：《洋务下》，《外编》。）他进一步指出：“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今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注：《书日人隔□论后》，《外编》。）这类对洋务派只讲制器练兵，不进行政治整顿的批判，表现了王韬洋务观与李鸿章等洋务派洋务观的根本分歧。

　　洋务派李鸿章在对外关系中，力保“和局”，处处妥协退让。王韬在日本侵犯台湾、中俄伊□交涉、特别是中法交涉上，竭力主“和”。这方面，与李鸿章所主张的“和戎”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王韬在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有许多方面与李鸿章等洋务派不同。李鸿章很迷信与外国所订的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订立后，他颇为自得，声言：“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致生事耳”。（注：《复山东巡抚丁宝桢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25页，）王韬根据欧洲各国“旋约而旋背”的历史事实指出，“是知约不可恃，道在自强”。“方今和约已成，……尤望尽在我以成可大可久之图者，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注：《泰西立约不足恃》，《外编》。）这是对清政府仗恃成约以为可以相安无事的错误认识的批评。表明王韬在这点上比李鸿章有清醒的认识。王韬还对清政府在国际交往中迷信国际公法进了批评。他根据欧洲列强对国际公法的实用主义态度指出：“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注：《洋务上》，《外编》。）王韬曾于1867至1870年间随理雅各去英国译书，并游历了法、俄等国，他对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历史等情况有很深的了解，除《普法战纪》外，他还著译有《西古史》、《西事凡》、《华英通商事略》、《泰西著述考》、《法国图志》和《四溟补乘》等书，发表过不少评论英、俄、法、德等国侵略政策和欧洲局势的政论文章，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堪称国际问题专家。这就使他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局势的认识，要比一般洋务官员要高明得多。

　　综观王韬关于洋务的言论，其基本观点与洋务派有依有违。他对清政府举办的洋务，进行过鼓吹，也进行过批评。以往论者一般强调王韬等早期维新派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批评，而往往忽略了他们首先是对顽固派作更多、更激烈的抨击。实际上，王韬等早期维新派的言论的主要锋芒是批判顽固派和封建守旧思想。譬如王韬，虽然不是洋务官员，但他始终钟情于洋务派。他虽然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进行过批评，但这些批评每多带有条陈和建言的性质，批评中寓以希望。甚至他在中法战争后一般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初步破产时，仍表示：“铁路将来必兴于中国，特迟速之间耳。再数十年，洋务日明，人才日出，所行岂特铁路已矣哉”。（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一册。）这表明他尽管到晚年，对“洋务日明”也还没有完全失望。

　　　　三、提出“变法自强”的纲领，充实和校正洋务运动

　　王韬是近代中国“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明确提出这个主张，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自他提出这个口号后，经过二十年的酝酿，到甲午战争后，“变法自强”才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就此而言，王韬的“变法自强”论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先声。以往论者论及王韬“变法自强”思想时，都把它看成是和洋务运动对立的。笔者以为并不尽然。事实上，王韬在批评洋务派治末不治本的弊病时明确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注：《洋务下》，《外编》。）他还说：“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注：《变法自强下》，《外编》。）这是要求从政治上“上下一心”方面进一步学习西方。很显然，就当时的情况和王韬自己的立意来看，王韬把“变法自强”口号当作“洋务之纲领”，当作比一般洋务派“更有进者”的主张，其用意不在取消或代替洋务运动，而是为了充实和校正洋务运动。可以说，“变法自强”论是洋务思潮的左翼。这些，可从“变法自强”思想的主要内容得到说明。

　　（一）以“储才”为目的的文化教育改革主张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培养习西学、明洋务的人才的要求被急迫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1862年同文馆的建立和1867年关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争论，揭开了近代，学校与科举之争的序幕。随后，沈葆桢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42。）1874年，李鸿章提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注：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53。）王韬年轻时就“不喜帖括”，他究心西学和洋务之后，更深感科举制度的弊病。他这方面的看法与洋务派基本一样。不过李鸿章等人的语气婉转，态度怯懦，而王韬则言词激烈，态度明朗。

　　王韬在《变法下》中指出：“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才”。这里，他把“储才”作为“治民”、“治兵”的中心环节。王韬认为，“储才”的关键在于废八股，改科举。他说“率天下之人才而出于无用者”，正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每一念之，未尝不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注：《原才》，《外编》。）他疾呼：“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注：《洋务下》，《外编》。）这表明王韬废八股的主张是从行“西法”、明“洋务”的要求出发的。

　　王韬主张对科举制度加以改革，同时广泛设立新式学校。他主张分十科取士，这十科是经学、史学、掌故、词章、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武科应废弓刀石，改试枪炮，分智略、勇略、制造三科。（注：《变法自强中》，《外编》。）此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作为“储才之地，或即以书院改作”。（注：《洋务下》，《外编》。）除学习文史以外，还要学习自然科学、政治法律等西学新知识。（注：《变法自强中》，《外编》。）另外，他早在咸丰年间就主张在各通商口岸“设立译馆”，培养外语人才，“以备他日之用”，并“令译西国有用之书”。（注：《洋务上》，《外编》。）

　　1884年，王韬返居上海。次年秋，应洋务官员唐廷枢和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的邀请，任格致书院掌院。直至逝世。他认定，“今欲兴利除弊，则必以得人为先”。他每年分四季为考期，分请有关洋务官员以“洋务格致”为题考试学生，评定等第，择优奖励，期望借书院一席地，“培植人才，造就多士，用备他日出使绝域之选”。（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五册。）每篇有他和主考人的评语、最后由他作序编印的《格致书院课艺》，就是他引导学生注力于洋务和西学研究的记录。王韬不仅是近代中国改科举、办学校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而且是身体力行把晚年献给新式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二）“恃商为国本”的发展新式工商业的思想

　　王韬在六十年代初去香港时，就提出“兴利”、“除弊”、“藉商力佐国计”的发展经济的主张。但又矛盾地认为要“重农桑而抑末作”，表明他经济主张还未脱离封建经济思想的窠臼。（注：《臆谭·理财》，《外编》。）但他这方面的认识很快有了提高。两年后，他向李鸿章提出发展机器纺织、机器耕作、轮船运输的“教民”、“教农”、“教商”的发展新式农工商业的建议。并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尺牍》。）当洋务运动刚兴起，洋务派在筹办“官办”军用工业之际，王韬就提出“利权归我”，“官”对“商民”“调剂翼助”，以求国强、民富，应该说这是很进步、很有远见的主张。

　　王韬从英国回国后，经济思想有很大提高。七十年代，他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中指出：“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往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赀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富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以中国契之，何遽不如？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这里，他提出了学习英国“恃商为国本”的主张。

　　王韬的“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思想，是同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相对立的。王韬继承了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农工商皆本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批判“重农轻商”政策的思想家。他批驳了“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的谬论，指出：“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注：《兴利》，《外编》。）有力地揭穿了顽固派“重农”的虚伪性及其“为农之虎狼”的封建剥削本质。

　　王韬“恃商为国本”论是从“重民”思想出发的。他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并予以新的经济内容和阶级内容。他在《重民上》中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他把“与民共利”，发展新式工商业，作为“治民”的重要内容。（注：见《外编》。）他在《重民中》中要求清政府“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注：见《外编》。）他还要求裁撤使“商民交病”的厘金制度。这种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工商业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握有货币资本的地主、官僚、商人投资于新式工商业的愿望。王韬坚持“与民共利”的要求，反对清政府垄断矿务，大胆地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的主张。指出：“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但他还无意完全否定“官督商办”，只是希望对它加以改良。他说：“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局之例，而小为变通”。“商出赀而官预其间，……实以助商而非病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官从而翼护之”。（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王韬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民族工商业者在成长转化当中，表现出对作为封建国家实体的清政府的强烈依赖。这表明，王韬“恃商为国本”的口号，虽然表现了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分歧和对立，但总的说来，只能算是对洋务经济轨道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它远未发展成为完全自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

　　王韬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基点是强调“利权归我”，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他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得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特权表示反对，主张“官民在所必争”，（注：《除额外权利》，《外编》。）予以收回。他主张“许民间轮船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注：《除弊》，《外编》。）并提出“以兵力佐商力”，与西方各国进行通商竞争。（注：《保远民》、《英重通商》，《外编》。）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王韬“恃商为国本”的主张是与这个历史时期相适应的一种反侵略的经济思想，所以把“商力”提到重要地位。王韬的所谓“商”，既包括商品运销，也包括商品制造。他所说的“商”，又是相对于“官”而言的，实际上是新式工商业的总称。有的论者缺乏具体分析，断定王韬的主张是一种只从商品流通领域考虑问题的重商主义，是不够妥切的。事实上，中法战争后，王韬的经济思想仍有所发展，　认为中国商务不振一是由于“官商隔阂，多所掣肘”（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三册。）；一是由于“制作之未精”，“仿照之术徒务乎小而昧乎其大”，（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三册。）明确指出：“兴利杜弊之良法，全在制造之精，行用之广，出入之公平”。（注：《格致书院课艺》第三册。）主张“在各直省创立商务总局，以达商情，而裕商力”。（注：《格致书院课艺》第六册。）这反映了民族工商业者要求成立保障自己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机构，是甲午战后郑观应、陈炽等要求成立商部和戊戌变法中成立农工商局的先声。总的说来，王韬“恃商为国本”的主张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结合起来，它上承黄宗羲的农工商皆本的思想，下启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对洋务派“求富”思想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三）“君民共主”的改革政治的主张

　　洋务派和李鸿章也侈谈变法，但“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注：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二），319页。）最多只是主张对练兵和科举的办法稍加变通，而绝不求对旧有封建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王韬批判了这种保守态度，提出了改革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主张。他在《达民情》中考察了中国和西方政治之得失，认为中国问题在于“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他说：“试观泰西各国，凡其□□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他认为，中国只要能象西方一样“通上下之情”，“上下同心”，就可以邦本既固而国势日隆。（注：见《外编》。）他在《重民下》中认为，要做到上下相通，没有隔阂，关键在于实行“君民共主”。他比较了西方的“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体，指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壹，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犹有中国三代以上遗意焉”。（注：见《外编》。）这里，他高度赞扬“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另外，他在《纪英国政治》中，批判了洋务派以为英国舟坚炮利、工商富足是它“立国之基”的错误认识，指出：“不知此乃富强之末而非富强之本也。英国之所侍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他对英国官吏“行荐举之法”，“狱制之善”，“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国君所用，岁有常经，……不置妃嫔”，一一予以赞美。称许“英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注：见《外编》。）在上述论述里，政治上效法英国的用意是很明晰的。王韬强调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犹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与后来郑观应等其他早期维新派的“礼失求诸野”的说法相似，当然不是科学的论断，但其用意在于堵塞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

　　事实上，鸦片战争后，中国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已感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某些弊病，朦胧地感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值得中国垂鉴之处。1852年，魏源在重刻《海国图志》时说：“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注：《海国图志后叙》。）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表示赞赏，但未与中国现实联系。九年之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冯桂芬在《校□庐抗议》的《制洋器议》中讲到中国“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注：《戊戌变法》（一），30页。）开始把西方政治制度同中国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观察问题。但他的说法比较隐晦，还未明涉君主立宪问题。而王韬则把“君民共主”的主张作为“变法自强”的“洋务之纲领”的核心。虽然表述上不无委婉之处，但意思是明确的：英国“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是一种使英国奠定富强之基从而雄冠欧洲的政治制度，可与中国三代以上的政治比隆。清政府借法自强，只看到西方和英国的富强之末，未学习英国和西方的富强之本。而“洋务之道”，在于“由本以治末”。这样，迂回地提出了改革政治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1893年冬，他进一步指出：“今日欲收自强之效，……苟非破隔阂，辟畛域，上下一心，君臣共主，亦未易言也”。“泰西议院之设，亦与中国皇古之道暗相吻合。故中国而行此足立富强之本”。（注：《格致书院课艺》第十二册。）在甲午中日战争前，把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提得这样明确的人是不多的。可以认为，王韬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思想家。至少在中法战争前，还没有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和主张超过他。他在中法战争后这方面的思想仍有所前进。甲午战争前夕，他虽然未象郑观应那样公开积极地鼓吹设议院、行君主立宪，但他明确认定中国行议院之设“足立富强之本”。那种认为王韬只是向往，并没有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或许这是仅仅据其《□园文录外编》立论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