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后铨

“李文”批评拙著“采取的又主要是非编年体的按观念、体制分章记载评论的写法”，以致出现所谓“线索中断、主线不清、脉络不明、逻辑抵捂、甚至前后矛盾、不经推敲之处。”“李文”还明确提出，要“完全采用完全的编年全写法”。

“李文”在这方面对拙著批评较多，口气又较为严厉。故笔者不得不作出回应。

一、史书有哪些主要体裁？

这本来是一个史学常识问题，不应该列为小标题，但鉴于“李文”在史书体裁上的提法十分混乱，因此有必要就此展开讨论。

多年来，我一直刻苦学习史学及其它相关知识，但仍感到学识不足，也许引用史学大家的话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史学泰斗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指出：“史书的编者，首先遇到的是体裁问题。”该书还指出，中国史书主要的体裁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和纪事本末体，此外还有学案体、表、图和评论。20世纪之后史书编著一般采取章节体。

编年体是一种出现较早的体裁，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书，大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某一事物的发展脉络，但也有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事物前后联系和不同事物相互关系等缺点。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历朝编纂的朝廷“起居注”和“实录”也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

总的来说，从汉代开始，史家采取编年体撰写史书呈减少趋势，司马迁所著《史记》和班固所著《汉书》都采用纪传体。此后，又出现了典制体。而从南宋开始，史家大量采用纪事本末体，它以记事为主，这是史学体裁的一大进步。

进入20世纪之后，我国出版的史书一般采用章节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纪事本末体，是在西方史学观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体裁，具有容量更大、更便于处理时与事关系等优点（见白书第123—138页）。我国目前出版的史书仍大多采用章节体。

二、拙著采用了何种体裁？

我所在的全国交通系统出版了一套《中国水运史丛书》，截至2000年，该丛书已出版76本，分别由人民交通出版社、海洋出版社、武汉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史书包括《长江航运史》、《黑龙江航运史》、《珠江航运史》和各省内河航运史，《上海港史》、《广州港史》、《秦皇岛港史》、《天津港史》、《烟台港史》、《青岛港史》、《南京港史》、《武汉港史》等江海港口史，还有《长江航道史》、《长江航政史》等专史。这套史书毫无例外都采用了章节体（即新纪事本末）。

《中国航海史》（古代、近代、现代共三册）出版后，得到薄一波同志的称赞。这套书的体裁也是章节体。

水运史丛书中共有8本企业史，除拙著外，包括四川大学凌耀伦教授主编的《民生公司史》。这些企业史的体裁都是章节体。

请问，拙著《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在体裁方面如果不用章节体，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白寿彝先生指出：“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只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这是史学前辈的期望，也是很高的要求。除少数学者外，包括笔者在内的史学工作都不敢轻易尝试。退一步讲，即令尝试采用综合体来撰写史书，恐怕也很难得到社会承认。

拙著确实存在缺陷和不足，欢迎同仁赐教。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李文”那样的结论：拙著的不足与所采用体裁有关联。

至于拙著的篇目及正文内容，我是严格按照中国航海学会的要求和专家学者的建议拟定、撰写的，即坚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时间顺序将招商局近代划分为若干时期（如开创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商办时期……），每一时期为一章。每章又按事物的类别，如体制变迁、轮运活动、经营管理、附局企业等分为若干节。这完全符合“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写史要求，怎么叫“半编年体、半按观念、体制划分”？对“李文”的这一批评，笔者既无法读懂，也很难接受。

三、对“完全采用完全的编年体写法”的质疑

“李文”的这句话是否有语病？我们姑且不论，用所谓“完全的编年体写法”来撰写企业史恐怕很难行得通。

拙著后面的“附表一招商局大事年表”，采用的就是编年体，或者更准确一点说，这是一种压缩本或精简本的编年体。

拙著正文可否采用编年体写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目前，只有一些回忆录、人物传记和一些内容较为单一的专史（如村史、中小学校史、小厂史或某战史等等）采用编年体，而一些内容较复杂的专史很少采用这种写法，在企业史特别是大型企业史中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试问，如果不按时间分章，不按事物类别分节，而像记流水账一样一直写下来，哪怎么能看清事物的发展脉络？读者又如何了解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招商局史是一部企业史而非人物传，是很难用编年体来撰写的。

遗憾的是，“李文”只提出“完全采用完全的编年体写法”，并未详细阐述如何具体采用这一写法，更未提供一个样本（即哪本企业史采用这一体裁）。因此，笔者欢迎“李文”继续就这一问题阐述自已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