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武

　　关于洋务运动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近来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而且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这里，我想就有关这场运动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

　　过去在说明这个问题时，一些论者为了冠之于洋务运动以“反动”、“卖国”的罪名，往往过分强调历史人物的动机或目的，而忽视对运动本身合理性的研究，把中外反动势力的政治需要作为运动发生的原因。

　　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妥的。因为第一，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条件，把历史人物的动机或目的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不正确的，况且这样也不可能正确说明历史人物的动机或目的；第二，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象洋务运动这样复杂的事情更是如此，哪一种原因是根本原因呢？这不能凭主观随意想象，而要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条件中去寻找；第三，动机或目的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要转化为效果或现实须得有一个自身扬弃的过程，而这必然要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条件所制约，任何把动机当成效果，或把目的作为现实，都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法，反之也一样。

　　所以，只有从我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历史条件出发，才能正确说明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是我国近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首先，这一变化显著地表现在经济关系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一方面逐浙解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商品市场的扩大，货币财富的积累，这些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表新生产力的西方资产阶级兴起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加重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另一方面又迫使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

　　洋务就是“夷务”，就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十九世纪中叶，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创办洋务企业，兴起洋务运动；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洪仁□在他写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里，也明确详尽地提出了学习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套主张，其中包括修筑铁路、开办银行、发展商业等等。这一主张由于农民革命失败而未能实现。虽然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起义军向西方学习的动机不同，但他们的这种要求却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洋务运动初期还只能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迹象，那么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当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时，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运动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了。

　　一言以敝之，没有经济关系的变化，就不可能造成中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有这场洋务运动。所以，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洋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洋务运动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逐渐变革的产物，它代表着社会的进步。

　　自然，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对生产力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又有束缚的一面，但是，这个二重性正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特点；而且，从运动趋势看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应该给予足够的估价，过去对这方面做得不够，因而不能看到它的合理性。在中国大地上，正是洋务运动创立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培养出了第一批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第一次在封建主义外壳下建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其次，这一变化也突出地反映在社会历史状况中。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起了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强的不断侵略，不仅使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激化，而且也使民族矛盾激化，二类矛盾的激化，使当时社会呈现着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

　　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洋务运动就不能不受它的推动和制约，我们在分析运动发生的原因时，应该着重考虑这样的历史条件。

　　镇压农民起义，这只是运动初期的情况，并不能说明三十余年运动开展的重要原因。从运动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看来，我以为保权保利、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运动能够持续开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最为广泛的社会原因。

　　学习西方技艺，以求得中国“富国强兵”，洋务派这种思想是有着历史传统的。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为了抵御外侮就必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林则徐虎门禁烟时，就向外国购买过枪炮、试造过战船，魏源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专门编著了《海国图志》一书。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后，洋务形成了一场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风糜一时的进步口号。当时，种种救亡图存的方案，归纳起来都是搞洋务、办“新政”、兴商业、图“自强”。虽然，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企图投靠外国侵略者，来求得“洋务”的顺利开展，但大部分地主、商人、士大夫都把洋务运动当做一条发展生产力、防范外资扩张、抵御外来侵略、“求富致强”的道路。他们不仅积极投身运动，创办新式企业，还大力鼓吹洋务救国，呼吁：“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死战哉！”（注：《商战》上，《盛世危言》卷三）并认为仅仅“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还不够，还要“振兴商务”，和列强进行“商战”。

　　总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和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决不是偶然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倾向不应抹煞，其进步作用应该给予肯定，如果因为李鸿章等人具有投降卖国的思想，从而全盘否认洋务运动在历史上应有的爱国主义积极作用，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是决不会使人信服的。

　　基于以上看法，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洋务派头头所标榜的“自强”。毫无疑问，巩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专政，是“自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思想动机。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自强”也包含着保权保利、救亡图存、防范外国侵略的重要内容，具有“民族自强”的目的。

　　一些论者喜欢引用奕□等大官僚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向清帝上疏的一段话，以此论证运动的卖国性质。这段话写道：“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注：《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第2页）固然，安内攘外的路线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从这份奏折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窥视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在洋务运动前夕，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势，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份奏折也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内容。

　　肯定运动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目的，是否就美化了清政府？不是的，这正是对历史的尊重。我们不否认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为了维持封建生产关系，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中外战争爆发时期尤其如此。此外，清政府卖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运动时期，尤其在初期，半殖民地化过程刚刚开始，主权丧失并不多，更不应简而论之。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虽然多次出卖过民族利益，但他们倡导的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却是为了地主阶级本身的救亡图存。

　　这些洋务派大官僚虽然都搞过“借师助剿”，但在面临外来侵略时，态度各异，其中也不乏爱国主义人士。湘军头目左宗棠办洋务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保权保利、抵御外侮。一八七一年，他在给部将刘锦堂的信中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弟本拟河湟收复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一，第48页）表示了反抗侵略的决心。一八七七年，他率军歼灭了沙俄一手操纵的阿古柏侵略势力，巩固了西北边疆。一八八○年，他亲临哈密，连日筹划，积极备战，为收复伊犁，捍卫民族尊严，反对霸权作出了贡献。洋务运动的后继者张之洞在中外战争中也表现了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史书称其为“耻言和，仍阴自图强”。他曾支持左宗棠击败阿古柏政权，并抨击《里瓦基亚条约》，“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注：《清史稿》，《张之洞列传》）中法战争中，他上书清廷，要求罢免实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李鸿章，积极主战。甲午海战时，他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的救亡图存自强救国的精神也表现在他所创办的洋务事业中，他设广东水陆学堂，督办芦汉铁路，编练“自强军”，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支“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的近代化反侵略军队；为了给“自强新政”培植人才，他改革科举制度，兴办近代教育；为了“挽回利权”，他极力主张“商战”，除了汉阳枪炮厂外，他办的企事业都是民用性质的。当然，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是清廷的鹰犬，他们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们“自强”中所包含的保权保利、救亡图存这一重要的爱国主义因素。

　　洋务运动曾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赞助，这种赞助的确对运动的开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把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看作运动发生的原因，却是不对的。

　　列强帮助中国“振兴洋务”，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以清政府为“桃梗土偶”，镇压民主革命；第二，企图通过洋务运动来形成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以便在华建立殖民统治，第三，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外国传教士林东知说：中国“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1页）

　　帝国主义这一动机和洋务派的动机是不一致的，一个是为了建立殖民统治，一个是为了自救于危亡之中；一个是为了发展半殖民地经济而提供技术力量，一个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一个是企图利用洋务运动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一个却想通过洋务运动来使中国“求富致强”。两种动机，泾渭分明。以建造铁路为例，帝国主义邦助中国建造铁路，目的是便于它的殖民掠夺，而洋务派建造铁路除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外，还有防御外来侵略的目的。郑观应说：当外来侵略时，“且中国数万里之疆域，焉能处处防御。所贵一省之军事供数省之用，一省之饷可济数省之师，首尾相接，遐迩相援，为边圉泯觊觎，为国家设保障，惟铁道为能，此所以当行而不容稍缓者也。”（注：《洋务运动》第417页）

　　因此，正如不能把列强的侵略动机当成建造铁路的原因一样，也不能把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作为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事实证明，洋务运动在发展中出现了一批与半殖民地企业相抗衡的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企业，运动发展趋势和西方列强的利益大相径庭，这恰好证明了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条件中。

　　　　二、洋务运动的阶段性

　　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三分之一的时间。过去对运动的积极作用置之不论，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运动缺乏阶段性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说得正确，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是会有阶段性的，“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9页）象洋务运动这样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可不可以分阶段来考察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样有助于认清运动发展的趋势，从而对运动的性质有个比较正确的估价。

　　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是新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中还包括：洋务派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洋务派与封建顽固派的矛盾，洋务派与农民大众的矛盾，洋务派与企业工人的矛盾；在洋务派内部，还有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矛盾，洋务商人与封建官吏的矛盾，民族资本的早期代表与官僚买办资本的早期代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洋务运动呈现出阶段性。

　　洋务运动可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从曾国藩开办第一个军用企业安庆军械所起，到李鸿章设立第一个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止为第一阶段，即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二年；由此到甲午海战为第二阶段，即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四年。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一）两个阶段思想政治路线不同。运动初期，太平军残部的斗争和捻军起义连绵起伏。“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9页）运动第一阶段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获取了大量特权。他们用炮火压服清政府后，继而邦助中国办洋务，镇压民主革命力量，清政府为保住自己风雨飘摇的宝座，不惜引狼入室，共同绞杀农民起义。这十年，帝国主义主要是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向中国侵略，因此，这十年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革命的十年，这个时期的洋务运动完全是服务于地主阶级对人民大众专政的目的。第二阶段，农民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转入低潮，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和逐渐开展的反洋教运动外，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基本平息。相反，民族矛盾却逐渐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领土，频频发动侵略战争。一八七一年，俄国武装占领伊犁；一八七四年，日本侵台；一八七七年，受沙俄操纵的阿古柏势力进犯西北边疆；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爆发；一八八六年，英国威胁云南边疆；一八八八年，英国向西藏发动进攻；一八九一年，俄国入侵新疆帕米尔地区；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由于侵略战争不断发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清政府和外国列强的关系也十分紧张。爱国主义思潮高涨，洋务派内部自强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发展，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已经形成，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要求减少封建束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挽回利权”，抵御外资扩张，成了洋务派活动的一个中心内容，甚至洋务派大官僚也认为要“夺洋人之所持，绝其觑觎”。这时候，清政府也加紧了新式陆军的操练，尤其在中法海战后，抓紧了对海军的建设。这一阶段，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洋务派分子纷纷发表文章，或著书立说，针砭时势。如郑观应发表《盛世危言》，马建忠撰文汇编成《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著《韬园之录外编》等等。这些文章和著作都以较鲜明的爱国主义观点，对前阶段洋务运动进行了总结，并要求对洋务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趋利却弊，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拯救中华民族。显然，这一阶段，爱国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清政府的卖国主义路线和曾、李等洋务派大官僚对外妥协投降的思想给洋务运动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

　　（二）两个阶段经济活动内容不同。第一阶段企业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各地征剿农民军的清朝军队，奕□曾经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一八六五年，清朝政府开办了近代我国第一个军用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创办制造火药火炮的金陵机器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设立造兵船的福州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崇厚筹办造军火的天津机器局等等。在第二阶段，洋务派由“求强”转入“求富”，由只办军事工业转入大批创办民用工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财政枯竭，承担不起洋务工业的耗费，另一方面却是洋务派认识到富才能致强，向西方学习，就要“兴商务、凌饷源、图自强。”李鸿章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等税。”（注：《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第25页）这时，以郑观应提出的“商战论”为代表的商业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产生了，“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注：《商战》上，《盛世危言》卷三）一定的思想动机来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发展民用工业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国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在逐步解体，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外资经营方式所产生的高额利润大大吸引了洋务派。于是自一八七二年开始，陆续开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到甲午战争时已开办了二十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等。可见，民用企业的产生是洋务运动的必然趋势。

　　（三）两个阶段企业经济体制不同。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地主阶级洋务，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纯属封建经济体制，是“官办”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即武器直接用来装备军队，企业内部不搞经济核算，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生产不受价值规律影响，产品不是商品。第二阶段，出现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大批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企业体制，虽然这种体制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所有权仍归朝廷，但是，这里已包含着商品经济的内容，工厂赚取利润，计算成本，产品以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一阶段，虽然“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形式并存，但以“官督商办”占主要地位，后两种形式的企业都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

　　以上分析，显然可以看出，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能反映洋务运动的性质。这不仅从时间的量上来分析，而主要是：第一，通过思想政治路线的变化，说明了民族矛盾的激化，第二阶段明显的爱国主义思潮反映了运动所具有的爱国主义倾向；第二，通过经济活动内容的变化，尤其是第二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产生，体现了运动“求富致强”的目的；第三，通过经济体制的变化，企业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一直到运动以后的“招商承办”、“商办”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充分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走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而长达二十二年的运动第二阶段恰好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从而表明了洋务运动是我国地主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次尝试。

　　　　三、早期改良主义者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过去，为了把洋务派说成是一个“反动集团”、“卖国集团”，认为那些对外妥协投降、甘心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对内残酷镇压、主张用西方近代技术来强化中国封建制度、从事洋务事业的人才是洋务派，这样，早期改良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被列为洋务运动的对立面了。（注：参看《中国近代史》第160页）

　　按这种划分，洋务派实际上只是指曾国藩、李鸿章等少数“洋务”大官僚，甚至连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洋务”头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洋务派”，况且张之洞不仅多次主张“抗战”，还极力提倡“商战”，所谓“商战”正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竞争、利润竞争。可见，这种撇开经济活动的实际内容，着重从思想路线上来划分的观点值得商榷。

　　“洋务”本身是一个经济活动的概念，“洋务派”的内涵应该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操办洋务事业、或投资于洋务企业的人，其外延应包括所有参加洋务运动的地主、官僚、商人、士大夫，这样划分，不仅有利于对洋务派内部进一步作阶级分析，而且也有助于探讨运动的积极作用，正确分析早期改良主义者与运动的关系。

　　早期改良主义者作为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与洋务运动息息相关，他们是一批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盛世危言后编》是这样介绍郑观应一生从事洋务运动的经历的；“（郑观应）年三十七，奉北洋大臣札委总办津沪电报沪局。次年，武进官保（指盛宣怀——引者）与关应等招承买津沪电线，并推广江、浙、闽、广、长江等处电线。汇请北洋大臣在沪创设机器织布局、造纸局、船坞、开垦公司、毫利公司。年三十九，辞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奉北洋大臣札委，会办轮船招商局，游历名埠，兼到南洋考察商务，与唐君景星等合办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年四十五，又奉北洋大臣札委，总办开平矿务粤局，与开平矿局唐君景星、李君玉衡集资合买广州城南地基，并升科海滩百亩，建筑轮船码头栈房，运销开平煤到粤销售，榄装客货回津。”（注：《洋务运动》卷八，《盛世危言》后编）郑观应晚年回顾自己从事洋务活动三十年经历时，不无感慨道：“……此五十岁以前三十年来经营商业之大略也。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惟志大才疏，未酬夙愿，尚祈大才有以教之。”（注：《洋务运动》卷八，《盛世危言》后编）这样一个毕其一生精力于洋务运动之人竟不算洋务派，岂不怪哉！其他人也担任过“洋务”要职，如薛福成曾出任过清朝驻英、法、意、比等四国使节，马建忠曾在驻法使馆供职。的确，这些人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同：他们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的主张反映了一部分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提出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是我国后来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先声；曾、李等人却是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外壳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们是中国官僚卖办资产阶级的早期代表。尽管如此，双方仍同属于洋务派，在主张“洋务”这一点上是没有根本差别的。李鸿章说：不谈洋务，“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注：《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郑观应痛斥反对洋务的封建顽固派：“今之自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教名罪人、士林败类，”他们才是“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注：《西学》，《盛世危言》卷一）“泥古不化，……甘守固陋以受制于人。”（注：《吏治上》，《盛世危言》卷一）

　　“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运动持批判态度。”有同志把这作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不赞成洋务运动的依据，从而也认为这也是他们不同于洋务派的理由。这里首先要分清的是，批判阻滞运动发展的思想障碍和批判运动本身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次，对运动的批判也未必能证明早期改良主义者完全不同于洋务派。

　　洋务运动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弊病自然不少，许多企业办得也很糟糕，早期改良主义者怀着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动机，深刻揭露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尖锐批判企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并提出一些改革的进步主张，恰恰表明了他们是洋务运动的热心参加者和支持者。

　　他们的批判活动主要是围绕下面三个方面的矛盾展开的：

　　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矛盾。曾、李等人多次代表朝廷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并且公然为此辩护：“苟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民生，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哲学史》，《劝学篇·教忠》）一八七○年，曾国藩还再次上疏，认为以往洋务无起色，“失在朝和夕战，”现在“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注：《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第78—79页）要求继续和外国“曲全邻好”，以此求得洋务运动顺利开展。早期改良主义者认为运动开展不利和不平等条约签订有关，他们愤慨国家关悦不能由中国人作主，指责政府不能保护商人反而侵害商人，认为“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窃取的各项特权。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受制于洋人是极为不满的，但他们并不是反对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仅仅反对“使外人夺中国之权衡，”主张“师夷长技”是变外国“长技”为我国“长技”，认为只有独力自主，洋务运动才有大发展。

　　“中体西用”和“君民共主”的矛盾。地主阶级办洋务是为了发展封建经济，仅仅学习西方某些生产技艺，至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学的。这就是“中体西用”，即“西学应时事，中学治身心”，这给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弊病。早期改良主义者用“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这种“中体西用”反动理论，他们认为运动要取得成效就必须要学习西方的政体制度，必须对封建制度作些改良，减少封建束缚，以利工商业的发展。王韬认为“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是客观规律，提出中国要变封建专制为“君民共主”，马建忠提议要译“各国之时政书”；郑观应还指出：英国的上下议院，“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注：《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第71页）他们羡慕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企图以英国为模式，变通一下中国的上层建筑，当然只是一种幻想，而且郑观应的“道为本、器为末”的思想也不能完全脱出“中体西用”的窠臼，但是这种“君民共主”理论当时还是于洋务运动有利的。

　　“官”和“商”的矛盾。这实质是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的矛盾。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对封建管理企业制度的弊病感受很深，痛恨封建官僚的腐败无能。他们以日本为例，说日本洋务成效大，而中国，“病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官不能护商反能病：商”；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发财，商亏本，并提出了“招商承办”、“商办的资本主义企业体制形式。郑观应分析洋务企业不振的原因是：“其弊有三：一、厘卡日增，商贩成本加重；二、卡丁差吏额外需索；三、商伙任意舞弊，甚至拐骗盗窃，不得申诉严惩。欲祛三弊，必须痛除恶习，妥定新章。”（注：《洋务运动》《盛世危言》，第526页）如何妥定新章呢？他们提倡开办股份公司，修改关税制度，废除厘金，鼓励“商战”；并提出企业内“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瞒，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推，二弊俱去。”（注：《洋务运动》《盛世危言》，第538页）甚至还提出：一切企业，都应“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注：转引自《中国近代史》、《新政始基》、《新政真诠》三编，第15页）显然，这种改良主义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能彻底解决“官”和“商”的矛盾的，但无论如何，郑观应等人对“官”的揭露和批判，正是为了发展运动，而不是否定运动。

　　由此可见，早期改良主义者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鼓吹者和参加者，他们的理论大都来自于运动的实践，他们的积极作用证明了他们应在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活动代表了运动的发展趋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洋务派中的先进分子。

　　　　四、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卖国运动的必然结局”。这种说法脱离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不能使人信服。关于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渐加深，八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除了排挤和扼杀民用企业外，还利用不平等条约所窃取的经济特权，大量倾销外国商品，并逐渐增加对华投资，中国自己的商品市场越来越小，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年，商品入超额由八百二十余万海关两猛增加到三千四百余万海关两，棉花、豆类等原料出口量增大，棉纱、煤油、钢铁等进口量猛增，鸦片每年进口值仍有二、三千万海关两。在经济建设方面，洋务运动三十年只办了四十七个企业，能够勉强与外资“商战”的只有二十几个民用企业，资本总额达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万元，而外资在华设立的工厂就有八十余家，资本总额约二千八百万元。洋务运动末期，中国已开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洋务工业自然越办越没有起色，加之连年的战争赔款，清政府也无力再继续筹办企业了。所以，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须指出的一点是，过去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这显然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看法。

　　“洋务派崇洋媚外，导致企业的破产”。这种说法未必全对。

　　洋务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本身是不应受到指责的，把自力更生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我们应知道，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的确，洋务企业从原料到设备，从设计到制造，基本上都依赖洋人，运动的最后失败不能说和这没有关系，这个教训应该记取。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大力引进外国技术的好处。以日本为例，当日本进行产业革命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过了工业化的飞跃时期，并已臻于高度发展阶段，为什么短短三十年左右，封建落后的日本就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强国，走完了西方国家差不多用了两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资产阶级近代化途程？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获得了胜利。

　　可见，中国的洋务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不应该遭到非议的，也不应该根据引进技术量的多少来判断是否爱国还是卖国。当然，一味依赖洋人，盲目引进的做法在洋务运动中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洋务派基本上还是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的，学习外国“庶数年之后，可以自造自修，不至授柄于人。”运动的结果和洋务派的愿望不一致，到甲午战争前夕，不仅海关税收、军备贸易仍然受制于洋人，在企业管理尤其在业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这主要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卖国导致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结果，是不应该对洋务派备加苛责的。

　　洋务运动失败还应该归罪于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洋务企业一开始就是封建经济的一部分，“官商”结合的企业所有权操在地主阶级大官僚手里，每个工矿企业都塞满了总办、会办、提调、帮办等一大堆不懂生产的封建官僚，衙门化的管理制度使得以股份投资的新式商人处于无权地位，加之封建官僚贪污浪费，肆意侵吞商股，使商人经济收入得不到保障，企业的产品也不能完全用于市场交换，除了服从清政府专门需要外，还要拿出一部分敬献朝廷，致使生产和消费脱节，资金周转困难，积累率下降，很难扩大再生产。清政府除了垄断专利权外，往往还颁布法规来控制新式企业的发展，如曾规定了华盛纺织总厂十年之内的纱绽、布机的数目，使生产不能按照经济规律进行，企业竞争能力大大减弱。由于封建主义的束缚，这些企业后来大都难以维持，有的破产，有的被外资并吞，有的交私人承办。

　　在研究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时，还必须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主要特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近代社会不能象日本那样搞一场中国式的“倒幕”运动。

　　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使这个产儿一落地就畸形发展。从形态上看，一开始就分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孪生兄弟，从本质上看，它们既想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和压力，不致被厘税、官吏和豪绅的勒索以及帝国主义投资企业所扼杀，不得不附洋靠官办工业，又由于民族工业的弱小，所以，中国资产阶级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这就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情况不一样。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商品经济已很发达，“不仅将军、大名征集来的年贡品商品化了，连农民自己的剩余农产物也商品化了”。（注：转引自万峰著《日本近代史》第124页，《太平天国文选》）尤其在“开港”后，商业性的农业、工厂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的发展赋予了日本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势力范围，使其最后用武力对国体进行了改革。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早期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还仅仅提出“君民共主”，在经济上只限于局部改良。拿中国、日本和西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成熟状态加以比较，如果说西欧资产阶级是青壮年时期，日本则是少年有为时期，中国却处在幼儿状态。另一方面，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和起义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反对殖民压迫和幕府封建统治，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致利益，这就是说革命的主观条件具备了。而在中国，洋务派在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场态度上和封建政府是一致的，所以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提出的“君民共主”，在行动上却无法找到实现这一目的的力量，他们和人民的脱节，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软弱性。后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都不能承担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有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团结以农民为主体的各种民主力量，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