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的仓库

七十年代初，清政府决定兴办轮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决港运问题，二是为中国船厂所造轮船寻找出路。1872年初，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于是轮船招商局由北洋主办。李鸿章调浙江省承办海港十余年、由沙户（经营旧式沙船运输的商人）出身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设局招商，特许轮船承运一部分海港作为补贴，并奏请户部准借二十万串（约十三万两）作为“商本”，“盈亏与官无涉”。但所谓招商局是以官督商办形式兴办的。洋务派虽然允许由商股中选出“商董”并说听任他们“自立条议”，但实际上企业全由官僚操纵，商股没有发言权。朱其昂向苏浙帮商人招股，所得不多。洋务派本想吸收“诡寄洋行”的买办资金，没有成功。1873年夏间，李鸿章以招商局“资金太少，恐致决裂”，就招致由盛宣怀介绍的多年充任英国信和洋行买办的广东人唐廷枢为“坐局商董”（即业务经理），目的在于招徕买办资金。洋务派声称“两月间招股近百万”，实际上几度募股，到1876年才实收二十几万两。从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怀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板和另一买办徐润在名义上代表商方，负责经营。唐、徐两个买办取得官僚的身分。实际也不代表商人利益。招商局这些“总、会、帮办，俱由北洋札委”，他们把持用人“理财”之权，把招商局当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盛宣怀除1882－1884几年因被参劾离局外，前后代表李鸿章把持招商局数十年之久。股东实际没有发言权。

洋务派的产生

洋务派的产生和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就机构上说，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权力不断扩充，成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成为最有没势的官吏，因为他们是“洋务”的管理者，也就是资本一帝国主义意旨的传达者和执行者。

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更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买办化的官僚军阀产生了，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洋务派在外以湘、准军阀头子，特别是从1870年起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代表，在内以恭亲王奕折为代表。他们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发言人，也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外国资产阶级的旨意，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纳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军的轨道，这样一面保存清朝的封建治，一面替外国侵略者维持秩序，并且宣传“中国事事不如西洋”来发展崇拜欧美资产阶级、贴服于帝国主义淫威之下的奴才心理。

洋务运动始末

清廷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对朝野造成极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西方势力所以获胜，实由于其船坚炮利、科学技术精良，中国只有学习西方，才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英法联军之役及太平天国起事结束后，部分清廷官员更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远远超过土枪土炮。他们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使国富民强，于是便发起了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此外，自《南京条约》签订，中国门户大开，洋货倾销全国，城乡经济濒临破产，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因而也出现效法洋人发展工业以改善民生的主张。

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有恭亲王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奕诉曾负责对英、法联军议和，他首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议购买西洋船炮枪弹及用西法练兵。其他人则纷纷集资建厂，兴办新式工业。洋务运动起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共推行了三十余年。初期偏重军备武器的制造和科学知识的介绍；后期则讲求富国之道，致力于发展实业。其主要内容包括加强军备，创办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弹药和轮船，用西法练兵，建立海、陆新军；培养人才，设立同文馆，造就通译人才和介绍西洋学术，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建设实业，发展交通邮电、矿物采炼，创立织布、纺纱、造纸等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虽然标榜要使中国“自强”、“自富”，但主要致力于军备的发展，忽略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全面改革的重要性。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对运动又百般阻挠，加上许多经办洋务的官吏，往往因循苟且、营私舞弊，以致新兴企业连年亏损，令洋务运动的目标未能达到。因此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等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竟然全部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的学习西方，虽然不免流于片面而终归失败，然而它毕竟是近代中国学习现代外国先进文明的第一步。由于大量西方书籍的翻译以及西方科技的引入，奠下中国近代工业、建设事业发展的基石。同时，洋务运动也培育了一批对西方事物有较深认识的人才，为日后的改革运动做了铺路工夫。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化过程。各个国家的转化，由于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各个国家近代化的启动有着不同的方式，循着不同的变革道路，按着不同的顺序，带着不同的色彩。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启动的。

外国列强侵略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促使清朝封建官僚集团分化出洋务派，试图以“洋务”（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代称）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的探索称作洋务运动。延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主要是创办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在古老中国的荒原上，出现了大型的近代新式企业和新型的社会生产力。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存在诸多的缺陷，但它们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制，给中国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些军事工业的兴办，多少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民用工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发展起到一种开路和引导作用。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比军事工业更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了“求富”，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绅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洋务企业的创办，在清政府压抑工商业的封建传统政策上打开一道缺口，带给私人资本追求资本增值的希望，推动社会资金流向新式企业。通过新式企业的创办，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和旧式商人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备和传播了先进科学知识，积累了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可是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6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摧毁，因此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的市民等级来肩负这个使命。当时掌握政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但“渐知泰西火器之利”，并且发现廉价的纺织品、便捷的轮船和煤铁之利，可以裕财政、浚饷源，既可维护封建统治，又可为本集团带来利益，于是继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之后，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创办大型工矿交通企业，充当了启动中国近代化的角色。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得极其成熟而完备，特别坚固，在洋务派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可能排除封建生产方式的顽强抵制，只能在不改变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移植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了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历史选择了地主阶级洋务派担当起了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探索却使得中国的近代化一开始就在一条坎坷的狭窄道路上行进。伴随着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出现而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取代地主阶级，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