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龚书铎   （1985年第1期）

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正在起步，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文化”一词的近代含义，近代文化的结构、发展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

“文化”、“文明”，都是中国古老的词汇。“文明”一词，在《尚书·舜典》中就已出现，所谓“睿哲文明，温恭永塞”。“文化”作为一个词组使用，则较“文明”为晚。《易·贲卦》的《彖》虽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但已是秦汉时儒生对《贲卦》的附会，且还没有构成一个整词。倒是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把“文”与“化”联用：“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不过刘向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整体词，而是各有独立义，“文”指文德(与“武力”相对)，“化”指教化，即以文德来教化、感化。尽管如此，却也反映“文化”一词的衍变过程。此后，如晋人束NB122、南齐王融的诗文中曾有“文化”一词。束NB122的《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句，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显然，他们已把“文化”作为一个词汇使用。这里所说的文化，其含义包括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既有稳定性，又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生变异。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和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动，语言词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词的创造或外来语的借用，只是语言词汇的一种变化。词汇的另一种变化，是旧词被赋予新义。“经济”、“社会”等都是中国固有的旧词，但在近代它们的含义变了。“文化”一词，也是如此。

“文化”这个词具有近代新义，大约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时的报刊，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撰述中，都出现过“文化”一词。鲁迅专门写了一篇《文化偏至论》论述文化问题，发表在1908年的《河南》杂志。不过比较起来，当时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

就当时发表的撰述中对于使用“文化”一词的含义，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与文明同义。例一，谭嗣同《赠梁莲涧先生序》：“濒海有山焉，曰崖山。自宋以后，颇著称于时。……惜为地球之半圆弧面所隐，使削其弧而弦以径之，将直见文化早辟，几乎《春秋》之太平，《礼运》之大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1页。例二，《湘报》第92号《学会汇纂》：“泰西有文化之国，其战必守公法者，彼非乐于守之，恐己不守，将致人之仇，怒人之报复耳!……楚本蛮野，宋襄公以文化之国待之，故大败。”例三，匪石《浙风篇》：“吾中国国民，非同一统系于黄帝者乎?虽然二千年前文化未开焉。凡文化未开时之住民，常被治于天然之感化力”。《浙江潮》，第4期。

这些例子中所说的“文化”，都是与“野蛮”相对待而言。所谓“文化早辟”、“文化之国”、“文化未开”，均与“文明”同义，可以用“文明”一词代替。事实上在当时人的一些撰述中，往往有互用的情况，没有严格的区分。

2.广义的，包括精神和物质。例，《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伏羲、神农之时，民智渐启，中国文明之滥觞，实始于斯时。燧人氏作火食，有巢氏作巢法，伏羲氏画八卦，教佃渔、造书契、作甲历，神农氏艺五谷、制医药、立商廛，盖当时文化甲于诸族。”《江苏》，第4期。

这里撇开这些古代传说的可信程度如何不论，就作者的论述而言，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起源的探讨，涉及饮食、居住、农耕、渔牧、交换和文字、历法、医药等诸多方面，显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

3.狭义的，单指意识形态而言。例一，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雅典人所自负者，欲全希腊文化之中心点集于其国也，故务使国民有高尚之理想，有严重之品格，有该博之科学。”《新民丛报》，第1号。例二，别士《小说原理》：“今值学界展宽，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绣像小说》，第3期。例三，《支那教育问题》：“其学术之程度，日本以吸取泰西之文化，程度较高。”《新民丛报》，第24号。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思想品德、学术、科学、文艺等，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当时对文化并没有下定义，也没有对什么是文化进行过讨论，他们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根据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使用“文化”一词，因而其含义就较为广泛。但是，不论作者们作何种理解，从上述三种情况看来，文化的含义已不完全是中国古代所指的文治、教化和礼乐典章制度，而是具有近代西方的词义了。

二

“文化”词义的变化，以及使用频率的增多，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了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特别的稳固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文化的指导思想，又是文化构成的主干；而它的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的纲常伦理。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单一性、凝聚性、稳定性，对于外来文化，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消融。因此，虽有几次较大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但始终没有突破、改变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结构，而只是儒学文化体系自身的衍变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衰落的清封建皇朝没有力量抵挡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样，在文化上，封建的儒学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有识之士传播的结果，利玛窦、徐光启们并没有能够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的愿望和活动，“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传播，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有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发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西方文化才能被吸收并变成为中国的新文化。然而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并不都是有益的、积极的，其中也包含奴化思想的反动文化。它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是帝国主义文化。不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还是帝国主义文化，都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和结构。

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如上所述，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有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而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文化成份由单一的封建文化变为包括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多样文化的特点，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对近代文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仅是指出这种变化就不够了，还需要对文化本体的内在变化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阐明近代中国文化的特点。

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有发展变化。即如儒学本身，宋明时期以儒学融合释、道而成的理学，就是以新儒学的面貌出现的。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纲常伦理的体系化和严密化，从而在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个儒学文化体系。纲常伦理作为这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支配或影响着文化的各个部门。在欧洲，“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而在中国封建时代，宗教和神学没有取得统治的地位，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儒学的从属科目。纲常伦理贯穿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领域，都是为了“挟持名教，砥砺气节”。

在中国士大夫的观念中，纲常伦理既是最美好的，又是最根本的。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已经在中国传播，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文化，他们仍然固守这种观点，鼓吹“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张之洞：《劝学篇·明纲》。甚且认为“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薛福成：《庸NE036全集·文编》，卷二。因而在纲常伦理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就不能不使士大夫们忧心忡忡，忧虑彼教“夺吾尧舜孔孟之席”，担心“孔子之道将废”。他们殚精竭虑地保卫圣道，同时又不无自信地认为儒学必将自东往西，盛行于西方各国，而“大变其陋俗”。对于一种学说的崇信，如果到了迷信的程度，往往会变得无知和荒唐。中国的这些士大夫们也是半是迷信半是无知。中国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士大夫却还在说梦话似地津津乐道什么“仁之至，义之尽，天理人情之极则”的圣道如果不行于西方，西方人将终古沦于异类，幸好“今此通商诸国，天假其智慧，创火轮舟车以速其至，此圣教将行于泰西之大机括也。……尧舜孔孟之教，当遍行于天地所覆载之区，特自今日为始，造物岂无意哉！”李元度：《答友人论异教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

幻想毕竟不是现实。幻想虽可以自我安慰，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士大夫们梦想的“用夏变夷”，到头来也没有实现，越来越严酷的现实倒是“用夷变夏”。“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问题，实际上就成为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学和西学之争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一批头脑清醒、有胆识的先进人物。他们在历史的大变局面前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而致力于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去寻求、探索。从近代史的整个过程来看，这种寻求和探索，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和科学。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人对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接受，相对地要容易一些，而对于民主思想的吸收，则要经历较为漫长的岁月。大体说来，是由对它的了解、介绍，进而称赞、接受，到以之批判封建纲常伦理。维新志士们从西方借取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武器，针对中国“历古无民主”的情况，尖锐地批判君权，批判纲常名教，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必须“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兴民权”，“君末民本”，鼓吹“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的自由、平等思想。以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观来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正是当时新旧文化斗争的焦点。顽固守旧势力所极力卫护的是纲常伦理，“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所痛心疾首、大肆攻击的是民权、平等。在他们看来，再没有比提倡民权、平等更荒谬绝伦的了：“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视人伦，真悖谬之尤也。”《翼教丛编》，卷五。民权、平等思想与封建纲常伦理的斗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仍然是一个核心问题。

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蔑视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权威，削弱了它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地位，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纲常伦理观念还浓厚地存在着，但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思想却越来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

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部门文化的变化，也是近代文化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而又与之相适应，文化的部门分类较粗而简。而在近代社会，不仅文化思潮发生变化，文化的部门分类也发生了变化。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下面分门别类就变化的情况作概略的叙述：

哲学。进化论的传播是对传统儒学的一大冲击。尼采、叔本华、康德等的哲学也陆续在介绍、传播。而对中外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是新的探索和扩展。人们不仅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论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变迁，而且已经系统地介绍西方哲学史，如《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哲学理论的著述也已出现，侯生编撰的《哲学概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书中的阐述今天看来难免会感到浮浅以至谬误，但在清末出现诸如认识论、实在论等概念和探讨一些重要哲学原理都是很新颖的。

法学。在民权、平等思潮的影响下，清末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介绍和研究掀起了一个热潮，从法律定义、法学源流、世界五大法系到国际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而沈家本则试图以资产阶级法律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法律，成为近代法理学的启蒙思想家。

政治学。天赋人权、国家概念、民族主义、政体、宪政、地方自治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是人们所热心探讨的。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著的《政治讲义》，是中国人自编的一部资产阶级政治学的著作。

教育。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传播，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至清末则废科举，兴学校，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军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新的教学方法、教科书的编印，都表现了教育领域的根本变革。《教育学》、《教育通论》一类著述的发表，则标志着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开始建立。

史学。由于中国的闭关局面被打破，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思潮在发展，从而引起了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论述，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狭隘性，开扩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不过只是在从理论上和体系上批判了封建史学、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后，才使史学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梁启超撰写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提出反对史学为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争王统，而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主张，成为“史界革命”的开端。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

文艺。首先是文艺理论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对于文艺的特点、社会作用、创作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都有所论述。鲁迅对外国文学作了精辟的评介。而应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艺最有成绩的要算王国维，他对小说、戏曲和词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文艺创作也发生了变化，领域有新的开拓。即以新领域而言，翻译小说的繁荣，话剧的兴起，电影的放映以至摄制，油画的介绍，漫画成为独立的画种，西洋乐器的应用和学堂乐歌的传播，大大丰富了文艺文化。

语言学。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词汇和创造新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以后出现的切音、简字、注音字母、白话文运动，是要求改革中国文字，统一中国语言，使言文一致。而语法学的建立，是语言文化的一个新兴部门。马建忠应用西洋语法学来研究汉语语法，著《马氏文通》，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为汉语语法学奠定了基础。

自然科学。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曾有光辉成就，但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却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方输入并日渐传播的。声、光、化、电、医、算等科学技术的各个门类，几乎都有所介绍或研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詹天佑等，是近代中国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科学技术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分类也趋向专门化。如地理这一领域，除自然地理、绘图等外，还有地质学、地文学；而地文学实际上包含政治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在内。西医学也有较细的学科分类，除医、药外，还有关于卫生保健和卫生行政管理的卫生学以及看护学。

至于报刊、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有的已经盛行，有的也开始举办。社会习俗方面，从衣食住行到礼仪婚姻，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化。

从以上列举的粗略情况可以看出，由于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近代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和研究方法在改变着传统的文化领域，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建立，使近代文化变得丰富而复杂，这是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应该说，这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三

以上所述，是从横的方面探讨近代文化的变化，还有必要从纵的方面来考察它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与欧洲不同。欧洲是在十四世纪后“以封建制度普遍解体和城市兴起为基础”发生了文艺复兴，它以理性、人文主义和科学击破了教会的精神独裁，掀起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封建社会末期产生这样一次运动，从而萌发出近代的文化，而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把近代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当西方文化传入时，中国正被儒学体系的封建文化所支配，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并没有经过批判、剔除，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文化。这种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

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这是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但却是“变之骤至，圣人所不能防”的。士大夫们在剧变面前表现了惊惶、忧虑。有些人从“天朝大国”的盲目虚NB121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起来，面对现实，反躬自省，鼓起勇气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洋的地方，甚而摒弃士大夫所尊奉的“春秋攘夷之说”，主张“师夷”，要“夺彼所长，益吾之短”。显然“师夷长技”的开始，是由于外患与内忧所迫，是出于在变局面前要使清王朝能继续统治下去的考虑。人们从所见到的和实际的需要出发，首先是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坚船利炮”——兵器。言者如此，行者亦如斯，洋务事业最先办起来的是军事工业。这就把西学局限在实利的和应用技术的范围内，还没有能引起文化的更多的重大变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进而吸取西洋的器数之学，用机器以殖财养民。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也就是说，近代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根本，要求强求富就不能只局限于军事技术，也不能只是着眼于造船制器，而必须从自然科学入手。江南制造总局附设译书局，翻译了一百几十部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而李善兰、徐寿父子、华蘅芳则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中国文化的突出变化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

从着眼于军事技术和制器上升到对科学的认识，无疑是前进了。但它仍然没有摆脱经验科学的局限，事实上则是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中国的纲常伦理结合起来。还在1861年冯桂芬撰《校NB723庐抗议》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时，就提出了一条基本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意显然，即是中国文化的伦常名教是根本，西方文化的科学技术为辅助，用中国的纲常伦理来包涵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与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洋学家所主张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如出一辙。这种汲取西方文化的观点，虽有对形势变化的认识，所谓“设令炎帝轩辕复生乎今世，其不能不从事于舟车、枪炮、机器者，自然之势也”；也有对务虚名、空谈的批判，而趋向于崇实学、实践。但从理论上来考察，则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器、体用、本末观。

在主张采西学的士大夫的心目中，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根本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从本源上就存在，所谓“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车、机器、电报辟之”。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薛福成把它归结为道与器，他说：“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因此，“欲求驭外之术，惟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固然。”《庸NE036全集·文编》，卷二。这些言论，是薛福成在代李鸿章答彭孝廉的信中说的。李鸿章阅后大加赞赏，评为“精凿不磨之作”。李鸿章是这个时期很有影响的洋务人物，可见这种中西文化道器观是具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出当时的基调。薛福成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年(1876年)，越三年，即光绪五年，他撰《筹洋刍议》这部名著时，主张“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这里所说，不仅是取外人所长的器，而且要以西方的器来卫护中国的道，进而使中国的道传被西方，让西方也为圣道所教化，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

“中道西器”论与“中体西用”论实际上是一样的。“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奏折中说：“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这虽然是稍晚说的，但实可概括他从开始办洋务到死的不变宗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讲西学是为了保存中学，为了卫护纲常名教。辜鸿铭在《张文襄公幕府纪闻》中说：“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可以保名教。”“中体西用”论者也是在于以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卫护中国的纲常伦理。

“中道西器”(或“中体西用”)论者与顽固守旧论者显然是不同的，他们比较开明，能因时而变，敢于采西洋器数之学，仿用机器，不象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那样荒唐可笑的话来。然而，礼义忠信本身却是“中道西器”论者所同样拳拳服膺的。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使中国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没有能触动它的核心，相反是卫护这个核心。由此可见，正是在儒学世界观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是固守不变的。“中体西用”论者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变法时，可以推行一部分新政，而在核心问题上、在世界观上则与维新派不两立，根本分歧就在这里。

这种情况，在丁日昌身上也表现得很典型。丁日昌被顽固派称为“丁鬼奴”，与郭嵩焘、李鸿章被时人并称为对洋务最有考求的少数几个人。但他在江苏藩司、巡抚任内，为“端风化而正人心”，一方面“尊崇正学”，“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一方面“力黜邪言”，查禁《水浒》、《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等小说、戏曲、唱本二百七十一种，并严禁城乡内外开设戏馆。《抚吴公牍》，卷一、二。他的思想有接受、仿效西方制器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是陈腐的封建儒学世界观。

总之，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尽管科学技术在冲击着传统文化，在改变着传统文化的结构，但传统文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从保卫圣道出发，是从属于圣道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个时期仅仅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没有受西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而是就其主导方面而言。

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戊戌政变记》。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是中国的奇耻大辱；随之而来的是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极大的社会动荡和刺激，促使人去思考，去探索，蔡锷在1902年写的《军国民篇》回顾说：“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毛注青等编：《蔡锷集》，第19页。康有为呼号“救亡图存”，孙中山揭NB04D“振兴中华”，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潮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政治的浪潮影响、推进了文化的发展。甲午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甲午战争后，随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也在兴起和发展。“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个接一个被人们提了出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把文化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提出的。不论这里存在着何种缺点和错误，对于文化的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思潮以及白话文运动等接踵而起，至“五四”时期则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文化的各个领域,出现了空前活跃、繁荣的局面。

严格地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在这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这个文化运动，到“五四”前夕达到了高潮。之所以说在甲午战争以后才有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不仅是由于它的活跃和繁荣，更重要的还因为有了质的变化。如前所述，甲午战前虽然汲取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份，但支配文化各个领域的思想武器还是传统的儒学，是纲常伦理。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项思想武器，用它来批判传统的儒学，批判封建纲常伦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成为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文化的各个领域也为宣传民权、自由、平等服务。直到“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以民权、平等来反对纲常伦理，并被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以后，在知识界里有一部分人的思想主要方面已不是儒学世界观，更不是要用西方的器去保卫中国的圣道，而是资产阶级民权、平等的世界观，并以之与封建文化作斗争。这样，在中国大地上也就破天荒地出现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在推进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前面谈到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时，曾分别对各个部门的变化作了概略叙述，不再赘言。这里只想指出一点，从前面的概述里可以看出，文化的许多部门的突破性变化是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学、文艺、史学、教育、习俗等尤为明显。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译《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一时，传统的“变易”思想让位于进化论。效法欧美和日本的文艺，建设中国的新文艺的要求，则冲破了旧的文艺思想的束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而“文明”成了社会上时髦的词汇，诸如“文明结婚”、“文明脚”、“文明戏”……都要冠以“文明”二字，反映了一时的社会心理和风尚。正是由于文化各个部门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体系。

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也比战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加深。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已经注意探讨文化与地理、植物、商业等有关方面的关系。如太孟在《商业发达论》一文中就对文化与商业的关系提出了看法，他说：“且流览三千余年泰东西之历史，其典章文物完具整备者，其商业必繁盛。远古至今，其揆若一。希腊握地中海之商业之特权，其文学、美术亦达于极点。意大利法制、美术之进步，则在帝国时代以后，商业极盛之时。封建以后，北欧文学之勃兴则在和兰诸国海上贸易发达之际。英之政治、学术放特殊之异彩，为文明诸国之先导者，亦由商业之盛兴。若夫是商业之于国力之消长，文化之进退，其关系盖至切也。”《江苏》，第3期。上述论断表明作者企图揭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发展规律，阐明文化之所以发达进步，是由于商业经济繁盛的结果。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论点并不确切，但在当时却是新颖的见解。

撰写专文从社会文化思潮的高度来论述文化问题的是鲁迅。他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欧洲从古代至二十世纪文化思潮的发展变化，指出文化总是向深远发展的，二十世纪的文明必然是深刻庄严，以致和十九世纪的文明大不相同。因而他批评当时有些人毫不注意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潮，就急于要从西方输入文化，实际上所吸取的却是西方物质文化中最虚伪最偏颇的东西。鲁迅主张“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就是“必尊个性而张神明”。

曾经被人们所激烈争论的“用夷变夏”、“中体西用”的问题，虽然还有人在絮叨不休，但已经不那么入时了。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所注视和关心的，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对中西文化作了对比，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虽然声明“未敢遽分其优绌”，实际上是抨击以儒学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旧文化，赞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
民国年间，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对东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的根本不同点,是“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概括为静和动虽不科学，然而却是作了有益的探讨。尤其是他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东西文化，反对“挟种族之偏见以自高而卑人”，主张“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二者“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1918年7月。。李大钊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不同于“中体西用”论者，“中体西用”论是固守封建文化的根本，并企图用西方的技艺来卫护它，而李大钊则是认为中西文化互有长短，二者必须调和融会以创造新文化。这是对中西文化认识的进展，是值得肯定的。也就在新文化运动时，另一种文化思潮也出现了。这就是“全盘欧化”论。“全盘欧化”论是对“中体”论和封建复古主义的反动，尽管它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观，但对封建文化起着冲击作用。这些文化思潮，到五四运动以后的岁月里，仍然成为人们争论的问题，而且直到现在还有影响。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二十多年间，概括来说，文化的基本情况是资产阶级新体系的形成，并同封建旧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斗争；文化本身的问题也已被作为对象来加以探研比较，不同的文化观和派别也先后出现。比起以前，这是近代文化活跃、繁荣、丰富的时期，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