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各国在华觅地、设趸船、修栈房的活动

轮船公司的设立和航行，离不开码头、趸船和栈房等基础设施。帝国主义各国在扩张中国航运势力的竞争中，获取最有利的码头趸船等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以下列举的是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各国获得内河航行权后，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航运设施的状况的报道。

    1．英国船商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在内地广辟商埠，湖北之沙市亦居其一。不特日人可辟租界，即各西国亦利益均沾”。因此“各国正兴高采烈争往觅地”。时荆南道派人函请宜昌税务司会同西国领事，偕往沙市，选择地段。闻税务局拟在沙市竹家子地方择定一区，围园约八九十丈，较宜昌大数倍，每丈约值价八十吊，已将界址勘定，不日即可兴工。现招商局又派妥人往沙市选择地段，而太古、怡和亦各前往择地。界址一定，即便兴工。沙市北通襄樊，南通湘黔等处，又总束川口通商之利，必较宜昌百倍。且沙市地方宽阔，亦不似宜地逼窄也。

    同年张之洞奏折中称：三月间，镇江英领事贾礼士来宁，据称江宁下关，为长江轮船往来暂泊之所，洋船向无趸船，该国公使令其来商，拟请择地添设，以便行旅。又有上海英领事来函称，怡和、太古两行轮船，行抵下关，无停泊之所，洋行生理，既觉受亏，中国客商，亦属不便，应请一律设立趸船，以昭公允，而利行人等语。臣以未经通商口岸，断不许洋行设立趸船，而该领事等坚执招商局为辞。臣当即告以中国正欲在下关设立趸船码头，以停泊官轮，而利商旅，凡搭趁轮船者，仍系华民，码头成后，尽可并许洋行轮船停泊，酌量收租，即以所收租价，作为历年修理各费，该领事亦遂无辞，当即派委候补道桂嵩庆，仿照洋式，增置趸船一座。

    光绪二十五年，英商怡和、太古两公司得以在南京设立趸船，“同向上海某洋行定制趸船。怡和已先工竣，本月初旬某日用商轮船带至下关江口”。

    次年，又借岳州税关设立，制定居留地章程之机，以土地竞借方式，取得岳州的居留地。“岳州税关开始之日，同时为居留地竞借会之者，外国人则怡和、太古、顺昌，日本人则商船公司，东肥洋行，而中国人则招商局，于一百五十元至三百元之间，各借取之。故中段之地，无所余云。此时各国领事赴岳州者，惟有日本领事濑川氏耳”。

同年，以英商为首的各国洋行，取得宜昌驻船码头用地，“太古、怡和、立德、美最时、大阪商船等各洋行，将筑造数处码头。又美商美章洋行，于本口附近三株树，建一大洋油库。又茂大公司者，以四川产烟叶，制造叶烟，每日三千余箱，以输汉口、上海。又英商立德，现于上海所造肇通轮船，将以本月底或下月初，常川开往宜昌重庆间，而德商美最时，亦将筹办此事，由以上情形，遂使河岸地价，十倍称昂，可以想见宜昌今后之盛状”。

    光绪二十八年，英商麦边、鸿安两公司见招商、怡和、太古皆有趸船码头，因亦在太古趸船左首购地，筑造码头，安设趸船。

    同年，英商麦边轮船公司又得以在九江设置趸船，“浔埠麦边轮船公司昨由沪上购到新趸船一艘，下碇江干，以囤客货”。

    光绪三十年，英商太古轮局请在安庆江岸建设趸船。次年，太古洋行在汉口已有码头两处之外，“兹又将新泰洋行房屋码头定价购妥，并设趸船，以便轮船停泊，装运货物。至于行驶长江轮船码头，仍在原处，外人于扬子江航业可谓竭力经营矣”。

    宣统三年，英商拟定在浦口修造码头，停泊轮船，邮传部咨复外务部，认为“洋商如援内港行轮章程以为请，势难驳阻”。

    2．日本船商

    光绪二十三年，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派出轮船二艘，一名大井，一名天龙，于西历正月三号起开行在中，停泊三菱公司码头，其余镇江芜湖一带，亦已购有码头某地，惟尚建造未竣。此两船船身均长170余英尺，每一点钟可行14英里，至水脚定(轮)照三公司价目，暂取八折，以广招徕。所有散舱搭客，每日饭食均有饭菜二肴，且各客于收票之后，概赠以洋巾二方，东洋绸花二朵，借以将敬。

此后两三年，日本为在长江流域各处扩张航运势力，开始了一系列航运基础设施的建造。光绪二十六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继开办长江航路之后，于汉口购买地基，以便新造栈房。“其宜昌亦欲建造栈房，现已订约购定地基，不日即可兴工。更拟设置趸船于宜昌、沙市、汉口、南京、镇江各处口岸，以备储积货物之便。其他如由洞庭湖到长沙及湘潭航路、由长江经运河到扬州航路、湖北省汉江航路、洞庭鄱阳两湖沿岸航路，亦拟逐渐开办”。

    光绪二十七年，日本于镇江荷花荡迤东购地兴工，名为东洋公司驳岸，“嗣后该商来往各船，均可在此停泊”。

    同年，日本大阪公司在芜湖新设趸船一艘，“已于十三日由大亨轮船拖带来芜”；并在镇江招商局旁购得张姓黄姓近水地基一方，兴筑轮船码头，安置趸船。

    光绪三十一年，日本大阪公司为在九江设立趸船，“曾由日本总领事永泷久吉氏亲莅赣省，与胡鼎帅面商，并到浔会晤瑞关道，询准税务司察看情形”，多次往返照会。

    在争夺在华航运设施的过程中，首先进入长江主流航线的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成为主力。在上海一汉口线开始以后，立刻设立了汉口分公司，作为经营该航线的主要据点。“同时在上海、汉口、宜昌各主要口岸以及沙市、岳州、九江、南京、芜湖、镇江等地，或建筑仓库，或停泊仓库船，积极讲求各种水陆设备的完善”。加上光绪二十九年日本邮船会社“收买了英商麦边洋行的船只、码头以及其他所有设备”，日本在长江流域航运势力的基础，遂愈加巩同。

    3．德国船商

光绪二十五年，有报纸报道，现有德商拟于西历八月开办长江商轮，专走上海至汉口一路，其所造轮船式样，仿现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行驶之船，约于西历七月竣工。其所新奇者，此等轮船用洋油代煤。“现该德商已在汉口购定地基，以备筑造码头。若该船行驶之后，则长江船价，必较他船稍廉矣”。

    同年，据称长江一带货多船少，既以汉口而论，不特城乡各堆栈，货物云集，即广庭敞地，亦堆积如山，待船运载。又闻有大船数艘，尚在兴造，大约开年始能行驶。德国新设之瑞记轮船公司，其船不用煤力，而用油力。原拟今秋开办，现则须迟至年底矣。

    同年，《湖北商务报》报道汉口租界德商美最时、顺丰两洋行，均拟创办轮船，揽载客货，藉扩利源。“美最时，计共七只，走长江者三只，走汕头者二只，其余一走湖南，一走沙市；顺丰三只，专走长江，闻不久即能到汉”。

    光绪二十五年，德商瑞记洋行新设专走长江轮船二艘。其初次开行之瑞泰轮船，于去腊二十九日晚下水，因夜雾水浅，直至次日天明，始行开轮。“缘该行欲兴筑码头，尚无位置，故未装载货物”。

    光绪二十六年，年前德商瑞和洋行已于九江通衢满粘招贴，云该行已新造轮船数艘，转走长江，灵便之极。“各码头均设有洋棚，约今正准可到浔云。”

    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德商美最时洋行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声称该行在上海浦东张家浜建造码头及同春福栈房，存储煤之披屋，均甚宽大，“可储煤及各货物约十五万墩(吨)之多，现已告成。帆船、轮船均可抵码头停泊。所取各费，格外从廉，并可以保火险，保费照大众一例”。

    光绪二十九年，汉口德商美最时洋行在米厂安设趸船，有碍行舟，叠经关道及税务司一再禁阻。此事经驻京德使向外务部商榷，已允通融办理矣。

光绪三十一年，《中外日报》报道，德商汉堡美洲轮船公司与那去希雷公司定议派船来往远东，意欲在扬子江与日人船业互相争衡也。

    4．美国船商

    光绪三十一年，举人张汝芹等上请禁美商美孚油行于沿江等埠遍设行栈禀文，文中称，汝芹等见美商刘懋恩，前因违背约章，擅在南京汉西门外并非指明商埠之地，开设美孚洋油行栈。其时省中士商知其事者，咸动公愤，旋经集议，以事关国权，且碍地方商务，仓猝之顷，比即电禀外商两部。旋蒙大帅详电外部，业由外部照会美国公使，请饬该商速将煤油行栈他徙。

    此次美孚油行贩运煤油沿江而上，在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四川等埠以及沿途小码头遍设行栈，芜湖业由该地绅商电禀大帅，九江油栈开设于官牌闸、龙开河地方，四川油栈系由上海汪兴泰经理，汪本在上海卜内门有限公司报关，早已人川，先以作洋碱生意为名，然后开栈。惟汉口油栈开设何处，尚未查得。总之，刘懋恩以一美商而擅在各内地开设行栈，其违背约章，藐视国权，实属肆无忌惮。若不据约力争，则他人接踵效尤，皆得援刘懋恩以为口实，将来交涉，愈形棘手。汝芹等请大帅通饬各属地方官迅速查明，严行禁阻。一面分电各省，立即行查确实，并求详细电告外务部，请美使行知领事，根究刘懋恩违约之罪，以清交涉，庶商业得以自同，国权因而保全。大帅维持挽救之盛心，益昭示于天下，则商民幸甚，大局幸甚。若夫因煤油之危险，诘以有碍民居，以厘金之未完，责其深违成例，虽为旁敲侧击之词，或开避重就轻之路。

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和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帝国主义各国在华掀起争夺权益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发展本国航运实力，是确保各国在华权益的重要环节。故此，从各项约款中攫取到一系列航运特权的帝国主义各国，依托本国政府提供的航运补助费，在中国设立新的航运公司，抢占有利的码头栈房，深人中国腹地内河开辟新航线，开始大幅增强在华各地区的航运实力，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间航运势力的竞争亦日趋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