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勇

一

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是1872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困难而设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自办的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总局设在上海，开局不久，便在沿江海开设了南京、汉口、香港等19个分局。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招商局实行接收管理，改名国营招商局。招商局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承担了国民政府大量的民运、军运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招商局一方面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船舶，另一方面还向美国、加拿大等国购买了一批战时剩余船舶，国民党官僚资本在招商局急剧膨胀，招商局的货运量、客运量大幅度上升。然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招商局的主要运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承运军队和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军用物资。

二战后，中国航运业迅速发展，海员工人已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搜刮，物价轮番暴涨，广大海员的少量航海津贴抵挡不了飞涨的物价，生活不仅没有提高，相反地却越来越恶化。其长年抛家离舍，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还要受国民党军队的打骂，生活境地极其悲惨。大批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的中国海员，尽管他们在战时运输中建立了举世公认的功勋，但只要对国民党的高压控制表示不满，稍不服从，就会遭到失业的厄运。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抢船逃命，劫掠人民财产，由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颁布了《非常时期国营招商局实行军事管理办法》，规定不准船员离船，不准船员有任何额外要求。对不服从国民党管制办法的海员，要依照《戒严法》军法惩处。在运送国民党军队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在船上抢吃船员伙食，对船员随意体罚、训斥、毒打。这些海员工人为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生入死，战斗在运输前线，刚盼到祖国的光复解放，又被国民党推到内战的深渊。为维护自身利益，海员纷纷发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罢工斗争。

1949年2月，蒋介石预感到行将垮台的命运，一面布置汤恩泊死守上海，一面命令伞兵部队撤到福建、台湾，并准备调伞兵三团一营作为自己的警卫部队。但是在伞兵三团驻防南京时，团长刘农就已经和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秘密联系，并开始了伞兵三团的起义发动工作。4月13日晚，满载国民党伞兵的招商局”中102”驶出长江口，奉命开往福州途中，伞兵宣布起义。船员们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强烈不满，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渡江之势迫在眉睫，从心中感到，能得此机会随同伞兵一起起义奔向解放区，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船长的分析与部署下，船员们决定配合伞兵行动，把船开向解放区连云港。”中102”登陆艇配合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在海上的起义，拉开了招商局海员工人摆脱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序幕。

二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迫近长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卷土重来，准备用招商局的轮船，把他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海岛上去。3月，国民党把招商局一分为三，开始向台湾和香港撤退。由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副总经理韦焕章带一批人去台湾，将原来的台湾招商局改为台湾招商局总管理处，将所有的万吨自由轮和大吨位船舶集中到台湾基隆港。由俞大纲、曹省之率一批人去香港，成立华南招商局总管理处，接受台湾指挥，加强对华南、包括香港在内的招商分局的领导；由胡时渊、黄慕宗等留守人员成立上海招商局应变小组，按照国民党应变部署，从1949年3月开始采取应变措施，将一部分船先行开往台湾，再组织一部分船从上海装运国民党军队物资撤退到台湾，并将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当时被劫持到台湾的轮船共125艘，356万吨。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万吨；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万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招商局被人民解放军接管。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组织恢复招商局的航运，一方面也关心着被国民党劫持到海外的海员，将赴台海员的家属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缝纫组、洗衣社，生产自救，并动员家属给在海外的海员写信，报告上海的生活情况，动员他们回来。

一直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为保护局产而斗争的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总船长黄慕宗共同起草了一份通电，发给招商局各海轮，号召他们起义归来。电文如下：”上海解放后，军纪严明，人心安定，市面稳定，你们的家人均告平安，盼望你迅速驾船回上海，与家人团聚，并盼将到沪的船期先行电告。”

招商局”海辽”轮的船长方枕流和中国共产党员刘双恩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刘的影响和引导下，方枕流对起义一事积极筹划。1949年9月19日，经过缜密的计划，海辽轮在船长方枕流的指挥下，在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起义，连夜伪装船身，驶向菲律宾海峡，绕道太平洋，经过九天九夜的航行，驶向了中国东北港口大连。

起义成功后，旅大市领导将”海辽”轮全体船员接到大连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设宴招待全体起义海员，祝贺”海辽”轮首举义旗成功。方枕流代表”海辽”轮全体船员，请旅大区党委转交给毛主席一件全体起义船员在航行途中精心设计、制作的纪念品。这件纪念品是由舵盘与救生圈模型组成的，铜板上刻着”敬献毛主席：你是新中国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间刻有全体船员名字。接着，”海辽”轮全体起义船员发表了告国民党招商

局、台湾航业公司及各官僚资本轮船公司海员的公开信。信中号召：”诸位，快些觉悟，把船开回来吧！不要迟疑了。”10月24日，毛主席复电祝贺”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起义成功。电文如下：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1949年10月24日

“海辽”轮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艘海轮起义。”海辽”轮的成功起义，在全中国的海员思想上引起了巨大震动。1949年10月初，”海辽”轮发出通电，号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资本轮船公司被劫各轮的海员，早日驾船开回祖国大陆。

三

离开祖国大陆随船驶达香港的海员，时刻思念着大陆的亲人。特别是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和”海辽”轮起义，在留港海员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他们逐渐认清，出路只有效法”海辽”轮，投向光明，起义回国。在这样的形势与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决定把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汤传篪、陈天骏等人争取过来，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脱离国民党腐败统治。

1949年4至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招商局的70多艘船舶撤到台湾，部分船舶集中香港。中共香港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国民党政府驻港企事业，包括香港招商局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并对发动起义作了研究和部署。起义的方针定为：一、争取尽可能多的船起义，不要一条船一条船地搞。二、因为船长有司法权，先做船长的工作。策动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轮船起义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做上层工作，一方面做船员工作，以做好各船船长工作为主。

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宣传与引导下，香港招商局上层职员中，形成了以汤传篪为核心的起义领导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招商局船舶以各种名义陆续集结香港。在船员中，他们又发展了一批起义积极分子。

此时，在香港招商局的上层人士中，起义、动摇、反起义各方面力量的斗争日趋激烈。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常往来于台湾、香港之间，他的思想彷徨犹豫。当人民革命胜利形势高涨时，他倾向人民的情绪也随之高涨。他意识到，这汹涌澎湃的人民革命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因此，徐学禹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国民党，又对起义有利的工作。他曾悄悄地对陈天骏说：”我愿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给人民政府。”

香港招商局的经理陈冠澄是陈诚的弟弟，他在香港招商局掌权，无疑是香港招商局转向人民的一个重大障碍。于是，徐学禹说服陈冠澄辞职，改做顾问。不久，又安排陈冠澄回台湾。这就为香港招商局起义清除了重大障碍。随后，徐学禹提汤传篪代理香港招商局经理，陈天骏为香港招商局副经理。1949年9月，徐学禹交给汤传篪20万元港币，让他经营香港招商局。在他的安排下，招商局华南办事处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纲、李平山等人相继调任，大大增强了香港招商局的独立性。徐学禹这样的安排，使香港招商局的实权落在汤传篪、陈天骏手中。这对他俩利用所处地位组织起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以后顺利起义铺平了道路。

1949年8月，上海招商局的各项工作已逐渐恢复正常，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运输业务方面。这时，上海煤粮运输业务很重。招商局领导仅有的两万多吨旧船，担负不了如此繁重的运输任务。根据这种情况，于眉、胡时渊、黄慕宗商量，决定派陈邦达到香港争取船只回沪。

陈邦达到香港后和陈天骏、汤传篪共同商定了准备起义的四条原则：表面上与台湾不分裂；找适当借口扣留来香港的船舶；维持南洋业务，尽量将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对船员加紧宣传发动工作。

到1949年12月，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轮船，已有”海康”、”海汉”、”海厦”、”鸿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铿”、”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轮共13艘。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对此，台湾当局异常惊慌。据香港《大公报》揭露，国民党公开通缉留在上海的胡时渊、黄慕宗、陈邦达，拟派船务处长王鹤到香港直接控制香港招商局，徐学禹也动员陈天骏离开香港。

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已日趋白热化。为此，陈邦达赶回上海汇报了香港招商局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党组织指示，必须立即召集在港招商局各轮船长共商大计。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在思豪酒家36号房召集留港船长开会。到会的各轮船长，预感到大家向往已久的重大事件就要发生。陈天骏向大家宣读了一份台北招商局的电报。大意是：英国政府可能要承认中共政权，在香港的船舶要速开回台湾。继而，陈天骏又介绍香港招商局已与北京建立联系，叫大家把船留在香港，准备起义。陈天骏说：”大家知道，‘海辽’轮起义开到东北解放区。‘两航’飞机也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我们也要把船舶保护好，等待时机，效法‘海辽’，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上海招商局已派陈邦达船长来香港。但目前对外还暂时不能公开宣布起义。一方面为了防止敌人对轮船破坏，另一方面还要争取更多的船来香港参加起义。”陈天骏分别宣读了上海招商局电文和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电文后，问：”大家态度怎么样，请大家表态。”“海厦”轮船长王俊山、”蔡锷”轮船长左文渊、”教仁”轮船长罗秉球、”鸿章”轮船长蔡良、”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民312”轮船长张事规、”海汉”轮船长朱颂才、”登禹”轮船长沈达才、”林森”轮船长杨惟诚以及香港招商局副经理陈天骏等，立即在宣言上签名，表示了起义的决心。”成功”轮船长徐汉卿、”邓铿”轮船长刘维英亦表示坚决拥护起义。根据党组织指示，当时英国政府正在与我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各船在起义问题上不要操之过急，待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我国时再宣布起义，免遭意外挫折。会后，大家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

1950年1月5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发来电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侨务等机构的主管人员及全体员工，你们务须各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严禁反动分子有任何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事。原有员工，均可量才录用。其中保护国家财产有功者，将予以奖励；有偷窃、破坏、转移、隐匿等情者，必予究办。”电报使船员们倍感祖国的关怀，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香港海员工会派人到各轮宣读周总理命令，招商局船员决心响应周总理号召，保护国家财产。中共地下组织也在紧张地进行香港招商局轮船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作了人事调整，宣布由汤传篪、陈天骏、周鲁伯负责全局工作。华东财委香港工委的刘若明、陈明和吴获舟，集中在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家中，汇报起义的发动情况，研究起义行动具体步骤。《起义宣言》起草出来了，换旗问题决定了。鉴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1月10日，吴获舟、刘若明、汤传篪、陈天骏等人在运通公司研究起义日期，决定上报中央，后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轮船于1月15日宣布起义，将起义声明见报，改悬五星红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点，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的楼顶、招商局的仓库、码头上空，同时升起了五星红旗。在”海康”、”海汉”、”海厦”、”鸿章”、”林森”、”教仁”、”蔡锷”、”成功”、”邓铿”、”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轮船的甲板上，各轮船长率领全体船员，庄严肃立，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随着庄严的钟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十几面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同时升起，汽笛齐鸣，全港轰动。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轮539名员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这些海员起义了！起义员工相互祝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一天起，他们回到祖国怀抱里来了。

当天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对起义登出了大幅报道，并刊登了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全体留港船员《告被劫持在蒋党区的招商局海员兄弟书》，号召被劫持到台湾的招商局海员起义归来。

在起义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驻港组织和招商局海员在保护船舶、顺利驶回大陆方面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将13艘轮船驶回祖国。周恩来总理，交通部章伯钧部长，曾先后致电汤传篪、陈天骏经理及全体起义员工表示慰勉。此13艘轮船船总吨数为25833吨，载重量为31133吨。这些轮船驶回祖国，为新中国的人民航运事业增加了一批新的力量。

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的胜利起义，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海员进行的一次爱国的、革命的行动，是中国海员为摆脱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而进行的殊死搏斗。在这场波澜壮阔、艰难惊险的伟大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的海上英雄。他们是中国海员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起义归来的海轮，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华南地区的重要运输力量。当时，美国政府配合溃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对新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但人民政府以起义海员为骨干，驾驶着起义归来的船舶冲破封锁，开辟了华南沿海运输线，促进了华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物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