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为鹏
关键词：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 厂址 调整工业布局
内容提要：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之后，围绕铁厂官督商办后铁厂厂址调整（再布局），铁厂当局先后形成了在大冶另设炼铁大炉，在萍乡、湘东一带近煤处所另办一厂，就铁厂原址附近改造扩建等三种不同调整方案，最后第三种方案被采用，汉阳铁厂的厂址得到了巩固。本文认为，武汉一带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地理环境的改善，汉阳铁厂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所面临市场条件的变化是它最终能在汉阳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学术界众说纷纭之汉阳铁厂的厂址选择问题予以科学评价。并进一步指出，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因素极为复杂：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是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政治因素是早期布局中表现最活跃、影响最直接的支配性因素；社会经济条件是工业布局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对工业布局的过程和结果有深远的影响。科学论证不足，政治色彩浓厚，地区波动性大，偏重于大城市等，是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比较显著的时空特征。
一引言
汉阳铁厂的厂址问题，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和四个不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张之洞创办时期，其间铁厂经历了宏观布局（即铁厂”由粤移鄂”，定计在湖北兴办）、中观布局（即放弃将厂设在铁矿所在地大冶，决定在武汉一带办厂）、微观布局（即最后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一带）三个不同阶段。笔者此前曾撰有两篇专文论述这一时期的铁厂布局情况，分别指出汉阳铁厂”由粤移鄂”并非张之洞本人之初衷，亦非出于继任粤督李瀚章之推诿，而是清廷中枢为了防止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有意”扬张抑李”，并考虑到湖北自然地理资源而作出的重要决策。[1][1]张之洞在创设铁厂时，起初亦曾打算在大冶铁山附近建厂，后却因与李鸿章、盛宣怀等矛盾激化，彼此疑忌加深而不得不放弃这一在经济上更加有利的区位，另在武汉地区重新择地建厂，加之在武昌受到保守士绅与民众的排拒及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最终定址于汉阳大别山下。[1][2]这一时期汉阳铁厂的厂址定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曾受到不少人士的反对（盛宣怀即是有力反对者之一），但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这些反对意见未被接受。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失势，盛宣怀为寻求新的政治靠山而投向张之洞，盛、张之间，已由彼此疑忌走向相互合作。张之洞原来坚持在汉阳设厂的政治动机已不复存在，为减轻铁厂经营成本，张氏态度转趋灵活。[1][3]汉阳铁厂正式招商承办后，盛宣怀任铁厂总理，并委派郑官应任铁厂总办。盛宣怀、郑官应等接办后积极筹划在大冶添炉炼铁，其间甚至一度打算将原设在汉阳的化铁炉、炼钢炉统统”移炉”于大冶进行大举。[1][4]这意味铁厂布局进入第二个时期第四个阶段，即盛宣怀督办时期的厂址调整（亦称再布局）阶段。这一时期汉阳铁厂之再布局过程实为张之洞创办时期的厂址定位活动的历史延续，前后形成一个完成的工业布局过程。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外部政治压力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尽管盛宣怀等人一向反对汉阳铁厂之选址，但在盛宣怀的主持下，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当局经过长达十年的反复酝酿，最终决定在铁厂原址扩充发展，汉阳铁厂的厂址得到巩固。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目前学术界对汉阳铁厂厂址问题的争论均集中在铁厂早期中观布局阶段，即争论所谓厂设汉阳和大冶这两个方案究竟孰优孰劣，而对早期之宏观布局及后期的再布局阶段多加忽视。实际上，只有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原始察终，才能有济。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盛宣怀督办时期的厂址调整过程及其原因，以期对汉阳铁厂之厂址定位问题予以科学全面地评价，并力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时空特征。
[1][1]参见拙文：《张之洞与湖北工业化的起始：汉阳铁厂”由粤移鄂”透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2]参见拙文：《清末汉阳铁厂厂址定位问题新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
[1][3]参见《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三册），苑书义等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9页。
[1][4]参见陈旭麓等编，《汉冶萍公司》（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按：郑官应在给盛氏的信中表示”督办早已声明，汉厂终迁移，不愿浪费”。
二 汉阳铁厂之厂址调整
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之时，”外洋之轨，每吨三十余两，厂造则须五十两左右，每吨吃亏银十余两”，[1][1]这一严峻的市场形势，迫使铁厂当局不得不考虑降低成本。据熟谙洋务的铁厂总办郑官应的分析，”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昂，厂位失宜。查英、德、美焦炭价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本厂所需开平焦炭每吨虽云十一两五钱，加银水、驳力，连短少斤两及碎屑不能用者，每吨约合价银十五两。萍焦虽云每吨八两五钱，连转运局费及除剔去不能用者，每吨亦约价十两。……由大冶运矿石到汉阳，据银钱所查核大冶局费、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两二钱。是焦炭价昂，又加以许重运费，安能与外人比较乎？”[1][2]郑官应还认为，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汉阳厂基原是月湖，费多少红毛泥填筑，尚不坚实，且马头时被水割，不若就近大冶矿山平厓冶炼。”[1][3]
显然，在湖北大冶铁矿附近另设炼铁大炉，甚至于将汉厂设备亦迁至大冶进行生产，这是盛宣怀等人形成的第一个厂址调整方案。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也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和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另外两种方案：即在江西萍乡县属湘东一带煤矿所在地另办一厂；就汉阳铁厂原址改造扩建也相继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并使得当局者态度一度显得颇有几分举棋不定。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曾将上述三种方案交给各中外属员讨论定夺。
兹将当时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内部中外人员有关工厂厂址调整的主要意见表列于下：
[1][1]《盛宣怀致张赞宸函》（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汉冶萍公司》（一），第383页。
[1][2]《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七，《汉冶萍公司》（一），第379页。
[1][3]郑官应：《汉阳感怀两首》，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中旬，《汉冶萍公司》（一），第170页。
从上表可见，当时决策过程原非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铁厂内部意见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洋专家的意见也是前后变化不定。似乎在湘东一带靠近萍乡煤矿的地方设厂得到多数人的赞同。盛宣怀于光绪三十年六月给正在德国出洋考察的李维格电报中表示，”定准就湘东炼多麻”。[1][1]二十八日盛给李的电文中又说：”轮驳运煤难省，炉就煤，久必合算，就汉总吃亏，余妥。”[1][2]似乎已经决定在湘东另设一厂。
但盛的这一计划很快就动摇了。关于湘东方案及其被盛宣怀等人放弃的原因，台湾著名学者全汉昇先生在《清末汉阳铁厂》一文中指出：”及萍乡煤矿大规模的开采，铁矿主管人员看见焦炭及煤从五百公里以外大量运来消费的不经济，便打算要在萍乡煤矿附近另建新厂，以便节省运费和焦炭因搬运而起的折耗。”全先生并征引《愚斋存稿》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三月十七日盛宣怀与张之洞、魏光焘的往来电报来说明，他说：”这个新厂本来预定由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及四川六省合力举办，但后来却因为‘六省合办，恐事权难一……财力艰窘’而作罢论。”[1][3]其实，所谓六省合办，指的是当时由当时清廷计划将江南制造局内迁而拟在南方另设兵工厂之事，与铁厂当局计划就萍煤设炉炼铁本为二事。[1][4]这里全先生误将二者混为一谈，并误解了盛宣怀电文的原意。这里不妨将全先生所引史料，即盛宣怀三月十七日《寄魏午帅》一电全文罗列如下：
霰电具纫虚怀，醴陵至株洲铁路，限来年四月接通，湘东濒河水陆两便，故议添设铁厂。地势平阔，足敷布置，距醴界三十五里，尤为深奥。六省合办，确恐事权难一，最好将湾沚一局移办，加以六省预支枪价以助洋税分年拨款之不足，可期速成。财力艰窘，既营湾沚，则他处自应罢论，张道已回鄂矣。[1][5]
盛氏这份电文主旨，是力劝当时两江总督魏光焘将枪炮厂移设湘东。考虑到当时事权难一，财力艰窘的实际困难，盛氏劝魏放弃在芜湖附近之湾沚设局的计划，而将其经费集中用于在湘东设局，以期速成。所谓”财力艰窘，既营湾沚，则他处自应罢论”云云，其含义亦与盛氏三天前的电报中所说的”良以的款难筹，若芜湖之外另设恐愿难偿，……与其江口多糜经费，不及湖内足避兵险”相同，[1][6]并非以此为由，建议放弃在湘东设局计划，更与此中所论铁厂当局之湘东方案无关。至于后来湘东枪炮厂建设计划终遭搁置，实系另有原因，因与本文主旨无关，兹不具论。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赞宸、李维格在致盛宣怀函中则表示，”新厂就汉、就冶、就萍未定”。[1][7]十二月十二日，李维格禀告盛宣怀时又进一步指出，”萍乡铁矿难恃，又须接展铁路四十里，需款过巨”，[1][8]显然铁厂当局已不再坚持在萍乡设炉炼铁或者多麻钢了，他们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条件来重新决定新厂的区位。
同在大冶、萍乡添炉炼铁方案相比，仍在汉阳铁厂附近添炉扩建新厂的方案产生得较晚，呼声也似乎一直不高。光绪三十年下半年，由于铁厂当局对湘东、萍乡一带设厂的兴趣逐渐丧失，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大冶与汉阳。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李维格致电盛宣怀，指出：”日厂运冶石两吨，炼铁一吨，不合算，故购汉厂铁甚多。……至大冶新炉成本，拟商铸铁所预支铁价，冶炉生铁全数售与之，汉厂新旧铁炉照常造钢货，如此获利必厚。”[1][9]此中所谓”汉厂新旧铁炉照常造钢货”，即表明铁厂当局亦有意就汉厂增添新的化铁炉。但十五日李氏电报中则提出暂不在汉阳添炉，”大冶新炉年出十万吨，半售日本，半供本厂炼钢。汉阳暂不添生铁炉，只添钢炉两座，汉冶旧二新一，三炉年十余万吨，即年缴公家十余万两，必动听。”[1][10]十五日盛回电表示，”生铁、通商两事，必力商借款，至少二百万，如确有把握，必当全力贯注。冶炉一年能否造成，速示。”[1][11]十七日李维格回电：”以理论断，确有把握。冶炉……一年应可造成。”[1][12]迟至五月二十一日，盛宣怀仍致电李维格，指示：”钢铁必涨价，连（应为速，原文误）催吕柏带化炉图样来，准即赶造大冶大炉一座，勿延。”[1][13]这似已表明盛宣怀等对汉阳铁厂原厂的前途已有了一定的信心，并仍将发展的重点寄托中在大冶添炉设厂上。
决定性的改变首先出现在五月二十六日，是日铁厂总办李维格致盛宣怀的电报指出：
（汉厂）旧炉两座改良后，作为新出一百八十吨，炉内有炭气二万八千四百记罗，熟风炉、锅炉须用炭气二万九千四百记罗，短少炭气一千记罗，烧煤补足，月约一百余，已可比目前省煤数百吨。若添大炉一座，日出二百吨，可多余炭气一万八千五百记罗，不用即抛弃。德国最新之厂以此多余炭气驱电机，除自用电外，出售与人，如电灯、自来水，为他厂驱机器等类，每匹马力约售华银七分，故德最出色之厂，连钢铁获利至五六分钱。武汉电灯、自来水必兴，局厂亦可用我之电点灯、驱机，费省工速，电力可通至三十余里，每匹马力售银二分五厘，尽一万八千五百记罗，多余炭气之力每年可得售电净利六十余万，除炉本外，须添炭气机、电机，厂本一百万两，惟必须再添两炉，以备一炉停修。此以近来讨论所得，是新炉仍应就汉，因其关涉借款，恐函迟，故电详。格。宥二。[1][14]
六月十一日，李维格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又对此进一步解释：
兹将机器工师白勒威尔说贴译呈钧鉴。（此人甚是热心，时有忠告。）此非凭空结撰之论，德国已见诸实行，收有效验，化无用为有用，生利至如此之巨。新炉就汉，已无疑义。武汉水灯公司宜早与商部、鄂督商定，准由铁厂借款承办。其利有二：一、铁政可望大兴，四炉齐开，每年铁捐约有二十万左右；二、他人承办水灯，须烧煤生汽，以汽驱机，而我则以本有而抛弃之炭气为用，水灯之价必贱，公益甚大，且可酌量报效公家，以酬提倡。[1][15]
李维格的这一建议得到盛宣怀的采纳。这样，经过十多年的酝酿与反复讨论，最后就厂添炉方案终于取代了大冶、湘东方案而得以实现。
汉阳铁厂的旧炉改造和添置新的化铁炉、炼钢炉的工程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光绪三十三年盛氏筹备成立汉冶萍公司时，汉阳新钢厂已告成。新钢厂”机炉皆属极新，其电气之神速，钢质之精美，东西人阅厂者皆啧啧称颂，英美报章惊为意外”。这时汉阳铁厂”两炉改良添机后，日出生铁二百吨，新置马丁钢厂三座，只用两座，炼钢称是，并已开造第三化铁大炉”，据盛宣怀等的预计，化铁炉”明年工竣，可日出三百吨，连前每日共出五百吨，足供各省路轨及在华各厂船械之用。不仅杜塞漏巵，尚欲溢出外洋，与欧美钢铁争胜”。盛氏当年曾经竭力反对张之洞将铁厂设在汉阳，而此时却野心勃勃地声称：”大冶、萍乡铁煤皆无上之品，无尽之藏，汉阳居中扼要，现已将长江湘河边地收买，并在大别山之南填湖用挂线路再辟新厂。三年内日可出钢铁一千吨，十年内可与克虏伯新钢厂相颉颃。”[1][16]
盛氏之言虽不无几分吹嘘，但随着汉阳铁厂的改造与扩充计划的实现，汉冶萍公司也逐步扭亏为盈，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后来虽经民国初年的战争与社会动乱的破坏，但在欧战期间，公司却能利用有利的市场条件，迎来了一个短促的黄金时代。
[1][1]《德京礼和洋行李一琴去电》，六月初十，《汉冶萍公司》（二），第1011页。
[1][2]《英京正金银行交李一琴去电》，六月二十八，《汉冶萍公司》（二），第1012页。
[1][3]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下），新亚研究所1991年版，第870－871页。
[1][4]参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按：其中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练兵处奏准，设南北兵工厂，北厂以江南 制造局节存经费开办”，许氏注文：南厂以江、皖、赣协济三十万，及铜元余利开办，不足，由苏、浙、川、鄂、湘、粤、桂分筹。
[1][5]《寄魏午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六十四，电报四十一。
[1][6]《寄芜湖张香帅江宁魏午帅武昌端午帅长沙赵次帅》，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四日，《愚斋存稿》卷六十四，电报四十一。
[1][7]《张赞宸、李维格致盛宣怀函》，《汉冶萍公司》（二），第455页。
[1][8]《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湖北省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
[1][9]《汉厂李一琴来电》，四月十一日，《汉冶萍公司》（二），第1051－1052页。
[1][10]《又来电》，四月十五日，《汉冶萍公司》（二），第1053页。
[1][11]《汉厂李一琴去电》，四月十五，《汉冶萍公司》（二），第1053页。
[1][12]《汉厂李一琴来电》，四月十七，《汉冶萍公司》（二），第1054页。
[1][13]《汉厂李去电》，五月二十一，《汉冶萍公司》（二），第1065页。
[1][14]《又来电》，五月二十六，《汉冶萍公司》（二），第1067页。
[1][15]《李维格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汉冶萍公司》（二），第509－510页。
[1][16]《盛宣怀致张之洞密函》，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汉冶萍公司》（二），第650页。
三 铁厂原址保全之原因
众所周知，在汉阳铁厂开办之初，铁厂的厂址备受指责，盛宣怀本人就是反对这一厂址定位最有力的人物之一。当盛氏接办铁厂之初，盛就开始积极策划调整厂址，对铁厂进行再布局。从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郑官应等提出另在大冶添炉炼铁，到光绪三十一年最后定议新厂就汉，历时近十年。铁厂再布局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人意料的：先前备受指责的汉阳铁厂厂址不但没有被迁移、被废弃，而是重新得以巩固和扩充。造成这一奇特的结局的原因相当复杂，令人深思。
我们显然不能因为这一结局而对铁厂的创建者张之洞进行脱离历史实际的讴歌。前文已经对张之洞在鄂兴办钢铁工业的缘由及其厂设汉阳的原因作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社会和环境的变迁都是十分迅速而剧烈的，这一结局实为张氏当初定址于汉阳时所始料未及，决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结果。铁厂建成之初，由于远离原料和燃料产地，这一人为的厂址选择确曾使铁厂成本加重，加剧了当时铁厂的经营困难。对此，铁厂的创办人张之洞本人也是承认的。后来盛宣怀等力图在大冶、萍乡等地添炉炼铁，也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和认可。当初汉阳铁厂厂址定位之不合理，正是铁厂再布局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我们实在不能因为后来铁厂再布局的结果仍然定在汉阳，而简单地肯定铁厂当初的布局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铁厂的经济地理环境在改变，铁厂自身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也在改变，我们必须从这些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出发，并运用工业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才能对此予以科学合理地评价和解释。
宗得福、李维格等说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主张就厂添炉，其直接原因不外以下两点：其一，就汉厂已成之局，可以充分利用铁厂既有的厂房设施、人力物力，节省投资资金。上文所引宗氏反对在大冶添炉的重要理由就是因为”大冶平地楼台自筑地脚起至造成止，一切在事华洋各人，无一不是另起炉灶，断非数十万所能竟功”。李维格主张暂时放弃在萍乡、大冶等地添炉的计划，也是考虑到”萍乡铁矿难恃，又须接展铁路四十里，需款过巨。即就近在大冶另起炉灶，亦非目前力量所能办”，当时铁厂”款项有限，惟有凑现成局面，仍就汉阳布置，步步为营，俟销路畅旺，再在大冶推广。”[1][1]其二，就是铁厂试图利用炼铁炉多余的炭气发电出售，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承办武汉水电厂，以扩大经营范围，增加利润。由于张之洞督鄂期间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促进了武汉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推动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当时武汉地区成立了不少新式工商企业，城市近代水电设施的建设也在酝酿之中。据德国专家的意见，铁厂利用多余的炭气发电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盛宣怀等也对此寄予厚望。简言之，武汉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为铁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无疑是促使盛宣怀等最终决定新炉就汉的重要原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汉阳铁厂暨汉冶萍公司利用化铁炉多余的炭气发电及承办汉镇水电厂的计划后来并未成为现实。汉厂第三座化铁炉，宣统二年三月方才落成投产，第四座化铁炉则于民国四年六月才开炉炼铁。[1][2]而早在光绪三十二年，汉镇商人宋炜成等业已集资创办汉镇既济水电有限公司。[1][3]尽管如此，自汉阳新钢厂建立和旧化铁炉改造成功之后，汉冶萍公司就已经扭亏为盈，迨至民国四年，铁厂四炉共开之后，公司盈利更巨。[1][4]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公司决策者的心目中，扩充汉厂始终具有某种权宜之计的意味，是当事者受到资金不足的严重制约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上引盛宣怀等的意见都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公司当局始终不曾放弃在大冶江边另设铁炉炼铁的计划，并不惜举借日债，付诸实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大冶铁炉建设过于迟缓，未能赶在欧战的黄金时期开炉。迨至民国十一年、十二年，大冶两座新化铁大炉相继落成投产，但已无力挽回汉冶萍公司没落与衰亡的命运。
尽管扩充汉厂，就厂添炉在当时决策者的心目中并非最佳选择，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探讨这一权宜之计之所以作出并被最终采纳的原因仍然是有意义的。现代行为地理学区位理论认为，只有绝对的经济人才会选择传统意义上的最佳区位，即付出成本最少，收益最大的区位。普通人在进行区位选择时，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总会有所偏离。实际上他们作为非经济人，遵循的只是”满意原理”，也就是说他们只要得到满意的利润就可以了。他们所选择的满意的区位虽然不是理论上最大利润区位，但也是可以持续获得相当利润的区位。一个工厂的空间边际（又称空间赢利边际，其定义为总成本与总收益相等的地点的轨迹，其内成为一个赢利的地域）是变化的，一个不赢利的地区有可能因为环境及各种条件的变化而成为赢利的区位。[1][5]笔者认为，汉阳铁厂厂址起初加大了工厂成本，并不能使工厂获利，所以铁厂亟须调整厂址，对之进行再布局。后来由于铁厂自身的技术日趋进步、交通运输条件的逐步改善及市场条件的好转等因素的影响，铁厂在这一地区已经能够获得比较满意的利润。这是就厂添炉方案产生并被铁厂当局采纳的最根本原因。
我们不妨从铁厂经营的成本入手来揭示这一点。铁厂商办之初的成本极重，盛宣怀曾指出过，”外洋之轨，每吨三十余两，厂造则须五十两左右，每吨吃亏银十余两”。而据郑官应的分析，”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昂，厂位失宜。查英、德、美焦炭价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本厂所需开平焦炭每吨虽云十一两五钱，加银水、驳力，连短少斤两及碎屑不能用者，每吨约合价银十五两。萍焦虽云每吨八两五钱，连转运局费及除剔去不能用者，每吨亦约价十两。……由大冶运矿石到汉阳，据银钱所查核大冶局费、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两二钱。是焦炭价昂，又加以许重运费，安能与外人比较乎？”如果按每吨钢须铁矿石两吨大致折算，则因为铁厂选址不在铁矿所在地，每吨钢须多费成本四两四钱，几占每吨钢亏本额的一半。当时铁厂焦炭尚须依赖开平，并不能从中节省，所以铁厂当局不得不一方面四处寻找煤矿，一方面积极策划调整厂址，另在大冶铁矿附近添炉设厂。简言之，在当时厂设汉阳并不是一个能够赢利的区位，用郑官应当时的话说，那就是”化铁炉不移大冶，……焦炭贵，运费多，势难持久。”[1][6]强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当年曾力主定址汉阳，反对在大冶设厂的张之洞，此刻也不得不表示：铁厂”将来推广，必须……就大冶添造生铁炉数座，方能大举保本获利。”[1][7]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阳铁厂各种内外环境与条件的改善，汉阳已经具备赢利的的区位条件。其一，由于铁厂自身技术的进步，每吨钢铁所需焦炭不断下降。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盛宣怀等所拟《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推广加股详细章程》中说：”汉厂初用开平、日本焦煤，需用两吨方能炼成生铁一吨；现用萍焦，只一吨有零便可炼成生铁一吨。”[1][8]现将汉阳铁厂自光绪二十八年以来所炼每吨生铁平均耗用焦炭情况表列如下：
[1][1]《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69页。
[1][2]参见《公司第二届股东常会报告》，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54页。其中云，”汉厂新化铁炉（指第三炉，引者注）于三月廿六日开炼”。按：全汉昇先生引《汉冶萍公司全志》，将之定为光绪三十四年，实误。（参见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页869）；第四炉情况参见《王勋致公司董事会函》，民国四年六月十四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99页。
[1][3]按：铁厂当局兴办汉镇水电厂的计划未能实现，宋炜成所办水电公司却受到张之洞大力支持。铁厂当时另有利用工厂废料办水泥厂的计划，结果亦不果行，大冶水泥厂亦为张之洞所支持兴办。此二事或与当时盛宣怀与张之洞关系有关，盖当时盛、张之交已日疏。说详拙文：《盛张之交与湖北近代化》（未刊）
[1][4]参见全汉昇：《清末汉阳铁厂》，《中国经济史研究》（下），第877页。
[1][5]参见王缉慈编著：《现代工业地理学》，第三章”规范工业区位理论与区位决策”之第三节”工业区位的行为理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58－63页。
[1][6]《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汉冶萍公司》（一），第406页。
[1][7]《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169页。
[1][8]《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推广加股详细章程》，《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39页。
资料来源：《李维格在第一届股东大会上的报告》，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50－251页。
公司第三号大铁炉开炼和大钢炉五座完备之后，用炭量还可减少，成本会更轻。
其二，萍乡煤矿的开采及其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汉厂煤焦价格锐减，大大减轻了经营成本。光绪三十年，张赞宸汇报萍乡煤矿的经营情况时说：”时自二十四年起，结至三十年十一月底，萍矿共已运到汉阳铁厂焦炭三十二万一千余吨，生煤十九万一千余吨。即就焦价一项计之，每吨洋例银十一两，较之从前购用开平焦，每吨连运费一切开销需银十六、七两者，实已为铁厂省银一百六、七十万；若购用洋焦，则更不止此数矣。”[1][1]此言得之。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萍乡煤焦的价格亦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下降、。萍乡煤矿自二十四年开始用西法开采后，不断扩大开采规模，提高炼焦技术，改善运输条件。正如李维格所说的那样，”盛公接办汉厂之后，……遂用西法大举采炼。……卒于荆棘之中，辟一极新局面，窿内轨路电车宛如城市，窿外炼焦炉、洗煤炉、机器厂、火砖窑粲然具备。又筑自萍乡至湘潭县之洙州铁路一百九十四里，直达湘江，造浅水轮驳十余艘，接运至汉铁厂”。[1][2]后为了避开湘江浅滩，又进一步将铁路展筑至昭山。此外，装卸、转运煤矿的码头、堆栈亦得到建设、改良。这就使汉厂所用焦炭价格不断下降。铁厂商办之初，萍乡煤矿离汉阳路途遥远。焦炭每吨价银八两五钱，雇挑夫、民船水陆转运维艰，沿途不免偷漏搀杂，运至汉阳，每吨成本已是十一两左右，而且质量优劣不一，往往不能应时接济，影响生产。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李维格在给盛氏的上禀中虽仍声称”惟为萍焦之价，倍于英德，应从核减耳”。但他所列在大冶设炉炼生铁的预计成本时，则只将焦炭”每吨作价银九两”。可以推断，在汉阳的焦炭价格理应每吨稍低于九两。这已比先前降低了不少。[1][3]
铁厂初期成本过高，也与铁厂当初曾雇用不少洋人有关。这些洋人工资极高，是工厂一大支出。[1][4]但随着工厂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逐步提高，工厂所雇洋员人数渐少，这也能节省不少成本。此外，盛宣怀接办铁厂后，加强并改善了铁厂内部的督察管理，铁厂内部的各种浮费、开支也减轻了不少。凡此种种，均有利于铁厂降低成本，提高生存与竞争力。
其三，与公司自身生产成本不断减轻的同时，公司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有所改善。铁厂商办之际，所面对之市场形势并不乐观。正如盛春颐所言，”南皮制军（指张之洞，引者注）创建铁厂，本欲以国家之魄力，造轨筑路，初未专恃市面以自养。……后之变局，如厂之改归商办，路之仍借外款，一切悉由外人主政，种种要挟，以及去年之拳匪扰乱，轨积停造，均非始计所及。”铁厂当初主要生产钢轨，由于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铁路建设时兴时辍，帝国主义控制铁路利权，对国产钢轨横加挑剔，加之失去了关税保护，铁厂钢轨面临着进口廉价洋轨的竞争，不得不亏本出售。这种”路轨不销，生铁价贱”的严峻的市场形势，迫使汉厂诸人不得不竭力寻求”变通”，”如就萍设立熟铁厂，及仿造市面行销各种繁货”。[1][5]
庚子事变之后，满清政局重获稳定，清廷为了应付舆论，维持统治，不得不推行新政。国内形成了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的热潮。汉厂经过技术改造和扩充后，不仅生产成本降低，而且钢轨质量也大大提高。尽管同样面临着生产成本更低的进口洋轨的竞争，但因与洋轨相比”运费较省，可以补苴”，[1][6]销售比较有利。加之日本铸铁所”运冶石两吨，炼铁一吨，不合算，故购汉厂铁甚多。”[1][7]甚至美国西太平洋地区，也曾向汉冶萍公司购买生铁和矿石。[1][8]
总之，随着萍乡煤矿的开采及其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工业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汉厂的生产成本已日益降低，在当时较为有利的市场条件下，在汉生产还可以获取相当满意的利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相对缓解，国内实业发展迅猛，钢铁价格不断上涨，公司获利更加可观。正是因为公司内外种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在汉冶炼钢铁已经有利可图，汉阳铁厂才避免了被关闭、被迁移的命运，而是得到了稳固、改造和扩充，积极地推动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和武汉一带城市化进程。
[1][1]张赞宸：《奏报萍乡煤矿历年办法及矿内已成工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207页。
[1][2]李维格：《湖北汉阳铁厂、江西萍乡煤矿之缘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上旬，《汉冶萍公司》（二），第486页。
[1][3]《李维格呈出洋采办机器禀》，《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第167－171页。
[1][4]《铁厂、煤厂拟招商承办并截止用款片》，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中云，”内中洋匠四十一名，月薪一项已需一万二千两。”《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1038页。
[1][5]《盛春颐致张赞宸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汉冶萍公司》（二），第239－240页。
[1][6]《寄张中堂》，宣统元年四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七四。
[1][7]《汉厂李一琴来电》，四月十一日，《汉冶萍公司》（二），第1051页。
[1][8]参见全汉昇：《汉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下），第742－744页。
如何评价汉阳铁厂的布局过程？
汉阳铁厂之布局，是特定的人文－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评价这一布局，首先应将之放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进行讨论。那种把历史现代化，用今天的地理环境来对前人妄加褒贬，或者拿现代工业布局中出现的某些现象来与之盲目比附，均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其二，应将主事者的主观动机与工厂布局的客观效果区别开来。我们知道，由于特定的人文－自然环境的约束，主事者在考虑铁厂布局时更为注重政治利害得失，而相对忽视铁厂的生产成本、经济效益。这是事实。但铁厂这一布局的实际影响与决策者的主观动机并不一致，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大大出乎决策者的意料之外的。
其三，汉阳铁厂从布局及其调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企业内外环境变迁迅速而剧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布局对企业的影响也不相同，我们对之的评价也应有所不同。
其四，汉阳铁厂是湖北省近代史第一个近代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企业，它的建立、布局和发展，对湖北省尤其是武汉一带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对其布局的评价的标准和尺度，不能将眼光仅仅局限于生产成本或者生产利润这样的经济尺度，而应综合考虑其经济、社会与环境效应。
基于以上四点，笔者认为：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汉阳铁厂的布局起初被迫放弃了在经济上较为有利的区位，加大了运输费用，给企业初期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将铁厂布局在湖北最大的城市武汉也有其意义，这有利于扩大洋务运动的社会声势和影响，有利于充分利用武汉地区经济基础，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铁厂在汉也有力地推动了武汉一带的经济、文化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并对武汉地区地理环境的改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就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而言，厂设武汉更为有利。随着张之洞湖北新政的积极推行，武汉一带的经济地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铁厂自身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运输费用在铁厂经营成本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武汉城市发展为铁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厂设武汉在经济上也逐渐由不利向有利方面转化。二十世纪初，武汉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获得满意利润的区位。因此，在干扰铁厂布局的政治因素已基本上不复存在的情形下，盛宣怀等经过反复考虑，最终确定仍就汉阳铁厂原址进行扩充、发展。
当然，盛宣怀等人当年的决定多少受到了企业资金不足的限制，盛宣怀等始终对在大冶设厂炼铁念念不忘，民国时期不惜举借日债，付诸实施。这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钢铁厂的还不能完全突破矿产资源分布的制约。新中国建立后，决定在湖北建立大型钢铁工业基地，在选择厂址时，有关专家们经过严密地科学论证，最终确定在武汉市青山一带建厂最为有利。此举并非偶然，正是近代以来，武汉一带地理环境，特别是工业地理环境不断改善，钢铁工业技术不断进步的结果。
影响近代工业布局因素是什么？其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
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所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汉阳铁厂的布局过程，无疑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一个难得的个案。如上所述，其布局过程一共经历了从宏观布局（地区布局）、中观布局（地点布局）、微观布局（厂址布局）及后来的厂址调整（再布局）四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影响铁厂布局的区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影响大小并不相同。具体情形可用下表表示：
附：1，”＋＋”、”＋”表示各因素对该布局阶段影响的强弱程度，前者较强，后者较弱；空格表示基本不发生影响或影响不明显。
2，本表的编制参考了陆大道编著《区域论及区域研究方法》第三章第一节所录”生产力布局主要阶段的影响因素”表，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从上表可见，影响近代工业布局的因素相当复杂，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以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为个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粗浅的认识：1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是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2政治因素是近代工业布局表现最活跃、作用最直接的支配性因素，尤其是在工业布局的初期，更是如此；3社会经济因素是工业布局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在工业布局的初期，主其事者往往更多从政治利益出发，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将工业布局在一些经济落后或交通运输不便之地，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从长远来看，企业要想获得稳定发展必须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否则终将难逃被关闭或迁移的命运。经济因素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企业布局最终起着决定作用。4社会文化因素对工业布局有重要影响；5在工业布局的不同阶段，工业布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亦不相同。
从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布局中看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有何明显之时空特征？
通过对中国近代最大的工业企业―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布局的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以汉阳铁厂布局为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政治色彩浓厚，经济效益低下受到我国内部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极大，在工业布局的过程中，主其事者往往更多从政治利益出发，不惜牺牲经济效益。铁厂初期布局放弃大冶而改在汉阳，致使铁厂经营之初运费增多，成本加重，即是一证。
科学论证不足，主观随意性强受近代地质勘探条件的限制，近代工业布局往往是在地质勘探尚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布局主观随意性较强。铁厂布局之初，当局者对湖北、湖南两省煤炭资源估计过高，张之洞起初重点开采的两座煤矿――李士墩煤矿和马鞍山煤矿，在耗费巨资之后才知其煤质不佳，并不适用。结果不仅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了铁厂的生产经营。
其二，从工业布局的空间选择来看，有两个特点较明显：
地区波动性大。前面提到，中国洋务运动的推行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因此也不可能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表现在工业布局的地区选择上，就是地区波动性大，时南时北，时而沿海，时而内地，不可能有一科学合理的地域开发次序。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次重要的人事调动，往往会使工业布局因之改变。钢铁厂、枪炮厂、织布厂的由粤移鄂，就是一证。
布局偏向于大城市。地点选择来看，近代工业布局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或省级政府所在的大城市。大城市通常是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交通运输条件及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在近代又往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传播西方文化的据点，或中国地方督抚推行洋务新政的中心。因而容易具备发展近代工业的条件。从汉阳铁厂的布局来看，如果说铁厂起初布局于武汉地区多少有些偶然，有些非理性的话，（偶然中也有必然，武汉地区是省级政府驻地，便于地方督抚大员进行控制。）那么，随着铁厂生产技术的进步，武汉地区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经济地理环境的不断改善，这一布局也渐趋合理。是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愈来愈趋向大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一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近代工业聚集于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城市规模急剧扩张。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这一现象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之影响极为深远，值得进一步研究。
勿庸置疑，影响汉阳铁厂布局的诸因素有些是与特定的工业部门相联系的，不同的行业和工业部门布局的区位因素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譬如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的布局就不大受矿产资源条件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农业生产及与之相关的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有些因素对工业布局的影响力的大小则与湖北省特定的地区条件有关，譬如在北方干旱地区，水资源对工业布局的影响力相当大，而在湖北则因水源充足，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其影响。另外，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同，影响其布局的因素也有差异，譬如，商办企业的布局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就不若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强。要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规律，尚有赖于更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工业企业布局的个案研究成果的面世，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各地区、时段之工业分布地图，由点及面，层层深入，乃能有济。因此，笔者的探讨难免会受到个案本身之种种限制，所谓管中窥豹，见其一斑而已。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之处，势将不免，尚须今后持续努力，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