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

　　一

　　深入、全面研究和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买办资本和买办资产阶级，是正确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也便成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地正确地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体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说：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这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指导原则和解决问题的钥匙。

　　伍丹戈同志的这两篇文章，对旧中国买办资本的一些特性，进行了有益的理论分析，并例举了一些史实，可说对问题作了有益的研究；虽然不够全面，论断也不能说完全妥当。

　　我手边只有两份报纸，没有其他资料，因此只能就伍文及一些记忆，随笔摘论。

　　二

　　买办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但它代表一种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列强”帝国主义国家、即侵华外国资本的附庸，因此，不论它采取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包括钱庄）或产业资本的形式出现，都不是独立的、正常的，而是寄生的、畸形的，它没有其资本流通、增殖等方面的独立过程，而是依附于外国资本去完成其资本运动的过程，并从中去分沾一点残羹为其利润，所以它以从属的外国资本的利益为利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利益为利益，所以它是最反动的，极端反革命的。

　　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根本区别何在？这是可以也有必要进行讨论的一个问题。伍文为区别买办资本与独立经营的商店、钱庄、工厂等“民族资本”，也不同意那种“为外国资本服务的经销商、中外合办企业和外国公司中的中国资本、以外国资本为后台的中国公司的中国资本，以至在现代中国起过重大破坏作用的官僚资本，都从买办资本的范畴中排除出去。”这应该说原则上是正确的。可以论定，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以至郑观应等所办的公司、银行、产业等等，都是官僚、买办资本，不容以某些表面现象，如他们曾以之欺骗人民的“挽回利权”的口号之类，以及他们与外国资本间的一些矛盾的表现，而误认之为民族资本。就我所知，大军阀勒云鹏、王占元等所办的鲁丰纱厂（山东济南）、大汉奸朱五丹等所办的博山煤矿（胶东）、大官僚边守靖等所办的包头面粉公司，更早如袁世凯所办滦州煤矿等等，表面上好象都有其独立的资本活动过程，实质上，鲁丰纱厂、博山煤矿生产的纱和煤主要在供应青岛的日资工厂；包头、滦州生产的面粉和煤主要在供应天津租界，这是为外资服务的，不适合民族资本的特性。有的研究者似把它们都看作民族资本，我以为这类企业的性质是值得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主要是符合中国民族的利益，还是主要适合于外资的利益。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属于官僚、买办资本的资本，只是其主要特性不是为列强帝国主义、外国资本的侵略服务；但也不能否认，它也常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买办性、封建性。中国民族资本的软弱性、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是其力量的脆弱，同时也由于其本身从娘肚里带来的。民族资本总是与外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是没有转化为买办资本的。而买办资本也不是与其宗主国资本没有矛盾，尤其是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资本集团间的矛盾，更常表现为从属于不同帝国主义不同资本集团的买办资本的矛盾。同时，买办资本也不是绝对不能有转化为民族资本的。因此，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根本性的主要倾向。

　　关于中国买办资本的形成，伍文叙述：鸦片战争前广州商馆的买办，是它的前身或萌芽。这种资本，“基本上是一个雇员，即外国人奴仆的头脑。但他们也在外国商人的营业活动中为外国商人经营银钱收支，以及若干商货的买卖，为了这种商业活动，也垫支一些商业流通费用，然后在他们经手的交易和银钱收支中分取若干佣金式的利润。这是一种资本的活动，然而它却是完全从属于外国资本的活动的。”这表现了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买办性或其作用；但它与鸦片战争后的买办资本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商馆，其中最著的有所谓十三行，是清廷所设立，为商馆服务的人是由清朝官府所配置和控制的。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中世和近代史的划界线，并不是简单的。说：“五口通商以后的外国洋行、银行中买办资本的活动也是一样，不过范围更加扩大”的提法，是毋视了本质的不同，毋视了鸦片战争后，外资依仗不平等条约等特权利益……进行侵略的严重作用，对中国社会性质所引起的变化作用，决定性的作用，外因通过内因所引起的决定性作用。说：“甲午战争以后，中外合作的工商业活动有许多新形式，如代理商、经销商、中外合伙举办的各种企业等等。这些形式和单纯的买办是不同的，但这种资本的活动，也都是从属于外国资本的活动，并从外国资本的活动中分取部分的利润。因此，它们仍旧属于买办资本的范畴。”这是正确的。

　　近代买办资本是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原来的商业资本及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受“列强”外资的收买、改编，尤其在特权的支撑下，逐步演化而成的。正如伍文所述：五口通商以后，外商及其庇荫下的一些华商在沿海一带的非法的贸易等，如贩卖鸦片、商货走私、诱卖人口、沿海航运等等，都广泛发展起来。由于这种非法勾当可以牟取暴利，许多本来经营正当贸易的、运输的资本也相率投靠外国资本而逐渐转化为买办资本，如厦门的中国商号，绝大部分成了“外国公司”或挂“外国公司”的牌子而为其服务，闽粤沿海的很多搞运输业务的船只挂上外国船只的牌或悬外国国旗而为其服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所谓“亚罗艇”即是这种船只。其他所谓经销处、代理店等代其推销商品，收购土特产的商号，更是随处——尤其各通商口岸——皆有。这种买办性的资本，尤其买办性的商业资本，逐步伸展到了全国大中小城镇，终于形成了一个笼罩全国的买办网。

　　把中国原来的商业资本改编为外资服务的买办资本，伍文例举了清末所谓“亦官亦商”的胡光炜，确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胡光炜以政治掠夺所得大量财产，调集大批资金，收购屯积大批湖丝，企图垄断市场，抬高外销丝价。后来好象在外资的压迫、控制下停收丝货，忍痛牺牲，亏本抛货，以致失败；他终于完全转化为买办，充作外资的代理人，并成为一个卑鄙无耻、为虎作伥的汉奸，终于以外资的利益为利益。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为左宗棠经手向洋商举借的“西征借款”，外商银行所要利率已超过伦敦发行债券利率，他要左宗棠奏请的还要高，后来他自己筹借给清政府的款项，又特意让出一半由汇丰银行承借，使外资获取厚利和使自己得到依附。钱业资本也大致是这样逐步买办化的。盛宣怀所办的通商银行一类银行，则一开始，就是依附于外资银行的买办资本。五口通商口岸的钱庄，最初依靠外国银行的资金通融，开始敷有一些依附性以至买办性；但还有其一个独立的资本增殖过程，和自负赢亏的营业全责，有自己的营业计划和安排。这表现其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钱庄不顾外国银行的反对，而坚持“规元”等等。但他们对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多，独立性越来越少，终于成为买办资本。如清末货币：银两、银元、铜元杂用，但市场广泛使用银元，银元已成为事实上的主币。“然而作为外国银行代理人的银行买办以及……买办性的钱庄，它们的生存却建立在这种需要以繁复计算和兑换的货币制度之上，他们还是保留了银两。在上海就行使了所谓‘规元’，作为上海的银两单位，并且以它来作为一切交易和借贷的货币的计算工具。……在这种银两折合银元和银元折合银两中捞取好处。”而北洋政府一九一四年颁布了银元为主币的法令；而钱庄在外国银行支持下，却坚持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制度。直至一九三一年，外国银行觉得国民党政府的银行资本更适合它的要求，并支持其废除银两制，原来那种为它服务的买办资本的银行、钱庄便趋于没落衰落了。这也是一些例子。

　　以产业资本形式出现的买办资本，有的一开始就是买办资本，有的也经历一个过程。如袁世凯派周学熙所办滦州煤矿，虽然是在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天津租界服务，但也有其一定程度的相对的经营独立性；英资开平煤矿觉得它还同自己有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终于大鱼吃小鱼，于一九一二年把它合并于开平煤矿，名曰：“开滦”、曰：“中外合股”。伍文又举一九一○年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和汇丰银行买办席大历等创办公益油厂。“这个厂在最初是没有外国资本的，它是一个独立的产业资本。但是不多久，它就自动将股份的一部分让给英国资本，成为中英合办的工厂……就是‘为营业起见，利用怡和洋行以推广销路。’显然……（是在）依附于外国资本并以假借帝国主义侵略特权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老路。”它最初是否真为“独立的产业资本”还当进一步考察，说：“这个厂就是这样从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开始，而以民族资本再度转化为买办资本告终”的论断，也还须搜集全部有关资料进一步论析。又以湖南耒阳水口山黑铅（锌？）矿、新化锑矿为例来看。经营采炼黑铅的湖南黑铅炼厂和水口山矿场，是军阀手中的官僚资本。它担负采矿和炼成锌块的加工过程，以之供应美国、并在纽约专设了一个销售机构，经手人为著名大买办李国钦。——他本出身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因经手此项买卖而成为百万巨富的大买办。湖南新化锑矿山各矿场，都分别掌握在军阀官僚刘叙彝之流的手中，也同样只进行采矿、或者还炼成锑块，出售给美日等国的军火业主。如此等等，表明在产业资本形式下为外资服务的官僚资本的买办性。蒋介石王朝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伸展到了各个方面，其买办性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可耻程度。这种买办性很浓的官僚资本，经营上常自负赢亏的责任，又完全尽了为外资服务的作用，这对于外资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到蒋介石反动政府时期，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资本强盗，特别看重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这便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买办资产阶级必然要与封建势力相结合；否则，它不可能顺利进行活动，那也是违反其主子要求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同是列强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买办资本乃随同外资的要求，极力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与之联结一气；它又适应侵略者的要求，极力阻止、压迫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虽然，外国商品的泛滥，又迅速而沉重地摧毁封建生产的基础，破坏了自然经济。封建大地主阶层以政府的名义掌握的官僚资本，是具有强烈的买办性的，这样，使他们成为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并与买办阶级敷有了共同的特性，不只如此，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在共同的特性基础上，便必然引起两者的合流，而作为“列强”帝国主义工具的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军阀政府，不能不与买办阶级建立联盟、共同统治，因而便形成为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

　　关于买办资本维护封建生产关系，伍文也例举了下述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叶，英美烟公司在山东、河南等省推广烟草的种植。这在农业生产上是发生了变化的，山东的潍县，河南的许昌等地成了专业化的，新的商品作物烟叶的产区。然而，在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上，却并没有起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大农场并没有产生，就是富农经济也并不发达，小农经济仍然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更没有改变。在这里发生的新情况是英美烟公司收购烟叶的买办成了新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领袖。买办将地主、小商贩和高利贷者控制在自己手下而在农村中为外国资本组成了一个剥削网和商业网。农民则除了原来沉重的地租剥削之外，又增加了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所以尽管农业生产已经商品化，可是资本主义的农业还是发达不起来。买办资本在这里保持了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并且以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作为它本身剥削的凭借。”类此的例证多得很。

　　就我少年时所见而能记忆的我乡的一些情况也是可以参证的——虽然我当时不能有什么理解，只凭印象回忆。如纺纱绩线织布方面，农家以至一些小地主家庭妇女，大约从五六岁起就学绩麻，十岁左右学纺纱、纺线，每人都有一个麻箩（或麻桶、麻筛）和一架纺车，记得我祖母、母亲、大妹就共有三架纺车，三个麻箩；他们都终生以之为副业，贫苦农民家并以此作为生活挣扎的一种重要手段，不少贫乏、孤老无告之人则全靠纺纱绩麻为生。自耕农以上人家还请织匠上门织布（家机土布、麻布），佃农以下人家则以纺成之纱去金秤市织布店换布或出卖。这都是属于封建生产关系范畴，其中包含着封建的剥削。

　　由于洋布、洋袜、洋线、洋带、洋毛巾、洋被单、洋绒线……的输入和时兴，土纺、绩麻、家织便逐渐衰落，以至成为仅有的残余。原来金秤市一家有三、四部织机、雇用二、三个工人的织布铺，一家有五、六个染缸、三、四块踹石、雇用几个工人的染坊（看来这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它何时在当地出现我已无法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了），都逐步缩小以至停业，但并没有机器的纺织生产起而代替。原来农家人十二、三岁起，就会一人使用轧棉的绞车（一脚踩吊板、转动车轮和下铁轴，一手卷摇转动与下铁轴及反转的上铁轴，一手喂棉……）也渐次被排除了。一家入教的商人陈奇峰、东峰兄弟（其父陈玉华系武举，为当地最大恶霸，奇峰女为当地第一个取洋名，号陈玛丽亚……）便于店中设置四、五部洋绞车，雇工代客轧棉。这不只排除了原来的绞车，由于他的店子及其收购棉、麻等山货的牙行只收买皮棉，就连原来的弹匠也排除了。因此，纺织、染踹、土靛、弹棉等旧手工行业和家庭副业，都迅速衰落，以至仅存残余；原来从事这些行业的手工工人都相继失业，以纺、绩为副业的农民，尤其以之为生的贫民，更陷于穷困、绝境。我伯祖母辛大娘、叔祖母老八娘，都是这样陷于绝境致死的。外祖母家峁子塘是个干山窝窝，十来户人家无一户地主、富农，二舅、三舅、外叔祖三家自耕农或半佃农，四舅绍煜家全靠父子三人砍柴卖，舅母云姣纺绩为活，从堂表兄先戚、先庄、先武都是裁缝工，先意、庚子是篾匠，他们的母亲、妻子，老孤寡二奶奶等都全靠纺绩为生……。由于列强的侵略，洋货的流入……等，农业生产衰落，手工工人相继陷于失业、半失业，生活相继陷于绝境，更加病疫侵袭（痢病、烧病等），便只有四家人有后代（解放时均系贫雇农），其余均绝了户。又如离我家四、五华里的动气冲，原来有座土法冶铁坊，还搞土法炼钢，供地方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的铁匠铺、行脚铁匠和农家。当时金秤市及乡下较大的铁匠铺只有师傅、徒弟，均系行会手工业性的，他们并有鲁班会的组织，其中只有一、二个大铁匠铺，除师傅（即老板）、徒弟外，仿佛还有工人。由于洋铁、洋钢、洋镰、洋钉、洋铁丝、洋锅、洋铛、洋针、洋砥手等等东西的输入，动气冲的冶铁坊以及大小铁匠铺、行脚铁炉，便逐步缩小、衰落以至停闭，手工工人相继失业。但并无资本主义的冶铁、炼钢、农具制造等生产行业的继起。

　　还仿佛记得除陈奇峰、东峰等当地收购棉花、麻等山货牙行外，还有从外地前来收山货的客商，收购棉、麻、百合、芝麻、牛皮、猪鬃、松香等等。每次都住到奇峰、东峰店里“坐庄”，除由牙行（当地叫作经纪铺）经手收购外，还向个体农民发放高利贷即所谓“定货放款”，言定下年度用一定种类数量的山货偿债——又必须由一家经纪或有势力的地主作保。从宝庆（今邵阳市）等地前来的货郎，好象也与之有联系，深入乡村，临门零碎收购，他们用洋布、洋针、洋线、洋钉、洋袜、各色绒线（姑娘们缀辫用）、洋梳、洋篦、香水、香皂、洋纱带、洋梅绦等等东西，从妇女、从一般农家换棉、麻、松香、猪鬃、鸭毛、牛皮等土产；也同样不是等价交换，听他们信口说，真是一本万利！预借了客商定钱的则不能自由出卖及与货郎交换。

　　这些事例，也说明了“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为它服务的官僚买办资本的为虎作伥，一面动摇、摧撼中国封建农民生产的基础，摧毁了原来的手工业（行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使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相继破产，一面又千方百计地支持、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阻止、压迫民族资本主义生产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说：“在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中……引起了民族资本的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妥当的，违反事实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微弱的发展，是在中国社会原来的内在矛盾作为根据的基础上，又受到外国资本侵入的一定影响；正由于它遭受外国资本强盗及买办官僚资本的排挤、压迫、封建制度的压制、束缚，所以不只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绞杀，后来出现的民族资本也始终是微弱的，在曲折、崎岖的羊肠小道中行进和挣扎，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打开自己的前途；同时，上述事例，又说明了买办资本，真好象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四

　　“列强”帝国主义，不只步步加深、扩大其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特权，而又常常越出不平等条约等特权范围，任意地、非法地加以扩大、滥用，并以之去支持、掩护为它服务的买办资本、买办阶级的活动，帮助买办阶级登上近代中国的统治舞台，使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一道，组成其支配下的近代中国的统治阶级。

　　关于外国资本强盗给予买办资本、或买办资本设法利用不平等条约等特权的情况，伍文也举了一些例证，能说明些问题。

　　贪婪无厌的外国资本强盗，不满足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在华设厂、租地等等特权。如外国商品只缴低微关税和二五子口税便在中国通行无阻；而又任意援引，其在华设厂的产品也只缴这点税。中国土产和民产资本的产品，反而有重厘金、苛杂等负担……。外国资本强盗不只自己享有和任意扩大各种特权，还以之给予为它服务的买办；为贪图这种特权庇护，为虎作伥的买办阶级，便更加以外资的特权利益为利益，并助长了那些未完全买办化的资本加速买办化的过程，甚至有些非买办性的资本也走上买办化的道路。而一些并非经营商业的外国流氓，甚至单作出卖“子口单”的勾当，象九一八以后到处横行无忌的日本浪人专作走私或掩护走私一样。又如在小刀会收复上海的时期，一些所谓无约国的殖民主义者，继之美、英、法等有约国的所谓“文明人”，也都“援用最惠国条款”作借口，连关税也拒不缴纳。在他们掌握了海关后，虽不能不缴纳低微的关税，但仍旧不缴纳其他正当捐税，如北洋政府征收的印花税、所得税、烟酒税等等，他们都拒不缴纳，北洋政府便未能向他们征收。他们又常常以之去庇护买办资本。关于滥用“治外法权”，如美国公使芮恩施一九一四年向美政府的报告说：“把在华外人的治外法权解释为包含了豁免主权政府通常对居留其境内的人们所征收的一切租税。”（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这暴露了一副多么凶恶无耻的嘴脸！而此在买办资本，也常同样分享，如殖民主义策士卫三畏在《中国帝国》里供认：“天津条约”后，“在他们的国家内造成了国家中的国家。他们的统治者不知道这种治外法权的原则的真正意义；从此以后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不数年，他们发现了自己对那些开始仰求外国人保护的本国人民都无法管束。”这里面的具体情况，是极其鬼祟、复杂而多样的。

　　“列强”帝国主义还常常把各种特权，超过条约范围，通过作为侵略先遣队，即设立在全中国各府、县、镇、乡的教堂、神父、牧师等，保护所谓教民，干涉地方行政，压迫农民等劳动人民。义和团反帝斗争运动前，“列强”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已达到了极端放肆和无耻的程度。而这种所谓“教民”其中不少就是买办或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的家伙，所以义和团人称之为“二毛子”。我在武冈中学读书时，记得也有这样一件事。武冈城内有个福音堂，堂址为城内唯一的一座洋楼，神父、教士都是美国人。一次，武中同学与住在隔墙义仓局的一连驻军（谭道源部），因门外操场发生冲突和械斗，我和几个同学作为代表去见周县长，请他声请防军司令惩办和撤走驻军连。我们的话才说完，一个衙役把一张红纸名片递给周县长，县长马上要我们改日再谈，说是福音堂神父来见他。我们平日对福音堂颇有反感，因此便问：“神父要见县长作什么？”他说：大概为那个在押的姓夏的教徒吧，已写过信来讨保。我们又问：为什么押起他？他说：是厘金局寄押的……。他一面催我们走，一面便匆匆去会神父去了。今日看来，这分明是个逃税的买办；教堂滥用特权去保护。这也是一个例证。类此情况，到处都有。

　　五

　　买办资本与其直接从属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之间，买办资产阶级与其直接依附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但那不是敌对性的矛盾，因为前者以后者的利益为其根本利益，依附于后者的存在而存在——除非另有投靠。又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支配的国家，所以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别从属、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资本；加之，当它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又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又不能不与各别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范围相照应，便又形成、演化为官僚买办阶级各流派，如英美派、亲日派等等，或所谓中央系和各个地方派系——如蒋系、桂系（或两广系）、阎系、奉系……；在各派、各系相互间存在利害矛盾、并常爆发为争权夺利的战争。而此，又都是“列强”帝国主义在华权利争夺的冲突和矛盾的直接反映，并常常只由它们所直接指使和排演的。

　　在各别买办与买办资本之间，也是有相互的利害冲突和矛盾。如同属所谓“中央系”里面，既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吴鼎昌、张家□、张群、杨永泰等为代表的亲日派之间的矛盾；英美派内又有蒋、宋、孔、陈等各家族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但它们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立场上则是一致的。

　　从属、依附于这一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资本、或其固定资本集团的官僚买办资本与官僚买办阶级，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其资本，或其他资本集团间矛盾，则是敌对性的，并常具有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或其各集团间敌对性矛盾的关系，尤其在它们彼此间到了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的时际。如日本帝国主义要独霸中国，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终于不能并存的时际，英美派便被迫“抗日”，而与共产党合作，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和勾当。始终没有真正抗日和放弃对日妥协投降的勾当。这也只是一、二显例，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