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岛环球网 2007-01-04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等等。随着近代军工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洋务派面临的财政困难越来越严重,财政问题亟待解决;同时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以雄厚的”财富”为基础的,”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于是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进展到”求富”阶段。”轮船招商局”便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是洋务运动从”求强”转为”求富”的主要标志。
设招商局求富回应顽固派挑战
创办轮船招商局最直接的原因是回应顽固派的挑战。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也最为直观的认识,所以中国”向西方学习”也是从仿造轮船枪炮开始的。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紧接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另一重臣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
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顽固派官僚、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他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致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因此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提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继续造船。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认为不无道理,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对宋晋的意见,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但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的文煜则表示支持。这使清廷依然举棋不定,便于1872年4月初再发上谕,要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三人通盘筹划,悉心筹议。
左宗棠、沈葆桢于5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6月下旬才复奏,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在此折中,他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之所以能横行中土、中国之所以受制于西方各国,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之后膛枪炮;中国传统的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攘夷”,就是维持现在的局面也要学习、制造西方的船炮。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日本是一蕞尔小国,为自保而学习西方,结果近年来反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他进而指出:”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这正是要求停止造船论的由来。因此”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尤不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指出,办厂造船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钜而效迟哉”,但仍应坚持下去,否则前功尽弃,”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不应裁撤也明矣”。接着他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
招商局在上海的办事处
清廷将左、沈、李等三人奏折又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这场洋务派与顽固派对是否要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进行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结束。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官督商办为准则
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即指出创办民用轮船公司是”求富”的重要方法,但他承认现在的情况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所以”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要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的人出面主持。当奏折被批准后,他就开始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准备,于1872年底向朝廷呈上《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同日致函总理衙门,将此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考虑到当时的情形,李鸿章提出招商局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官督商办”成为中国近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在给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招商局成立后,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利益巨大,所以许多洋行经营航运业务,但最主要的是美商旗昌、英商太古和怡和这三家轮船公司,它们资金雄厚,中国的航运业务事实上被它们垄断。在它们的扩张下,中国旧式船运业遭到了致命打击,以前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濒临破产。
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在洋行手中回收利权
当时长江的航运业为外国公司垄断,但这些公司却有很大比重的华人资本。有关资料表明,当时上海轮船业实际是”华洋合资,华资为主,洋商主持”,不少洋行的许多轮船实际为华商所有。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洋商将相当一部分赚取的利润运回本国,无意在中国境内迅速扩大规模;二是因为在洋行工作的华人,俗称买办,积攒了大量财富,想投资新式企业而得不到清政府的许可。而且,中国官员对”商”一直采取压抑政策,任意勒索刁难,一位中国商人写道:”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只有依附洋商、挂外国旗,才能避免官员的敲榨。不过,洋商庇护是以丧失许多利润为代价的,所以不少买办希望能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华商”。李鸿章的”官督商办”设想,客观上适应了华商的需要。
一开始,李鸿章仍习惯地任命官员经办此事,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但朱是官员,根本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业,并且官僚习气浓重,商人避之唯恐不急,根本招募不到商股。不得已,李鸿章于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同时,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被任命为会办。买办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长期经营近代航运业的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下,轮船招商局开始迅速发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后,上海商人信心大增,招募商股进展顺利。他们按照商业模式、规则办事,规定每百股举一商董,由诸商董中推举一商总,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商总和商董主持,使投资人对局务有一定发言权,大股东享有经营管理权。
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经过激烈竞争,轮船招商局在1877年收购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从而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以后它的业务不断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重港口增设了分局。
有关数据表明,轮船招商局的建立确实达到了”分洋商利权”的目的。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白银,这其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白银以上。因此,李鸿章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得意地说道:”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成,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官僚色彩浓重致腐败招商局结局惨淡
在1885年以前,轮船招商局发展迅速,但以后就陷入停滞状态,直到李鸿章去世都没有大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官”的色彩越来越浓。
1883年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在上海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招商局也不例外。要求将其收归官办的呼声一直存在,这时陡然强烈起来。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李鸿章不得不于1885年重组招商局,札委官员盛宣怀为督办。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深得李的信任
盛是官员出身,在任督办期间一直保有官职,因此在他主事期间”官督”大为加强,”商办”大为削弱。在挑选高层管理人员时,盛宣怀按”官场”规则,挑选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而不是以”商场”规则以股份多少或才能高低任用人员。这样,大多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深深的官方背景,但却缺乏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这种状况使商人望而却步,不愿参股。由于管理者其实是”官员”,多有”捞一把就走”的心态,所以在后二十余年中招商局的利润很少用来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而是想方设法”分红”。另外,招商局开始被官方视为”摇钱树”,户部不断要求”核查”(实为要钱)招商局账目,同时明确要求招商局总办应由高官会商遴派。从1891年后,谙熟官场规则的盛宣怀还每年向官方”报效”10万两。
招商局已然成为一个”衙门”,既丧失了自主经营权,又不断被官方索财,终只能惨淡经营。在70年代末,它的船只数目和吨位远远超过英商怡和、太古公司,但到1894年它落到与怡和不相上下、远远不如太古的境地。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序幕,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的成败确引人深思。
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模式对当时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其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官方色彩”是渐渐淡化还是不断强化,”官”方对企业是支持、扶持还是将其作为一个下属”衙门”对待,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经验。下一篇:官方对现代工业的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