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美

边陲府县辟商埠，十里江岸帆樯竖，鸦片贸易呈虚景，古城添装汉皋如。

公元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宜昌，在《烟台条约》中被列为通商口岸。从此，宜昌的帆船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

宜昌，远古称西陵，是西陵部落分布的中心地区。距今约20万年前，清江流域就有”长阳人”在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宜昌市点军区李家河、紫阳河一带发掘出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以及白庙子、清水滩、中堡岛、小溪口等数十处古遗址和文物，说明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到夏商时，宜昌为古荆州之域，春秋战国为楚地，史称”楚之西塞”，那时宜昌就建有城邑。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夷陵之名始见于史，使宜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公元2006年长达2284年。其间，宜昌为历代县、郡、州、府、路、道的治所。曾经使用过夷陵（清代改为彝陵）、西陵、峡州、宜州、拓州、东湖等名，其中使用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夷陵和峡州二名。自东晋分夷陵西境置宜昌县，宜昌之名便始见于史。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升彝陵州为宜昌府，宜昌之名沿袭至今。

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渝鄂湘三省市交汇地，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发生的战事不胜枚举，三国时期的夷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一切反映了当时宜昌泊船的规模。而宜昌开始成为长江交通运输线上的重要舟船停泊地，是在东汉之初岑彭进攻公孙述之时。尽管帆船文化在宜昌发端较早，但是由于这里环望皆山，地瘠民贫，商贸发展有限。因此，这里的帆船文化并不发达。

随着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往来频繁，宜昌开始成为过往商船的泊地。进入北宋时期，由于荆南水路的开辟，为四川等地物资下江北运提供了方便。于是进出宜昌的船只、货物明显增多，从而促进了水运的发展，出现了宜昌帆船文化的首次繁荣。至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川地循江东下的物资运输量日渐增多。宜昌帆船文化日形兴旺。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峡州至喜亭》中写道：”断崖卧水口，连冈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立沧州。雨后涨江急，黄浊如潮沟。时见出峡船，饶鼓噪中流。”反映了宜昌帆船文化兴旺的景象。只是此时宜昌的港口仍带有寄泊的特征罢了。

元朝建立后，对水运发展极为重视。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立川蜀水驿，自叙州（今四川宜宾市）直抵荆南府。到了明代，这种驿运制度更加完备。为了方便舟船进出，还对峡区水道进行了治理。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四川参政吴彦华开辟了宜渝航道间的水运纤道。天启五年（1625年），湖广按察使乔洪壁招集民工整修新滩，进一步保证了航道的畅通。

直至明末清初，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四川成为商品粮基地，川江主要支流都在粮食和棉、糖、盐产区，汇流而下，促进了商品交流的活跃，致使宜昌水运进一步发展，尤其粮食运销在宜昌的地位最为突出。为适应水运发展的需要，航道整治和水运设施建设此间得到加强。清乾隆初，为运云南铜矿，就在宜宾以上疏凿险滩，开通金沙江航路1300公里。长江中游，由于洞庭湖流域的开发，长沙成为四大米市之一。这样，便拓展了长江中上游的经济联系。康熙五年（1666年），归州知州邱天英在吒滩设救生船，开始了归州境内最早的救生护航活动。之后，又将救生船增设于石门、上八斗、下八斗以及泄滩、新滩、黄牛滩和崆岭滩等处。乾隆六年（1741年），为对船舶航行提供方便，长江上游各州府均奉谕在本境内航道极险处的西岸插立标记。嘉庆、道光年间，湖北汉阳商人李本忠，先后治理三峡河段的牛口滩、泄滩、黑石滩等险滩48处，修筑纤道29处。归州地方官也于道光元年（1821年）开始，对峡江两岸的纤道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治。从而对长江上游宜渝航道上的水运事业起到促进作用。《镇江阁记》中的”舟船云集”的记载，正是此时宜昌帆船文化的真实写照。而咸丰时的川盐济楚，则形成了宜昌帆船文化史上的第二次繁荣。

按照清制，湖北行销淮盐，销量每年在50万引（每引为600斤），其中宜昌一府四县共销3700引，宜昌实销1300引。加之川盐在湖北私销在内，正常时期通过宜昌水运的淮盐与川盐大约为600余吨。这对宜昌水运的影响不大。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同年湖北武昌一度被太平军占领。至此，淮盐进入湖北的通道被堵，以致”片引不至”。咸丰三年七月，为解决燃眉之急，湖北总督张亮基奏请借销川引，以济民食。这样，川盐便开始大规模经宜昌下运荆楚地区。尽管淮盐运楚的通道不久便被打通，但是由于川盐色味俱佳，已有取代淮盐之势。同治二年（1863年），虽然两湖地区确定每年行销淮盐16万引，但仍仅为淮盐受阻时川盐运量的27.4%。同治六年湖广总督谭廷襄奏请清廷，将宜昌盐局改为总局。尽管随后恢复淮盐引地，但是并未影响川盐下运。这样便保持了两湖、江浙与四川间的物资交流，使宜昌的水运量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由于川盐大量下运，并在宜昌转口，带来了宜昌帆船文化的短暂繁荣。木船成批结帮停泊在宜昌江边，从上河街一直排到二马路河坡，桅樯林立，鳞次栉比。在此揽载的民船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常在万人以上。”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正是当时宜昌帆船文化繁荣的景象。川江盐运的繁荣，也极大地促进了宜昌城镇商业贸易的发展。从鄂西北山区陆运来的山杂、毛皮、油脂、大米、煤、盐、糖、烟叶、烟土、水果等，除在宜昌销售外，多数在此转口运往下游。而由下游船只运来的日用百货、瓷铁器、大米、布匹，除在宜昌集散由陆路运销各县镇外，绝大部分由此换船运往上游。于是沿江河街成为商行货栈的交易市场。每逢枯水季节，小摊小贩还在沿江沙坝经营”河肆”。当时，宜昌城内的鼓楼街、镇堂街一带成为商贸中心。就这样，宜昌便冠以”过载码头”的头衔。

尽管如此，开埠前夕，宜昌全埠人口仅1.3万余人，工商业规模不大，全市仅有棉业、钱业、过载堆栈各8家，另有船行2家、杂货行7家、榨坊4家、旅栈9家。但是，由于宜昌的区位优势，使西方列强意识到，控制了宜昌，便可打通长江水道，进入四川，进而掠夺四川乃至广大西南地区，以及青海、西藏、甘肃、陕西南部的财富。因此，英国侵略者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辟宜昌为商埠。

就在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正月，湖北巡抚翁同爵便派荆宜施道孙家谷，会同英国领事馆京华陀办理开埠事宜。2月16日，宜昌关署正式成立。宜昌海关参照汉口江汉关的章程开办，并于4月1日正式成立。宜昌关署设在府城南门外的江滨，占用汉景帝庙，距县治一里。由于宜昌海关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海关税务司之职一直由列强控制的海关总税务司直接委派，其爵位也比较高。首任关署税务司迪克·托马斯，就是从天津海关税务司之职调任的，他从宜昌海关离任后，又被调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宜昌海关税务司梅尔士，就是一位具有”四品衔、双龙二等第三宝星”爵位的英国高级官员。中国政府对宜昌海关也很重视。从清光绪三年到宣统三年（1877～1911年），宜昌海关监督，一直由清政府钦命，首任宜昌海关监督由荆宜施道孙家谷兼任。民国初期（1912～1928年），宜昌海关监督也由中央政府任命。民国二年元月四日，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任命刘道仁为宜昌关监督”。民国十七年六月廿六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李翊东为宜昌关监督兼任外交部宜昌外事交涉员”。自光绪三年至三十年（1877～1904年）的27年间，重庆海关仅设置代理官员，其业务接受宜昌海关指导。荆沙海关涉外事务自光绪三年至民国十四年（1877～1925年）十月止，其间48年由宜昌海关监督兼管。

宜昌海关成立后，西方列强便先后在宜昌设立领事馆。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首先在停泊宜昌江面的军舰上设立领事馆，后来便在桃花岭修建了6栋办公楼。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民国三年（1914年），德国、日本先后在桃花岭设立了领事馆。美、法等国虽未在宜昌设立领事馆，但其在宜昌的事务，均由其驻汉口的领事馆办理，有时交英国驻宜领事馆代理。随即列强的租界、洋行便在宜昌拔地而起。自光绪四年（1878年）英国立德乐在宜昌拟定租界内开设第一家洋行，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方列强在宜洋行已达17家之多。光绪三年（1877年），在宜昌经商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外籍商人仅70人，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宜昌已有英、美、法、德、日、印度、意大利等13国家的26个商行和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外籍商人235人。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宜昌海关是深入中国内地最远的海关，是西方列强进入四川和整个西南的桥头堡。在光绪八年（1882年）到十七年（1891年）的10年中宜昌海关的总进口值为19371731关平两；出口值为18677826关平两。宜昌海关的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品，包括棉布、棉纱、煤油、烟草、染料、五金、食糖、鱼蚧、玻璃、肥皂、医药、仪器、枪支弹药等；而出口商品则主要是农产品，包括猪鬃、牛羊皮、药材、植物油、生漆、茶、棉花、生丝、真菌等。转口贸易主要是粮食、食盐、鸦片，其中鸦片占了大宗。从光绪三年（1877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宜昌海关共收关税9170345关平两，平均每年为262010关平两。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的68年间，英国、俄国、德国、荷兰、丹麦、法国、挪威、日本、美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爪畦、印度、新加坡、香港和菲律宾等18个国家和地区，都与宜昌口岸直接进行过进出口贸易。由于鸦片贸易兴隆，宜昌口岸对国内各口岸的覆盖面除长江流域9省外，还包括东南沿海地带。

宜昌开埠后的帆船文化呈现出三大特色，这就是水运方式步入近代化；鸦片贸易呈现大宗化；商埠城市逐渐西式化。这一切构成了开埠后宜昌帆船文化的历史画卷。

二

随着开埠，西方列强侵入宜昌，宜昌水运便开始由传统方式向近代方式转变。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就开始对宜昌虎视眈眈。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海军中将贺布经上海抵达汉口，声称要到上游一带考察，并于当年3月14日率武官随员”开火轮二只，溯流西上”。湖广总督官文饬令宜昌各属”沿途照料”。同年，英国”远征队”由少校萨利勒和船长布克思通率领，乘木船抵达宜昌，随后又溯江上至夔府（重庆奉节县），收集长江水文情报。同治二年（1863年）夏，美国地质学家彭柏莱来中国出洞庭湖经宜昌西上考察地质，赴秭归香溪一带勘察煤矿资源，并将此地命名为”归州煤田”。同治八年（1869年）上海洋商总会派商董到宜昌调查商务情况。同年，英国海军人员抵达宜昌，测量自宜昌至奉节的长江三峡航道，了解航道中各段的水文情况。

在对宜昌及其上游资源、航道、水文窥探的基础上，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英国商会便一再胁迫清政府准将长江中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对外开放。宜昌开埠前二年的同治十三年，英、美、法三国商人联手，在宜昌雇佣木船69只，装载洋货首次闯入川江。宜昌开埠后的第二年，英商立德乐便雇佣中国领江员王定邦引水驾驶”夷陵”号轮船进入宜昌港。这是进入宜昌港口的第一艘轮船。随后，立德乐便在宜昌开设了立德洋行，经营舶来品。同年，清政府的轮船招商局也挤身宜昌，在宜昌设立分局，其”江平”号开通了汉口至宜昌的客货营运航班。这是宜昌港埠第一艘正式航线的商轮。随即，英商太古洋行的”沙市”、”吉安”号与怡和洋行的”昌和”、”江和”号于光绪六年（1880年）相继投入汉宜客货运输航班。次年，英商太古洋行在宜昌滨江路设置营业机构。于是，汉口至宜昌的轮船航班就这样开通了。

相对而言，汉宜轮运的开通较为容易，而川江轮运的开通则较为困难。光绪九年（1883年）英商立德乐乘木船进入川江，一路详细勘察川江航道，写成《经过杨子江三峡游记》一书，认为轮船只须马力大、吃水浅，在川江轮运是可行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立德乐仿效行驶川江的柏木船型，建造了一艘长55英尺、载重10吨的木壳小汽轮”利川”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15日雇员驾驶，由宜昌溯江西上，进入三峡后多次靠纤夫拉滩上驶，终于闯过新滩、兴隆滩等处危险，于3月9日抵达重庆，获得探航成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立德乐又建造了一艘长180英尺、载重150吨的轮船”肇通”号，蒲兰田任船长，由上海驶至宜昌。当年5月16日又由宜昌西上，经过泄滩时绞断钢缆2条，途中浪沉小船2只，历经9天，于5月24日抵达重庆。这是外国铁壳商轮第一次由宜入川。立德乐虽然三次进行川江探航，但是都未达到经营航运的目的。在这期间，英国政府也以保护侨商为名，建造浅水炮舰”山鸡”、”山莺”号，驶抵宜昌，闯过三峡，进至重庆，但是也未能实现商轮通航。就在立德乐第三次探航川江当年的12月27日，德国人所造”瑞生”号也由宜昌入川，船上还载有中外旅客34人。时至三峡江水枯落，行船危险。但是德国籍船长强令航行。上午11时行至崆岭二珠触礁沉没，船长及部分乘客遇难。至此，航业界视川江为险途，裹足不前，以致川江航行近10年归于沉寂。

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法国人成立了东方轮船公司，企图独霸川江。四川绅士、民众深恐航权丧失。在川督赵尔巽的支持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了”川江行轮有限公司”。聘请蒲兰田为顾问，建造了”蜀通”号轮。宣统元年（1909年），任命蒲兰田为船长，陈兴发为领江，于10月19日由宜昌上驶，同月27日到达重庆。次年2月开始，”蜀通”轮行驶于宜渝之间，每月往返2次。这是航行川江的第一艘华商轮船，也是宜渝线上最早实现商业营运的第一艘商轮。从此，川江上的轮运航线正式开通。

随着汉宜、宜渝轮运的开通，古老的宜昌帆船文化便进入了近代轮运的新时期。到宜昌开辟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不断增加。其中，太古、怡和、日清、捷江等公司先后在宜昌修建码头、堆栈和仓库，开辟客货运输、仓储和水火保险等业务。沿江一带各公司的码头、泊位鳞次栉比，绵延十余里。从此，每年成百上千艘次的中外轮船出入于宜昌港埠。民国八年（1919年）以前每年都在数百艘次；以后则每年都在上千艘次。据统计，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进出宜昌港埠的中外轮船共计50880艘次，其中中国轮船为18045艘次，仅占总艘次的35.47%。开埠后宜昌轮运的殖民性不言而喻。

宜昌水运方式向近代轮运的转变，并非意味着以往传统方式的结束，反而是乘势而上，出现了驳船、挂旗船和厘金船竞相发展的局面，形成了传统水运”夕阳红”的景象。

由于宜昌市区江岸线都是滩宽水浅，抵达港埠的轮船无法泊岸起卸。而宜昌港埠转口过载量大，出川的客货皆需在这里转乘轮船下驶；汉申轮载的客货也需在这里转载木船或能航行川江的轮船上行。所谓”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驶，川湘上下船只在宜互相换载”。于是，驳船业便在宜昌港埠应运而生。

宜昌开埠后，招商局轮船行驶汉宜航线。时有划工何有元，以自己的大木划接揽驳运业务，往来于轮岸之间接客送货。随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大阪等洋行加入宜昌航运，驳运作业开始繁忙。何有元便添造数只货驳，并报海关批准，成立了”宜昌公兴驳船公司”，专为轮运货物装卸服务。这是开埠后宜昌驳船业成立的第一家公司。为提高装卸效率，公兴公司还创制了平板平仓的宜式木驳，形成一套宜昌独有的驾驶方法。至民国初年该公司已拥有驳船80余只，总载重量为4000余吨，日均港作货物进出量可达1000吨左右。30年代公司按货物装卸区域划分为四个码头，拥有水手、职工达150多人。继公兴驳船公司之后，民国初年宜昌太古洋行职员吴竹君也出资办起”联益驳船公司”，打破了公兴公司垄断宜昌驳运的一统天下。20世纪30年代后，宜昌驳船业继续发展。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原在宜昌城内经营棺材铺的何广玉，见驳船业有利可图，意欲染指，结果在船帮之争中偃旗息鼓。而不少轮运公司却随后开始办起驳运业务。其间，新兴起的民生公司和由法商改为华商经营的强华公司先后在宜昌设立分支机构，开展轮运业务的同时，自造驳船自办驳运。于是，宜昌驳运便出现了驳运公司专营与轮船公司自办并举的局面。这一切，使开埠后的宜昌传统水运方式在方兴未艾的轮运新时期以新的形式继续得以发展。

宜昌开埠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能开通宜渝轮运。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续增条款》，规定”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于是，往来于宜渝之间的木船一经租用，便享有轮船在其他口岸和水域营运的同等权利，除关税之外，沿途不须交纳”厘金税”。这种水运木船以悬挂列强的旗帜为标记，因此时称”挂旗船”。

就在中英《烟台条约续增条款》签定的第二年（1891年）5月12日英商立德乐第一个雇起华船，装载黄丝、白蜡由重庆出口；同月25日，又装火油、海带由宜驶渝。这是宜渝间进出口的第一只挂旗船。从此，德、法、日等国商人竞相雇佣华船从事宜渝航线上的货运。即使宜渝航线的轮运开通后，行轮初期由于轮船吨位小，运货数量有限，进出川货物仍多用木船上下转运。这样，挂旗船便在开埠后的宜昌兴盛起来。光绪十七年（1891年）宜渝间往来的挂旗船仅为607只次，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则上升为2567只次，增长3.2倍。正因为挂旗船的兴盛，便促使传统水运方式在开埠后的宜昌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宜渝航线轮运往来的增多，挂旗船逐渐减少。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宜渝航线轮船由宣统元年（1909年）的1艘次、196吨，增至1171艘次、4.42万吨；木船则由2339只次、7.4万吨，降至1只次、20吨。从此，来至宜昌的木船便从川江转向湘江和附近水域从事短途货物运输，行驶宜渝航线的挂旗船宣告终结。

宜昌开埠后传统水运方式仍呈上升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厘金船的发展。宜昌开埠后，行驶在川江上的木船中，大量是华商经营的不挂旗的厘金船。因其仅向厘金局交纳厘金，而不受海关的约束，所以称为”厘金船”。本来，挂旗船和厘金船均可承揽各类货物。但是与挂旗船相比，厘金船在货运中具有较多的优势。四川以至西南出口大宗的土货诸如盐、煤、鸦片、杂货和湖北出口入川数量最大的棉花、棉布，都是由厘金船专运或主运，汉宜轮为防失火而不愿运载的煤油，也多在武汉交厘金船承运。厘金船所载货物可以沿途买卖，而挂旗船则必须到通商口岸才能出售。加之，厘金船较挂旗船运费便宜。于是，在开埠后的宜昌传统水运方式中厘金船占了主体。宜渝航线每年往来的厘金船大致在万只次以上。光绪十八年（1892年）宜渝间往来的厘金船12000只次，是同年挂旗船1879只次的5.39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宜渝间往来的厘金船15166只次，是同年挂旗船2600只次的4.83倍。在14年间厘金船增长26.38%。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宜昌海关统计，行驶川江航线厘金船的船户、纤夫不下20万人。

驳船业的兴起，挂旗船的出现，厘金船的发展，促使宜昌开埠后传统水运方式，无论是种类还是规模均呈扩展上升的势头。至光绪三十二（1906年）往来宜渝间的木船达到17766只次，较光绪十八年（1892年）增长28%。正因为如此，致使宜昌城从豆芽湾（葛洲坝靠大江）、紫云官（三江桥）到八标（十三码头）的十里江岸，桅杆林立，连樯接舶，一片帆海。

三

鸦片贸易大宗化，是开埠后宜昌帆船文化内在的特色。

17世纪末中国便开始种植鸦片。至近代，宜昌府的巴东、兴山、归州、长阳、长乐、鹤峰；施南府的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建始，以及西南云贵川诸省，都种有鸦片。道光十六年（1836年）9月礼部侍郎朱嶒上奏：”即为云南一屑，种者漫山遍野，总共不下数千箱。”宜昌、施南两府所种鸦片尚不能满足附近地区及宜昌的需要。鸦片下销要靠云贵川。时云贵川鸦片运销外省有三条渠道：一是出陕西运销黄河流域；二是出广西运销珠江流域；三是出三峡运销长江流域。宜昌地处云贵川三省鸦片运销外省三条渠道之冠。川烟外运下销唯一的通道是三峡，云贵烟外运经过四川集中下销也须到宜昌转运。因此，宜昌便成为鸦片的集散地。

鸦片战争后，自《南京条约》至《烟台条约》的签订，鸦片贸易由在通商口岸的局部开禁转为全部开禁。英商怡和洋行此间便在上海开设分行，宜昌开埠后，又到宜昌开设分行，借助长江黄金水道把贩卖鸦片的魔爪由沿海进一步伸向沿江。这样，鸦片贸易在开埠后的宜昌便畸形发展起来。

由于宜昌成为鸦片的主要集散市场，因此清政府在宜昌开埠前夕便开始在此实行烟土征税。同治九年（1870年）2月，户部奏定《洋药、川土、南土抽收税厘章程》，决定在宜昌平善坝设总卡，沙市、老河口设分卡抽收，并准许在宜昌开设4家洋药、南土行。从此，鸦片贸易便开始公开买卖。时云贵川的烟土在重庆每担要交落地税4.8关平两；由厘金船运到宜昌后每担还要交厘金34.7关平两；经过第一个鸦片关每担又要再交落地税1440文。为逃避沉重的烟税，几乎所有川土都是私运的。为振兴宜昌鸦片贸易，光绪九年（1883年）宜昌鸦片厘金局依照汉口现行的办法，对每担土烟征税15关平两，仅为洋药进口税的一半。这样，当年鸦片出口便由头年的3.12担猛升到754.04担。然而，次年厘卡又将烟税恢复原状，结果这年鸦片出口又降到160.11担。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十六年（1890年）通过宜昌常关的土烟几乎等于零。光绪十五年（1889年）宜昌鸦片厘金局称这年只收到烟税8600关平两。大量烟土继续从陆路运到沙市，而从宜昌关出口的仅6.2担，这是宜昌开埠后鸦片走私猖獗，鸦片转口贸易萧条的时期。

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是宜昌开埠后鸦片贸易兴盛的时期。光绪十六年（1890年）秋，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宜昌设立”鸦片厘金征收总局”，另在巴东野三关设立分局，由宜昌5家私商土税号代征烟土税。次年6月清政府规定凡云贵川康四省外运的烟土一律运至宜昌进行交接，烟土在内地交落地税4.8关平两；在重庆装船时交出口税20关平两；在宜昌卸船时再交过境税40关平两之后，在全国范围便可免收一切杂税。这一新税制的出台，受到烟商的拥护，随之，宜昌鸦片贸易额迅速增长。是年10月19日以前从宜昌出口的烟土仅5.87担，至10月底便增加36.21担，11月又增加131.17担，12月再增加225.14担，不到3个月便上升393.26担，是光绪十年（1884年）以来近8年出口总量的2倍多。此后五六年里，宜昌厘卡收税49万关平两上下，”大率皆系土药，他货只一万余金”。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烟税达到1826344关平两，是前五六年的3.7倍，占同期税收1900935关平两的96.1%。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宜昌成立了鄂、湘、赣、皖四省土膏税捐总局。光绪三十一年又增加了苏、闽、桂、粤四省，改为八省土膏税捐总局。光绪三十二年在八省之外再增加直隶、鲁、豫、晋、川、滇、黔、浙、陕、甘十省，改为土药统税，规定每担净土宜昌关收税52关平两，八省统捐加抽膏捐52关平两，此外再加收经费11两。实行后宜昌鸦片转口贸易额进一步增长。自光绪二十九年（1930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宜昌转口鸦片9.19万担，收到烟税2024216关平两，占同期宜昌税收总额2185763的92.61%，年均烟税达506054关平两。这表明鸦片已经成为开埠后宜昌转口贸易的大宗商品。正如宜昌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在光绪十八年（1891年）12月31日的《宜昌十年报告》中指出的：”如果宜昌失去土药的税收，该港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开埠后宜昌鸦片贸易经过辛亥革命前后短暂沉寂之后，又步入发展的高潮。土药统税的施行，导致全国各地鸦片泛滥，引起朝野关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弹劾了在宜昌督办土膏统捐的大臣柯逢时。同年11月30日颁布禁烟章程，定期十年禁绝鸦片。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决定从光绪三十五年起全国实行禁烟，并将宜昌关征收鸦片税之责交给八省土膏税捐总局。光绪三十五年撤销八省土膏税捐总局。至此，宜昌鸦片转口贸易中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度公开禁止鸦片贸易。初时禁令尚严，宜昌土税号均关闭。

鸦片贸易的沉寂，并非意味着鸦片买卖的绝迹，只不过是鸦片的公开交易转入私下交易罢了。一是”绿划子”带土。时运送邮件的邮船是绿色的，称为”绿划子”，沿途不受关卡检查，有背景、路子熟的绿划子在送邮件的过程中私带烟土至宜。二是”飞划子”接漂放流。宜昌驻军中下级军官雇佣水性好、滩险熟的水手，驾驶轻便的木船，趁轮船进港前，在平善坝水域，迎船上驶，称”飞划子”，把船上投放江面的整箱烟土捞上划子，称”接漂”；或冒险直迎船身，以钩竿抓住船栏杆，靠拢船身，接下烟土，放流而去。三是客商与船员勾结走私烟土。通过船工在机舱、煤堆、工具箱、货物中暗藏鸦片，或在进入关卡前通过”飞划子”接漂放流，或经过宜昌下销。四是外国商人利用兵舰掩护偷运鸦片。当时法国的”万佛”小轮，就每月至少两次往返汉宜渝之间，专营云、川烟土。诸多鸦片走私方式中最厉害的是烟商与军阀勾结，采取武装保运的方式，大肆走私烟土。

民国九、十年间（1920～1921年）宜昌两次发生兵变，全城商户被遭抢劫，致使商场一蹶不振。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为刺激宜昌市场复苏，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吴佩孚，请求开禁鸦片，公开征税，活跃商场，以济军饷。吴虽然垂涎这大笔财源，但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禁例。于是韩便援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帮出面开设税号，代办鸦片税。所有云贵川出川烟土，在宜昌收税后，贴上军警督察处”查讫”的标签，便可运销各地通行无阻。吴佩孚对此欣然同意，准予照办。于是韩慎之邀集商帮会商，决定由商会组成”济宜公司”，办理烟土税。其税款按月上缴军警督察处，转解督军府。规定每担烟土收税银200元，由宜昌船运至沙市加收150元，运至汉口加收300元。这样，鸦片又在宜昌开禁而公开买卖起来。当年土税号就达10家，后来增至18家。公开销售的烟土，绝大部分是用轮船从四川运来的。轮船到宜昌后先停泊在西坝，烟商报到后，由军队保护，将烟土起到税号，然后轮船再进关。烟土是成箱装运的。每艘轮船装运三五百箱，有时装达千箱。每箱烟土为二担，每担为旧制称一千两。税后贴上用黄表纸印的税票，表示官货。一时间，宜昌又成为云贵川鸦片行销内地的主要孔道。其间，尽管社会舆论严厉谴责，但是当局再三改头换面，掩人耳目，致使鸦片贸易有增无减，各省烟商云集于此，使宜昌再次成为全国最大的贩烟中心之一，有”吗啡城”之称。每年收到烟土税约1000多万银元，随着烟土价格上涨，税率也不断提高，最多年份征税达3000多万银元。标志着开埠后的宜昌鸦片贸易达到了巅峰，被称为是宜昌的”黄金时代”。

规模巨大的鸦片贸易，过度刺激着宜昌城市消费的畸形发展。城中除土税号兼售土膏外，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多达百余家。青楼堂班，公娼私妓应时而生，多达数百众，在湖北仅次于武汉。著名的大烟馆有东诚信、西诚信、南诚信、北诚信和鼎诚等，以南诚信最为高级。南诚信位于安福里口，楼上楼下，有二三十盏烟灯，近30条烟枪，是上流社会流连之所。大门的门帘上缀有”雅宝”两个斗大的字，撩开门帘就是柜房，悬挂着两块玻璃相嵌的条匾，上联是”闻香下马”，下联是”知味停车”。从侧门走进敝厅，抬眼望去，一字连铺，榻无虚席：有妓女打泡者，侧卧抽吸者；有细啖糖果者，闭目养神者；有盘膝阔论者，洽淡交易者；……茶房冲茶水递毛巾，穿梭其间，光怪陆离，不一而足。凡是官厅门路，应酬交往，无不以烟土为媒介。真可谓拍板于吞云吐雾之际，成交于乌烟瘴气之中！时酒楼、妓院集中在陶珠路、浙江路、北门外正街口。下等妓女部分集中在富裕街一带，称为”老三条街”；部分集中在力行一、二、三街一带，称为”新三条街”。每逢傍晚，灯红酒绿，饮酒豁拳，陪酒清唱，声达户外，通宵达旦。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提出禁烟。先后在宜昌设立湖北禁烟总局和清理两湖特税事务处，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撤销税号，对烟土征收重税。尽管如此，贩卖烟土、吸食鸦片的现象依然如故。然而，随着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理两湖特税事务处”移设汉口，宜昌鸦片贸易日落千丈，宜昌商埠税收顿减大半。于是，各轮船公司及外埠大商号，纷纷抽走资本，迁徙地埠。从此，宜昌转口贸易一蹶不振。到抗战爆发前，宜昌全年贸易总额便由20世纪初居长江12大商埠第四位，跌至最后一位。开埠后的”黄金时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直至解放前夕，宜昌仍是一座百业凋敝的消费城市。

四

商埠城市西式化，是开埠后宜昌帆船文化形象上的特色。随着开埠，具有异国风格的建筑群在宜昌拔地而起，从此，宜昌这座千年古城，在世人面前展示出近代商埠的西式风采。

开埠前，宜昌古城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民族风味。城墙是明代洪武十二年（1379年）由守御千户所许胜、知州吴冲霄、绅士易思、陈永福等率众在唐代夷陵旧城的基础上修砌而成的。城垣高二丈二尺，周围八百六十三丈，城墙垛口三千九百零三垛。城墙东南北三面挖有城濠，濠沟阔四丈五尺，深二丈，濠内引溪水灌之。西面城墙滨临大江，借江险护城。城筑八门，正东有东湖门，东北有小东门，正南有南藩门，西南有文昌门，正西有西上门，西北之西有西塞门，正北有北望门，西北之北有北左门。明成化四年（1468年），知州周正、千户常垕在原城墙的基础上增高加厚。完工后城墙高五丈，城外砌石，横直勾连，彼此相制。城墙内筑土为卧羊城，下绕以围，堪容走马。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拨专款，委任彝陵（宜昌古称）左营游击张琦修葺，城垣方有启闭。城门由原八门，减为七门，名称也有改变，正东东湖门，改称大东门；正南南藩门，改为大南门；西南文昌门，改称小南门；正西西上门，改称中水门；西北之西西塞门，改称镇川门；西门之北北左门，改称小北门；正北北望门，改称大北门。原东北小东门，因阴阳风水先生称不吉利，遂闭其门，且为台以镇之，称威风台。清代多次重修古城，《宜昌府志》中有记载的就达9次，最后一次大修古城的活动，是同治元年（1862年）在前署知府唐协和的倡导下进行的。此后古城便日趋秃旧。

宜昌古城不大，仅占地1200亩左右。南北向长，有3里多；东西向短，仅1里多。城内有40多条街巷。民宅为明清硬山式建筑风格。城内商贸中心集中在鼓楼街、锁堂街一带。盐税号、土税号、钱庄等大多集中在锁堂街。绸锻、布匹、杂货、广货、药材、酱园等店铺，大多集中在鼓楼街、二架牌坊、南门外正街、北门外正街和东门外正街。这里地处城门口，是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场所，生意特别兴隆。城内街道都很狭窄，闹市区之外的街巷还很污秽，低则水窟，高则土山，人走拥挤，车行冲撞，紊乱不堪。城外较为荒凉，沿江一带多为坐河朝坡的吊脚楼。河街是商行、货栈的交易市场。紫云宫以榨油坊为最多，油籽船停靠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设有青果行。镇江阁为米市专用码头。镇川门、中水门江边停有煤、砖船。坡上有商贾交易，河下有木船停泊。这一切展示的是边陲府县的古风和”过载码头”的帆韵。

开埠后，西方列强纷踏而至，竞相设领事馆，辟租界地，开洋行，建码头，设货栈；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列强渗透的同时，华商实业和地方经济也挤在夹缝中图生存求发展。这一切带来了宜昌转口贸易的兴旺，工商贸易的繁荣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于是，物流、人流在宜昌迅速膨胀，城市规模随之拓展，宜昌城市格局和风格也跟着改变。

至民国初年，宜昌商埠城市建设处在起步时期，为适应港口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埠之初宜昌市区主要是向古城南门外沿江一带延伸。这里当时是宜昌港口的主要港区，临近古城南门，进城上街都很方便。因此，开埠后的宜昌海关便建在这一带，英国领事馆迁至桃花岭前也建在这附近。于是，列强与华商也先后在这一带开商行、设货栈，在江边建码头。光绪四年（1878年）招商局在南门外正街至二马路一带设立分局，开通汉宜航线。随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太古、隆茂洋行，宣统三年（1911年）怡和洋行也先后在此设行修栈建码头。天长日久，这一带便形成一条街道，始称招商局路，后因街临滨江，便改称滨江路，成为商行转口贸易的中心。随着商行和码头的不断增多，商埠区的范围也不断向下延伸，至民国元年（1912年）亚细亚公司在陈家台（万寿桥）设立码头倾销煤油，古城大南门以下沿江商埠便远及万寿桥江岸一带，长达10多里。转口贸易的发展对城市商业的拉动，使古城南门外一带繁荣起来，成为古城与新埠连接的枢纽。于是，周围的街巷里弄应运而生。至民国二年（1913年），除滨江路外，先后形成浙江路、南门后路、南门外正街、福绥横路等街道，以及安福里、和平里、美华里、邮局巷等里巷。南门的东侧也形成木桥街、肖家巷等街巷。此间，二马路也基本形成，康庄路、致祥路也形成小路。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宜昌一跃成为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转运商埠和湖北三大商业城市之一，城市人口已经由开埠前夕的1.3万余人增到3.4万余人。”昔日萧条之迹，不数年即泯然无有矣”。清朝末年曾经拟修川汉铁路。作为川汉铁路宜万段的总工程师詹天佑两次来宜主持修路事宜。结果历经数年铁路未能修成，然而保路运动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总之，这期间宜昌在城市布局、功能结构、城市建筑方式和城市面貌诸方面初步具备近代城市的特征。当然，其间城市的规划尚偏重路网划分，且仅限于列强领事馆区经济生活及文化设施分布相关的区域。

民国三年（1914年）宜昌商埠城市建设步入了发展时期。这年，湖北省署派谢氏官员来宜昌调查开商埠事宜。随后便成立了宜昌商埠工程局，金鼎任局长。同年2月10日宜昌商埠测绘处开工，聘请英国人编制”拟修宜昌商埠规划”。经过地形勘测，规划在古城大南门、通惠门外东南2公里以内4.65平方公里，修20条道路。其中纵向干道8条，横向道路12条。凡与古城连通的道路都与古城门连接。道路红线宽均在20米内。形成通惠路、公园路（中山路）、陶珠路、二马路、一马路、云集路、福绥路、怀远路、滨江路一片商业区。各路之间划致祥里、美华里、源发里、新源里、安福里、青云里、平安里、清泰里、平和里、梅安里、培元里、同春里、中宪里、强华里等为住宅区。还规划出铁路的走线和车站的位置。规划建设仿照上海、汉口的城建格局进行。这是开埠来宜昌第一个见诸文字图线的城市规划。尽管尚属粗线条的，内容上也还有诸多缺陷，但是已将宜昌沿江带状城市的规范结构勾勒出来，基本符合宜昌港口城市的发展趋势。随后正是遵循这一规划着手宜昌城市建设的。当年始筑近代马路通惠路和一马路、二马路等道路，宽17米，为砖渣泥结路面。至民国八年（1919年）又先后修筑了中山路、怀远路、隆中路、福绥路、云集路（今云集路中段）等道路。均为泥结路面。同时还修建了光前街、富裕街、培心里、强华里等街巷，街巷宽4～6米，为条石、碎石、煤渣、素土路面。这些道路、街巷的修建，在改善宜昌港埠客货疏运、繁荣市区工商贸易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具有文化底蕴的地名掌故。

新埠区内有座桃花岭，原本是座荒岭。开埠后，随着商埠区逐渐向古城南郊发展，这里便开始显现活力。当时有位姓周的商人在山岭东侧栽下一片从外地引进的水蜜桃树。春天一到，桃花盛开，遍岭飘香。行至山间小道的人们，见此美景，便都赞叹不已。就这样，桃花岭之名便不胫而走。西方列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民国三年（1914年）左右，英国教会首先在岭上开办了华英中学。接着，德国领事府从招商局街迁至岭的北部。英国领事馆也从怀远路迁至桃花岭。美国教会在德国领事府的西侧开办了美华中学（亦称美华书院）。在紧靠桃花岭一侧的云集路一带（今中国人民银行宜昌分行至培心路），外侨、洋行设立球会，为洋行阔老、外国水兵提供游乐场所；修建清唱茶园”广寒宫”、”怡园”，成为富商豪绅的娱乐之处。自从列强的政治、文化设施设置在这里，昔日的那片桃林便悄然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领事府为日本接管。因此，抗战时期尽管沦陷后的宜昌城内建筑所剩无几，但是桃花岭一带的各项建筑却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为开埠后的宜昌留下了历史见证。

福绥路是宜昌商埠局成立后于民国六年（1917年）修建的。这条路所称”福绥”二字，源于《诗经》。《小雅·鸳鸯》中有”福禄绥之”。称”福绥”是期望富裕安康。这条路与湖堤街、仁寿路、同春里等10条街巷相通。当时英国领事馆的球场、英美烟草公司、苏格兰哀欧拿女子中学，均建在这一带。20世纪20年代，轮船上的几个厨师，在这里开办了”味馥香番菜馆”，光顾的主要是附近的洋人和私人买办。民生公司在这里办有”民生”旅社。到30年代，宜昌邮局便由邮局巷旁迁至这里的新址（今福绥路邮政支局）办公。”厚康”钱庄老板朱鉴卿在今市总工会和中宪里之间盖有两栋西式建筑，其中一栋墙上刻有”紫气东来”四个字。足见福绥路的发展与商贸密切相关。

如今的解放路，地处古城东南，与环城南路和环城东路相汇。这一带原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凉坟场。因为与古城和新埠上下连结，所以在民国三年（1914年）以前就形成有路。宜昌开埠局成立当年便建成近代道路，始称通惠路。其名出于《左传·闵公二年》中的”通商惠工”。孔颖达疏曰：”通商，通商贩之路，令货利往来也；惠工，加恩惠于百工，赏其利器用也”。因此，在修路开商埠的情况下，称”通惠”，有发展商业、繁荣贸易之意。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后改称”中正路”，宜昌解放后逐称”解放路”。通惠路的开通，使古城与新埠连成一片。随即，这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商旅居民络绎不绝。民国十三年四层楼房的”峡州饭店”（今市亨得利照像器材公司）又在这里落成，成为当时宿娼、赌博的中心。这条街上修建的楼房还有”丹凤”银楼（今市工商银行三峡分行云集支行海殴分理处）、”天昌”茶叶号、永耀电灯公司营业部等。商埠局在这几幢楼房旁设有菜市场。”留光”、”精华”、”千秋”三家照像馆以及”中美文化餐厅”（今市群艺馆处）也都设在这条街。还有各种小店铺不胜枚举。这样，通惠路便成为宜昌城最为繁华的商埠区。

商埠城市建设促使宜昌城内市场随之向外发展，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到抗日战争前，全城商户已有73种行业、商户达2032家，较开埠前的1300余家增加一半以上。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城市人口已达111309人，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增长2.27倍。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宜昌商埠城市建设进入了较为完善的时期。民国十七年4月宜昌建设委员会成立。随即着手组织编制了宜昌城市概貌及铁路规划图。这是宜昌第二个有图可查的城市规划。该规划在反映当时城市概貌的同时，在古城东面和南面规划了若干道路，规划范围北至今西陵二路，南至大公桥，东至今夷陵路。铁路是这个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铁路走线、火车站位置以及用地范围等。民国十九年（1930年）12月，拆除古城城墙，在其基础上修建了环城东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后并入沿江大道）和环城南路等四条环绕古城的道路，宽7～12米，为泥结路面。次年又修通大公路（一马路至天官桥溪口），建成大公桥（今已成涵洞），并填南湖修建了康庄路。此外，还修建了隆中路、新河街（后改名复兴路，为今沿江大道大公桥至港务局一段），并向东延伸至下铁路坝（今胜利一路、市中心医院一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汉宜公路通车。次年春又在古城东郊上铁路坝处建成飞机场。从此结束了宜昌单一水路通外的历史。此间，宜昌城市近代建筑林立。民国初年，宜昌商会在二马路东口修建了广货店，其旁边有西餐馆。二马路、平和里口是”鸿彰”西服店和”成彰”绸缎店。今二马路与解放路连结的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解放路合作营业厅处，建有”芦敏记”药房，隔壁是”永兴隆”川绸店。今农行三峡分行二马路分理处至英皇餐饮娱乐公司之间，有德国人孔宁修建的9栋三层楼房，一楼开设有”永康”广货店等。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处是”老宝成”银楼，抗战后改为”天成”银楼。二马路与乐善堂街交汇处是法国天主教堂。现存教堂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旧堂拆除后重建的。二马路与朱家一巷口下处是”聚兴城”银行，对面是日商的”大阪”堆栈，上隔壁是”交通”银行。今”满意楼”处有”德明”旅馆，当时，”德明”是与市区内”神州”、”远东”齐名的饭店。现市工商银行云集支行处有”中国”银行。原宜昌地区纺织站处有”交通”旅馆。可以说，二马路这一带的西式建筑无论式样还是规模，在当时宜昌城内都称得上首屈一指。即使是如今，仍风韵犹存。这期间，诸如电灯、电话、电报、邮轮等现代设施先后在宜昌开通，人力车营运规模不断扩大，新闻、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日益健全完善。宜昌近代城市的特征更加显著。与此同时，宜昌手工业也达到最为繁盛的时期。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市已有染织、卷烟、鞋作等手工行业19种，业主279户，从业人员1354人，年产值198万元。至抗日战争前，宜昌已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第二大城市，形成了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半公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人口仍保持在10万以上。民国二十六年为105917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寰球图书出版社社长李鸿球来宜昌考察，第二天”购得街市图一纸，雇人力车游览全市，旧城内街巷狭小，住户不多。小南门外为商埠，马路纵横，洋楼栉比，足与汉皋相若”。这里讲的汉皋指的是汉口。意思是说宜昌商埠的西式建筑鳞次栉比，足以同汉口相比拟。这是开埠后宜昌商埠城市建设最为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