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美

　　1888年9月5日，李鸿章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为名。奏请将唐胥铁路由天津展筑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展筑理由是：“利于用兵”和“既可抽还资金，并可报销海军经费，公私利益不止一端。”9月27日，经奕譞奏请、西太后批准，并谕令户部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使用。而谕令一经宣示，舆论大□，并展开了一场争论　即所谓津通铁路之争。反对修此路者居多，上自台阁大臣，下至御史言官，纷纷上奏，要求停止工程；　翁同和也力主缓修：赞成者，在王公大臣中主要是醇亲王奕譞。顽固派守旧，反对修路自不足怪，翁同和为什么力主缓修？而奕譞为什么反而赞成呢？这场争论的真相到底如何？对此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

　　奕譞本是坚决反对修铁路的。一年以前，他还激烈反对修筑西山到芦沟桥之间的铁路，说什么修路会破坏西山龙脉、惊动祖陵。这次对展筑津通，却一变而为坚决赞成。为什么？这决不是因为他对修铁路这一新生事物有了认识，而是因为个人的政治目的，即自己的儿子光绪皇帝已长大成人，而西太后却仍不愿归政。为了让她早日归政光绪，奕譞决计大修颐和园，名为让西太后晚年有个息游之所，实则是讨好西太后。修园需要巨款，而户部根本拿不出来。于是他便利用自己主管海军衙门之便，与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李鸿章做了一笔政治交易：以赞成李鸿章的铁路计划为代价，让李鸿章将筹办海军的部分款项挪作修园之用。

　　顽固派本来就排斥一切西洋事物，而今要把铁路修到京师门口，自然更犯了他们的大忌。如以理学家自命的崇绮、徐桐等人，死守着倭仁那一套，认为“铁路万不可开”，他们甚至骂倡导和赞成开筑铁路的人是“曲徇洋人”、“非奸即诌”。礼部尚书奎润、内阁大学士徐致祥反对尤烈，认为津通铁路一开，必将毁坏民田、庐墓，沿途民多迁徙，舟车失业，起而为盗，铤而走险，不利于统治；奏请立将津通工程停止（注：徐致祥：《请毋建津通铁路疏》，《嘉定先生奏议》卷上，第12—18页。）。御史余联沅 在奏折中列举了铁路有五大害：害舟车、害田野、害根本、害风俗、害财用；认为铁路“其利不在国不在民，仅在洋人。”（注：引见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一书，第60页）

　　由于反对修路的奏章不下数十道，所以1889年1月22日，西太后谕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处大臣妥议具奏。这次讨论，奕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支持修路，竟以“此路若废，一旦有事，设误戎机，则海署北洋转觉卸过有辞”（注：奕譞致恩承等函，光绪十四年十二月。）相要挟。结果引起反对派更大不满和反对。为了缓和舆论，西太后不得不于2月24日再次谕令各省将军督抚详议具奏。结果赞成修路者仅刘铭传一人，反对者卞宝弟等十余人，主张缓修者也仅一人，即翁同和。最后，西太后采纳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罢建津通，改筑芦汉，算是平息了这场争论。

　　　　二

　　翁同和为什么力主缓修津通铁路呢？据其奏折、日记、书信等材料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铁路加深对我国的侵略。他说：中法战争后，法国攫取了云贵、两广地区的铁路修筑权；“俄国铁路已修到了伊犁边”；英、法窥伺在旁，“皆劝我造铁路”，其野心不可轻视：“俄开沙漠”，“法开红江”，不仅是为了“兴运之利”，也是为了向中国“腹地推进”，“此可大虑也”。津通铁路一开，各国势必插足、仿效；其时，欲罢不能，阻止不得，不啻引狼入室，贻患无穷。为国家安全计，目前此路不宜修筑。翁同和这一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不仅顽固派有，洋务派也有。如1869年，江南制造局禀请在局内铺设一短小铁路，曾国藩即认为：“此层决不可行”，反驳说：外国正在中国谋求修筑铁路权益，“岂可反自作俑耶？！”

　　二、财政支绌。时值中法战争之后，又适天下多灾：秦晋大旱，“人相食”，京郊洪灾，“死数万人”；东南少苏，而水灾频年。普天之下，哀鸿遍野，亟待赈济。在给孙家鼐的一首诗中翁同和写道：“海国兵初罢，畿疆雨又稀；司农慎金谷，第一惜民饥”。（注：《瓶庐诗稿》卷四，《次□赠孙燮臣》。）认为首要急务是赈饥，哪有钱修铁路？再加上黄河郑州决口（1888年10月），抢修已逾两载，至今尚未合龙，费银千万余两　除靠开捐纳银外，主要靠向外国贷款。皇帝大婚典礼费五百万，尚缺百万无处筹措。此外还要赶办制钱，在在需款，而利源告竭，罗掘已穷，仅靠借洋债度日，实在无钱修路。他在给侄儿翁曾荣的信中说：“郑州合龙关系大局，日夕祷盼。部库空虚，索□四至。阎公（阎敬铭大学士兼管户部）刻而愎，余则慢事。实逼处此，奈何之？！现在又因铁路责成户部每年筹款两百万，皆不可了之局，益怏快无聊，其他说不尽也。”“譬如店中掌柜，但知算盘上拨入数字，不顾伙计为难，更不知门前之客为难，今日农曹是也。”（注：《翁松禅家书》，正月初八日致鹿卿函。）在给陕甘总督谭钟麟信中又说：“可憎洋债急迫，买镑知不成，买即长价耳。”“洋款今年为最……而明冬须筹甲岁之款，安得息肩？！”（注：《春及草庐翁帖墨迹》，九月二十日函。）

　　三、为了人民生计。翁同和说：津通沿线本有水陆两路，船民数万，轿舆车夫及村酤、旅店，负贩为生者更不下数十万，津通铁路一开，势必生计无着。这一看法虽与奎润相似，但诚如恩格斯所预言：“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7页）人口众多，就业艰难，同近代机器生产、交通运输的矛盾，一直是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民情汹汹”，作为户部尚书不能不加考虑。因此，翁同和这一点，不能完全看成是顽固守旧、反对西学。

　　四、有碍光绪皇帝亲政典礼举行。翁同和对醇亲王奕譞说：“皇上履端肇兴，而盈廷多讽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为利于皇帝亲政，铁路暂停修为宜。

　　五、迫于舆论压力。翁同和刚被一班进士、翰林拥为清流派领袖，因修津通铁路，反对派把谴责矛头指向了他。他在给□卿（翁曾荣）的信中说：“近来时势以由津至通设铁路为一大端，坏庐舍，平坟墓，民间□然。此事北洋酝酿已久，难于挽回，外间藉藉乃责备于我，是我之过耶？”（注：致□卿函，腊月二十日，安存常熟市文管会）这也是他主张缓修原因之一。

　　由于以上原因，翁同和在2月24日的复议奏折中　提出了暂缓修筑津通铁路的意见。为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修筑铁路的立场，在奏折中翁同和提出不妨在边地试行铁路，“以便运兵”的建议（注：见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17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版。）。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