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

1882年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爆”的一年，对近代中国企业股份制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对此略作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批评教正。

一

近代上海股票市场发端于在华外国公司和清政府的官督商办企业。五口通商之后，　洋商开始在上海陆续设立各类洋行，　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 & Co.）、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老沙逊洋行（D. Sassoon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等， 就是上海开埠后较早设立的洋行。据1852年的统计，上海共有各类洋行41家（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7 页—198页。）。至1865年，则增至78 家（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这些洋行最初大多是由外国资本组成的股份公司。应不断扩大对华经济掠夺的需要，不少洋行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华商发售股票，以广募资金，壮大实力（注：汪敬虞著《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在洋行买办的带动和传播之下， 华商渐兴认购洋行股票之风。洋行股票成为上海市面最早交易的股票，上海早期的华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1年开始就设置了洋行股票行情表（注：《上海新报》，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81 —590页。）。另一方面，随着晚清政府兴办民用企业计划的实施， “西国公司之例”以其特有的“众擎易举”功能，而受到洋务派官员的青睐和仿效。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的股份制企业。继之，开平煤矿（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荆门煤铁矿（1879年）、鹤峰铜矿（1881年）、平泉铜矿（1881年）等官督商办企业陆续成立。这些企业均将募股集资的重心放在上海，它们发行的股票亦渐成市面交易对象。时人记述：华商对于洋务民用企业“不仅投股而已，又有以股份票相互买卖者，其行情时有涨跌”（注：《劝华商集股说》，《申报》1882年6月13日。）。于是， 上海股票市场在洋股和华股的共同推动下渐趋兴盛，并于1882年中期达到高潮。据这一时期的《申报》记载：“中国近来风气大异乎从前”（注：《书平泉铜矿章程后》，《申报》1882年6月19日。）， 民众之于股票可谓“群情若鹜”，“每一新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注：《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申报》1882年9月27日。 ）；有些股票“买卖或加半（价）而始得，或倍本而争求”（注：《策高丽通商事宜：权商（第三）》，《申报》1882年6月30日。）。 因民众购股之情踊跃，股票市价被大幅度抬高。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76年时面额百两的股票，在市面上只售四、五十两（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70页。），而到了1882年7至10月则超过了250两，是年10月12日该企业的股票市价更高升至267两（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13日；11月；6月9日；12月。）。其它华、洋股票价格亦多有程度不同的涨幅。鉴于股票交易为时尚所宜”，“大有蒸蒸日上之势”，《申报》自1882年6月9日起特辟股票行情专栏，逐日登载股价变化（注：《股价须知》，《申报》1882年6月9日。），中国近代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于是年9月应运而生（注：《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 《申报》1882年9月27日；《平准公司章程一十八则》，《申报》1882年9月28日。）。

在1882年的上海股票市场上，轮船招商局股票长期维持高价位。这是因为招商局经营有年，“业务蒸蒸日上”（注：《阅光绪八年招商局帐略书后》，《申报》1882年10月21日。）。时人称：“目前仿西法之事，若招商局者最著矣”（注：《论合股经营》，《申报》1882年6月6日。），该局“阅时已久，股份日见增涨不必言矣”（注：《劝华商集股说》，《申报》1882年6月13日。）。以今日术语称之， 招商局股票俨然上海市面一“龙头股”是也。然而，在市面上兴风作浪的则当推矿业股票，是年度上海市面交易的矿业股票多达十余种。在矿业股票中，价格攀升较高的是开平煤矿和平泉铜矿。开平煤矿原值百两的股票是年6月一度升至240多两，在7至10月则基本维持在220两左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开平煤矿不仅投产早， 产量日增，而且煤质亦“殊见出色”（注：《书平泉铜矿章程后》，《申报》1882年6月19日。）， 经营成效“已昭昭矣”（注：《阅顺德矿务局先后呈报李爵相禀稿书后》，《申报》1882 年10月29日。）， 其股票受人青睐，当可理解。而平泉铜矿则系1881年由李鸿章奏准创办，目的是为天津机器局提供原料（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46页。），该矿此时尚未投产，而面额105两的股票市价竟长时间（6月至10月）维持在250两以上， 有时甚至超过轮船招商股价（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此外， 在上海股市进行交易的矿业股票尚有长乐铜矿、鹤峰铜矿、顺德铜矿、三山银矿、施宜铜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荆门煤矿等。这些企业均为初创，尚在筹股阶段，但其股票市价也大多溢出原价。原价均为100两的长乐铜矿、 鹤峰铜矿股票，本年度市价最高时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顺德铜矿、池州煤矿、三山银矿、荆门煤矿等企业股票，虽然均于是年11月才在市面出现，但市价亦均超出原价（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13日；11月；6月9日；12月。）。众多的矿业股票着实构成了当时上海股市的一道风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本年度的上海股市中，还有另外两家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应该提及，即津沪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创办于1880年，初为官办性质，1882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并在上海募股。 它的原价百两的股票一上市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5页。），市价很快突破200两大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 13日；11月；6月9日；12月。），此后长期徘徊于150至200两之间（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 上海机器织布局股票的溢价幅度相对低了点，这同当时该局已创办有年，但经营不善，迄无成效不无关系。不过该局股票本年市价最高时，仍溢出原价的15%左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

在上海股市之中，洋股的势力并不弱于华股。从发行时间上看，洋股早于华股。至1882年。上海市面的洋股主要有：上海电气灯公司、自来水公司、赛格兰点铜公司、公平缫丝公司、中国玻璃粉股份公司、新造纸公司、旗昌洋行栈码头、叭喇糖公司、驳船公司、三源保险公司、白土银矿、沙仑开地公司、牛奶公司、上海保险公司等。如同大多数华股一样，洋股在市面上也普遍受到华商的青睐。《申报》1882年6月 25日的一篇评论文章记述：华商对于西人所纠之股“往往乐于附入”，“且尝以未获入股为憾，故刻下西人举事，益觉容易”（注：《论赛格兰锡矿》，《申报》1882年6月25日。）。华商争购的结果， 必然使洋股市价日增。例如赛格兰点铜股票，因华商“争相购买，犹恐不得”，遂使得该票市价“大涨”（注：《叭喇锡矿与赛格兰相为表里说》，《申报》1882年7月23日。）。依是年8月份的行情，该种股票溢价幅度在70%左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 上海自来水公司在募股过程中，“要求入股的人远远超过股票份数”，该公司董事会为股票市价的不断上涨而特地“向股东们庆贺”（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8页。）。上海电气灯公司（又名电光公司）股票是年上市之初，“一时出银附股者，合中西人皆踊跃而起，惟恐有限公司早为捷足先登者占尽地位，因而买股不得之人，遂不惜重价以转购之，而股票于是大涨”（注：《论争买电灯股票》，《申报》1882年6月20日。）。此外， 洋人所办矿务、保险等公司发行股票，华商也“皆趋之若鹜，购之恐后”（注：《论叭喇糖公司之利》，《申报》1882年9月17日。）。不过， 洋股也并非全都溢价，个别洋股如公平缫丝、中国玻璃粉、新造纸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价一直低于面值。就整体而言，洋股的溢价幅度较华股逊色，说明中国企业较洋行更有吸引力，这和中国企业在募股过程中普遍以“塞漏卮”、“挽利权”相号召不无关系。

二

1882年前后上海股票市场“日兴月盛”（注：《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申报》1882年12月6日。）局面的形成， 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前已提及，洋行不断诱发着华商的投资，尤其是洋行“有利必析”的表象，使华商逐渐产生“洋商精于理财，尤崇信义”的错觉，于是购买洋行股票之风“大开”（注：《论叭喇糖公司之利》，《申报》1882年9月17日。）。另一方面， 早期官督商办洋务民用企业对华商投资意识的引导作用也很明显。轮船招商局至1882年已运作了9个年头， 颇有成效，该局周年一分的官利，给投资者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个别年度尚有一定的余利（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400—401页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277页。）。开平煤矿已于1881年投产，煤质甚佳，成效日著。招商局对股东不菲的收益回报和开平煤矿日益看好的经营前景，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热情，不仅使本企业股票市价日涨，而且促动了华商对其它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轮船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注：《书某公整顿矿务疏后》，《申报》1884年5月13日。）；华商“忽见招商、开平等（股）票逐渐飞涨， 遂各怀立地致富之心，借资购股，趋之若鹜”（注：《答暨阳居士采访沪市公司情形书》，《申报》1884年1月12日。）。至1882年， 华商对股票的认购达到“若狂”的程度（注：《商船兴废论》，《申报》1884年8月14 日。）。据说，当时上海街谈巷议“无一不是有关股票的行情”（注：《字林西报》1884 年6月19日，引自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第146页。）， 买卖股票成为“市面生意之时派”（注：《公司多则市面旺》，《申报》1882年8月24日。），商民“视公司股分， 皆以为奇货可居”（注：《论赛格兰锡矿》，《申报》1882年6月25 日。）。

股票市场的火热，无疑为洋务民用企业的募股筹资带来了很大便利。时人赞叹：“尤可喜者，目下公司之例一开，而人情大变，……有资本者咸以得与股分为乐，此则三五年前所求之而不得者”；这种局面标志着中国公司“气运之转，机会之来也”（注：《矿务以用人为最要论》，《申报》1882年12月6日。）。于是， 成立较早的企业不仅募足了股本，而且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扩股。例如轮船招商局于1882年10月召开股东代表会议，决定再招股100万两，使企业总股本达到200万两（注：《记招商局议事情形》，《申报》1882年10月14日。）。仁和保险公司也乘势扩股1万股，计银50万两（注：《全年股份亏耗表》，《申报》 1884年1月23日。）。上海机器织布局原拟集股40万两，分作4千股，但“因附股者实多，不得已公议加收1千股，预备扩充机张之用”。 但阅时未久，加招之股“亦已足额”，该局不得不于1882年5月18 日登报声明停止募股（注：《上海机器织布总局催收后五成股银启》，《申报》1882年5月18日；另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303页。）。

不仅老企业募股容易，新办企业筹资亦很便利。如本年创办的人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原拟集本五千股，但众商“纷纷争认（的）股数至七八千股之多”（注：《详述矿务》，《申报》1885年5月2日。）。三山银矿会办李文耀于1882年11月至上海物色帮办矿务的人选，本无招股计划。没想到上海华商“蜂拥而来，定欲附股”。李答：“现无头绪，姑待明春来申雇觅洋匠，察看应办何等机器，约需资本若干，方可附股；况刻下封河在即，未能延留，股票收票（即收据）亦不及缮写。”但是众商“固执不允”，要求李文耀“先收若干，只取收条，以俟明春资本齐集，倒换股票息折”。于是，李文耀只得“勉强从众，先收创办银二十万两正”（注：《三山矿事略述》，《申报》1885年6月16日。）。 对于其它尚在筹办的矿务企业而言，其股票也为商民“争先恐后”地购买，乃至短时期内，这些企业即集得巨款。

1882年上海股市之空前兴盛及其对华商公司企业发展的促进，使不少士人大受鼓舞。有人指出：公司、股票“皆中国从前素不相信者也，而今乃深信不疑，骎骎乎日见扩充，如此独非中国之幸哉”（注：《公司多则市面旺》，《申报》1882年8月24日。）； “深愿此法之愈推愈广，而华人致富之术无异于泰西诸国，则由富而强，又何外侮之足虞乎哉”（注：《劝华商集股说》，《申报》1882年6 月13日。）？不过也有人注意到了当时存在的巨大隐患。是年9月， 当上海股市正值高潮之际，《申报》发表一篇题为《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的评论文章指出：“西人之集公司也，与华人不同。西人实事求是，欲集一股分，必先度其事之可以有成，业之可以获利，而后举行。……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或十股廿股，数十股数百股，惟恐有失，其有派股不及者，则悻悻然。……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茫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注：《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申报》1882年9月2日。）说明当时民众对股票的认购，多不是一种理性行为，而普遍出于利图眼前的投机心态。他们并不在意企业的利润，而“专心致志于（买卖）股票之中”（注：《论市面清淡之由》，《申报》1883年10月19日。）。因为“股票转售，其利已属不赀”（注：《论赛格兰锡矿》，《申报》1882年6月25日。）。 时人记述：持股者“日日探听股分涨落之消息”（注：《综论沪市情形》，《申报》1884年1月24日。），“股票幸而涨价，不问其何以涨也，得价便售； 彼受之者亦初非欲附该公司之股，但因该公司之股票飞涨，将来必尚有腾贵之时，故收之以冀获利于他日”（注：《论市面清淡之由》，《申报》1883年10月19日。）。若股票久未见涨，则持股者“又情愿耗折数两，转售于人，而又可另购他票”（注：《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申报》1882年9月2日。）。只要可以赚取盈利，有的人甚至“一边买进，一边卖出”（注：《中西公司异同说》，《申报》1883年12月25日。）。买卖股票的即得利润，使上海股市一时吸收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凡市中有些场面者，莫非（公司）股东”（注：《论股票、房屋两案宜立定章以清积牍》，《申报》1885年2月2日。）；本无巨资的小商小贩亦“或抵或借”，“不惮罗雀”，争购股票，“以图厚利”（注：《中西公司异同说》，《申报》1883年12月25日。）。在投机利益的驱动下，上海钱庄在票号和外国银行长期拆票的支撑下，则大肆放款，为股票市场推波助澜，据闻“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帐竟多至数百万（两）”（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钱庄还大量收押股票，往往“值十押八”（注：《论股票、房屋两案宜立定章以清积牍》，《申报》1885年2月2日。）。此外，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也收押股票。凡此种种，既促进了上海股市的兴盛，也进一步增大了股市的危险性。

由前可见，1882年上海股票市场的兴盛，建立在民众狂热的投机交易基础之上。虽然投机性是股票市场必然的特征之一，但过度投机则对股市发展和股份制建设有害无利。当年股市极盛时《申报》就发表专文对民众专为“买卖股票起见，仍于实事一无所益”的极度投机心态提出批评，提醒商民购买股票要“自慎”，否则难免“轻丧其资，不胜忿怨”，乃至将来“因噎废食，而视公司、股分为畏途，此则实于通商市面大有关碍”（注：《购买股分亦宜自慎说》，《申报》1882年9月2日。）。但该文的警示并没有立即引起商民的注意，而该文的“预言”则很快得到证实。至1882年底，上海银根渐趋紧张，各钱庄提前结帐，“市面倍觉暗中窘迫”（注：《综论本年上海市面情形》，《申报》1883 年1月30日。）。股票市场供大于求，各股无不跌价，有的股票价格跌落幅度还比较大。如依本年12月18 日的行情， 轮船招商局股票由最高时的267两降为220两，开平煤矿股票由240多两降至185两， 平泉铜矿由250多两降为170两，长乐铜矿由220多两降为174.5两，鹤峰铜矿由170多两降为139两，上海机器织布局由115两降为97两，洋行股票市价亦普遍有大幅度的下降（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13日；11月；6月9日；12月。）。次年，上海商局进一步恶化，各种股票价格狂跌不止。至年底，各股票中价格最高的仅为60余两，最低的只有10余两（注：各日《股票行情表》，《申报》1883年12月。）。至1884年，受时局影响，上海市面更坏，有股之人皆“疑畏悚惧”（注：《商船兴废论》，《申报》1884年8月14日。），只求速售， 肌票市价愈加低落。至年底，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股票维持在40两左右，平泉铜矿与鹤峰铜矿股票徘徊于20两左右，池州煤矿和三山银矿股票则只有几两（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4年12月。）。而长乐铜矿、顺德铜矿、荆门煤铁矿、徐州利国驿煤铁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股票则早已从市场上消失。至此，一度空前兴盛的上海股市低落至极点，此后数年时间内一直没有起色。

不难想象，民众极度狂热的投机交易是促成上海股市风潮的必然因素之一，而上海股市风潮的发生则又直接影响了民众对待公司、股票的情绪。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民众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恐惧之感。乃至“人皆视集股为畏途”（注：《论商务以公司为最善》，《申报》1891年8月13日。）， “公司”二字“为人所厌闻”（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1960年版，第4358 页；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6页。）。 对民众投资心态的打击，尤以矿务股票为甚。1882年股市极盛时， 市面所见，矿股居多，购股者很少关注矿局营业状况。及至后来，才发现多数矿局的筹建工作尚且“一无头绪”，于是遍生上当受骗之感。矿务股票遂致无人问津，价格跌幅尤大，部分矿股也成为最受商民诋毁的股票。商民对于公司，股份的恐惧和厌恶心态，对此后洋务民用企业的募股集资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人称：商民因有“前车之鉴”，不免“因噎而废食，惩羹而吹齑”（注：《论致富首在开矿》，《申报》1892年9月23日。 ），以致“公司股分之法遂不复行”（注：《述沪上商务之获利者》，《申报》1889年10月9日。）。凡有企业招股，商民“惴然惧惶”， “疑以公司为虚名，以股分为骗术”，乃至殷商巨富也“誓不买公司股票”（注：《商务论略（下）》，《申报》1890年1月1日。）；即使是“铁路、织布之股票，真实不虚”，商民亦“观望不前，未能踊跃”（注：《述沪上商务之获利者》，《申报》1889年10月9日。）。 矿务企业的募股就更困难了，时人记述：商民“一言及集股开矿，几同于惊弓之鸟”（注：《股分转机说》，《申报》1884年12月12日。），矿务“公司、股分一节， 不啻为中国所羞称”（注：《书黔矿告成记》， 《申报》1890年3月29日。），直到1887 年漠河金矿和云南铜矿局在上海招募股份时，商民犹“惕于数年前股分之亏，语以招股醵资，百无一应”（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七册，第4332页。）。19世纪80年代中期，清政府民用工矿企业的创办基本上处于一个波谷阶段（注：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1年版，第30页表。），这同经历了上海股市风潮之后华商投资心态的极度低落有着必然的关系。

综上所述，晚清上海股票市场在多重因素的促动下形成，于1882年达到高潮。空前火热的股市虽然为洋务民用企业的募股筹资带来了一时的便利，但由于它建立在民众极度狂热的投机心态之上，随着1882年底开始的上海银根紧缩，这个经济泡沫很快破裂，各种股票莫不骤跌至最低价位。股票投资的惨痛损失，使商民的投资心态受到严重打击，令他们对公司，股票普遍产生了怨恨情绪，给此后洋务民用企业的集资带来了很大困难。不难理解，1882年度上海股票市场的过度火热对中国股市的长远发展和股份制建设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