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三杰：唐廷枢 徐润 郑观应

      1872年底，洋务派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办，目标是与外国洋行的轮船公司竞争，在中国航运业争一杯羹。当时招商局在经办漕运的朱其昂的主持下，未能筹措足够的经营资金，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第二年，这个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官督商办民用企业陷入了无股可招、无钱可用的窘境。由此引起官商界对“官督商办”方针的质疑。从那时起近半个世纪，轮船招商局就像一个舞台，三位中国杰出的商人轮番登台，他们就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

      1873年，唐廷枢辞去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职位，结束了12年的买办生涯，他临危受命，接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李鸿章所看中的，就是在唐廷枢寄托了招集资本的希望。

      在当时最有利可图的江海轮船航线上，早已经由怡和、太古、旗昌等多家外国洋行的轮船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在外国洋行看来，是虎口里抢饭吃。

      唐廷枢率先投入个人巨额资本，并动员亲戚朋友大量入股，入主招商局仅半年，招得股银47.6万两，加上认购尚未交纳得3万两，实现了招股50万两的初步计划。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次投资高潮，唐廷枢抓住了机遇，不仅使轮船招商局的股票升值100%至150%，成为升值最高的股票，而且还为轮船招商局增招第二期新股100万两，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部招齐。

      唐廷枢不但投入资金，还把原来委托洋行经营的轮船，也搭附局中营运，因利乘便利用招商局这个平台，取得个人的额外收入。

      唐庭枢在轮船招商局的作为得益于既是同乡又是好友的徐润的鼎力相助。在加盟轮船招商局前，徐润在上海投资房地产相当成功。加入轮船招商局是徐润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在从事经济活动20年以后，经营的重心由商业转至产业。

      利用在买办时期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以及打下的良好各种社会关系，徐润很快将轮船招商局的工作带上了正轨，他长期主管船运揽载业务，实际上是轮船招商局的实力派人物。

      在徐润入局时，招商局仅有船4艘。经过他逐年添置，到1884年，已有长江轮8艘、客轮19艘，净吨数23000吨，居所有轮船公司之首。

        1876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因降价与招商局竞争，实力耗减大半，又新换行东，股票市价已跌破面值的一半，急于将一批旧船和在上海、天津、宁波各地的栈房、码头拍卖。当时唐廷枢和盛宣怀均不在上海，徐润毅然议定买价并交付了定银，代表招商局最终以220万两买并旗昌所属全部轮船、码头。这是徐润最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唐廷枢和徐润通过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使轮船招商局的规模扩大了一倍。

      大权在握的唐和徐在经营招商局的同时，也时时挪用公款谋取私利。1884年上海金融风潮使徐润的房地产投资失利，同时也连累招商局的财政陷入困境。当时唐廷枢已经离开招商局到了开平煤矿，徐润却被招商局革了职。

      郑观应介入轮船招商局比唐庭枢和徐润晚十年，1882年前，他实际上是轮船招商局的竞争对手太古轮船公司的主要经营者，但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在政府资助下举办的大型民用洋务企业，其成长和发展经历始终是作为洋务思想者、言论者郑观应关注的重点。轮船招商局应该“商办”还是“官办”，郑曾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郑观应加盟轮船招商局的原因复杂，既牵涉到商会帮派的斗争，也牵涉到洋务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广东人，在招商局，粤帮和江苏帮的矛盾很大，而实际上一直是粤帮执掌实权。盛宣怀把郑观应作为个人的党羽安插在轮船招商局，同时郑观应又把盛宣怀作为个人奋斗的靠山，这使郑实际上站到了唐、徐的对立面。在商业理想方面，其实郑、唐、徐三人是有共同之处的，郑也是因为加盟招商局而结束了买办生涯，但郑对官僚的依赖明显比唐、徐二人要强。郑观应晚年，实际上是帮派之间、官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调和者。

      郑观应初入轮船招商局时的地位不如唐、徐稳固，前期只能务虚而无实权。最能代表郑在招商局工作业绩的，应是他参与了招商局、太古、怡和三方的第二次齐价合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