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等观念来说，它是进步的。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有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一

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在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从英国开始兴起，逐渐向欧洲大陆、北美大陆扩展，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英国作为第一个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在1840年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现代化角度来看，这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该抓住的机遇，中国本应在震惊之后猛醒，然而愚昧的清王朝却对这一外部现代化的挑战采取了回避政策，丧失了最有利于启动中国现代化的时机。但是，在经历了巨大的民族屈辱之后，中国一部分有眼光的志士开始寻找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开始思考向西方学习这一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体西用”思想应运而生。

“中体西用”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方法和所遵循的宗旨，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1861年，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篇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的观点。其后，薛福成在《筹洋刍议》的《变法》篇中有两句话：“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两人话虽不同，但表述的“中体西用”思想却是清楚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等更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思想。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①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②他们几人虽然都没有提到“体”、“用”这两个字眼，但“中体西用”的思想内涵却表达得非常明确。

“中体西用”思想不是完美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是进步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沉淀下了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的理论由来已久，“中国中心观”思想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完美的，从来不需要向任何“蛮夷狄戎”学习。“中体西用”实质上已经冲破了这种思想桎梏，默默地承认了“中学”并不是完美的，而是有所不足，“西学”并非一无是处，它自有超出“中学”的地方，万古不变的“中学”还需要“西学”为辅，需要取“西学”之长以补其不足。“架子”虽然还没有放下，但毕竟为“西学”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扇小门。因此，“中体西用”相对于唯祖宗之法是尊、惟古圣先贤是尚的“中国中心观”来说，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的进步。没有“中体西用”作为思想先导，就不会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它为洋务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中体西用”思想，一方面是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先进之处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介绍又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一个陌生而先进的西方世界，使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制夷”、“求强”、“求富”的目的。“中体西用”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向西方学习成为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

“中体西用”思想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最初阶段结合的特殊形式，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所以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一方面是受早期改良派思想观念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顽固派力量非常强大，保守思想占主导地位。顽固派对“中学”“西学”关系比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更加敏感，认为二者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异端。他们怀着对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对域外世界的无端轻蔑，对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巨大发展的无知，把西方的先进技术看作“以夷变夏”的“奇技淫巧”，甚至认为能照出原形的玻璃镜太妖气，不如若隐若现的铜镜更古雅、正统。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先“信誓旦旦”地确保中国的“伦常名教”，然后才有可能被允许采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为富强之术。正是借此理论，洋务派才站住了脚跟，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争得了一些同情者、支持者。因此，在充斥封建文化的天地里，要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东西，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找出更好办法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和魂洋才”口号和“中体西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则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中体”如皮，“西用”如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体西用”是对拍岸而来的现代化潮流在思想上的回音，是现代化先驱们的呐喊，没有这解放思想的呐喊之声，就不会有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的重炮，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③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使用西方新式武器的胜利，使一些地方督抚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加上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提出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接受这一思想并提出了包含它在内的洋务理论，在清政府的许可下，标志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作为洋务运动重要领导人和洋务理论创立者的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也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④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是优于西方的，是中国的立国之本，“转危为安”不能全赖于机器，但“如病方亟”，西方的先进技术还是可以起到“治标”之功效的。其他洋务派首领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也取得了相似的认识。这样，在60年代，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南京创办的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筹建的天津机器局等，生产枪枝、弹药、大炮和轮船。这些军事工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它们内部不再是主要用手工劳动，而是普遍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虽然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毕竟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这些新的生产力的输入，必然要使旧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破坏，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并且由于在它们内部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而使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加明显。所以，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已经开始起步。

从70年代开始，“中体西用”思想向前有所发展，并相应地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步。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长技”之初，洋务派所重视的唯有强兵，富国是没有看重的。这些现代化的先行者们还没有搞清“强”与“富”之间的关系。随着60年代“求强”运动的开展和洋务派西学知识的增加，“中体西用”思想逐渐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西方富强的原因是由于实行了“重商富民”的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法度；这时他们“中体西用”论式中“西用”的内容已不再仅限于洋器洋技之长，还包括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他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中国要想强大，也必须走“寓强于富”和“先富后强”的道路。薛福成写了《机器殖财说》，郑观应提出了发展贸易的“商战”口号，“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⑤这样，洋务派从70年代开始，在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又陆续创办了一批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这类企业共有20多个，其中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和上海织布局四个官督商办企业。差不多在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的同时，一部分比较有眼光而又拥有资金的地主、商人和官僚开始投资办厂，因为这样所得的利润远比投资到土地上从事农业所得的地租高得多，从而形成了一个兴办民间企业的热潮。据统计，从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到1895年甲午战前，大约兴办了100多家民间工矿企业。

七八十年代创办的民用企业和民间企业同60年代的军事工业比较，企业形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官办，而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机器在企业中更广泛地应用，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特别是民用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售于市场，内部大量雇佣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开始成形，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壮大。这些新的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封建社会的异军，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重大影响，这一切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这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机器大工业为主干的近代工业经济为模式，来改造中国宗法社会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构成，它标志着在封建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开始在局部内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洋务运动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虽然在阶级属性上仍是封建地主阶级，其向西方学习的动机和愿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对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起来看，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经过30年的时间，创建了800多家工矿企业，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到了中国，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核心又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所以机器生产的采用是现代化开始的最主要的标志。洋务运动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培育了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和懂得声光电化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建立了远东第一吨位的海军舰队，这一切都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中体西用”就没有这一切。所以，“中体西用”思想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开展，而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产生，这才有了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正式回应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三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进程，是多层面的，它的核心是工业化和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现代化、政治、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等都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事实上，在19世纪后半期，进行外源性现代化的国家，如日本、俄国，在进行现代化时，都是先从军事、经济入手，但与此同时或稍后，都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因而现代化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也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的，只不过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政治改革进行得既慢又晚，而且由于顽固派势力的强大，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努力归于失败。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与之相适应，而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被大量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天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产生，只不过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都是通过“中体西用”的论式表达出来的。

“中体西用”的宗旨本来是在维护“中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长技”，但在它指导下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西用”的范畴已不仅限于“长技”。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和个别洋务派人士认识到要想真正使中国走向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改进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这一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一股有影响的政治思潮，没有它的影响，就不会有90年代末的戊戌变法，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从经济、科技层面进展到社会政治层面。

“中体西用”是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共同推崇的准则，而且不少早期改良派思想家是洋务派官员的幕僚，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的“中体西用”思想是有差别的。洋务派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⑥洋务派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由于他们大多是心存庙堂的封建臣仆和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对中国的“伦常名教”是不敢也不肯动其丝毫的，因而他们所要采办的“西学”就只停留在练兵、制器、办厂、开矿为止。而早期改良派则不然，他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因而他们的思想能够有较大的发展。

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过程，先是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后是主张振兴商务，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认识到救国要从政治入手。通过对西方的了解，他们很羡慕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大力宣传和介绍，希望清政府在政治上能有所改革，在中国建立君民共主的政体。最早提出这种要求的是郑观应和王韬。在1875年写成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具体地比较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思想。郑观应在该书的《论议政》篇中写道：“泰西列国……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议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复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即此一事，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豫期矣”。⑦郑观应不仅详细介绍了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及其议政过程，而且提出了所谓“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建议，这就是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王韬也提出了这一思想。王韬认为西方有三类国家，一是君主之国，二是民主之国，三是君民共主之国，其中最好的是英国式的“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⑧，这样才可以达到“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⑨马建忠指出，西方国家“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⑩他不仅赞美了西方的议会政治，而且暗示出这才是西方的立国之本，制造机器和建立新式军队皆为其末。这种思想实际上批评了洋务派舍本逐末的行为，认为中国应重在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马建忠并没有停留在赞美西方的政权形式上，他还进一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三权分立制。他说：西方“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11)从这种思想出发，马建忠认为当时最急需翻译的三种书中的第一种即是“各国之时政、外洋各国内治之政”书籍，他批评洋务派所译的“器术工艺之书”仅为“一事一艺之用”。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的言论已经涉及到现代化的一个较深层面，即政治现代化。从一般的历史经验看，现代化在器术层面较易实现，尤其是在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它可以通过引进的方式来进行，但仅仅有器术层面的现代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代化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政治和人的现代化作保证，单纯器术层的现代化终归要走向失败。所以，早期改良派提出的设立议院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是中国政治层面现代化的先声。

洋务派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当中也分化出了一小部分有识之士，批评洋务派单纯学习西方“长技”的行为，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郭嵩焘和张树声。郭嵩焘在1875年的《条议海防事宜》中写道：“西洋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12)意思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不在于造船制器，而在“朝廷政教”，中国学习造船制器商贾之类，只能作为将来师法西方政教的基础，他认为洋务派不应停留在坚船利炮、工商技艺的阶段。官至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其《遗折》中提出的思想更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3)张树声还恳请皇上“改弦更张”，“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树声在其《遗折》中所阐述的思想比早期改良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期改良派和部分洋务派人士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议会政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极其强大的条件下，他们陷入了既想引进“西体”，又不敢公开革新“中体”的两难境遇。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一方面提倡全面学习西方治国的“政教法度”，同时又坚持“尧舜周孔之道”乃“万古不易之大经大本”。因为谈洋务而且犯忌，谈洋务而欲变政制，必须找到一个“保护伞”才行。所以，无论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还是洋务派人士，在介绍、宣传西方政治制度时，都是在“中体西用”的论式内进行的。这并不是说“中体西用”本身多么积极，而是说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他们才有可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一个要求在中国仿照西方进行“政教法度”全面改革的主张，已经在思想界的不少人中酝酿成形，但鉴于时势，他们只能把本属“西体”的内容作为“西用”来引进，扩大“西用”的范畴，对“中体”的内容加以抽象和缩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中体西用”的论式也没有被突破，不仅康有为借“托古改制”的旗号来宣传变法，就是光绪皇帝，在其颁布变法的上谕中也是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的宗旨，不然的话，戊戌变法也许持续不了103天而早就被慈禧太后所镇压。

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是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进行的。关于派人到西方留学的主张，6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但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所以李鸿章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囿于异学”(14)的建议。这样，清政府才于1872年同意分批派遣幼童赴欧美留学，如严复、詹天佑都是这一时期派出学成归国的著名人物。这些教育成果是不会同北洋舰队一同沉没的。相反，其中许多受到西学濡染的人物，由于事实的教训而进一步重新觉醒，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推向新的层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体西用”的“保护”，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不可能的。另外，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清政府还在1865年以后设立了军事、工艺、医学和外语各科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在“中体西用”的宗旨下创建的。咸丰状元、光绪帝的老师、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受帝命筹办京师大学堂，1896年8月，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5)这所学校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当时，如不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就不可能筹办起来，即使得以创办，在变法失败后也不会幸存。没有“中体西用”作为宗旨，中国教育在19世纪后半叶就不会从传统逐渐向现代转变。

总之，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作两个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它为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提供了一个前提、加了一个“保护层”，使得洋务运动能够开展，使中国器术层面上的现代化得以起步。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是“中体西用”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扩大了“用”的范畴的“中体西用”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列入了学习的范围，它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从器术层向社会层的推进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没有它，就没有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都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罗荣渠教授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思维方式的转变，一般都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变化，但没有思想转变首先是世界观的转变为先导，要跟上世界的变化是不可能的。”(16)可以说，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转变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应当承认，这一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思想、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到的积极影响。

注释：

①⑧⑨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1、23、24页。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篇，《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④《同治四年折》，见《洋务运动》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页。

⑤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篇，本文转引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9、10页。

⑦郑观应：《易言》（36篇本）《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⑩(11)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页。

(12)《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2页。

(13)《张靖达公奏议》第8卷，本文转引自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页。

(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9页。

(15)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2期，第26页。

(1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