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2004年12月，招商局史研究会在深圳成立，本人因曾有过对招商局早期领导成员盛宣怀、郑观应等人的研究经历，有幸受邀出席成立大会，又列名研究会特邀顾问兼特约研究员。2005年，研究会有编选题名为《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的论文集之举，论文集除收录研究会五位特约研究员在招商局史研究领域的论文外，还收录由各位特约研究员推荐的其他作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当时我因缺少招商局史的专题论文，只得从既有《郑观应评传》一书中节选相应章节，题名《郑观应与轮船招商局》，作为本人从事招商局史研究的成果充数。不过，参与《招商局与近代中国研究》论文集编辑活动的经验，令我领略到招商局史研究对于了解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以及近代企业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意义，萌发从事轮船招商局早期历史研究的热情。

从事招商局早期历史专题性研究的动因，还缘于我对盛宣怀研究的兴趣。盛氏在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案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由并购案而来的他与李鸿章、唐廷枢、徐润诸人的矛盾纷争的是非曲直，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令我感到棘手的同时，亦为其尚未被历史学界揭示而感到兴奋，因此并购案成为我进行招商局早期历史专题研究的契人口。从而有《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案与“商战论”》《近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建立之困境一以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为个案考察》《光绪六、七年的晚清政坛一一以刘坤一与李鸿章之争为中心的考察》三篇论文的写作，分别就并购案起因及并购案后招商局内外各方面矛盾发展，并终至演变成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的过程，进行史事追踪。此外，为探究招商局内盛宣怀与唐廷枢、徐润矛盾纷争的渊源，写作《唐廷枢、徐润与招商局之筹建与改组》；为探究招商局创办前以唐廷枢、徐润为代表的香山买办与政府的关系，写作《同治初年清政权的中兴与旅沪香山买办之关系一围绕旅沪香山买办向政府捐纳的考察》。上述论文构成我在招商局早期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成果。

在具体着手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案研究时，我对该案仅有探寻史事发生以及主导其发生、演变过程动因的期待。就最后的成果而言，我的写作亦仅达成这样的目标，因为论文未就招商局实施并购案的正确与否作出明确的评价。作为对并购案作了专题研究后的感想，则是光绪初年招商局作为中国唯一的“官督商办”洋务企业，其并购案事件中所蕴涵的政治意义的重大性、复杂性，远远地超出我的预期。此外，我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学术性的历史写作空间的逼仄性。因为，学术性的历史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实现的，唯有如此才有重构历史的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招商局并购案留下颇为丰富的公、私档案资料，其中与并购案相关的重要人物盛宣怀的档案资料尤其叹为观止。对并购案的研究能有上述成果，完全基于这样的文献基础。愈是对于那些数量庞大而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的阅读，愈激发我继续对招商局史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解读文献，成为我研究中的重要功课，从而造成前述论文中有大量引文以及行文曲折、文章冗长的结果。这样的论文前巳能在《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化》、《史林》等刊物上发表，我心存庆幸和感激之心。此度逢招商局成立140周年庆典，蒙招商局史研究会推荐资助，论文再有结集问世的机会，私心又将既往发表过的有关盛宣怀的多篇研究论文附入其中，构成“招商局早期历史中的人和事”为主题的个人论文集，在感到万般幸运的同时，这里再度对招商局方面表达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