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贤俊

　　二十世纪开始了亚洲民族觉醒的新时期。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但是，这场旨在建立先进制度的革命，在推翻清朝皇帝之后，却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形式失败了！于是，人们扼腕浩叹，久久议论着让位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让位的原因，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与清政府的斗争，玩弄权术，乘机夺权，姑称为“权术论”。

　　（二）旧官僚、君宪党人投机革命，一致拥袁，造成一种非袁莫属的气氛，干扰了革命党的战略部署，可算作“干扰论”。

　　（三）帝国主义列强视袁世凯为强人，武昌起义后，扶植他当总统，且叫做“扶植论”。

　　（四）革命党内妥协思潮在各地起义取得初胜后，迅速高涨，主张拥袁，简称为“妥协论”。

　　近年，有人不满足乃至不同意上述论断，从历史环境、阶级与领袖的关系等方面予以剖析，虽有所进展，但读来总觉得从革命党人主观方面的探讨分析尚嫌不足。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

　　　　一、对上述四种论点的剖析

　　其一，所谓权术论，不外从袁世凯的奸诈、狡猾、要手段、弄权术立论，斥责他一面欺骗革命党和起义群众，一面玩弄孤儿寡妇于掌中。这种论断是从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革命党人、清朝官僚的记述中流传下来的。应当承认，重大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带上当事者个人素质的印记，包括计谋、权术、手腕的作用。但这些因素不足以正确解释历史事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原因。20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袁世凯“之所以登上总统宝座，更多的是由于并非他所能控制的因素，而不是他的计谋”（注：〔美〕恩斯特·杨：《袁世凯何以能够登上总统宝座？》，原载《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 1900—1913》，译文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事实上，晚清社会逐渐形成三种政治势力：以朝廷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势力，君宪党人和少数清朝官吏构成的改良势力，革命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势力。专制主义势力迫于内外交困，表示要致力改良，但又唯恐改良导致帝位、特权的丧失，因而虚与委蛇。改良势力不要求推翻帝制，只是主张加速改革，分享政权。革命势力倡导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民国。随着革命运动日趋高涨，改良派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也增强了。清廷对请愿采取镇压手段，不仅孤立了自己，也促使一部分改良派转向革命。面对三种势力，致力军政改革的袁世凯处境窘困：由于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叛卖行径，为改良派所不齿。为此，一部分贵族也跟他结下了仇怨，再加上他主持军政改革，权大震主，终于在1908年被清廷罢黜还乡。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袁是效忠清廷的奴才、镇压人民的凶手。由此可见，各派势力都认为袁是可用而不可信的角色。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最初命荫昌率第一军赴前敌，令冯国璋统第二军充后备，任载涛领第三军卫京畿，原不拟借重汉族疆臣。由于革命之火迅速燎原，才被迫起用袁世凯。

　　这时，袁与各派势力的关系依旧在可用不可信的范围内变动：朝廷在重用袁的同时仍然严加防范。直到授命他组阁，载泽、溥伟等王公依旧打算乘机收回兵权。国内的君宪党人这时多已逐渐倾向革命，他们大都主张策动袁世凯反清、皈依共和。国外的保皇党人不见容于革命党，他们要借助袁氏谋求政治上的立脚点，于是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注：梁启超：《致徐君勉书》（1911年11月3日），载《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8页。）八字策略。革命党则大讲种族大义，晓喻袁世凯反正，这既是分化清政府、减少革命阻力的策略需要，也是同盟会群众革命意识决定的措施。该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唯一目的”（注：蔡元培为宋教仁《我之历史》一书所作的序。）。基于这种共同心理，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后，革命党的报刊便纷纷发社论、写短评、刊投书，或劝谕、或警告，提示袁勿忘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进而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

　　在多种势力影响下，袁世凯既表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也不忘三年前被罢黜的宿怨，最初只以“足疾未愈”复奏谢恩，不肯出山。随后又在奏折中援引“虚君共和”的说法，延聘梁启超入阁。对于革命党则主张剿抚并行。清廷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曾国藩，他却进而提出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待起义人员、解除党禁、总揽兵权、保证军费等要求。直到清廷接受这些条件，袁才于10月26日启程赴湖北。他深知，不爆发革命，绝无起用机缘；如果镇压了革命，也难逃兔死狗烹的结局。就形势看，革命是镇压不了的。但要投向革命，他不仅要克服叛臣贼子的名节障碍，还要有取得权位的确实保证。这种政治斗争格局和袁氏的处境决定了他的态度势必见风驶舵、施计谋、弄权术。也就是说，是阶级斗争形势、条件决定袁的态度和手段，而不是他的态度和手段造成了斗争的格局和结果。

　　其二，所谓干扰论，是以旧官僚、立宪党人投机革命为前提。其实，这个前提就不能成立。当时称得上左右全局、足以形成“非袁莫属”气氛的是什么人呢？旧官僚中不外乎伍廷芳、程德全、黎元洪，立宪党人则有汤化龙、汤寿潜、张謇，以及所谓“惜阴堂谋划”的主持者：赵凤昌、雷奋、沈恩孚、黄炎培等。伍廷芳于1911年11月初接受李平书、陈其美的劝说投身革命，负责外交工作，宣传革命主张，争取国际同情。中旬又偕同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电请清帝赞同共和、退位让权。后来充当民军议和总代表与袁世凯文电相争，针锋相对。袁氏当权后，他拒受聘请，辞谢勋章。由此可见，拥袁大计非由他出。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武昌起义后第6天便请张謇起草奏折要求清廷解散亲贵内阁、处分酿乱祸首、立即宣布宪法，清廷留中不发。11月5日，在上海革命党人起义的推动下，他在苏州宣布独立，称都督。同一天，杭州新军起义，组织军政府。这些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武汉首义地区，打击了袁世凯夺取汉口迫使民军求和的骄狂气焰。在江浙富庶地区，程德全作为第一个倒向革命的巡抚，对清廷的震撼是巨大的。有人说程与袁世凯积不相能，清廷任袁组阁，也是程愤而独立的原因之一。11月中，江苏群雄并起，赵凤昌、雷奋等人曾致书陈其美，建议由程德全统一事权，是否出自程的指使，值得怀疑。但程率先致电甫抵伦敦的孙中山，请他尽快回国领导全局是确切无疑的。因此，人们把拥袁的罪名主要指向黎元洪。现有的根据是1911年11月9日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致总税务司安格联的报告和同一天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第27号情报，二者都说黎元洪宣称他曾与七省都督、五个民军司令官取得一致意见，“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注：《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可忽略，即恰恰是这一天，黄兴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向袁陈述种族大义，还保证“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载《黄兴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个间接传播信息，一个直接专函敦促，至少可以认为联袁倒清是他们共同的策略。而当时，黄、黎政治上的威望高低、影响大小是不言自明的。清军攻占汉口后，连袁世凯都认为黎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定大计。因此，从黎在9日的谈话作出他率先拥袁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至于此前袁世凯曾派刘承恩访黎元洪，劝他停战议和，显然是具有离间黎与革命党的含义，但遭到黎的断然拒绝。11月9日后，刘承恩、蔡廷幹再次谒黎，声称党人的一切政治改革要求都可以磋商，朝廷已决定开国会、行宪政，革命目的已算达到，应该停火议和，也就是要在君宪制的基础上平息革命。这是招降，不是议和。10日（一说系11日）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首的二十多个领导人共同会见刘、蔡。黄兴大约是军务繁忙没有参加，但出席的人中，革命党员占多数。是否会见，事前经过讨论；会见时，起义者都坚持排满革命主张，批驳袁氏的君宪论。黎元洪作了长篇发言，除宣讲种族大义，以年羹尧被杀为例，劝袁不要“置仇不报，而反视为大恩。”还驳斥袁世凯所说的革命将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谬论，认为袁是想借此涣散起义各省的军心，令各省自相冲突，以便他“驱除满人，自践帝位”。又说：“予为项城计，即令返旆北征，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注：《（南北）双方会谈记录》（台北国史馆审校档所藏），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记要》1911年卷。）。最后，黎表示：“总之，项城表同情，则反旆北向。否则，约期大战而已”（注：《（南北）双方会谈记录》（台北国史馆审校档所藏），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记要》1911年卷。）。事后，由汤化龙代拟的黎元洪致袁世凯书则大谈反满，对于立宪，明确提出：“满清恐难参与其间”（注：《（南北）双方会谈记录》（台北国史馆审校档所藏），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记要》1911年卷。）。至于劝袁反正，将授予汴冀都督职务，来日可望举为总统，都未明说，只暗示：“馀详蔡、刘两君口述”。黎的讲话和书信都是得体的，无可指责。11月末，汉阳失守，黄兴东下，武汉地区停战后，黎元洪通电全国主张议和，那是起义各省聚议的结果，绝非黎单独向袁世凯投降。由此可见，指责黎是联袁、拥袁的主谋，似欠公允。

　　至于立宪党人，无论是随黄兴东下的汤化龙，还是浙江的汤寿潜，在革命之初既难以左右起义首领，也难以对袁世凯施加多大影响。而“惜阴堂策划”的主持人，拥护共和的立场较鲜明。他们寄望于张一麐北上游说袁世凯反正，是秘密进行的，谈不上公开制造拥袁气氛。长期以来，许多著作集中指责的是张謇，主要证据是他在致袁世凯电中曾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江南各方，一切通过”（注：《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30日，一说为1912年1月3日），载《张季直九录》。）。单从这句话的语气看，似乎象联袁的决策人。但这是断章取义，因为后面还有：“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电达”（注：《致袁世凯电》（1911年12月30日，一说为1912年1月3日），载《张季直九录》。）字样。张不过是鉴于停战期限将满，继孙中山之后，劝袁皈依共和而已。由此可见，“干扰论”是难以成立的。与其说旧官僚、立宪党人干扰革命党的战略部署，不如说仅怀着反满有限目标的革命党人普遍具有联袁倒清的要求。

　　其三，所谓扶植论，也是史学界长期共认的，意在证明帝国主义列强从武昌起义后即着意扶植袁世凯当总统。近年，史学家胡绳武就让位问题的历史环境作了一些精辟的论述。但是，他援引1911年10月21日《民立报》的一则报道，说英国“《每日镜》、《伦敦晚报》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并声称这是他“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且认为这是英国急欲推出新代理人以维护它的在华侵略权益的反映。史料证明：孙中山当时在美国，袁世凯在洹上，他们互无往来，选袁之说是不存在的。那么，这条报道是谁虚构的呢？

　　从英国官方的蓝皮书和非官方的《莫理循书信集》反映的情况看，武昌起义后，英国朝野都没有谈论或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不必要的惊惶状态中”。他们视革命为叛乱，耽心中国再次出现盲目排外，仇杀外侨。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英国外交大臣多次电商派兵还是派军舰较为适宜，侨民则呼吁保护或准备撤离。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基于歧视与偏见，都不认为中国爆发了革命，更不认为这是一次民主革命。当然也就谈不上在起义之后十天来虚拟选举总统的事。再说，1911年10月14日清廷授袁世凯湖广总督，袁于26日才启程赴前线。随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列强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只适于君主立宪，袁世凯在出山时也以恪守君宪制相标榜，受到列强的青睐。英国怎会在袁氏未出山之前，就制造选袁任总统的消息呢？常驻北京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是一个能反映英国政府观点的民间人士，10月底，他在致友人信中还说：“也许最好还是保留清朝，剥夺满人的全部特权，仅给他宪法规定的权力”（注：《致达·狄·布拉函》（1911年10月27日），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68页。）。他确实称赞过袁世凯“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时又说：“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注：《致达·狄·布拉函》（1911年10月27日），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68页。），君宪立场异常鲜明。持这种君宪论主张的英国朝野不可能制造孙中山选袁当总统的舆论。

　　这个问题，从当时在欧洲的中国革命党人吴敬恒、章士钊夫妇（在英国）、张人杰（在法国）、蔡元培（在德国）的活动中可以得到解答：虚构的报道是他们写的。他们鉴于欧洲舆论界在武昌起义后歪曲报道，决定一面通电国内，声援革命；一面写文章、发消息，“解释西人疑窦”，驳斥外人的诋毁言论。章士钊每天向《民立报》发电两三次，张人杰鼓励吴敬恒利用英国报纸为革命作宣传，其他党人又据英报转译到别国。《民立报》自10月14日起，天天刊登“海外来电”。在蔡元培与吴敬恒当时往来的电报中，有一封是蔡根据吴提示的内容译成了德文，本打算10月21日由德国发回上海，由于德国电局有故障，23日才发出。这份电报的内容之一便是宣传孙中山举袁世凯为总统。蔡在24日致吴敬恒电中特别提到：“孙之推袁，确否固不可知。然此等消息，除离间满、袁外，于半新半旧之人心极有影响，外交亦然”（注：蔡元培致吴稚晖函（1911年10月24日）。）。还说到：“请公以英文电示此讯，并无参疑词，以便传示德报馆，易于取信”（注：蔡元培致吴稚晖函（1911年10月24日）。）。了解上述内情，再来看《民立报》10月21日所登那则报道的后面一句：“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助以其成功”；联系英国朝野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断定，杜撰这条消息，不是英国出于维护侵略权益的需要，而是在欧洲的中国革命党人鼓吹联袁倒清的一种策略。

　　至于援引英国外交大臣格雷11月14日经由道尔生转告孙中山的话，说英国政府对袁世凯怀有尊敬之意，并表示：“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如果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注：这段引文是胡绳武同志文中转引自吴相翻：《孙逸仙先生传》（下）第984页，未注出处。参照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国事件函电第58件，1911年11月15日格雷复朱尔典电，说到英国对袁世凯抱有好感，但未论及在什么条件下选袁为总统。）。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孙中山11月16日致国内电所说：“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注：《致〈民立报〉转军政府电》，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的结果，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国内从袁氏被清廷起用后就有策反言论，这些言论都来自革命党人及其同情者。

　　第二、关于孙中山16日的电报，另有人考证是11月12日发出（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断为1911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版）1911年卷则定为1911年11月12日。），即在格雷传话之前。

　　第三、即使是16日发电，受格雷压力说在时间上可以成立，但细读格雷的话，使人感到，与其说是他要影响孙中山，毋宁说是格雷受了一个月来中国革命党人连篇累牍策反袁世凯言论的影响，附和了党人的观点。

　　总之，用上述史料得出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立即扶植袁世凯当总统是不确切的。但这并不排斥列强在谋划君宪制失败后，慑于革命声势，承认共和，转而支持袁氏平息中国革命。

　　其四，所谓妥协论，过去大都承认这种说法，并以汪精卫为代表。汪的确主张联袁倒清，但他1911年11月6日才从北京出狱，原拟与吴禄贞共同行动；吴被刺后，汪到天津。13日袁世凯抵京组阁，15日汪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袁收到黄兴的信在前，因此，汪不是联袁倒清策略的倡议者。“妥协思潮”的提法也值得商榷。

　　　　二、革命党领导人决定联袁倒清

　　胡绳武同志在探讨国内是谁首先提出拥袁任大总统时，提到了“鄂人”写给袁的信和10月28日《民立报》的短评。因为前者提到：“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后者劝袁“为第一期之大政长”。由于“鄂人”写信的日期不详，难以为准。《民立报》的短评则已在吴敬恒、蔡元培等虚构孙中山推袁任总统一周之后。不过，胡绳武同志曾有精辟论断，他认为拥袁任大总统：“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汤化龙这样一些人，而是当时在革命党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认为袁世凯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事实正是这样。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的上谕一发布，全国舆论议论纷纷。不属于革命党的报纸，只就清政府任命能否为袁接受、即使袁出山能否平息“暴乱”立论，绝不谈到反满。只有革命党人主编的报纸大谈种族大义，挑开袁与满洲贵族之间的宿怨，猛烈抨击清政府。《民立报》在10月18日就发了署名孤鸿的短文《袁世凯》，20日又发了题为《呜呼弓与狗》的短评。短文指出：“袁世凯，朝廷疑忌之人也，今一旦授以大权，岂真捐弃前嫌乎？”（注：1911年10月18日《民立报》短评。）作者进而预测了袁受命总督后的几种前途：一战而死，清亡；赐諡建祠，子孙袭爵，都成泡影。一战而胜，初如曾国藩，终似吴三桂。纵不被清廷所杀，也会落得恩铭的下场。短论则直接以兔死狗烹讽喻袁世凯：“噫嘻！大福不再。今日之世界果闻许曾、胡、左、李之复出否？即今日之政府果能许袁、岑之为曾、胡、左、李否？呜呼弓！呜呼狗！”（注：1911年10月20日《民立报》短论。）这些文章与随后劝袁做“中国之华盛顿”、“大政长”的文字，都是阻袁助满意识的反映，很快便形成了一种思想攻势。

　　但是，仅靠舆论宣传不能阻袁出山。1911年10月下旬，袁赴前线，战局逆转，武汉民军处境危急。黄兴与宋教仁于10月28日同船到达武昌，当即赴前敌督战。黄兴的到来对武汉首义地区军民给予了巨大鼓舞，但黄、宋分析形势后，立即函告上海革命党人：“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以为牵制北兵之计，否则仅恃鄂兵与彼硬抗，恐难支也”（注：《宋教仁致陈其美电》，载《革命文献》（台北版）第7期，第3页。）。后来虽有部分湘军援鄂，但“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不能统一”。黄兴亲自督战，手斩溃兵数人，未能扭转败局。11月1日汉口失守。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组阁，决定乘胜发动政治攻势。2日，黄兴在武昌军府紧急会上报告军情，从敌我双方的官兵训练程度、武器装备、伤亡情况等六方面作了对比，结论是：“我恃士气高昂，敌占武器精良”。黄兴奋力组织反击，都未奏效。11月上旬。袁世凯两次派人到武昌游说议和，要在君宪制的前提下，招降起义者。这时袁氏尚未返京，而战局对民军不利。黄兴既不能在军事上取胜，又不愿再次断然拒袁，激他北上组阁。因此，才致函袁世凯，首先批驳袁函中所说的“停战息兵，以免生灵涂炭”，指出：“满洲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注：《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载《黄兴集》第81页。），以清兵焚烧汉口民房为例，阐明只有推翻清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认为这是根本问题。而袁氏所说的行宪法、组新阁、开党禁只是枝节问题。又向袁剖析：清廷召他进京组阁，撤他的兵权，“非所以扬我公，实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纵我公，实所以缚我公也”（注：《致袁世凯书》（1911年11月9日），载《黄兴集》第82页。）。最后才称赞他的才华，向即将就任清廷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晓喻建立拿破仑、华盛顿式的功业，南方各省将“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显然，覆满清、附共和、举总统是黄兴向袁世凯表明的原则立场，也是黎元洪等军政府领导人接见刘承恩、蔡廷幹共守的准则。黄函虽然依旧是晓喻“种族大义”，提示权衡利害的条件，但出自民军总司令之手，就成为革命党联袁倒清的权威性文件根据了。

　　宋教仁为策划南京、上海起义，声援首义地区，11月10日即乘船东下。但有史料证明他是参与其事的，蔡廷幹、刘承恩曾向宋提出，如能慨然拥袁为总统，袁将毫不犹豫地投靠南军。宋则答复说：大总统靠公选，难以预先确定。如袁能反戈一击，占据直隶、河南，就可充任冀、汴都督。如“能进而建立新共和国，大统领之荣职不争而自归其掌握”（注：《齐鲁公报》（1911年12月21日山东济南印行）第3页。）。措词虽不尽同，但内容和立场跟黄兴、黎元洪的书信、谈话是完全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身居国外的孙中山也赞成联袁倒清。人们最熟悉的是他1911年11月中旬通过《民立报》转致革命军政府的那一份电报。其中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注：《致〈民立报〉转军政府电》（1911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尽管这封电报的拍发时间是11月12日还是16日，发报地点是伦敦还是巴黎，说法不一，但电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孙中山于11月11日抵达英国，首先找到吴敬恒，倚为在英活动的主要助手。据胡汉民说，吴曾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2页。）。是否发电，未作交代。随后，孙中山打算拜访英国外相格雷，格雷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不见，而通过道尔生转达了前面所引的那段话。仅从上述史料分析：孙电说的是黎元洪主张举袁，按胡汉民所记拥袁出自吴敬恒，或者如有的文章所论孙之推袁系受格雷的压力。总之，孙中山的态度是被动的。

　　但是，也就在11月中旬，孙中山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的谈话里有一段袁世凯拟与孙合作共事的内容。孙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轻信来使，我认为他是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注：《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7页。）。还说：“如果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就会爆发得更早些，而我现在当已在北京”（注：《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7页。）。这些话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因为1910年不存在孙、袁合作的条件。尽管过去有些西文书常引用上述谈话，但国内的著作都不予重视，因为迄今为止，也不能认为这是事实。那么，孙中山这样说的动机何在？联系这番话的前几行，孙曾向记者说到：“北京附近的七个镇是袁世凯所一手建立的。由于他的被贬黜，这些军队效忠北京政府的坚定性已经大大削弱。虽然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但我们确信，他们并不愿为满洲政府作战”（注：《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7页。）。追述1908年的往事，透露了联袁的现实必要性。再联系那番话的后几行，孙又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注：《我的回忆》（1911年11月中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58页。）。这里似乎已暗示了与袁合作，乃至拥袁任总统的含义。但是，尽管国内外革命党人开展了离间袁、满的宣传，黄兴、黎元洪给袁世凯的信已就皈附共和、举为总统说得十分明确了，袁却依旧宣示中外，坚守君宪制。所以孙中山向外国记者只能把话说得隐晦些。不过，他稍后在欧洲的演说中还曾明确宣称：“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注：《在欧洲的演说》（1911年11月中、下旬），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这是革命党人与袁合作的前提。

　　当然，革命党要联袁倒清必须建立在实力基础上。10月末，清军攻占汉口；11月初，民军便在上海、江、浙起义，并宣告独立。11月底，清军攻陷汉阳；12月初，民军随即光复了南京。到1911年底已有十五省起义、光复，这使袁世凯的军事优势失去威慑作用，而北军内部倾向共和的思潮也急遽高涨。于是，这一策略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1911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北方出现了两起密谋：其一是同盟会员朱芾煌、汪精卫与袁克定等谋划的。其二是清政府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云南新军总参议（云南起义后任段祺瑞所部第一军参议）靳云鹏、陆军大学堂总办张鸿逵策划的。前者按照革命党的策略进行，受黄兴领导。12月9日，黄兴曾电汪精卫转告袁世凯：“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注：《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载《黄兴集》第94页。）。后者也立足于拥袁倒清、赞同共和，并得到黄兴支持。廖宇春等人先说通段祺瑞，然后径直到上海与苏、浙联军总参谋长顾忠琛、民军总司令部秘书俞仲还在文明书局秘密谈判。前者自称可以说通当道（指袁世凯），后者持有黄兴的委任书，他们很快便于12月20日达成了五项协议（注：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50页。廖的提案原为四项，双方讨论时将建立民国、优待皇室分作两项，决议遂成五项。）。除了把廖宇春事先拟定的“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改为“先推覆清政府者任大总统”，其他几项只就廖的提案略加补充。同一天，南北和议才举行第二次会议，政体究竟采取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尚在磋商中，而联袁倒清、建立民国却已暗中由南北军方达成了协议。

　　归国途中的孙中山对于南北和议、联袁倒清也有进一步的阐述。12月15日，他在新加坡的讲演强调了北伐，同时提出：“惟一妥协，即皇室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及北京，作为普通公民。如不同意这点，即不惜流血牺牲，直捣黄龙”（注：原载新加坡《海峡日报》，引文参见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第992页。）。这月中旬，他在致横滨华侨电中也说：“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已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注：1911年11月27日《申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这些讲话未明确提出联袁，但倒清、建立共和制度、和平解决，却说得明确。21日，孙中山到达香港，与胡汉民、廖仲恺就革命形势、战略决策、策略运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都意识到清军存在是北伐的巨大障碍，而起义各省的统一指挥也非易事。因此，胡汉民主张以广东为基地，养精蓄锐，加强训练。估计两三月内，北军难破东南民军，然后粤军“鼓行而前，始有胜算”。这是暂时避开袁世凯的策略。孙中山认为胡的主张缺乏全局观念，他说，当时的形势特点是“我恃人心、敌恃兵力”，大好时机一旦错过，革命无进展，广东一省绝难维持。何况“鄂既稍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2页。“既引进张、汤…”，张即张謇，汤即汤寿潜，分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交通总长。）？此外，孙也顾虑帝国主义列强中立难恃，戈登、白齐文等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勾当可能重演。孙中山的欧洲之行使他感到立即建立革命统一政权的紧迫性，特别是革命党的分裂倾向日益暴露，使他对“内讧”充满着忧虑。于是，他明确表示要实施联袁倒清策略。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注：《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1911年12月21日），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

　　根据当时的通讯条件，对照胡汉民所记12月21日他和廖仲恺等在香港与孙中山的会晤情况，可以断定，孙对于头一天（20日）廖宇春、顾忠琛在上海达成的协议尚不知悉。这就是说，他和黄兴在1911年12月20日前后，在国内和海外同时进一步阐述联袁倒清的必要性。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还曾向在他身边工作的革命党人讲过，他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就是看到袁世凯“骨子里要推翻清朝”，因而“委曲求全的利用袁”（注：黄任潮：《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和议的指示》，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 集，第414页。）。

　　联袁倒清只是服从建立民国这个战略目标的策略。翻开当年的《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可以看到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吴樾等对于袁世凯的批判、谴责，屡见不鲜。但是，武昌起义后，阶级关系急遽变化，为各种政治势力所不齿的袁世凯，一时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各派势力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他加以利用。革命党首领正是在反满思想基础上，出于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需要，才确定联袁倒清策略的。

　　　　三、策略的得失和让位原因的探讨

　　武昌起义后，立即赶赴首义地区领导全局的黄兴在党人和广大群众仅具有反满意识的基础上，审时度势，首先决定实行联袁倒清策略。以黄为中心的一批革命党人对于让位持肯定态度，“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象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卷，第201页。）。

　　人们记得，胡汉民曾对黄兴当时的表现作过如下评语：性谨厚，乏远识，“既引进张、汤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57页。“既引进张、汤…"，张即张 ，汤即汤寿潜，分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交通总长。）

　　这是不是表明胡汉民反对让位呢？当然不是。因为，当黄兴痛感“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向胡和汪精卫沉重地表示：“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时，汪便大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间，促进和议。胡汉民也在临时政府内部解说孙中山让位的苦衷。对于和议和让位的评价，用胡的话说：“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功罪并提，又说实非得已，隐喻了和议和让位的必要性。

　　耐人玩味的是，黄兴在孙中山已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和议未成之际，曾以委屈的心情对率部增援南京的耿毅说：“（我）本意扫清清廷庸劣政治和旧军阀、官僚分子。初起时，各省军队和一般人士均甚奋勇激烈，及闻议和，我辈同仁尚有直捣黄龙之心。而附和革命者，不是盘踞地方，就是拥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甚至以军队名义要求非和不可，并暗与袁通声气。加以黎宋卿本非革命者，更坚主和议。我若过于强制，他即单独与袁议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注：耿毅：《辛亥广西援鄂回忆录》，载《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483页。）。黄的参谋长李书城也有同感，而且讲得更为具体，列举了七八个都督和统兵大将，认为如果和议破裂，革命党对袁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章太炎：《复武昌谭人凤电》，载《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67页。此电原载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这些话反映了黄兴等人对于附和革命的人立场不稳、信仰不坚的忧虑。能不能从孙中山责备黄兴“过于软弱”，得出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反对和议、让位的结论呢？同样不能！因为孙中山从返国途中到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对于在什么条件下议和让位都有明确表示。毋庸置疑，孙在归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会听到各种政见，接受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但他最终还是赞成和议，选择了让位。这种选择后来也遭到许多人的责难，因此，1914年10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也不无委屈地作过剖白：“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由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注：《致邓泽如函》（1914年10月20日），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26页。）。孙中山初回国曾认为黄兴过于软弱，而孙的决策又被一些党人讥为退让。那么，正确的策略该是什么呢？是把反清、反袁斗争在清王朝覆灭前毕其功于一役呢？还是在推翻清王朝后，把反袁斗争放在承认民主共和的前提下进行？根据当时群众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况、革命党出现的问题、双方军事实力对比，都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联袁倒清就革命党领导人的原意来说，绝非无条件拥袁。日本驻南京领事从临时政府方面探得的情况表明：“革命党对袁并无好感，而要推袁出任大总统，并非想把一切政务交袁一手处理，而是要把他当做一个傀儡，临时予以推戴”（注：《铃木驻南京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1912年2月1日），载邹念兹《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44页。）。然而，倒清目的达到后，联袁变为拥袁，让位成了让权，“傀儡”主宰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对照孙、黄的上述讲话，不难看出：黄兴的立论侧重在客观环境的陈述，孙中山的着眼点则在于主观因素的剖析。

　　客观原因很多，其中不仅有附和革命的军阀、官僚可能的妥协、动摇，还有些因素是革命党暂时难以克服的。例如：军事实力的悬殊。黄兴经历武汉督战后深有体会，孙中山从北方议和代表冯又微口中听到了这样的直言：“以实力论，北强南弱，一经接触，我预测北军必得初胜，而南军内部变化亦甚可虑”（注：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接见北方议和代表冯又微等，见许姬传《南北议和内幕》，载《团结报》1984年10月13日）。这里所指的“南军内部变化”绝不只是发生在响应革命的军阀官僚立宪党人之中，也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又如财政困窘，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无正常收入，靠借外债、发公债、借私债、印军钞和少量盐税维持，即使这样，收入总计也不足1300万元。而军事开支和短期私债还本付息就接近1500万元，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政费，亏空巨大。

　　再如帝国主义干涉也是不依革命党意志为转移的。沙俄煽动蒙古独立，进而与日本勾结，阴谋扩大侵华利权。日本在1911年10月中旬、12月上、中旬三次准备对中国实行武装干涉，其他列强也曾暗中增派军舰。只是由于革命党严禁盲目排外才杜绝了列强的借口。

　　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革命党因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早在1911年12月12日章太炎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0页。）论调已经公诸报端。他所谓的“天下为公”就是反对“以一党组织政府”，主张朝野共济，新旧合作。其实，这时除了宋教仁力谋拥黄兴统帅各军外，还不存在一党主政的问题，而且各省起义代表已作出决定联袁倒清，举袁任总统。当时清廷退位虽成公论，但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场并未改变。保皇党人正向章太炎游说“虚君共和”，章虽然反对保留清朝皇室，却又反对革命党掌权，客观上为袁世凯帮了忙。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部总长多数为非党名流，党员居次长地位，不能说不是受章论的影响！1911年11月，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一时群龙无首，旧官僚程德全和十四省代表先后致电孙中山，请他迅速回国主持全局。章太炎却认为待孙回国才成立中央政府是童子之见，公然散播“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注：原文见《张溥泉先生全集》，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138页。），着意鄙薄孙中山。胡汉民认为章是因为没有被重用而意气用事，并联系1907年光复会反对孙中山而斥责他：“阴怀异志。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天后，章太炎果然宣布脱离同盟会，与程德全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任会长。而章太炎为这个会着手起草章程，则早在1911年11月就开始了。1912年1月中旬，湖北部分同盟会员又拥黎元洪组织民社，二者都跟同盟会对立。鄂籍党人之所以另树党帜，远因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回国前，宋教仁主使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充副帅。近因则是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孙武等拟在中枢任要职未能如愿。他们独立门户后，恶毒攻击孙、黄。可以设想，即使孙中山坚持不让位给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也难以安宁。如果说章太炎的分裂言行主要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削弱革命党的话，那么，鄂籍党人拥黎的分裂言行则对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上构成了威胁。后者的出现，粗看起来，好象是江浙地区与首义地区权利分配不均的矛盾。其实，江浙和武昌地区内部还各有激烈的权利纷争。江浙地区派系繁多，互不相能；武汉地区文学社与共进会闹到互相仇杀。“派别重重，各立门户”。革命党元老居正指出：“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搞好内部团结的问题上。以地区说，有胡汉民的广东集团，黄兴的湖南集团，苏浙的陈其美、湖北的张振武、孙武、蒋翊武等。……起义军内部更复杂，黎元洪卖身投靠袁世凯，和革命党公然为敌。九镇徐绍桢和林述庆有磨擦，陈其美和陶成章互相敌对，真是记不胜记”（注：陈其美：《呈孙中山文》，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6页。）。可见，孙中山所说的“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并非危言耸听。他决定让位实有难言之隐。另一个革命元老张继把革命党分裂说成是“共患难易，同安乐难”（注：陈其美：《呈孙中山文》，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36页。），立论虽平庸，但他指出，由于鄂籍党人与南京临时政府立异，才使黎元洪接受袁世凯的拉拢，却值得深思。

　　第二，过激行动使革命党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辛亥革命是在新的生产关系未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爆发的，因而投身革命的人群大都只知反满而不知民主革命的真意；而且，最初参加武装起义多是会党、绿林人物，在他们领导的地区驱杀朝廷命官、袭击地主劣绅，对于推翻旧政权虽然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把新建立的地方政权视若堂口、山寨，以龙头、寨主的方式坐天下，排斥可以争取的开明富商、士绅，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旧制，甚至胡作非为。许多地方的中小资产阶级正是因此而远离了革命党。

　　革命党直接领导的地区为了推进革命，准备北伐，都急剧扩充军队；而要维持庞大的民军，就迫切需要开辟财源。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首先访问英、法，随后又私下求助于日本人士，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贷款，但均未成功。他不得不考虑以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作抵押筹划借贷，这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谋求收回利权的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尽管他向实业总长张謇解释民军有哗变之忧，抵借犹如寒冬典当衣裘，是为了救急。即使如此，张也不表示赞同。黄兴焦惶无计，只好威胁盛宣怀以捐赠方式提供款项，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上海当时是全国金融中心，工商界力量最集中。那里不仅发生了光复军诱捕胡承诰索取赎金和强行抽取盐税的事，引起张謇和工商界的不满和抗议。沪军都督陈其美逮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更激起了轩然大波。事件虽发生在1912年3月，起因却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当时“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各师，皆取道申江，纷纷供应”，“每月用款之繁，数逾百万”。陈其美在起义后鉴于农民疾苦，曾通令减免田赋杂税，为供应军需便勒索工商界。逮捕宋汉章就是因为沪行拒绝借款五十万两，罪名是“因有侵吞舞弊嫌疑”。这一行动立即引起金融、工商界人士的惶恐和反对。许多报纸抨击任意捕人违法。上海银行业、绍兴旅沪同乡会上书孙中山、袁世凯为宋鸣冤，天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请他伸张正义。伍从三权分立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出发，批评陈其美擅自捕人为非法。为此，沪军都督与司法总长在报刊上展开了辩论。辩论到4月，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所谓“侵吞舞弊嫌疑”，经查核不能成立。袁令陈其美放人。其结果，结怨招谤的是革命党人，邀誉受崇的却是袁世凯。这种为筹饷采取的过激行动，没有达到目的，却吓退了资产阶级。孙中山在就任之初宣布的“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的言论被人讥为空谈，党人宣扬建立民国当以法治取代人治的诺言成了笑柄。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各地出现了不少类似事件，以致孙中山不得不在3月下旬向各省都督发出专电，沉痛地陈述：“此次改革，原为救民水火。乃闻各省光复以来，各地行政长官及带兵将领，良莠不齐，每每凭借权势，凌轹乡里，有非依法律辄入人民家宅，搜索银钱、衣物、书籍据为己有者；有托名筹饷，强迫捐输，甚且虏人勒赎者；有因小忿微嫌，而擅行逮捕人民，甚或枪毙籍没，以快己意者；排挤倾陷，私欲横溢，官吏放手，民人无依”（注：《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28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91页。）。他命令各省都督“务须严饬所属，勿许越法肆行”；并出示晓喻人民，“有受前项疾苦者，许其按临时约法来中央平政院陈诉，或就近向都督府控告”（注：《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28日），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91页。）。但孙中山让位在即，各省都督大都为财政枯竭焦惶不安，哪里谈得上纠正“越法肆行”。使孙中山深感困难的是：中下级军政官员违法乱纪，还可以让人民径向都督申诉。都督“越法肆行”，有名无实的平政院岂能执法？难言的隐衷还在于：从维护法制原则来说，陈其美擅令捕人应受申斥、责令纠正；但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考虑，反对袁世凯专制正有赖于这一批出生入死的党人。所以，宋汉章案发生后，孙中山虽然立即发表了上述电令，却未直接过问这一事件。各地“越法肆行”所冲击、伤害的大多是豪富、巨商，他们对于反满革命本来心存疑虑，经受了这种遭遇，大都翘首期待袁世凯出来恢复秩序。起义之初，各地工商界捐款助饷，馈赠牛、酒、布匹犒劳义师的场面逐渐消失了。张謇最早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职务，伍廷芳感到法制难以确立，与党人产生了隔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头面人物顺应权力转移的趋势，倒向拥袁。过去，人们多指责立宪派、旧官僚在革命营垒内部制造拥袁气氛，导致革命党孤立，而很少考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越法肆行”是促成自己孤立的重要原因。

　　第三，革命党人选择政治模式的困惑。建立民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政纲中令人向往的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在贫困、落后而又经受几千年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度中实现这一目标，革命党在实践探索中仍不免陷入困惑。例如，革命党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前已经意识到实行民主宪政，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1906年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就规定了三年军法之制、六年约法之制，然后进入宪法之制。但是，武昌起义后，方略未能实行。客观原因是联袁倒清、南北议和导致袁世凯掌权，以革命党为核心建立军法之制已无可能。为防止袁氏集权专制，制定约法已成为当务之急。从革命党人主观方面看，各地起义成功，特别是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后，不少人便认为宪政应立即施行，甚至把军法、约法之制的九年期限视同清朝的九年预备立宪，力主摒弃。至于约法如何付诸实施，大都茫然。革命党上层最初对于民主政体应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与宋教仁就有不同看法。孙主张总统制是想在他的领导下有所作为，但是，联袁倒清策略取得成效后，总统制恰恰便于袁氏集权。于是，南京参议院又匆忙通过制订《临时约法》，实行内阁制。这种旨在限袁的用心是为革命党人所共谅的。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以恪遵法制为前提，而对于毫无法制观念的袁世凯来说，这个前提并不存在。革命党的有识之士对此怎不陷于困惑呢？

　　为有效地建成民主共和国，政权体制应该强调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革命党上层在认识上也有分歧。孙中山、胡汉民等为了杜绝集权专制的弊端，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民权。章太炎、宋教仁等从防止地方割据和满洲贵胄复辟，抵御俄、日入侵着眼，主张集权中央，振兴国力。前者认为不发扬民权，共和制度没有保障，国富民强只是空想。后者声称只有先张国权，而后才可能发展民权。孙中山早在1905年秋发动武装起义时就意识到了民权与兵权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范围只限于革命内部。他曾提出为防止经过军事时期，掩抑民权，应本着“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的原则，通过约法，确定二者的权利、义务。等天下大定，即据约法解兵权、授民权。南北议和期间政局已经明朗，兵权操在袁世凯之手，强调中央集权不免为袁氏所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倡导地方分权，着意发展民权，又易为地主豪强、绿林头目、会党首领、新旧武人把持，拥兵跋扈，割据一方，形成一批土皇帝。即使象广东军政府所作的尝试，将县一级官吏统由革命党人充当，也只不过是卵翼一些新贵，无济伸张民权。集权不可，分权不能，革命党要领导人民维护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免陷入困境。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分裂、过激行动伤害资产阶级、党人运用引进的共和国模式陷于困惑，这些造成让位的原因，都与革命党和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局限于反满有关。当时的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胡汉民论及民众（其实也包括广大革命党人）的反满意识时曾说过：“正唯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不过，他认为这不是民众的责任，“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注：《胡汉民自传》，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60页。）。

　　但是，革命党人也都生长在这块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土上，受到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痛感民族危机深重，才奋起革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也只具有反满思想。然而，孙中山为首的少数革命领导人顺应时代潮流，结合中国国情，采取西方经验制定的民主革命政治纲领，毕竟只把反满作为革命起点，最终目的则在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因此，革命党的指导思想跟广大党员的实际认识水平和政治素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应当指出，这种差距不是少数空想家提出超前的政治目标制造出来的，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中国人民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不到自由发展、民主政治理论不能充分传播的条件下发动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党决定联袁倒清，孙中山让位，与其说是铸成历史大错，毋宁说是在特定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历史抉择。

　　孙中山民元让位诚然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巨大挫折。这种挫折既反映了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国模式过于理想化的幼稚心态，也表现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执著追求。当袁世凯妄图借助帝制扼杀人民这种追求时，他应验了孙中山的预言：“覆之自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