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前脚刚离开上海，后脚就传来了朝廷的圣旨。这是1903年1月15日，圣旨驾到，将电报局收归国有，接受袁世凯的管辖。这个公司所有的股票，全部由朝廷收买...

　　袁世凯掌握了李鸿章当年曾经掌握过的军政大权，各路人马无不趋之若鹜。不过袁自己清楚，李当年曾经控制过的经济势力，尤其是工商业势力，暂时还不属于自己，所以袁需要在这方面发力。而发力的唯一对手，当然就是财大气粗的盛宣怀。盛袁之斗，持续了6年时间。这6年时间，盛宣怀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完全不是袁世凯的对手。
　　随着企业越来越兴旺，盛宣怀的官衔和品位继续往上走。这是一种双向的增加：越来越重要的官职，带来越来越可观的企业气象；越来越稳健的企业格局，又带来官职的不断提升。纵观晚清政商两界，能做到这一点的，惟有盛宣怀一人。
　　1896年11月，盛宣怀被朝廷委任为太常寺少卿；才过一年，又被委任为大理寺少卿。而到了1900年12月，盛宣怀当上了宗人府府丞，这是个上三品的职位，从这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朝廷核心官员，成为慈禧太后重视的大臣。
　　1901年是盛宣怀步步高升的年头：1月刚开始，慈禧就任命盛宣怀为会办商务大臣；9月，则直接提升为商务大臣；到12月，慈禧再发隆恩，给予盛宣怀太子少保的职位。

　　今天人们依然在大量的史料中看到所谓盛宫保的说法，可见盛宣怀当时的确是盛极一时。到这个时候，盛宣怀的蓬勃仕途并没有到此为止，1902年的2月，慈禧太后忽然又宣布盛宣怀出任工部左侍郎，位列朝廷二品。
　　大权旁落
　　不过，如此顺风顺水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02年的10月24日，盛宣怀80多岁的老父亲盛康去世，他不得不放下多个头绪的工作，去料理父亲的后事。朝廷的元老们抓住这个机会，一次性免去了盛宣怀的所有官职，其中包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督办，甚至他的铁路事务的管理权。
　　盛宣怀大权旁落，迅速被媒体放大。《北华捷报》以“多么巨大的下跌”为新闻标题，让人们知道了盛宣怀的困境。不过，需要陈述的是，盛的下滑缘于一个官场传统。父亲亡故，按照官方的礼节，盛宣怀只能而且必须主动请求放弃他的全部职务，时间长达27个月。按照这个惯例，盛宣怀随即辞去了他的两个最核心的职务，商务大臣和工部左侍郎。
　　当这样的工作做完之后，盛宣怀在家中等候来自朝廷的圣旨，大意应该是皇上对盛家父亲的死去表示哀悼，而且皇上会说，鉴于盛宣怀卓越的功绩和才华，朝廷不可能马上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因此皇太后希望盛宣怀继续署理这两个职务。但蹊跷的是，盛宣怀没有等到这样的消息，朝廷对盛家父亲的过世几乎毫无表示。并且仅仅过了2天，也就是10月26日，朝廷的谕旨来临，两个重要的职务分别授给了伍廷芳和唐景崇。
　　这对盛宣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百思不得其解。朝廷甚至连一句赞美他的话都没有，这太不同寻常了。不过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股东职务，并没有一起解除，这是盛的财产。所以他的手下聚在一起分析，认为这是朝廷在暗示，盛宣怀应该用金钱来平息事态。毕竟在整个晚清的官场之中，盛宣怀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连串豪迈的企业上。
　　有意思的是，盛宣怀似乎不太赞同这样的分析，所以他接下来的行动甚少。结果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02年年底，袁世凯受朝廷委托，到上海慰问盛宣怀。袁刚刚抵达，便向盛宣怀表明了此行的态度，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收归国有。而这次上海之行，算是提前做一些通气，做一些准备。

袁世凯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前脚刚离开上海，后脚就传来了朝廷的圣旨。这是1903年1月15日，圣旨驾到，将电报局收归国有，接受袁世凯的管辖。这个公司所有的股票，全部由朝廷收买。也就是说，从公司制度、股东结构到资本市场，电报局完全由政府管理。朝廷用了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将这家曾经的官督商办企业，完全转型为官办企业，袁世凯由此成为官办企业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