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大”搁礁了

    1887年7月21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保大”号搁礁了，搁在了成山头的一片礁石上。准确地说，“此石系紧靠成山头灯塔之北”。成山头，又称成山角，山东高角。这附近海域，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礁多，流激，雾浓，风大，“为海道极险之处”，自古行此触礁丧生者不计其数。成山有民谣：“成山头，成山头，十个船工九个愁。”

　　“保大”号系轮船招商局所属，光绪元年定造，二年八月抵沪，“成本十四万有零”，以其“舱阔船坚，利于行走”，故一直在上海、烟台、天津之间担当运输。光绪十一年夏，醇亲王奕儇、李鸿章大阅海军，被租用承载随办官员(奕儇、李鸿章乘坐“海晏”号局船），事毕得赏银八百两，租金银九千四百余两（与“海晏”合计）。

　　在这条走了十三年的海道上，“保大”号这一次竟未能逃过厄运。7月19日（五月廿九日）早8点，“保大”号自上海开行，目标烟台、天津。21日（六月初一）凌晨1点半，一直在值班的船长毕德生根据罗盘推断，船舶已过成山头，且“时天色更为晴朗，以为可以平安前进，故即下桥归寝。”约2点，值班大副又把毕德生唤上了飞桥，因为“遇有霞雾”。船长上桥后，“响号筒二次，天色又是晴朗。”2点钟船长回到寝室，不到一刻钟，“忽闻篷面声响，虽未有人叫唤，即速走出看视，见船已在石排上。”

    据值班大副称：“在大雾里贴近成山头行驶，伊及打望者一旦见石，虽即转舵左向西北以避，已无及矣。失事时，船每点钟行十英里，上石之后遂不动矣。”

    接下来，当然是“救护客人、行李及船货”。抢救算得上是有序、有效的。先用舢板将“船上所有妇人、小孩及年老之搭客上岸”，而“各客尚为安静”、“全获无恙”。

    事故发生后，“近地方官亲来保护，惟土人不肯受雇听使”，天黑前，船长虽“率同众水手及小工数名”尽其所能，但也仅得“救起少许货物。”而当晚，鉴于“此地土人甚凶暴，船头高搁石面，自前舱及机器房满入水”，虽“银舱内有银约九千元及钞票一宗，均没水内”，船长仍“不敢派人住船上看守”，只能任其在波涛中搁置了。

    当晚，船长及船员、客人宿于成山头灯塔内。第二天（六月初二日），派人陆路送信去往烟台。

    救捞工作未能彻底

    得到“保大”触礁凶信，盛宣怀即于7月23日（六月初三）要求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派出了“威远”、“扬威”两艘军舰，前往帮同捞救。然而，由于捞救行动“须乘潮落之时乃能动手，兼彼时不时起雾”，捞救活动并不如意，“仅捞得五十余件”，二艘军舰即于24日（初四）返回威海卫。

    7月28日（六月初八），招商局总船长、洋雇员蔚霞奉盛宣怀之命，带领潜水员、帮工（还有一些来自大沽的工人）携器具，乘局船“拱北”号（还有一艘“海昌”）前来勘验捞救。自午至晚，仅得“将银库房间等打开，取出铜钱、洋药”“及船上零星物件”。第二天（初九），“天气甚好”，竟日工作，再从“银库内取出铜钱一百八十三包，及洋药三箱”，还有挂舢板之铁柱、绞盘、铜管、铅管等件。30日（十日）上午，“取出绞盘、盘车、停链器具、铁链八百英尺、船右边锚一只，及船面上许多零星物件”。下午风起，经蔚霞“细心查看头舱口所装之货，无甚贵件，不合算取出，后舱口已全部沉在水底，不能设法，洋枪箱子无从找处”，遂将“船头锚及铁链八十英尺遗在石上”而停工。“十一日早七点半钟，该船忽然沉下，船身分作三段，中段搁在石上，船尾深入水底”。见此情景，蔚霞当即决定放弃打捞，遂和毕德生一道于31日（十一日）下午7点半钟回到烟台。

　　　回到烟台的当晚，蔚霞即将打捞的过程及“打捞货物清单”上报盛宣怀，而毕德生也于8月1日（六月十二日）将沉船的原因再次向盛宣怀作了书面的解释。

    盛宣怀耍赖了

    “此地土人甚凶暴”，致船长夜间“不敢派人住船上看守”，显然，“保大”船长毕德生对此地土人是没有好感的。但是，我们从“‘保大’打捞货物清单”中，仍然可以看到：“船主支去在成山雇用驳船驳运搭客、行李上山费用三十千文”。这说明，成山之“土人”还是有不少的良善之辈的。

    成山人有捞浮漂的习惯。几百甚至几千年来，他们遇到海上浮尸，为之掩埋；遇到浮财则据为己有，世世代代，已经成为自然。除了少数的凶顽之外，只要给付合理的报酬，相信他们对于受难之人还是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

　　　然而这一次，他们遇到了盛宣怀，情况就不一样了。

    盛宣怀时任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烟台）监督，同时兼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也就是说，“保大”的船东就是盛宣怀。这些财物里面，是否有盛宣怀特别关注的一件或数件，未可知。但盛宣怀显然是要极力地把损失最小化。他开始耍赖皮了！

    他把耍赖的对象，首先锁定北洋水师。事发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接盛宣怀电，当即派出“威远”、“扬威”二艘军舰前往援救。丁汝昌要求水师官兵“以救人为先”；如需“帮同捞货”，则“必须令其点验交收明白，自己船只必须慎重”。然而，货物运回威海暂停期间，盛宣怀却表示出了对水师官兵的极大不信任，认为水师官兵“不给赏项有扣留物件等弊”。无奈之下，水师官兵只好请刘公岛机器厂洋员、英籍管轮葛果德（Kirkwood,J.)到场监视，将捞获之“物到船均列舱面”，并于“舱下各处一概搜查”，其结果“并未翻出匿物”。帮人帮出了毛病。丁汝昌哭笑不得：“兵艘为人运转等事，非涉公事概不能装，即涉公事，断无讨赏之例。若以无赏遂即匿物，水师虽隘，行同市侩，执事或别有见而云然也。”有鉴于此，丁汝昌即命“威远”管带林颖启再“通查一次”后，立即将货物送于烟台，“取有收单前来”，并“当即据情并单禀陈傅相”。意思很明白，跟你这种人说不清楚，一切自有公断。

    而另一拨人，就没有丁汝昌幸运了。他们就是成山“东八村”的村民。好歹丁汝昌是提督衔的天津镇总兵、北洋水师统领，后面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仰仗水师。而手无寸铁的村民就只能是那个“软柿子”了。

    事发后，荣成知县李文炳闻讯前往观察，并“雇民夫代为打捞”，其后就留住在了成山秦皇庙。毕德生称“乡民不肯使雇”，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尽管毕德生对“土人”印象不好，却并没有提到货物被抢。7月31日（六月十一日），蔚霞等人弃船之前，并无任何“土人”抢、窃沉船货物的迹象，这是“有随船长官目所共睹”的，也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所在。

    然而，8月18日（六月廿九日），盛宣怀与山东沿海海防统领、汉中镇总兵孙金彪带领“精勇”数百，乘坐军舰两艘，在龙须岛登岸了。

    这是为什么？

    事情闹大了

    7月31日（六月十一日），蔚霞等人弃船之后，乡民们开始行动了。这些纯朴的乡民，冒着生命危险，捞取一点物资，聊以补助本就艰困的生活。人弃我取，这在村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似这等大宗的货物，见者有份，他们一般是相对的有组织地进行的。

　　　然而，这就与本地的另一股势力发生矛盾了。

    当时，荣成县城（今成山卫）北大街有一武举于廷诰，办一武局，弟子一批。这些人仗着老子的拳头硬，横行乡里。那时的县太爷手里是没有几个兵的，于是官衙、恶霸互相利用，这些人成了县府维持治安所依靠的一股力量，换句话也就是县太爷的打手。他们似秃鹫死盯着一具腐尸，早就盘算着如何占有这批弃物了。他们背后有官府，理由也就冠冕堂皇，浮财归公，或失物归还原主。于是，他们动手了。

    乡民本来就对这些官府鹰犬恨之入骨，当然不会容忍到嘴的肥肉，轻松被他人夺走。抵抗与反抵抗就发生了。 “民不畏死，奋然直上，夺其器械大半。伊勇回奔，自相践踏。”一场冲突，于廷诰等落了下风。知县李文炳前往“调解”，经村民“跪禀”，李文炳“作保”，让于廷诰立下了“永不滋事甘结”。这是7月31日（六月十一日）下午的事情。

    县太爷当然不会站在村民一边，他与于廷诰本来就是利益的共同体。如果这些财务为于廷诰占有，他则可分肥；若这些财务归了盛宣怀，他则可借机向上邀功请赏。于是，李文炳向上级发出了“举报信”。而这位上级大人恰恰是二者所争夺财物的主人。

　　　当知县报告，有人捞取了大量的财物时，盛宣怀的心激动起来了。虽然，知县不会如实报告，甚至会捏造、夸大，但盛宣怀根本不会怀疑，他太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了。失而复得，这是何等幸运之事！这一事件，如果县太爷处置得当，是不会矛盾激化的。稍有一些补偿，村民是通情达理的。但盛宣怀不这么想，他是商，但更是官，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比一个七品知县大多了。他是不怕把事情闹大的！

　　　官吏嗜财如命，百姓之命就必如草芥！于是，盛宣怀派出委员和广武副中营兵弁400人，于8月12日（六月廿三日）到达成山，要追回财物，要追回李文炳的“印结”，捕拿所谓的“凶手”，并“逼令各村交出制钱五千串赔偿船货”，没现金就“写立欠帖为凭”。然而，钱，又如何是轻易就拿得出来的呢！恼怒了的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报告，请求动武。盛宣怀是明白人，“嗣后洋船再有失事，必酿巨衅”，这是击中李鸿章心结的得力武器。多年来，清廷但遇涉洋之事，总是灰头土脸，赔款失地。李鸿章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但他最不愿意看见涉外纠纷发生。李鸿章当即电示盛宣怀可调兵船，及烟台守将孙金彪的“精队”前往，“稍示兵威”。

　　　拿到了李鸿章的“尚方宝剑”，经山东巡抚张曜同意，盛宣怀、孙金彪亲带海、陆军声势浩荡地于8月18日（廿九日）来到了成山。他要坚决挽回损失。

    虽然，丁汝昌对盛宣怀再次要求派出军舰前往是不乐意的，但有李鸿章这顶大帽子在，他是不得不遵命的。临行前，丁汝昌要求水师舰船：“雾天需防，且遇大南风必须开出洋面”，且“两船官弁水勇人等应令在船，各慎其守”，即遇“意外之变”，也“不准轻举妄动”。他还提醒盛宣怀：“似亦慎审事机，相与因应，总以预筹日后结局地步为妥。倘有可善全之方，即不必过迫以威，恐因莠毙良。”

    虽然如此，两艘军舰在海边排开，黑洞洞的炮口指向了村庄，荷枪实弹的军队村头一站，没见过这种阵仗的村民们吓坏了，几个动手打人的村民，吓得逃离家乡；而没有逃走的“赃犯”即被擒拿，有的甚至被“立即割耳示众”。洋洋得意的盛宣怀，感到了权力的威风。

    而此时，于廷诰有了官府的撑腰，更是“凶焰愈张”，“率领多人，霸据城门，捉拿东山人等”，勒取财物。

    盛宣怀在成山“东八村”大施淫威的时候，水师官兵虽遵丁汝昌不准介入纷争之命，而孙金彪所带的兵弁则不同了。他们大都是经汰弱留强的一些身经百战之士，对付几个村民易如反掌。这些家伙“队伍散漫，纪律不严”，趁机在成山一带的8个村庄里肆意劫掠。盛宣怀见闹得无法收拾，只得于8月20日（七月初二）傍晚，收兵回船，带着几个拘捕的海保、乡董，撤回了烟台。

    惊动了朝廷

    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取回的东西，当然不会情愿交出。官匪勾结，一场海难变成人祸！

　　　成山百姓的冤情透过各种渠道（本籍京官等），传到京师。有两位御史仗义执言，分别上折参奏，其中：

　　　“本年五月下旬，有‘保大’轮船在山东荣城县成山头地方触礁损坏，船中货物当觅小舟运移滩岸，由别船载赴烟台，其落水飘沉者，滨海贫民不免从而捞取。此事应如何弹压禁止，全赖地方官不动声色相机操纵，惩一不难儆百，何得妄行拘扎，殃及无辜。乃该县知县李文炳平日信任该县武举于廷诰，事事倚为耳目，此次遂雇募乡勇三百余名交伊率领，于廷诰手执令旗，各勇分持器械，于六月十一日径赴该处搜货拿人，声势汹汹，远近震动，乡民不堪其扰，以致彼此争殴，。于廷诰怀恨在心，旋怂恿该县知县李文炳，张大其事，禀请发兵，东关道盛宣怀未能详查，辄派员带兵轮前往剿办。……于廷诰由是凶焰愈张，逐日向该处锁拿村民，勒取财物，其奸淫情事更惨不忍言。……人人切齿而呼吁无门。……拟请饬下山东巡抚迅派公正道府大员前往认真确查，勿任恶绅肆虐，毒害闾阎，庶可消患未萌，将来亦不至酿成巨案矣。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这位御史的奏折当然会有所夸大，但是，他的主要矛头是对准了知县李文炳，和武举于廷诰。而要求“派公正道府大员前往认真确查”，显然是暗示了对盛宣怀的不满和不信。

    手眼通天的盛宣怀，很快得知了这一情况。但盛宣怀有办法。能够将这一惊动皇太后、皇上的案子，化为于己无关，这才是真本事！

    苦了几个倒霉蛋儿

    9月28日（八月十二日），朝廷下旨令山东巡抚张曜“秉公确查，据实复奏”。10月4日（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将此旨转发张曜遵办。

    然而，官官相护。孙金彪乃随张曜远征新疆的虎将；而盛宣怀乃李鸿章的红人，且早已上下打点（翁同龢日记可查）。这两个人皆不能罪，而民愤需要宣泄，于是，于廷诰罪有应得，李文炳处置不当，活该成了倒霉蛋！

    1888年1月27日（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朝廷下旨：

    “前据御史牟荫乔、刘纶襄奏，山东荣城县境内轮船失事，知县信任劣绅，扰害地方，各一折。复据都察院奏，编修谢隽杭等呈控，恶绅串通知县，捏词请兵，逼毙民命，等情。先后谕令张曜确查覆奏。咨据覆奏称，保大轮船失事，沿海村民乘危捞抢。该县知县李文炳前往勘验，饬武举于廷诰帮同弹压，村民抗拒，将于廷诰殴伤，并伤乡勇，逼令李文炳出具印结息事。经道员盛宣怀、提督孙金彪带营查办，该村民仍不交犯缴赃，相持两日，始饬该县带同勇役进大西庄等三村搜赃，将滋事首从带回研讯，分别取保，解省审办。并无开炮轰击、骚扰毙命情事，等语。此案，提督孙金彪、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各节，既据查明，并无其事，承审各员亦无妄拿拷问等情，即著毋庸置议。荣城知县李文炳，于村民聚众时，未能详晰开导，辄行给予息事印结，实属庸懦无能，著即行革职。武举于廷诰虽无率众害民情事，惟平日声名甚劣，著即行斥革，以示惩儆。”

    乡民们不惩儆一下，也是不行的，但需要理由。于是，弃船后的捞取行为，变成了“保大轮船失事，沿海村民乘危捞抢”；知县“作保”、于廷诰“具结”，变成了“逼令李文炳出具印结”。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那几个所谓“滋事首从”乡董周仁凤、海保王永祥、袁可符等，即被拘拿，少不得吃些苦头。据《荣成县志稿》记载，70多岁的周仁凤竟未能熬过这场无枉的牢狱之灾，就此呜呼哀哉。

修理海保、乡董，是给官们面子；修理知县，则是给大官们面子。而真正动用军队、向平民炫耀武力的盛宣怀，则依然一手握拳，一手握钱，逍遥官场商场，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