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

晚清中国社会是一个变动剧烈的社会，这种变动剧烈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其中官商关系中出现的变化，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本质是商人的唐廷枢、徐润等人，因时势际会得有机会出任中国首家民用机器大工业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成为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商事商办”的典型。但又因其本质是商人并力图采用“纯西法经营”企业而被官方最终认为“不可靠”而被迫出局；同样，本身是官却具有经商才能并曾被认为是“形同市侩”的盛宣怀，却因其本质是官而得到清廷的信任，因其得到官方信任而在1885年重新人局担当“官督”掌管招商局，取代唐廷枢、徐润成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商事官办”的典型和代表，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活跃在官、商两界。这些现象，都体现出晚清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过渡性：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是不可逆的潮流。在此进程中，传统的观念、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过渡中不可避免地会重新受到审视、定位和发生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显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种种曲折、障碍、变数和困难，甚至经常出现反复。但就在这种种曲折、障碍、变数的困难中，中国的社会虽然缓慢但却仍然在不断地变化和向前发展。

轮船招商局1885年发生改组，由盛宣怀取代唐廷枢、徐润入主招商局，表面看是唐廷枢、徐润等个别人的个案事件，实际上深层地看，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此时的商人阶层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还未奠定或者说还相当脆弱，特别是在晚清社会的统治高层，还存在相当大的对商人的蔑视和成见，这一点，我们可以举1884年清代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对唐廷枢和马建忠的看法为例：当盛昱听说唐廷枢和马建忠有可能被推荐“备各国使臣”时，他的看法是：“道员唐廷枢，闻携马建忠一同送部引见，该员贪鄙近利，由轮船帐房出身，不过因粗习洋人语言，为李鸿章所信任。往者招商总办，亏空甚深，近来开平煤矿侵挪尤巨。当时事需才之日，奔走末秩，使贪使诈，或可驭以权谋。传闻李鸿章于唐廷枢、马建忠保奏内，咸有‘堪备各国使臣’字样。夫使不辱命，圣人所难，况此细民，陋甚驵侩，既不知立身之本末，更何识国体之重轻，兼以各国风尚。役轮船之管账，若中国之舆台。”

从盛昱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官场和社会上“官”对“商”的地位和看法仍然存在根深带同的蔑视和轻贱，当这种官商关系的看法仍然在社会上占据主流地位时，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侧面体会到更多唐廷枢、徐润下台的必然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和工业化进程的复杂。

 (原载《史林》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