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949年招商局迁台

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政治立场观点不同而出现纷争。194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12月，蒋介石及国民党集团撤到台湾。伴随着国民党集团的迁台，招商局亦将船只及人员大规模迁往台湾，并承担了国民党集团机关部门的迁台任务。

第一节  招商局迁台前船舶情况

1945年10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敌伪产业处理局与招商局商定，凡敌伪有关水运的产业和船舶均由招商局统一接收，再由该局与敌伪产业处理局协商分配处理。10月，招商局由重庆迁往上海，陆续恢复长江沿海各埠分局及办事处，并恢复各线营运，在极短时间内陆续将沪汉、沪青、青连、津青、沪台等航线恢复，“遍及南北洋沿海，及东南亚各地”，[1]并积极开辟远洋航线，航行至印度、古巴、阿根廷等地，创下当时中国航运史的新纪录。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又陷入困境，物价飞涨。为摆脱危机，国民党当局改革币制以稳定币值。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决定将国营招商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于1948年9月1日正式成立。当时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仍设在上海，因此，在上海的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就简称招商局总公司。此时，招商局还在长江各埠分别设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长沙等10个分公司；在沿海各埠分别设葫芦岛、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海州（连云港）、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台湾、汕头、广州、香港、湛江等15个分公司；另设高雄、基隆、镇海、塘沽、榆林5个办事处；国外则在日本东京设立分公司，神户、横滨各设一办事处，另在海防、曼谷、新加坡、仰光、孟买、加尔各答、马尼拉、纽约、伦敦等设立代理处。招商局在国内外的分公司、办事处、代理处共达43个。招商局的码头和仓库遍及江海沿线各分公司，码头合计68座，长度达30,472英尺；仓库合计261座，容量达1,113,417吨。[2]招商局员工人数也急剧增加，1946年元月员工人数为4,709人，其中工人3,363人，到1948年9月，员工人数达到15,665人，其中工人11,645人。[3]

招商局在接收敌伪船舶的同时，购买了大批外国战后剩余船只。1948年6月，招商局拥有大小船舶490艘，计409,200总吨，其中江海大轮108艘，315,184总吨。[4]但船舶动态变化频繁，1948年9月，国营招商局改组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时，移交船舶则为469艘。[5]而招商局在迁台前期，船舶又变动为470艘，计417,194总吨，详见表3-1：

表3-1  招商局迁台前船舶统计表

资料来源：台湾招商局企业管理室资料课编印：《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料汇编（第一种）》，1955年5月。

1948年9月，伴随国营招商局改组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局也改组为台湾分公司。招商局在台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招商局迁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国民党集团迁台准备

1947年和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军事挫败和施政不力，导致人心涣散、军心动摇，造成恶性循环。由于战争带来财政恶化，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顿异常。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集团发行金圆券，试图稳定币制，结果却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百业萧条，人民基本的生活权益遭受剥夺。尽管国民党仍领有半壁江山，但精锐部队尽失，组织力量薄弱，党政军依旧派系倾轧，无力整合，败局已无可避免。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可以选择的退守地域只有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与以台湾和海南为主的海岛。许多人凭借抗战时期的经验，主张撤往大西南，重演抗日战争时固守西南的历史，借机东山再起。但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6]等主张东撤台湾，因为台湾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解放军的乘胜追击；台湾物产丰富，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岛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期留下来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在军事上，台湾位于太平洋西岸，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跟美国的远东防卫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因此，国民党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强盛的台湾基地。[7]这个方案经过蒋介石同意后，于1948年底开始实施。[8]

在蒋介石的主导下，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通过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引退同时，任命亲信为台湾省主要负责人，已准备将台湾作为国民党最后的据守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但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党政军大权。此后两个月，国共两党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但和谈的主客观条件并不乐观。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已完成对军队的重新整编，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和部分第四野战军，准备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李宗仁拒绝中共的和谈条件之后，国共和谈正式宣告破裂。4月21日，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四天后解放上海。随着解放军的部队逐步南下，国民党集团则步步撤退南迁。1949 年1月，华北为解放军占领后，国民党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办公。4月，南京解放后，局面混乱，李宗仁搭机飞往桂林。

而真正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则一面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做最后的抵抗，一面策划、指挥向台湾抢运人员与物资。1949年2月11日，蒋介石接见招商局董事长俞飞鹏，事后在其日记中记载“见乔峰（俞飞鹏）协议招商局事，以今后根据地在沿海各省，故海上交通之船舰比之铁路更为重要”。[9]可见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已经将战线往沿海地区转移。南京解放后，5月17日，蒋介石由定海飞抵澎湖马公。26日，由澎湖飞抵高雄。在台期间，蒋介石研究台湾的防务、军政等问题，草拟防守及治理台湾的计划。在1949年的下半年，蒋介石频繁往返各大城市，所到地点包括福州、广州、厦门、定海、重庆、昆明等地，多次举办军政会议。但随着华北、西北、西南各重要地区相继解放，蒋介石于12月8日宣布迁往台湾，10日下午飞往台湾。伴随着蒋介石的迁台，国民党集团的“行政院”、“外交部”、“资源委员会”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关也相应迁台，在这个过程中，招商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招商局迁台过程

招商局迁台的计划远比其他机关要早，1948年7月，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召开处级以上人员会议，拟订了一份撤往台湾的计划：

1.原来在长江行驶的大型江轮以及可以出海的拖轮、铁驳、修理船、仓库船等，全部撤往台湾。

2.海轮照常在海外行驶，必要时全部集中去台湾，接受台湾的调配。

3.浦东修船厂的全部机器、工具、器材、物料连同全体职工都撤往台湾，与台湾造船厂合并。

4.建造中的“伯先”号客货轮在完工后开往台湾，如届时尚未完工，则由拖轮将其拖往台湾。

5.各处、部、室的卷宗、档案、账册等整理装箱，准备运往台湾。[10]

随后，招商局采取一系列措施筹备迁台。12月，产业部奉命调派该部事务组主任汪宪文、企划组副主任陆去病、工程师严家昌等5人先行去台，筹办总公司迁台有关事宜。产业部奉命将大批重要文件以及家具财产等装运台湾，并负责承担在台北寻购房产及联系业务事宜。由于事务繁重，难以兼顾，后由综核部派人赴台协助。[11]

为适应招商局迁台，国民党集团还改组招商局管理机构。1949年3月，董事长刘鸿生辞职，交通部改聘徐学禹为董事长，胡时渊为总经理。新旧总经理办理移交手续，交接的清册包括历年档案、账册以及综核部的地产文契等，其中装运台湾的账册有1937-1948年的总分类账及明细账册共237本。[12]4月9日，胡时渊以“发展华南业务”为由，加派产业部经理组副主任谭懿为驻台代表，另派公务员两人前往协助办理公务。[13]4月16日，又派产业部营缮组工程师姚宏胄赴台筹划建筑工程，[14]招商局迁台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结束。“行政院”要求招商局开始随国民党军队、机关一起迁往台湾。4月30日，董事会正式决定在台湾成立总管理处，并制订定了《成立总管理处后本公司业务处理暂行办法》。徐学禹往来于上海、香港和台湾之间，积极部署招商局迁台工作，“凡属可迁移之军公物资”，以及“其余船只，遵照政府命令，全部撤离上海”。[15]但部分船只因为在上海修理而无法拖动，或者因为在长江上应差而无法撤出，“元培”轮、中101、中102、中104、中107、中111、中114、中116、华201、华202、华204、华205、华207、华208、华209、华211、华212、民306、民311、民313、民318、民319、江顺、江华、江汉、江庆、江济、江泰、江安、江新、江陵等，留置大陆。[16]而小轮机船拖驳，因为是“各埠之辅助工具，吨位过小，无从撤离”，[17]小拖轮仅国良、国富、金山、飞台、飞隆共5艘迁台，机船驳船仅招商93号和利106号迁台。

另外，“宣怀”轮早在1948年11月11日东北撤退时在营口码头因装载弹药不慎爆炸，船只全毁。“郑和”轮在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时留置大陆，后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沉没。“海甬”轮在长江中游沉没，“江亚”轮在铜沙沉没。中110号和华203号分别在1949年1月31日和3月10日移交海军，民317在1949年5月4日租予海军，民314艇和“建甲”轮则被海军征用。因此，招商局迁台的船只为92艘，244,695总吨，具体如表3-2所示。随同船只迁台的招商局员工有岸上人员721人，船上人员4,635人，总数为5,356人，大约占当时全局员工人数的1/3。[18]

表3-2  招商局1949年迁台船舶统计表

资料来源：台湾招商局企业管理室资料课编印：《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料汇编（第一种）》，1955年5月。

招商局在迁台的过程中，还积极参与国民党机关迁台、人员及物资的运送工作。为避免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遭战火波及，杭立武、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等提议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台，随后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北平图书馆也提议将图书、文物及重要档案等一同运台。1948年12月21日，在南京下关，第一批文物772箱装上海军的运输舰“中鼎号”，12月26日到基隆。第二批文物则由招商局的“海沪”轮载运，包括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合计3,502箱，1949年1月6日开船，1月9日到基隆。第三批文物是由海军的运输舰“昆仑舰”载运1248箱，1月30日开船，2月22日才到基隆。招商局承运的第二批3502箱为三批文物中最大的一批，占总箱数的63.5%。招商局除了预定的计划外，“同时尚须供应军差”，[19]如“铁桥”轮承运经济部“水利署重要档案及贵重器材850箱，农林署重要档案及贵重公物273箱”从广州抵基隆；[20]广州空军发动机制造厂于1949年6月间租用“海汉”轮和“继光”轮装仪器材运赴基隆；[21]“海康”轮和华字206艇于1949年6月1日抵达定海，装载空军汽油、炸弹及空军地面警卫第四团运抵基隆。[22]1949年三四月间，招商局派遣大小船15艘疏运军公物资，计65,416总吨。5月派遣大小船34艘疏运军公物资，计77,652总吨。6-10月，广州疏运军公物资约20,000吨，军差用船大小船26艘，计69,179总吨。此外，青岛、天津、厦门、福州、南京诸役均召船只多艘参加，而最后离港者亦常为招商局船只，至于经常担任军运船只平均达20艘，约50,000总吨。[23]此一时期，招商局基本上以军公运输为主，“所有航行船只，十之八九调充军运”。[24]

第四节  台湾招商局船舶情况

1949年6月1日，招商局总管理处（以下简称台湾招商局）在台北正式成立。总管理处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三人，由韦焕章代总经理，俞大纲、陈德坤和曹省之代副总经理，其下分设业务组、运务组、财务组、总务组。业务组负责办理核定运价、决定航线、支配船只、接洽大宗货运及租赁船只等事项；运务组负责办理船只登记、修理、救护、船员调配考核、电台通讯及其他有关船务事务；财务组负责办理会计、审核、出纳及产业等事项；总务组负责办理文书、庶务、人事及供应等事项。[25]台湾招商局为了增进工作效率，加强运输效能，将台湾分公司裁撤，并将基隆、高雄两办事处改为基隆分公司及高雄分公司。[26]而定海地位日显重要，为适应需要，决定设立定海分公司，“调前宁波分公司经理周受殷为该部公司经理，克日筹备成立”。[27]

台湾招商局成立初期，原有北洋及长江航线，全部放弃，剩余的南洋航线，也仅有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海南岛等港口，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贸易几至完全停顿，已无业务可言”。[28]当时船只，“除担任军事运输外，并负维持交通之责，客货业务几等于零”。[29]在仅有的航线中，“台穗交通，渐臻重要”，“举办基隆至广州定期航线”，指定“秋瑾”轮、“锡麟”轮和“铁桥”轮等，常川行驶。[30]另开辟基隆、厦门、汕头定期航线，7月6日开始由“海汉”轮每月四次往返基、厦、汕之间。[31]徐学禹分析迁台后的形势，指出今后的业务“只有向国外发展”，要“参加国际竞争”。[32]鉴于“台韩关系日见密切”，为适应需要，拓展国外业务起见，台湾招商局“在南韩汉城设立代理处，并调派东京分公司经理陈士金君为驻韩代表”。[33]这样，台湾招商局的分支机构包括：基隆分公司、高雄分公司、定海分公司、厦门分公司、汕头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海口分公司、榆林分公司、香港分公司、东京分公司、神户办事处以及汉城代表处。

虽然招商局迁台船舶有92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大致分如下几种情况：

1.起义回到大陆。“海辽”轮于1949年9月19日在奉军差由香港驶往汕头载运国民党军队增援舟山的途中，船长方枕流率船员宣布起义，为防国民党海军拦截及空军飞机轰炸，特绕经台湾东岸经琉球，韩国济州岛而于28日到达大连。“蔡锷”轮、“海康”轮、“海厦”轮、“登禹”轮、“邓铿”轮、“林森”轮、“教仁”轮、“成功”轮、“鸿章”轮、“海汉”轮、中106、民302、民312等则于1950年1月15日在香港起义，回归大陆。

2.移交、租予军方或被征用。铁驳招商93号于1949年6月在定海被“海军”征用；民316和民310分别于1950年1月22日和4月1日移交“海军”；“锡麟”轮、“秋瑾”轮于1950年5月26日租予“海军”，分别改名为“高安”轮和“德安”轮；“万富”轮于1950年4月6日在基隆移交台湾“国防部”，中115于1950年4月10日在淡水移交台湾“国防部”；1949年9月13日在高雄接收日本归还的小货轮“增利”号，改名为“海台”号，[34]于1950年6月16日在基隆交台湾“国防部”。

3.出售或拨台航增资。中118于1950年1月25日售予台湾民航空运队改为“江流”号修理船；“海穗”轮于1950年1月16日售予台湾银行；“海川”轮、“海赣”轮、“海湘”轮和“海沪”轮于1950年7月1日售予台湾银行；“海杭”轮于1950年9月19日拨台湾航业公司增资，改名“嘉义”号；“海平”轮和“海津”轮于1950年9月20日拨台湾航业公司增资，分别改名为“花莲”号和“丰原”号。

4.海损事件及其他。“江建”轮于1949年10月21日在金门沉没；“江和”轮于1950年2月25日触礁；中112于1950年4月30日在榆林港沉没；“廷枢”轮于1950年11月13日在金门沉没；1950年10月17日在高雄接收由“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会拨来的“美龄”号和“乐怡”号，分别改名为“万众”号和“万有”号，但“万众”号于11月29日即在菲律宾搁浅损毁。另外，“海列”轮1949年9月6日因走私案在日本被盟军总部扣押，盟军总部于1950年3月8日决定没收将其充公。

表3-3  1950年底台湾招商局船舶统计表

资料来源：台湾招商局企业管理室资料课编印：《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料汇编（第一种）》，1955年5月。

迁台后的招商局，从事军事、公营运输仍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仅1950年1-8月，共派遣152艘船舶，运输451,030吨。[35]尤其是海南岛战役和舟山群岛战役，国民党军队战败，“海湘”轮、“海穗”轮、“海宇”轮、“海粤”轮、“秋瑾”轮、“铁桥”轮、“继光”轮、中103、中108、中109、中117等11轮担任了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的运输任务；“海地”轮、“海宇”轮、“海宙”轮、“海川”轮、“海菲”轮、“海赣”轮、“海粤”轮、“海湘”轮、“黄兴”轮、“秋瑾”轮、“锡麟”轮、“其美”轮、“铁桥”轮、“万国”轮、“国良”轮、民320、中103、民301、中105等19轮担任了从舟山群岛撤退到台湾的运输任务。[36]

1950年，英国和印度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海辽”轮起义之后，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的13艘海轮宣告起义。同年四五月间，国民党从海南、舟山相继撤退。这些对台湾招商局打击很大，局董监事会旋亦改组，徐学禹复职连任董事长，俞飞鹏、陆翰芹、包可永、韦焕章等为董监事，韦焕章仍兼任总经理。公司业务，“为慎重计，对于香港以西之航线，暂时停止，致力于台日线之发展”，[37]“全力经营台日线，先为不定期航行，继将航线延伸至菲律宾、韩国，再又以铁桥轮开航定期班，并将铁桥轮加装通风设备，担负韩日香蕉运务，成为台蕉输日之始”。[38]

招商局迁台后，截至1950年底，可支配船只共有57艘，总计166,605吨，为迁台前的40%；台湾招商局的分支机构则缩小为基隆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东京分公司、神户办事处以及汉城代表处，相应码头、仓库、员工及航线亦随之缩减，1950年员工总计3,505人，工人2,472人，[39]航线则以近洋和台日航线为主。随着形势的变化，招商局在台湾已经失去往日的辉煌。

第五节  两岸招商局并存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招商局所有在大陆各地机构，除迁台外，均由各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接管。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接管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历史上亦称招商局上海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商局为新中国移交了大批房产、码头设施和轮船以及流动资产。1949年11月1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成立。1950年1月19日，交通部召开首届全国航务会议，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各级航务机构，统一经营国营航业，决定将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组为国营轮船总公司，负责管理全国公营船舶和非运输部门所经营的500吨以上的海轮及长江江轮的运输业务。1950年4月1日，交通部代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拟订《关于统一国营航运事业成立统一的国营轮船总公司的决定》一文予以确认。1951年2月1日，国营轮船总公司改名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并将之迁往北京。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的机构分为：（1）以原招商局总公司留沪部分机构及人员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上海区公司，领导海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等分公司或办事处；（2）以原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长江区公司，与长江航务管理局合并办公，领导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长沙、沙市、宜昌、万县、重庆等分公司或办事处；（3）以原招商局广州分公司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华南区分公司，领导汕头、湛江、榆林、海口等分公司或办事处；（4）香港分公司直属总公司领导。通过成立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招商局原有的总分支机构结束分散经营的方式，同意并入区域航业机构。1951年7月，交通部根据全国第二届航务会议决定，并奉政务院第86次政务会议决议，撤销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在交通部内部成立海运管理总局、河运管理总局，交通部水运管理体制实行分工，海运与河运分开，并按区域管理的方式，参照沿海海区的划分，在大连、上海、广州分设北洋、华东、华南三个海运管理局，直属海运总局领导。1951年9月19日，交通部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长江区公司，招商局沿长江的机构与长江区域航运局合并，成立长江航务管理局，从此形成长江航运政企合一的体制，招商局沿长江的机构逐渐演变为长江航运管理局的直属港口单位。通过以上机构调整，原设在中国沿海和长江的招商局分支机构就分别归并于所在地水运管理机构，招商局的人员和资产基本上逐渐流向机构所在地的港航单位，为全国水运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人员9,305人，船舶435艘，房产541处，地产5,172.2亩，码头67座，仓库214座。[40]招商局作为一个企业名称，在中国内地已不复存在。

1949年2月10日，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向港英政府办理了注册并领了营业执照（亦称香港招商局）。1949年4月，招商局“中102”登陆艇首先在海上起义，拉开序幕。9月，招商局“海辽”轮又在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由船长方枕流率领全体船员起义。这是招商局第一艘在境外庄严宣告起义的海轮，为以后香港招商局和一系列招商局海轮起义树立了楷模。1950年1月15日，经过周密策划，香港招商局及聚集在香港的13艘招商局海轮升起五星红旗，庄严宣布起义。招商局在香港的办公楼、码头、仓库同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宣告了香港招商局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个凋零衰落的老企业从此又获得新生。但是，地处香港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情况特殊，其机构名称继续保留，担负起传承招商局历史的重任，并且还将以崭新的姿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招商局在香港的变化与发展，“实由香港地位之变动而来”，[41]事实证明：保留香港招商局的老招牌，对杜绝香港公司的产权纠纷，恢复和发展业务，开展统战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1950年9月2日，交通部给香港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颁发证明书，正式确认该公司为交通部下属企业。同年，交通部批准香港招商局改组董事会，起义后第一届董事会由于眉任董事长，邓寅冬、董华民、陈天骏、汤传箎等人为董事。1951年2月，香港招商局直属人民轮船公司北京总公司领导。1952年1月，划归华南区海运管理局领导。由此，在大陆和台湾形成两个招商局共存的局面。

小  结

1949年，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集团迁往台湾。招商局也随之将大部分船只迁往台湾，并承担了国民党集团机关、人员及物资的迁台工作。在台湾，船舶数量、分支机构、码头、员工以及航线缩减，台湾招商局实力骤减，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国民党集团迁台初期的式微。

在大陆，招商局原设在沿海和长江的分支机构分别归并于各地的海运局和长江航运局，构成了新中国港航业的基础。而香港招商局宣布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并保留招商局的老招牌，担负起传承招商局历史的重任，凋零衰落的老企业又开始获得新生。

国民党集团迁台后，海峡两岸出现对立局面，台湾与大陆陷入完全隔绝状态，两岸之间的一切经贸关系随之中断，台湾经济也暂时脱离大陆经济圈，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招商局也就此天海各一，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1] 《董事长在本公司九十周年纪念会讲词》，《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2] 台湾“国史馆”藏：《本局之今昔比较及今后计划》，目录号：233，案卷号3266。

[3]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11页。

[4]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5]《国营招商局移交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接收财产目录》，1948年9月30日。

[6] 张其昀（1900 -1985年），浙江鄞县人，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曾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

[7] 参见经盛鸿：《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1期，2000年10月号。

[8]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年，第436页。

[9]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1日；转引自林桶法：《大撤退——蒋介石暨政府机关与人民迁台经过之探析》，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10] 胡时渊：《我在招商局从事航运事业的回忆》（油印件），1984年3月31日，转引自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25-526页。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公司迁台筹备》，全宗号：四六八，案卷号：2436。

[12]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26页。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经理胡时渊致台湾分公司函》，1949年4月9日，全宗号：四六八，案卷号：2478。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经理胡时渊致台湾分公司函》，1949年4月16日，全宗号：四六八，案卷号：2478。

[15] 《本公司编年记事》，《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16] 《本公司编年记事》，《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17] 《本公司编年记事》，《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18]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28页。

[19]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一号，1949年6月25日。

[20] 台湾“国史馆”藏：《承运经济部物资》，目录号：233，案卷号：045。

[21] 台湾“国史馆”藏：《承运空军发动机制造厂器材》，目录号：233，案卷号：018。

[22] 台湾“国史馆”藏：《空军征租拖轮》，目录号：233，案卷号：027。

[23] 台湾“国史馆”藏：《本公司各部资料》，目录号：233，案卷号：173。

[24]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创业百年纪念刊》，1971年12月16日，第17页。

[25]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暂行组织大纲》，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一号，1949年6月25日。

[26]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一号，1949年6月25日。

[27]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二号，1949年7月25日。

[28] 台湾招商局编：《一年来之招商局》，1952年，第5页。

[29] 《本公司编年记事》，《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30]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一号，1949年6月25日。

[31]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二号，1949年7月25日。

[32] 徐学禹：《告全体同人》，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一号，1949年6月25日。

[33]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三号，1949年8月25日。

[34]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四号，1949年9月25日。

[35] 台湾“国史馆”藏：《本公司各部资料》，目录号：233，案卷号：173。

[36] 台湾招商局：《招商局业务通讯》第十二号，1950年6月1日。

[37] 《本公司编年记事》，《招商局创立九十周年纪念》，1962年12月。

[38] 阳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藏：《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沿革史》，第24页。

[39] 台湾招商局企业管理室资料课编印：《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资料汇编（第一种）》，1955年5月。

[40] 参见邱树荣：《三年之变——解放初期招商局的机构演变和资产、人员流向》，《招商局史研究专刊》。

[41] 台湾“国史馆”藏：《徐前董事长学禹惩戒》，目录号：233，案卷号：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