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建军/马广荣

　　“师夷”“制夷”，是中国近代史上救国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前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认真研究其变化演进及历史功绩，不仅有助于了解前辈们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艰苦历程，而且对改革开放、建设四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师夷”“制夷”的变化演进

　　从纵向考察，近代“师夷”“制夷”理论的变化演进，大体上经历了提出、实践、发展、完善四个时期。

　　（一）“师夷”“制夷”理论的提出。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朝统治者的禁锢和高压，封建士大夫“避席畏闻文字狱”，“既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因而笼罩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是一片面向故纸、背对现实的沉闷气氛。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开始发出外求御侮、内求变革的强烈呼声。站在这场运动前的，是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驰名遐迩的伟大的民族英雄，领导广东禁烟和抵抗英国侵略，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他主张严禁鸦片而不反对正当贸易，规定“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要求抵抗侵略而不排斥“师敌之长技”，开始购进外国的先进武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他能够丢开“天朝大吏”的所谓“体统”，派人前往澳门等地，“刺探西事，翻译西书”，搜集外国书报上的有关材料，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据以研究夷情，抉择对策。林则徐率先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在死水一潭的思想界引起了振聋发聩的激荡。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士大夫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他强调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夷馆，翻夷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增补中外资料，完成著名的《海国图志》。在这部书里，魏源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系统发挥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所谓“师夷”，主要指学习西方的军事长技——“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最佳途径，则在于效法西方，发展民族工商业，“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和开矿；只有“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这实际上提出了仿照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商业，制造枪炮船舰，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

　　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是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他们在西方列强撞开国门，满清政府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提出了“悉夷”、“师夷”、“制夷”的理论，以“悉夷”为前提，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河。

　　（二）“师夷”“制夷”理论的实践。从洋务运动开始，“师夷”、“制夷”的理论逐步付诸实践。洋务运动发韧于19世纪60年代初。当时，清王朝已受到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又受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严重威胁。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一部分封建官僚主张“师夷之长”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建立近代化的防务体系和军工企业，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们认为中国旧式武器“断不足以治洋人，亦不足以灭土寇”，“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②”。这是洋务派兴办洋务的基本动因。

　　在“师夷之长”和“自强求富”的口号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19个军工厂，11个大煤矿，2个钢铁厂，12个金属矿，4个纺织厂；修建了364里的铁路，创办了近代电信事业；同时还筹建了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构筑了马尾军港、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为了满足发展近代工业的需要，洋务派还大刀阔斧地进行配套建设。一是雇佣外国科技人才。江南制造局“雇佣洋匠，进退由我。”福州船政局从1867年到1907年，先后招聘三批“洋员”、“洋匠”共81人。二是派遣出国留学生。从1872年起，洋务派奏请清政府批准，陆续选派四批幼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局也派遣艺童艺徒分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的驾驶和制造技术。三是创办新式学堂，培养西学人才。从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南京水师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外语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四是翻译西书，创办报纸。从1868年到1880年，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先后翻译西书162种，出版76种，至此，早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梦寐以求的“师夷”理想变成了现实。

　　从历史渊源看，洋务派“师夷长技”，学习外国造炮制船的主张，同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从社会实践看，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是为了“制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洋务派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固然有“以勤远略”、“欲与洋人争衡”之意，但亦不乏“以剿发逆”、“挟以自重”③之心。这种同源不同流的现象，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封建官僚军阀化和买办化的反映。

　　（三）“师夷”“制夷”理论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鉴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梁维新派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师夷”“制夷”理论。一方面，他们主张“用西洋之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更重要的，他们强烈要求“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议”④，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文化制度，这就把“师夷”“制夷”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康梁维新派要求“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⑤，是其总结了中外历史经验的结果。首先是吸取了洋务运动破产的教训。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维新派严厉批驳了洋务派只学习西方“枝叶”而反对学习西方“根本”的荒谬主张和错误做法，多次强调变法维新的重要性。谭嗣同认为，轮船、火车、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⑥康有为指斥洋务派兴办洋务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因而导致了“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徒糜巨款，无救危败”。⑦梁启超则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⑧在他们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学习西方的“法度政令。”如果仍像洋务派那样“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的“补漏缝缺”，其结果必然是“风雨既至，终必倾坠”。⑨其次是总结了西方各国变法成功的经验。维新派在大力抨击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高度颂扬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变法维新。梁启超盛赞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他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证之权，逮于氓庶。……故大国得其道也，乃纵横汪洋于大地之中而莫之制；其小国得道也，亦足以自立而不见吞噬于他族”。如能参照西法，改革政治，那么，“千疮百孔，代甚一代”的中国，“则数十年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时入文明耳”。⑩康有为也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合，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仍亡”。(11)并自撰《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送呈光绪，坚决表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2)由此可见，总结经验，兴利除弊，是康梁维新派力主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原因。

　　近代的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百弊丛生，病入膏肓；企望通过它自身肌能的调节，达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康梁维新派希图引进西学西法，给这个古老而垂危的病体输入新鲜血液，使其恢复元气，重振雄风，这无疑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从这点来说，维新派兴民权、开议院的政治主张，较之前人单纯“师夷”枪炮、技艺的理论，确实要高明得多。但可悲的，维新派采取了一套违反中国国情的改良主义办法，结果碰了个头破血流。

　　（四）“师夷”“制夷”理论的完善。孙中山致力革命四十年深知革命成功的关键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开放”、“师夷”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93年，孙中山就建议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改变封建教育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改良农业生产，发展近代工商业，认为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13)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出“开放主义”，并写成专著《实业计划》使“开放主义”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国家建设方面，孙中山主张把对外开放，“师夷之长”置于总体战略地位，通过引进外国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欲使外国之资本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以图中国之富强。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4)并强调在对外开放，“师夷之长”的过程中，自己必须稳操“发展之权”，利用外资要遵循三项原则，既不失主权、不用抵押、利息低微。同时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思想，即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和崇洋媚外，全盘西化。

　　与前人隔雾观山、闭门造车不同，孙中山一生多次游历欧美，考察西方，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成功经验了如指掌，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和劳资矛盾洞察熟识，其思想中西合壁，精华汇粹。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他提出的“开放”、“师夷”主张，既承袭了西方进步发达之良方，又避免了西方攫夺权利之恶欲。他不仅提高了“师夷”的地位，扩大了“师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系统论证了“师夷”的原则、方法及其策略。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前人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师夷”“制夷”理论的完全成熟。

　　 二、“师夷”“制夷”的历史功绩

　　从横向比较，近代各个时期的“师夷”“制夷”，尽管内容有诸多差异，动机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其历史功绩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师夷”“制夷”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

　　在军事方面，林则徐首倡“师敌之长技”，购进外国先进武器，依靠人民群众，赢得了广东抗英斗争的胜利。洋务派创办军工企业，“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在中法战争中，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为了供应前线各军所需军火，曾经“昼夜兼营”，“倍数赶造”，“俾资接济”；甲午战争中，这些局厂也都“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蓄未尝缺乏”。(15)洋务派筹建新式海防，主要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来自海上的侵略。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曾与法、日海军对阵交锋，并给侵略者以重创痛击。洋务派用新式武器装备和训练清朝军队，有效地提高了清军守土卫国，抵御外侮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洋务派“资取洋人长技”，筹建近代军工企业，就不会有左宗棠挥师远征，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荡平谅山，大捷镇南关；也不会有黄海海战重创日本舰队。戊戌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在康梁维新派策划推动下，诏令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以图强兵救亡，保国保种。虽属昙花一现，即为历史陈迹，但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却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并在以后的反侵略战争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明显具有“收回权利”，“堵塞漏卮”的意义。如开平矿务局开矿十余年后，该局煤产量不仅满足了天津市场的需要，且有剩余可供牛庄、上海使用，减少了日本煤的进口量。轮船招商局也从外商手中收回了部分航运权。1903年的长江航线，轮船招商局占了27%。甲午战争失败后，迫于当时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掀起了设厂自救运动，在政治上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效法西方，进行经济改革：中央成立实业部，各省设实业公司，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章程条例，鼓励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从这时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出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从表面上看，洋务企业和民资企业似乎是水火不容的，但在“收回利权”和抵制外资方面，两者的作用则是相近的，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其二，“师夷”“制夷”理论的提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为封建制度准备了掘墓人。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只有少量旧式手工作坊，没有近代工业，生产力极为低下。林则徐、魏源等人虽然提出过创办民用工业的设想，但由于清政府腐败愚顽和抱残守缺，这些有益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并未实行。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采用机器生产，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近代军工、航运、采冶、铁路、电讯、纺织等轻重工业，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稍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以商立国”，“商城”救国的口号下，购进外国先进武器，创办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得工业门类不断增多，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尽管终近代之世，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从传统的作坊手工业独霸天地到采用大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跃进到更高的水平，并为现代大机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道路。

　　伴随洋务运动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出现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无产阶级的壮大，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革，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资产阶级方面说，以洋务派大官僚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毕竟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客观上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抵御外来侵略起过某些积极作用。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其革命性和进步性就更大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康梁维新派，表现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民族中下层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方面，资产阶级事虽不终，但功不可没。从无产阶级方面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投资设厂，诞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但直到洋务运动前，工人的人数还是很少。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师夷”、“自强”为动力，大力创办近代工业，使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到1894年，全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10万人。其后，由于抵制美货、日货运动，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使得民资企业和工人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总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给古老的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并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准备了阶级力量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这种客观效果，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派所始料不及的。

　　其三，“师夷”“制夷”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在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整个思想界万马齐喑，死水一潭。林则徐、魏源首倡“师夷之长技”，编译《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为中国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口。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积极创办新式学堂，派遗出国留学生，培养西学人才。这些学生不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这对促进西风东来，发展中西科技文化交流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从戊戌变法开始，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学习从自然科学转入社会科学。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维新派，积极宣扬并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专制制度，在传统的封建思想壁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下获得了解放。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武库里，借取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中华共和国”。他们的努力和活动，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空前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近代“师夷”“制夷”及由此而来的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宣传介绍，就没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学思想的兴起，就不会有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覆灭，就不会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注释：

　　①海国图志》卷2。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李文中公全集》奏稿卷61，《洋务运动》（三）。

　　④⑤⑦⑧⑨(11)《戊戌变法资料》第2、3册。

　　⑥《报贝元徽》，《谭嗣同全集》。

　　⑩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二。

　　(1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