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被英国“澳顺”号轮船撞沉，造成65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海难事故。然而，这桩原因清晰、责任明确的海难案，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很难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英方进行明目张胆地袒护，使得招商局的合法权宜受到严重践踏。这充分显示了“弱国无外交”真理。 

关键词     福星         澳顺         招商局     交涉 

光绪元年（1875年），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被英国“澳顺号”轮船撞沉，形成重大海难事故，其死难者人数之多、情况之惨烈，均堪称中国近代海难史之最。然而，这桩原因清晰、责任明确的海难案，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很难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本文即欲对此案做一简单剖析，以期了解近代社会中外交涉的本质。 

一 

光绪元年（1875年），福星号轮船装载浙江海盐等12县白粮正耗米7270石，货物849件，修造津栈木料8排，计61支，乘客65人，船主管账水手等53人[1]，于二月二十七日，开至佘山。因海中起大雾，不敢快走，仅开“半车”（最高时速的一半），每间隔二分工夫，即放响气，“以期来船引避”。至次日早雾更大，“头尾相望，亦甚模糊”。十点三刻，开到距黑水洋100里的撩木洋地方，忽听有来船放气，急叫快打倒车，来船已从该船头之右侧撞过，“来势甚猛，疾撞穿船头夹舱，水即涌进头舱，货物随浪漂去。”因当时客人多半呆在舱底，出事后纷纷争上舢板。情急之中，船上的4条舢板只有一条割断绳索，放落海面。事后只救起客人18名，船主账房水手等35名，捞起尸身3具。此轮船原载江苏津局委员21人，浙江津局委员1人，经救起者仅江锡珪、蔡世濂、王世藻3人[2]。据事后的统计，此船上有帐房11人，其中死5活6；客人65人，其中死47活18；水手42人，其中死13（包括外国人1名）活29人。共计此次死难人员多达65人[3]。

救起人员之中，受伤的也不少，如所救生火水手，就有3人受伤，还有1人“被木碰撞折臂”[4]。这就是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福星号海难”。

此次事件的肇事者为英国怡和洋行之“澳顺号”。福星被撞之时，澳顺尚能进行援助，故王世藻及家丁等7人，得以登上澳顺轮船活命[5]。据报告，此次江苏津局委员中，丧生者计有蒯光烈（江苏候补同知）、齐岳（江苏补用同知）、王绶（江苏试用通判）、朱声槐（江苏补用同知）、许懋身（两淮候补盐知事）、绰勒欢保（江苏候补知县）、魏文彬（补用卫守备）、甘立功（江苏候补从九品）、李松年（江苏候补县丞）、刘齐煜（江苏大挑知县）、李锡田（江苏候补巡检）、贵成（江苏试用知县）、张溍（直隶州知州）、荣椿（江苏候补知县）、谢鸣凤（江苏试用通判）、胡权立（江苏候补知县）、姚濬源（分发补用县丞）、黄尔祉（江苏候补同知）、张培生（江苏候补县丞）、长楙（江苏候补县丞）、吕廷宰（江苏候补知县）、赵德辂（拣选知县）、叶锦泉（司事同知衔）。其中赵德辂系山西解州人，咸丰时期的举人，考取教习，同治十三年自京来沪“措资”，因与沪商相识，经江苏漕粮海运局介绍，“作为津局董事前赴天津照料兑务”，不料溺水身死，“文书行李一概沉没”[6]。由此可见，江苏此年的天津海运委员，差不多被洗劫一空，损失极为惨重。浙江方面也受牵连，同船前赴天津的浙江津局委员石师铸（浙江补用同知）亦一并殉难[7]。李鸿章将此事上奏清廷。清廷立即发布上谕：“亟须彻底查究，责令赔偿，著饬道员冯焌光照会英国刑司领事声速将此案秉公会记，按照条约办理，毋任延狡。”[8]

三月初三日，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通知英国领事，说此案“不独漕米客货全数就淹，竟致江浙两省押运委员以及仆从水手人等同时溺毙至数十人之多，异惨非常，殊堪骇诧，事关中外交涉，案情重大，不能不彻底根究”，决定与英领事“亲提审断”，并由道饬委员翻译委员王副将会办。所有捞回尸身应由上海县验殓，一面会同王翻译及陈福勋并英领事所派之员，“传集两船之主人等，讯供详办。”[9]

三天后，英国领事回复：英国的法律规定，“凡船只在洋忽遭不测，致有失去船货人命情事，该船主每甘到官，禀请查询缘由，自己有无过失，倘船主自不投案，该管领事自可随意酌提”。但澳顺号已经在折回上海后到领事馆报到，故不必提拿，可以在本月初七日十点公开审理。又因为事关中英交涉，苏松太兵备道无权参与此案审理，只能前来“听讯”。如果审理结束，中方觉得判案不公，才可“复行查讯”。对于招商局受难员工及其他受难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苏松太兵备道则应妥善进行。至于此次海难是否系澳顺船主一人之过，“讯办后自见分晓”。英国领事同时又警告中方，查阅供单，有“是日早雾更大，该船头尾相望模糊，且两船相近之际，均各时时放气”等语，按此情形，“尚无一船独任其咎之处，惟期两船皆无错处，诚为妙事。”[10]这样的基调，已经为英方袒护澳顺埋下了伏笔。 

二 

案件由英方所属的刑司衙门负责。整个审案过程进行了记录和汇编。在审案之初，招商局特意延请英国律师担文出任中方的辩护律师，他们对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也充满了信心。兼署通商大臣刘坤一曾批示道：按照国际通行的航行章程，凡船只遇有雾这时，“各火轮船皆宜缓走”，但英商澳顺轮船于大雾之时，“行驶猛疾，致将招商轮船撞沉”，损失巨大，要求英国领事按照约章“，秉公提讯断赔，勿任稍有偏袒”[11]。李鸿章也称：照外国行船规例，福星号海难案发生，责在澳顺，澳顺“不得任其狡赖，是为至要”[12]。

在英刑司衙门，双方曾就此次海运事故责任进行了长时间的唇枪舌剑。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1.澳顺轮船当日行驶是否符合章程。澳顺声称，自己当日行驶速度系遵照航运章程，较为缓慢，并无过错。招商局则指出，“澳顺放尽车时，不过每分时候转过52回，查其撞福星时尚转48回，可谓缓行乎？”后来英国刑司也不得不表示：“遇如此大雾，极宜还要缓轮为是”，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澳顺违章行驶的事实。

2.澳顺轮船船主当日是否按过喇叭提醒过往船只。澳顺声称，自己在行驶过程中已经按过喇叭，“所行各事如转舵转轮均合”。船只相撞可能因福星号系头尾两帆，使气筒之声吹偏过去，以致澳顺听错，才导致发生事故。招商局则指出，“福星全船人货沉没，因你听错响筒之故，若谓挂帆可使声音吹偏，则律师所定帆船遇雾必须吹响角，又将何用耶！”

3.如何评价事故发生后的澳顺轮船救人行为。澳顺声称，案发后，船主及船副、水手等人，当时即放救生船救人，并在案发现场停泊多时，“其灵机办法实属可嘉”。招商局指出，澳顺若不施救生船救人，所救之27人固无生理，但落水之人，皆因澳顺所撞，“若坐视不救，更出情理之外，何足嘉尚！”且澳顺轮船在旁停留多时“，半因自船受伤，不能行动之故耳”。

4.澳顺轮船为何没有案发当天的行船日志？按当时法规，轮船须每日记录行程日志，以备查核。查澳顺撞船事发当天的日记，“并未将此次碰船情形注明，其船主草记与及机器傍之日记薄，均属潦草。”轮船招商局指出：“案关全船货物沉没，且淹毙人命至65名之多，如此重大并未登明日记，显有预存事后掩饰地步。”[13]

江海关道则明确地指明了澳顺在事件中的过失：“澳顺误听福星在左，错一；又误听福星在对面，错二。福星不改向，福星不错；澳顺改向，错在澳顺。福星不改向，系走直线，澳顺改向，系走曲线，曲线长，直线短，福星不错。走得慢，澳顺错，走得快，所以澳顺碰沉福星，是福星行船不错，错在澳顺。”他还充满信心地表示，“他日澳顺如赴英国翻控，即以此纸质之政府”[14]。

因为“福星船货物行李所值匪轻，不将船只扣留赔款，何以有着”，招商局申请扣留澳顺轮船，以防止逃脱。但英国领事“以扣留澳顺轮船追赔船货，应由英刑司主政，领事向无此权”[15]作答。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多次派人前到英国领事馆催问案件进展，并要求参与审案，英国领事亦拒不回复，拖到三月二十五日，才不得不声称“：并非不允按约查办，实缘英例定有船产专条，本领事必须兼顾，以致棘手。”英方正在全力审案，如果让中方参加，“恐于按察衙门所控案情有碍”“，非特不能辅助贵道，按理而反致导以错误也”[16]。招商局力为争辩，表示审理案件，理应先将澳顺轮船及船主扣留，在得不到英国领事的支持后，降低了对案件审理的期望值：“但期人命抚恤一有着落，则澳顺之错自无逃遁，弊局船货按司亦不得不秉公断赔，此案之两有着落。”[17]同时，为不使正常的漕运验兑受阻，轮船招商局先行将白粮正耗米7270石，“买补运津”[18]。

经过长时间的提审及查核，英国刑司方面做出了如下判决：澳顺轮船在此案中并无明显过错；“所有澳顺船主、副手牌照准发还”，案件审理费，计誊录费15两、听差赏号费3元，则由“澳顺船主自缴”；责任需由双方共同承担。也就是说，要将两船损失合计，澳顺仅赔一半。考虑到英国方面对澳顺所给予的明目张胆的袒护，招商局只能勉强接收此议。

经过核算，福星轮船所失为141335两5钱6分，澳顺所失为29029两1分，澳顺所赔应为8万余两。对于抚恤银，英领事最初议每人给银50两，经协商后规定官员每名300两，普通乘客每人100两，通共合计需银11000两，由澳顺照缴[19]。全部赔款应于六月十八日前缴出，“或由船商从电信到沪划付，或由怡和行代垫”[20]。招商局“满望就此完结”，但澳顺不仅拒不付款，反而偷偷贿赂英国刑司，在上交5万元保证金后，于六月初六日将船开出，溜回英国[21]。 

三 

澳顺所交纳5万元保证金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为何又能得到英国刑司的支持呢？英国法律规定：“无意碰船致船货失坏，若错在一船，则无错之船所失全归有错之船赔偿。若错在两船，则彼此各赔其半。其银应由船追，毋论所失若干，总须按照犯例之船吨位，不得逾每吨八磅之数。若有人命牵连，毋论人数多寡，亦不能逾每吨十五磅之数。”[22]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一方负全责，则赔偿按两种情形分别计算：一种是如果没有发生人员损失，最高标准系吨位乘以8磅；第二种是如果发生了人员损失，最高标准系吨位乘以15磅。

据澳顺的算法，明显系以8磅计算，即福星舱位1070余吨，赔半为5万余两，将福星货核作银141335两5钱6分，澳顺船碰损修费等银29079两1分，两船共计银170444两5钱7分，各认一半银85207两2钱8分5厘。扣掉自己的损失，澳顺应交银56000余两。当然，如果按照每吨赔偿15磅计算，澳顺吨位为1470吨，应赔银为22050磅，折合为银两，恰为8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澳顺仍应赔偿8万元。

招商局在得知澳顺船主已带领家眷逃走后，立即要求英领事派人将澳顺船主扣留，但领事竟称自己无权扣人。初六、初七、初八日，冯焌光亦多次催请英国领事扣人，领事亦“均不允行”。招商局无奈之下又呈控英国刑司衙门，但英国刑司衙门首先是声称澳顺的做法并无不妥，因为虽然招商局有重大人员损失，但招商局并没有就人员损失一事专门起诉澳顺，所以可以认为此案“并无人命一案”；招商局再次申诉指出，在英国刑司的判决书中，有人员损失多达六十余人的判词，即可以认为发生了命案，英方则回复，理由成立，可以扣压澳顺号，但因此日系礼拜天，银两之类的案件不方便在这一天办理。经此拖延，“遂令澳顺船主逃走”[23]。

此次海难死亡人数高达65人，“乃刑司佯为不知”；领事推说无权扣留澳顺，中方则指出：历观各口岸或伤人命，或毁礼拜堂，或游客相殴，或扣留货物，无一不是领事。轻者向地方官理结，重者调水师兵船，帮同办理，“甚至毁我炮台，扣我船只，尚有许大权柄。今于澳顺一船，何独无权扣留！”不仅如此，二十八日，英国领事还给冯焌光写信，声称招商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来是没有必要聘请一位英国人来担任辩护律师，结果正是因文担文在辩护过程中，多次细抠法律条文，惹恼了澳顺，才弄出此结局。招商局则表示：招商局遭此大难，延请律师“代伸其苦，非得已也”，且“律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无不是”，担文“克尽厥职，无过可言”[24]。

尽管义愤填膺，中方也毫无办法。招商局还听说，“澳顺尚以刑司所断不公，闻欲上控！”[25]轮船招商局认为，“断定之案，并不按约追缴，是违和约也。两国办事，所凭者和约，若不照约而行，将来何以措手？”“异日华船设碰英船，亦可照此办理乎？恐领事又将据约而争，刻不容缓矣。岂两国持平办事之道哉！”[26]李鸿章认为，此时如果照每吨赔银8磅定案，不照命案议赔，“则抚恤一层，亦未必照给”，因为有抚恤即意味发生了命案，不然何来抚恤！总之，此案即欲从权结办，亦必多方与之理论，“力争以备将来援引之地”[27]。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说：“现办情事，实属不成事体！”[28]

据事后的记录可知，澳顺逃逸后不知所往，赔款耽延多时，英国“公使亦以此事背约，实有对不住中国之意”[29]。后由担文律师将此事报告英国伦敦，“由英政府嘱怡和暗付此银，但不准报纸揭载。”[30]由于从英方得不到足够的抚恤，中方只得自行处理。考虑到此次的死难者家属皆系清贫，“或有老亲在堂，或只孤儿在抱，甚有终鲜兄弟，兼令嗣续”，恰好此年海运沪局存有节省经费余银3000余两，加以分配，官员每人家属给银100两，家丁则酌给三、四十两[31]。至于他们提前预支的薪水银，即委员各100两、佐杂各60两，共1820两，则免予扣还，“一并作为抚恤之项”[32]。

总之，“福星号海难”的出现及审理结果，带有近代中国社会鲜明的时代特色，充分展现了西方侵略者欺压中国人民的本质。处理“福星号”轮船案件时，正值中英“马嘉理事件”爆发。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天真地认为，如果中方在福星号海难案上适可而止，稍留余地，“将来马翻译之案，或可借此调停”[33]。不料英方却借机迫使清廷与之签订《烟台条约》，攫取大量特权。以上都充分证实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选自《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注释

[1][3]《王增福供词》，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馆藏号：468（2）-12。

[2] 《招商局移福星轮船被撞沉没供单》，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光绪十年刊本。

[4]《陈阿梅供词》，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5]杜文溥：《杜牧禀赴津员董同乘福星轮船在洋被撞沉没》，《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

[6]《家人赵升叩禀》，光绪元年三月初一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元年四月十四日。

[9]《苏松太兵备道冯（焌光）文》，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0] 《英领事麦照复》，光绪元年三月初六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1]《刘坤一批示》，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2]《李鸿章批示》，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3]《水师公堂供词》，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被英商澳顺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323。

[14][19]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航政编》，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第1283-1284页，第1284页。

[15][17]《轮船招商局呈文》，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6]《英领事麦来文》，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18]《抚宪杨（昌濬）批》，光绪元年三月十九日札行，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船被英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12。

[20][25][29]《福星轮船被澳顺轮船撞沉交涉•敬禀者》，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被英商澳顺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323。

[21][22][23][24][26]《续禀办理各情形》，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被英商澳顺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323。

[27]《李鸿章批示》，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被英商澳顺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323。

[28]《刘坤一批示》，光绪元年九月初四日，招商局档案：《福星轮被英商澳顺轮撞沉交涉》，二档馆藏号：468（2）-323。

[30]张荫桓：《律师》，《三洲日记》光绪十二年，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31]杜文溥：《杜牧等禀淹溺员董家丁于沪局节省经费内先行接济各该家属》，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

[32]《司道详淹毙员董应找津局薪水由道照数给领》，杨守岘等纂：《重订江苏海运全案新编》卷6《恩恤事宜》。

[33]刘坤一：《致总署》，光绪元年四月初六日，《刘坤一遗集•书牍》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