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盛宣怀督办招商局后对外投资的内在原因

实际上，当我们沿着这条思路进行观察时，首先就可以发现，盛宣怀督办招商局后实行的是一条与此前的经营者唐廷枢、徐润时期很不相同的经营路线。1885年前，唐廷枢、徐润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特点十分鲜明，这就是力图“纯用西法经理”的指导思想和积极扩大规模，努力进取的经营方针。唐廷枢、徐润是当时中国最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也是力图按商办原则经营招商局的人。在1873年招商局改组唐、徐人局时主持重订的“局规”和“章程”中，就显现出他们力图提高商股地位，增强商董权力，按照“西法”经营招商局的意图。因而不论局规还是章程，都十分强调“应照买卖常规办理”。他们要求清政府“清免添派委员”，“清免造册报销”，“并拟除去文案、书写、听写等名目”。为防止这种力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官控制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受攻击和非议，他们在章程中预先作了一番表白，强调“商人践土食毛，为国赤子，本不敢于官商二字稍存区别，惟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庶易遵守”。可以说，力图摆脱官控制和按商办原则经营，是唐廷枢、徐润经营思想中明显的特点。

与此相应，在经营方针上，唐、徐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扩大规模、努力进取的策略。在他们人局时提出的“预算节略”中，反映出他们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有战胜在华外商轮船公司获取利润的把握。因此他们力主扩展业务：“就大局论，亟宜多集二三百万之资，广购轮船往来各口。”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广招股份，扩大营业，除在上海设立总局天津设立分局外，还在各口岸乃至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利用清政府有限的援助和支持，勉力支撑，积极经营，在短时期内业务和利润都有明显的增长。这从表3所列这期间招商局的各项统计数字尤其是资本数、轮船数和吨位数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特别是1877年，在唐廷枢、徐润努力经营积极进取的指导思想下，他们经过奋争，一举击败并收购了当时中国领水中规模最大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后，规模和运力都出现了一个飞跃。使招商局的船队数量与吨数一年之间猛增一倍多，从头一年的轮船11只11854吨增加到29只30526吨，并使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出的轮船中外吨位对比数从1872年前的空白，一跃增为36．7：63．3。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如《申报》发表文章称赞此举使得“从此国家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舆论也认为这是“千百年来创见之事”。

表31873—1884年轮船招商局经营状况统计表

    说明：此期间轮船招商局的会计年度大体为头年的7月至第二年的6月，故年度栏目的数字均为跨年度的数字。

    资料来源：1．招商局资本、轮船只数、吨数引自招商局编《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附录。

2．净收入、折旧和扣除折旧后的利润三栏目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78页表。

    但是，就在唐廷枢、徐润主持招商局逐渐走向顺境，唐、徐也准备实施更大的扩展计划时，却先后于1884、1885年被清政府赶离了招商局。导致唐廷枢、徐润下台的直接起因，是1883年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潮。据说徐润因挪用招商局巨款搞地产投机失败濒临破产，李鸿章派盛宣怀到招商局查处整顿，盛宣怀以“该局本根不同，弊窦滋生，几难收拾”为由，具禀南北洋大臣，致使徐润在“泰山压卵”之势下惨遭革职。随后唐廷枢也被排挤离局，“专主开平”。

    唐廷枢、徐润相继被迫离局一事，同然与其自身弱点有关，但从根本上看，应该说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唐、徐是当时中国民间经营新式工商企业的商办代表，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在许多方面与清政府格格不入，尤其是他们力图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官控制的做法，更是为当道所难容。即使开明如李鸿章者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这可从唐、徐离局四年后李鸿章在提到此事时面戒盛宣怀“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的议论中得到证明。

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盛宣怀在与唐、徐共事时因人事和权力等关系有矛盾，也知道盛宣怀有取得招商局更大权力的意图。但尚无明确表明盛宣怀对唐、徐经营招商局方针持何种态度的资料，虽然如此，根据常理推测，盛宣怀在与唐、徐共事期间的经历和唐、徐经营招商局期间的遭遇，不会不给盛宣怀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们在击败和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后的遭遇，更是为他们始料不及。例如，山西道监察御史董隽翰在上奏中指责他们收购旗昌是“置船过多”、“闲置耗费”，要求朝廷“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于该局各商董时加察核”，使其“不得揽权喜事，徒骛虚声，致误实济”。随后国子监祭酒王先谦的奏折中，更指责收购旗昌公司使得“各码头船只经费愈繁，息银愈增，又复大亏，势将决裂”，并认为唐廷枢等收购旗昌公司是“挟诈渔利”，过去即已“囊孥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在这场风波中，盛宣怀万万没有料到，他因协助招商局借官款收购旗昌会成为最大的替罪羊。随后奉旨调查招商局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将主要矛头也指向了盛宣怀，他认为唐廷枢和徐润“为招商必不可少之人”，“功过相抵，应免予议处”；而盛宣怀却“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此等劣员有同市侩”。因而请旨将之革职。虽然李鸿章为之“极力剖辩”，盛宣怀依然被赶离招商局，总理衙门并奏请“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命李鸿章严加考察”。

    岂料时移事易，几经寒暑，当初被赶出招商局的盛宣怀又被李鸿章派委到招商局查处整顿，并在把唐、徐排挤出招商局后成为清政府委派的“督办”，一手把持了招商局的大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盛宣怀的精明和积累的官场经验，他不会不总结当初自己被赶出招商局的经验，也不会不接受唐、徐积极扩张导致下台的教训，并进而影响到他今后督办招商局的方针。这一点，从盛宣怀任督办后一改唐、徐时期积极经营，努力扩张招商局规模，转而实行以“敛字诀”为宗旨的方针，把大量资金转投其他企业的做法上可以得到证明。

敛者，收敛也。“敛字诀”完全可以理解为收缩规模的方针。1885年盛宣怀开始督办招商局时，就是以“一敛字诀”的方针开始对招商局进行整顿和经营的。在盛宣怀的这种经营方针下，直到清末，招商局也再没有对外公开招募过股份，没有开辟过海外航线，船队的只数和吨数也正如表2显示的那样处于维持和停滞的状况。盛宣怀收缩招商局规模，抽提招商局资金开办其他企业的意图，在1893年郑观应任招商局帮办时从汉口致盛宣怀的信中即有部分透露，信中说道：“官应曾早与我督办谈及，承示本局宗旨：宜用敛字诀，拟开银行为我局将来转输地步。”1886年底，盛宣怀在给李鸿章所上的禀帖中，也有部分透露。在禀帖中，他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如此，“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认为，“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盛宣怀有几个想法，即其一，他认为即使官做到督抚，姓名得以流传后世者也没有几人，因而“做官不及做事”。其二，要做事，不能像唐、徐那样要求摆脱清政府，而要依靠清政府特别是李鸿章的保护扶持，要“竭我生之精力”“助我中堂”，这样，才可以达到“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的目的。其三，不能只局限于经营招商局，还要进一步办铁矿、银行、邮政、织布等事，这样才能扩大势力基础以及影响，达到“姓名得传后世”的“做事”目的。这里虽说是助李鸿章，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要李鸿章把经办这些企业的权力给他。稍后在他给李鸿章上的另一封禀帖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步骤。他认为，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后，1888年左右招商局可以达到“洋债填足，招足商股，收回垫款”的目标，而在这几点做到后，“届时如果立足牢稳，即可提出保险存款及各省存款一百数十万，附以华商股份，做一小小银行”。这样，就可以达到“不必仰鼻息于户部”的目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要把招商局办好，“将招商局翻过脸来”，不然，“暗者必谓中国独不可为，明者必谓中堂用人不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因此，“职道电禀枢老，谓必须将已成之船、电两事办好，方能扩充商务，以致富强，似颠扑不破”。这些话里，除了有讨好李鸿章的内容外，还可以看出，盛宣怀认为只有首先办好招商局和电报局，才可能为今后兴办其他企业奠定基础。由此也可知道盛宣怀督办招商局后头几年将重点放在返还所借债款上的原因，就在于盛宣怀要把掌握在手的船、电两局的事情首先给人以办好的印象，以昭示朝廷内外，为以后兴办其他企业开路。这一点，还可从1886年底他向醇亲王所上的禀札中得到证明。在禀札中盛宣怀说道：“此后上蒙国家留意扶持，下与商人谨慎筹办，三年为期，必当扩积余利，还清洋债，务使天下皆知轮船电报两局有利无弊，而后开矿、铁路、银行、邮政皆可次第兴办。”

    从以上叙述可知，盛宣怀的经历，唐廷枢、徐润经办招商局的教训，当时兴办新式工商企业的不利社会环境，以及盛宣怀想“做事”的欲望等等因素，都驱使着盛宣怀要抽提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资金投资其他企业。可以说，这才是盛宣怀督办招商局后抽提招商局资金向外投资的原因和内在驱动力。当然，与此同时，外在环境的变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刺激和加强了招商局的对外投资活动。下面我们接着分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