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莹　姜海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自此，中国社会危机由传统的土地兼并主导型向其他类型转化。1883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风潮，便以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以及新的影响力，给予近代中国新的冲击和震动。

对于上海金融界以及相关的工商企业而言，1883年是一个黑色的噩梦。这年初，上海南北市有钱庄78家，到了年终只剩下10家。"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著名企业家徐润、郑观应和唐廷枢遭受巨大损失，巨商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商号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接下来，危机沿着几条主要商业路线扩展，北至京津地区，南至广州，西至武汉。据《申报》报道，镇江："京口有某洋行及某钱庄均于七月底先后倒闭，成本甚巨，素称殷实"。扬州："扬州自怡源倒歇后相继而倒者，就本城计大小共有十七家，近日阜康又倒矣。镇江与扬州仅隔一水耳，先后合计竟倒至六十八家之多，……市面如此，令人不寒而栗"；苏杭："杭垣自德馨、阜康两巨庄停歇后，市面日紧一日。……城中各业无处不紧，惟以现钱买现货，日日如除夕光景"；天津："天津现钱既少，银根又紧，自十月廿九三十日连闭钱铺两家，……一时人心惶惶"；北京："京城自阜康、福标票庄倒闭后，市面固已竭蹶，不料上月十七至二十等日各钱店又连倒十余家，……市面日坏，银根日紧"。报道中所描绘的危象，"诚属非常之祸"，而"人心惶惶"、 "不寒而栗"正是当时社会心理的写照。

1883年金融风潮的发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除白银外流加速导致银根紧缩、中法战争使得人心惶惑、华北持续四年的大旱灾造成市面萎缩等背景因素之外，其原因有如下三点。

股票投机的风险

19世纪80年代初，各省陆续兴办洋务矿业，由于热心投资新式企业的人不多，这些新创矿业企图在华商财富集中的上海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1882年，李鸿章创办、唐廷枢主持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招足股份一百万两，这一成绩大大鼓舞了其他矿局，它们"争先恐后"，纷纷奏准招商集股，发行股票。由于这些股票多有"中堂（李鸿章）之准之"，或以道台、知府任公司总办的官方背景，加之开平与轮船招商局当时在经营上的成功，使得人们对公司的盈利充满乐观的预期，以至"上海股份空气大开，每一次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而股票的价格也因此扶摇直上，如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的股票面额均是100两，而1882年9月26日在市面上的价格则分别是216．5两和253两；热河平泉铜矿的股票面额是105两，市面价格是256两，湖北长乐铜矿的股票面额是100两，市面价格是168两。面对热火朝天的股票行情，上海钱庄不由心动，它们彼此竞争，向这些矿局放款，并接受了许多新办矿局的股票，以代替通常需要的抵押财产。

然而，洋务企业兴办之初虽风光一时，不久便因内在体制的弊端，难乎为继。消息一传开，"有股者疑虑百端，争相贬值"。这些企业的股票因而暴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股市中人则"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十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跌幅巨大。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钱不值"。

股票的暴跌，使许多钱庄蒙受重大损失。1883年10月上旬，上海北市两家大钱庄--纯泰和泰来突然倒闭。其原因便在于收存了太多已不值钱的股票。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而存户来提取大宗款项时，钱庄无法应付。在这种情况之下钱庄不得不向商号"一律催收"，其势"急如星火"，"以致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另一方面，在股票投机高峰时，有不少商号用向钱庄借来的款去炒股票，此时股票惨跌，"一旦债主催逼，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者累及他人。倒闭纷纷，逋逃累累，市面不可问矣"。中国人第一次切身体验到股票投机所带来的风险，中国的经济第一次受到股票危机的沉重打击。

企业制度不规范的弊端

股票的大跌，一方面是因为洋务企业经营不善，成效"渺如追风"。熟悉矿务的李金镛指出当时情形说："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尤甚。承办者往往倾家荡产，尤有余累"；另一方面在于公司集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弄虚作假的因素。由于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招股成功的示范效应，"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成为形形色色公司招股的动机。在这些公司中，多有著名商人经元善所直斥的"鱼目混珠"者。1883年11月5日的《申报》也报道说：各公司派往上海招股的人，"公正诚实者居其半；而志不在矿，借端招摇者亦杂出其间"。所谓"志不在矿"者，即利用公司招股行骗，从中为自己牟利的人。招股时，不少公司"黑箱操作"，根本不将公司的详情公告于市。时人指斥道："闭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而清政府则对公司招股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散时置之不理"。而所有这一切，给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进程和投资工业的人带来严重损失。"虚设的公司使几达300万两的上海居民的巨款付诸东流"，当时的报道说，由于公司在集资与经营中的种种弊端，致使人们对新兴企业的信心和希望荡然无存，"'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通过招股方式募集资金发展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道路严重遇阻。1885年，"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上海黄浦江沿岸空关的、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和到处星散的夭折企业的界石……它们是工厂无声的幽灵--才呱呱堕地就窒息而毙的企业的坟墓"。

传统金融机制的脆弱

1883年的金融风潮，也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金融机制的脆弱。19世纪以前，中国的商业机构与工矿企业主要通过钱庄融资。这些钱庄并无雄厚资本，即使在外贸中心的上海，到80年代，大钱庄的资本也"至多不过五万，少则不足二万余"。其借贷业务的本钱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山西票号的借款；二是以钱庄的庄票为抵押向洋行与外商银行贷款，有了票号的借款与洋行、银行的贷款，钱庄"不必巨本皆可开庄"。为了追求借贷利润的最大化，钱庄"执事之人"往往不顾自身资本的厚薄，不顾借贷来的资本随时可能被票号和外商银行与洋行随时通知收回，也不去考察用户的偿还能力，盲目放款，"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甚至"唯恐人之所不欲"，以酒食拉拢往来客户。钱庄的此种经营方式，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如果贸易兴盛，钱庄固可获得巨额利润，一旦市面不景气，行号倒闭，钱庄便血本无归；如果放出去的钱无法收回，票号与洋行、外商银行又抽资，那么，钱庄将有灭顶之灾。因此可以说，钱庄的运行机制中已经埋下了金融危机的伏笔。由于股票危机，使得钱庄所拥有的作为信贷抵押的股票大大贬值。作为钱庄债主的山西票号和洋行、银行，为了保证自己的资产不受损失，迅速采取行动，洋商停止拆借，并撤出在钱庄的全部资本；山西票号则限钱庄在10月底前清还长期借款。当时"外国资本借放钱庄的总数，平均随时都有二百万两"，山西票号"放出市面之银"也有"百数十万"。如此庞大的资金"一齐收回，闭不再放"，对钱庄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而洋商与票号的资金退出，又诱发普遍性的资本抽逃行为，即使远离金融风潮中心的北京，也是持票往钱庄取银者"不绝于途"，"街衢为之塞"，不少钱庄"现钱已罄，无以应票，司事人等皆由后院逾垣遁逃"。持票者入店后发现空无一人，"遂将店内所有物件抄掠一空"。在如此急风暴雨的袭击下，钱庄纷纷倒闭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