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

　　爱国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内容。对中国近代社会说，爱国有着“三个层次”：一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面前“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地抵御外侮，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二是“师夷长技”，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增强国力，其间首先是军事技术以达到“制夷”的目的，这就是林则徐所说“剿夷而不谋船炮是自取败”的道理。只有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发展工商业，才能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仅使经济实力得以加强，先进锐利的武器也能做到取之不尽。民族工业怎样才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答案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政治制度，这是爱国的第三个层次，即林则徐所朦胧地意识到美国“三占从二”民主制度优越性①。所以近代史上全方位的爱国主义，即是林则徐在150年前所说的“民心可用”、“师夷长技”和“三占从二”的综合体现。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因为单有英勇抗敌的主张和勇气，而没有先进的工业作后盾，必将是既无先进锐利的武器，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也就不会提到实践的日程。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正体现了这个“核心内容”。

　　 一、“制器之器”与机械工业的先驱

　　中国近代新兴工业是从军用工业开其端，江南制造局则在当时所有军用工厂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该局在马尾、金陵、天津等几个大型军事工厂中创办最早，也由于首创者曾国藩在容闳建议下的指导思想是要“觅制器之器”，因而使其机器等设备最为先进和完备，确如容闳所说的是“母机”。

　　江南制造局之所以在创办之初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实践而始克臻于此的。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接受战场上因武器落后而失利的教训，与魏源一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开始在仿制船炮上付诸行动。魏源且提出在设立兵工厂造新式军器和民用机械外，同时建议创办民用工厂，鼓励绅商投资。因林则徐遭贬谪和顽固派阻挠而使“师夷长技”夭折。直至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开始才再次提上实践日程。左宗棠因而在1875年重刊《海国图志·序》中遗憾地发出了“二十年事局如故”的感叹。然而，有志之士在科技制械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探索的。在舆论准备上，继《海国图志》之后，有梁廷枬的《海国四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等著作，后者且明确列了《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专题，以大力宣传。在制械方面也有实验。例如，潘仕成仿制水雷成功，丁拱辰不仅著有《演炮图说》，且试制小型蒸汽机，其他还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等十几种科技书问世。

　　由于20年的探索实验，加上曾国藩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对洋武器锐利的切身感受，故于1861年攻陷安庆后随即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接着李鸿章于次年有上海洋炮局之设。但安庆那个军械所，基本上是半洋半土没有摆脱手工工场的模式。上海设在松江庙宇里的那个洋炮局，虽雇用马格里这位洋匠，但工具极其简陋，熔化炉还是挖田间粘土自制的，“造炮器具”虽从香港买来，但制造工艺多为中国工匠用手工制造的枪炮子弹。1864年迁苏州后成立的三个洋炮局，除马格里那个局是利用了在遣撤阿斯本舰队时买下它一些从事修理的机器设备较为先进者外，丁日昌、韩殿甲那二局，不比设于松江庙宇里的洋炮局好多少。可见无论是安庆、上海松江、或是苏州的这些军用工厂，只是制造修理简单的枪炮弹药，而且大多还是手工制作的，根本谈不上“制器之器”。

　　然而，通过办近代军用工厂的初步实践，使曾、李等人意识到这种工厂远不能达到“自强”目的，尤其是具有“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②的思想的曾国藩，在自强必须“师夷长技”的迫切心情下，复在容闳启迪劝导下，认识到“师夷长技”必须“觅制器之器”；与此相适应，当然还要“觅制器之人”。只有这样，才能夺“西人专揽制机之利”，也才能“自强”。于是派“觅制器之器”之建议者容闳赴美，按照“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③的规格和要求定制购买。1865年春运抵上海。这批机器在当时属于先进的，它与丁日昌在虹口购买的美国旗记铁厂合在一起，再加上丁日昌、韩殿甲二局，成立了江南制造局。容氏在美国购买来的是该制造局的主体。旗记厂主要是从事机器制造和修理，在上海亦属先进。更重要的是购买此厂时将主要技术人员一起移请到江南来。显然，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先进的机器制造工厂，其水平之高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无双。拿稍后创办的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天津三个大型军用工业说，也远不能及。马尾船厂主要是造船，虽也制造船中所需一些机械，但因制机之机水平不高，大多配件来自外洋；金陵机器局的建造，是以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为基础再添购一些机器设备而成，主要生产镇压捻军所需枪炮弹药，制器非其任务，且也无此先进装备；至于天津机器局，起初任务主要是供应镇压北方捻军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枪枝子弹，规模很小，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始有较大扩充。马尾、金陵、天津三局，在“制机”上均远不及江南。

　　江南局在机器制造方面确实起到了开路的作用。它建成之初虽以造轮船为己任，但不要忽略一个事实，造轮船所用的各种机器，很多是局中那个“制器之器”制造出来的。据1870年的记载：“年来制造最大者如第二号、第四号轮船，造成器机全副，‘恬吉’、‘操江’及第四号轮造成汽炉全座。”不仅如此，工厂在不断扩充中所用各种机器，“其自行制造者，已居大半”④。这可说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先声。据统计，从1867-1904年37年间，江南制造局所造车床、刨床、钻床、水力压机、化铁炉、抽水、发电、轧钢等55种以上机器达692台（只），机器零件和工具110余万件⑤。这些机器除供本厂用外，也出售给各机器局和民用工厂。这种情况，终19世纪没有第二家工厂可与之相比拟的。

　　之所以获得如上成绩，“制器之人”的培养是重要一环。为了技艺水平的提高，江南在科技传播、人才培养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开办之初，李鸿章、丁日昌等主持人即意识到：要把西方先进技艺学到手，从仿造进而自己设计制造，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他们选聪颖少年除在实际操作中跟洋人学习外，复设立学馆招生徒学习数学、格致等知识，认识到“学馆之设，本与制造相表里”⑥的道理。与此相适应，1868年即设立翻译馆，为了增强力量，将1863年成立的广方言馆移并过来，从事科技书的翻译工作，聘伟烈亚力等数名传教士和精通数理的华衡芳、徐寿等中国科学家，担任翻译书籍和学馆的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译刊《汽机发韧》等工程书、《代数术》、《奈端数理》等数理书、《化学鉴原》等化学书多种，据不完全统计，从1865年到1907年40年间，译作159种1075卷，其中130种为科技书，它们大多为当时科技工作者必读书。无疑对中国先进科技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学馆所培养的人才，据容闳所说“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⑦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总的说在科学技术上在对列强“夺其所恃”中起到良好作用。

　　 二、资本主义性和民族性

　　江南制造局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对列强“有以抵制之”的方面，还表现在它创办伊始即具有资本主义性上。资本主义的天然性格是竞争，在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唯一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具有资本主义性就意味它具有民族性。因此，是否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关键问题是江南制造局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

　　在本世纪50年代，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是“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毫无资本主义性”。这似乎已成定论，一点商榷余地也没有。我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在社会进入近代，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作用下，在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变为资本的条件下，运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军火工厂绝不可能象中世纪军火工场那样，也即是说绝不可能不带资本主义性。那时我即发表了《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⑧的论文，阐述它具有资本主义性和进步性。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投资的。但企业的性质不是投资者的身份决定，而是由生产目的、劳动力性质和产品的分配和销售等方面决定的。早在1862年创办上海洋炮局时，创办者即考虑到购买外国枪弹炮弹太贵，因而由自己设厂制造，自制的价值仅及买价的十分之一上下。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为了取得价值低廉的产品也是重要原因。王之春记其事说：“西洋诸国制造船炮皆以机器为之，用力少而成功多。曾国藩因廷臣有采买外洋船炮之议，谓……不如购其机器自行制造，经费较省，新旧悬殊。于是遣粤人容闳出洋采办各种机器。”⑨自造军器比购之外洋“经费较省”一语，表明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既对“自造军火”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必将影响制造局的生产过程。因此，在开始创办时尽管为了学到科学技术如左宗棠所说，“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但从长远说，还是要把自造与购买作价格上的比较的：那就是造价高于购买是不能长时间坚持下去自造的。江南制造局中间停造轮船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造价昂于买价。李鸿章说：“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⑩这成为改自造为购买的重要理由。可见江南制造局不单是使用价值生产，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价值生产了。从《江南制造局记》第七、八、九、十等卷的记载，局中各种产品均已有经济核算，这虽不能算完备、科学，但已具有独立企业的特征，不能说它是清政府附属机构了。

　　既是价值生产，就必然与市场发生联系，产品就有进入流通领域进行销售的可能。事实上，从1874年，江南制造局即有修造轮船军火等项的财务收入，1884年起即有各省解交军火价的收入。这种收入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所占该局收入比例也是上升的。以1900年为例，各省解交奏调的军火价近20万两，各处缴纳的修理轮船军火价10万余两，二者相加达到30万余两，而海关洋税收入为70万两，也就是说商务收入将近总收入的二分这一(11)。实际还不止此数，因为出卖给各机器局的机械，民间工厂的机器马达和各种工具，以及售给绅商枪枝弹药等收入也是不少的。这表明江南制造局向商品化迈出一大步，逐渐为出卖而生产是必然的趋势。正因为有这种趋势，故在19世纪80-90年代即有人提出商办军工的主张，例如，翰林院编修朱一新就认为应“仿外洋之例，准绅富暂开公司”(12)；署湖广总督卞宝第虽说“商办实不如官办”，但他是担心军火“民间不准购买，销路既隘，成本易亏”(13)，商人不愿投资。到90年代中户部曾有将机器局“仿照西例，改归商办”的奏请，光绪且给予了“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上谕(14)。可见1904年江南制造局的江南造船所转变为完全面向市场的经营机制就不是偶然的了。从此它生机勃勃地走上了新生之路，赢利大增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至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者，从各个方面资料说明，他们不是什么“兵营式”奴役劳动，而是雇佣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购买来的，有些是从香港雇请的。月工资水平，技术工人达30—50元，一般在七、八元到十几元之间。因此，这些工人不仅创造使用价值，同时创造价值。这些均表明具有产业工人的特征。

　　从上述劳动力商品化、价值规律对军用工业作用及军用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等方面综合起来看，剩余价值规律在其中起着作用就毫无疑义了。因而，江南制造局资本主义性是其主导方面也就无可置疑。它的进步性以及它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性，就不言而喻。

　　 * * *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引进和创办第一个“制器之器”的工厂，在“师夷长技”上是最先进最完备的；同时，它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具备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结合，也就是先进技术装备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工业，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最为迫切需要的，因而它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之佼佼者，是历史规律的促进者，它体现了爱国主义的较高层次。至于军用工业导致民用工业的创办，例如，生产所需的能源导致新式煤炭工业兴起；对原材料的需求导致钢铁等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工业兴起；其他如电报、近代航运等业兴起，军用工业都起到促进的作用，其间江南制造局的作用尤不应低估。这里就不一一缕述了。

　　注释：

　　①以上引文和文义见拙著《开“千古未有之奇变”》，《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

　　②徐珂《清稗类钞》。

　　③⑦容闳《西学东渐记》，第75、15页。

　　④⑤⑥(11)《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121、171、1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⑧见《华东师大学报》1958年1期，此文收编于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12)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8、508页。

　　⑩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17页。

　　(13)《卞制军奏议》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