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露茜

交大与”南洋”

“南洋“，泛指华东沿海一带。清末民初，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沿海各省为“北洋”。交大与“南洋”这两个字的关系是在一八九六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已经面临摇摇欲坠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洋务派打出了大办“洋务”“富国强兵”的旗号，开商埠，办洋行，大兴西文西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南洋公学”就是在这阵兴新学的气候下诞生的，这是我校创建时所定的校名，它的创办人盛宣怀就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干材。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唐文治长校期间，曾把“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改名为“南洋大学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我校正式定名“南洋大学”。隶属交通部后，停止使用这一校名，逐步改为“交通大学”。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上海时，原校沦陷，爱国师生把学校迁入法租界内。为了表明学校的传统和区别于日伪占领原校等情况，又用了“私立南洋大学”的名称。虽然仅是一个名称，但却和每一时期的历史状况、人民的思想紧紧相连，反映着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愿望。

盛宣怀办新式高等学堂在我国教育史上是较早的。一八九五年，他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一八九六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我校)。当初为何取名“南洋公学”呢?一是北洋早建一年，南洋后建，因而“南洋”公学是针对“北洋”大学而定名的；二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北洋是在北边，南洋正处在江苏沿海。另外，当时搞洋务的人都喜欢用一个“洋”字，以学习西洋为美事。

“南洋公学”诞生后，师生们勤奋攻读，辛苦操劳，为国家民族争光，把“南洋公学”办成了培养出类拔萃人才的名牌学校。

一九二二年，孙中山曾为“南洋大学”办的《南洋周刊》亲笔题写“南洋”二字，给“南洋”师生极大的鼓舞，又为“南洋”增添了进步、革命的色彩。“南洋”两字在校园里便风行起来，南洋校友联谊会、南洋戏社、南洋友声……。当时正是大革命兴起之时，我校的进步学生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高举“南洋”校旗，走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加之教学传统优良，学生成绩优异，使“南洋”名噪江南，声誉全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了国内外著名学府。从此，师生以“南洋”而自豪，“南洋”这两个字也就和我校代代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盛 宣 怀

盛宣怀是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曾办过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工作，又是华盛纺织厂的总负责人。一八九六年后，他接办了湖北汉阳铁厂，筹办了芦汉铁路，开办萍乡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洋务事业逐步扩大，官位级级上升。洋务派的首领张之洞等人称赞他是通晓”官法”、”商业”和 “洋务”的能人，在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他直接管理的有三大企业，是清末洋务派官吏中最大的工商业资本家。

但他深感不足的是”本大臣不谙文语，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感到要继续巩固地位发展事业，必须培养为他服务的人材。于是，他给清政府上奏：”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在得到政府渝令允许后，他就先后开办了”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等新式学堂，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的人材，培养巩固清朝政权的政治家。

他办的学校要求首先学习英、法、日语言文字；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同时，随着事业的变化，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及时添设新的学科。例如，”南洋公学”在创办之初，因为还是私塾当道，科举盛行的时候，没有教师也没有学生来源。他就首先开办了师范院，从培养教师开始办学，次年又办了外院(小学)，从小学开始，然后升中学，升大学，解决公学学生无来源的困难。为了迅速培养翻译人材，他又办了译书院，东文学堂，从现在看来就是外语专业了。为了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又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为了铁路事业的发展，他还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办学的基本方针，是照本贯彻洋务派的教育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除了聘请中国的国学名家教授中国经史子集外，还聘请了洋人来教数理化和外语。除了聘请中国专家张焕伦作教务长外，又聘了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为学校的监督(督学、洋教务长，这是因为清朝末年新办的学堂都设”监督”这一官职而定的)。他是办洋务的忙人，学校的具体管理聘请了同乡好友何梅生作总理(校长)。他又不愿意放弃权力，因此自称为公学的”督办”(这是清朝末年身份特别高的临时机构主管官的名称)。因而，他也就成了这所学校的最高的领导者了。

公学的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招商局、电报局的商人捐献，每年十万两银子，这也是向外国人学来的。当时西欧一些国家学校的经费凡半由商人资助，半由国家付给，统称”公学”。南洋公学的学生食宿都是公费，师范生还发给津贴，兼课的师范生还拿薪金。所以清寒子弟都愿来报考”南洋公学”。

一九OO年，盛宣怀参与了英美策划的”东南互保”活动，订立了”东南保护约款”，保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西太后十分赏识他，盛宣怀的官愈大，野心愈大，清政府提升他为工部左侍郎、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他投靠帝国主义，用”铁路国有”的名义，将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作为抵押，借外债，出卖我国铁路矿山主权，激起了铁路风潮，引起人民公愤。

阶级矛盾，统治者内部倾轧，使他的地位日益削弱。不久，商部戴振等即派杨士琦接管公学，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一九O五年春天，盛宣怀结束了在我校的职权，脱离本校，以后，他逃亡日本，还继续搞出卖汉冶萍企业的活动。一九一六年四月在上海病逝。

师范院的缘由

南洋公学作为新式学堂诞生后，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无师资。在私塾遍布、科举风行之时，人们心目中的教育还是读经考八股，走科举仕途，得荣华富贵。教师也还是私塾老先生和孔子圣位。对分班集体听课，有秩序的安排课程，讲西文西艺的事，既十分新鲜又等待观望。

盛宣怀等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除了聘请部分外国教师外，主要靠自己培养教师。一八九七年二月他张榜招贤，选拔师资；同时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招生考试。招生广告上用”不取修膳”、”咨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为诱，向私塾竞争人材。因为不收钱，送出国，还给官做，一时间吸引了许多人。据回忆，各省前来应考的达数干人之多，其中多数是清寒子弟，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满科举的有志之士。经过不拘一格的严格挑选，百里挑一，第一次录取了师范生四十名。他们都是二十至三十岁的青年人，其中许多人已是举人、廪贡生。

一八九七年四月七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六日)，公学师范院借徐家汇一所民房正式开学了。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的师范院的诞生。

师范院学生的中文基础较好，但西文西艺一点不懂。学校聘请了外国教师福开森、薛来西、勒劳尔、乐提摩等讲授外语和数理化知识；中国教师有著名的翻译家李维格，数学教师陈诸藻，物理教师陆之平，化学教师黄国英等。每天按钟点上五六节课，学生按程度高低分班；课程有英文、日文、德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中文课由学生自选自学为主，教师辅导，好像读研究生。

为了使师范生能够边学习边实践，同时也解决中学、大学学生来源，一八九七年又办了一所外院(即小学)。要冲破旧的教育制度，动员孩子上新式学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当时招来的小学生都是十多岁到十七八岁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学校从师范生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作外院的教师，组织他们自编教材，自己翻译教科书，一边学一边教，把这所小学办得颇有生气，闻名全国，因而也逐渐吸引了许多优良人材，如民族英雄蔡锷就是在一八九九年考进公学外院读书的。当时他的名字叫蔡良寅。

师范院和外院学生在校受极其严格的训练，管理十分苛刻。除了给予新的科学知识外，还要受封建伦理的束缚，要朝圣拜孔读经，以保存国粹。

公学的师生都十分爱国爱校，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都十分刻苦的攻读西文西艺等新知识，发愤要为社会作一番事业。当时学校有校歌叫”勤勉歌”，教育学生勤读，讲礼节，守纪律，做对社会有益的人。师范院有院歌《警醒歌》，是教务长张焕伦撰写的，反映青年在国家民族沉沦时要立大志，鼓舞青年刻苦读书为国家为民族挑大梁，自觉奋发，不作”碧眼奴”，歌词悲愤激昂。每逢初一、十五，校长率领全体师生淋浴后，戴大帽子，穿长袍，着大袖对襟的天青马褂，脚登尖头靴，集体到圣位(孔子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箫管齐奏，师生和声高唱。据校友回忆，唱时十分庄严肃穆，唱到高昂处，师生皆泪下。歌词的内容到他们年迈时，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