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

一  引言

自强运动(1861-1894年)是中国迈向近代化(Modernization)的起步。此运动的名称源于当时谕旨及推行改革官员们在奏折及函札中常径用之“自强”一词。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即以清廷谋求“自强”来概述同光年间的变法和当时新事业之创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8月举办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即沿用“自强运动”这个名称。会中刘广京对同光时代自强观念的产生作一历史回顾。他从《易经》、《礼记》、《宋史·董槐传》及乾隆皇帝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来论证晚清“自强”一词的特定意义。刘氏指出同光年间的自强观念，并不限于采用西洋技术，兴办一些新兴企业的富强实政，而且亦注重内政的吏治。

自强运动亦称“同光新政”及“洋务运动”。后一名词据笔者所知1938年已见于何干之的《中国启蒙运动史》。此后，使用的学者很多，目前“洋务运动”一词为中国大陆史学家所广泛使用。毫无疑问，自强新政在北京是由统筹“洋务”之总理衙门所推动的。当时新兴事业亦多与洋务有关。根据1978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上)，1800-1911》第十章对“洋务”所下之定义，清政府的自强新政包括“外交、海关行政和各种有关商务、教务上的交涉，以及涉及兴办西式新政项目，诸如创建语言学堂、新式海军、兵工厂、船坞、矿务和轮船等新兴企业之各项改革努力”。

对自强运动的评价，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原因可能是材料限制和各时期及各地区的政治社会背景，以至各学派之观点和对解释问题(interpretive problem)的分析方法都影响到研究者的成果。本文旨在综述近60年来史学界对自强运动研究和资料出版概况。希望本文将有助于日后自强运动史研究之深入开展。

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期，中外有关自强运动史的研究不多，外文著述更少。50年代以后，中外自强运动史研究成果比以前丰富。本文先纵述1949年以前中国国内研究概况，接着分别就不同地区的研究趋势作一综述，并就新兴企业、北洋海军的创建、主持人物及社会动态等方面作专题简介。由于笔者对日本方面的研究知道不多，日本学者对自强运动之研究，请参考金基赫(K．H．Kim)于1972年出版的《日本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观点》(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A Biblio graphical Survey)及其他学者的书评文章。

二  20世纪前半期研究及史料出版概况

要讨论自强运动研究的成果，先要探究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对该运动研究之一般情况。

梁启超是第一个对自强运动进行评述的学人，早在1901年即发表其《论李鸿章》一书。由于梁氏的政治立场，故对自强人物评论方式常带有主观见解和片面性，对李鸿章评价尤为苛刻。梁氏断言：“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该书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特别是《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一章，作者罗列李氏曾兴办过北洋海军及其他新兴事业。不过梁氏基本上否定李鸿章的洋务事业。梁氏指称：“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

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4年成立清史馆，聘请赵尔巽任馆长，参加纂修的有柯劭态、缪荃孙、金梁等史学家百余人，至1927年稿成，次年清史稿印就，计五百三十六卷。除穆宗(同治)及德宗(光绪)本纪外，其他各志及有关人物之列传对了解自强新政的概况有很大参考价值。然而，《清史稿》因“仓促付梓”，及“立词悖谬”等理由于1930年被政府列为禁书，只分存各省级以上图书馆和供学术界参考。

20世纪30年代所出版档案史料不多，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一百三十卷的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期《筹办夷务始末》。蒋廷黻于1931年却依据《筹办夷务始末》及其他史料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六章即以“同治新政”为主题。其中有三十多页是有关当时各大臣对“自强”观念的看法。1934年，王彦威、王亮等整理出版光绪、宣统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等官书档案。这些史料对自强运动时期的外交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30-1936年，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了《交通史路政编》、《交通史航政编》六册、《交通史邮政编》及《交通史电政编》三册，是研究新兴企业之主要史料。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些近代史普及读物开始谈及自强运动，如颜昌蛲的《中国最近百年史》(1931)、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31)和魏野畴的《中国近世史》(1931)等，这些著作只简述自强运动时期的一些建设。

自30年代中期起，中国史学界对列强环伺问题十分关注，在这一背景下，“自强”和“中兴”就自然受到史学界重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9)、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何干之的《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及萧一山的《清史大纲》(1944)均对自强运动史作比较详细论述，然而这类著作多只排列一些新兴企业兴办的时问，只有蒋廷黻之作品对自强运动作过具体分析。蒋廷黻即提出“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来中论中国近代化的延误。蒋廷黻进一步指出自强运动一个失败之主因是士大夫轻举妄动。如在中法战争期间，由于张佩纶及张之洞等京官激昂主战下，一些苦心创办的自强事业，诸如福州船厂，就在战争中被毁了。蒋廷黻特别欣赏郭嵩焘之识见，主张中国应谨守条约以免战争，这亦反映了他对当时外交形势的看法。

北伐成功后，是中国积极推行工业化时期。史学界开始关注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中国产业概况》(1927)及《中国经济史概况》(1935)和龚俊编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1933)是在这一背景下撰写的。李达把自强运动期问军用工业之创办列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初期。李氏严厉批评自强运动时期官员贪污及依赖外国技师和不注重人才培养。龚氏则用两章篇幅概述同光年间各项新兴工业办理概况。这些30年代作品所用的史料很有限，主要是已出版的《李鸿章奏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薛福成的《庸盒全集》、《申报》及当时已有的一些调查报告。新兴工业的专题研究还有1932年12月《清华学报》所载王信忠的《福州船厂之沿革》及193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所载吴铎的《台湾铁路》等论义。燕京大学陈其田在1935年及1938年写有两本英文书，分论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于制造轮船及其他机器工业的推动经过，涉及这些人物对西学的态度及曾、左两人提倡外语学校的贡献。何贻煜写过一本《曾国藩评传》(1937)，所收材料很丰富。对自强运动期问反对西化的言论，全汉异1935年在《岭南学报》发表《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及《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两篇论文，次年5月在《食货》半月刊发表《清末西洋医学传人时国人所持的态度》。上引全氏各论文分别从不同文化层面中论自强运动期问中西文化争论问题，从士大夫提出“西学源出中国说”及“用夏变夷”的主张来解释中国西化或近代化过程中所常遇到的一些心理因素，开拓自强运动史中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研究路向。

经济思想之重要著作有1939年8月燕京学报出版的赵丰田撰写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及1948年8月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赵丰田之专著价值比较高。他把薛福成、马建忠、陈虬及郑观应等人之经济主张有系统地整理出来。有关主持新政人物之传略，诸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物的论文亦不少，散见于各学术刊物中。人物传记方面的专著有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1945)及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1947)。

范文澜和胡绳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有关自强运动的论点对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界对该运动之评价，影响甚大。1944年，范文澜在延安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文中力斥曾氏凶残好杀，用以否定其被誉为“圣贤”的地位。抗战胜利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6)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均把自强运动形容为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及镇压太平天国的一个反动运动。胡绳更认为自强运动时的官督商办企业“完全在买办性的官僚资本控制之下……成为阻止民问资本自由发展的镣铐”。

自50年代起，中外有关自强运动史出版的专著及史料很多，本文只能选几本影响较大的论著和一些重要学术论点，提出来讨论。兹分别就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及美国各地区简略介绍，借以显示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强运动史研究的趋势。

三  中研院及台湾地区研究动态

台湾地区自强运动史研究主要是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各大院校，诸如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所推动的。

中研院近史所于1955年春筹备。在此之前，台湾地区自强运动史研究并不多。包遵彭于1951年出版《中国海军史》，对自强运动期问海军经费、造舰及购舰政策、海军学堂之沿革和舰队之实力有翔实的描述。该书对当时海防经费困难之实况曾深入分析。50年代初期，全汉异在史语所集刊发表《清季的江南制造局》(1951)、《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1954)及《上海在近代工业化的地位》(1957)等论文，对自强运动期问工业史作了具体研究。郭廷以亦在《大陆杂志》发表一些自强运动期问台湾建设之文章。其中主要的一篇，《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1952)回顾沈葆桢、丁日昌等对台湾地区国防、经济、交通、文化及教育方面近代化的努力。作者强调刘铭传对台湾交通和经济近代化上的贡献。吴相湘发表《晚清宫庭实记》(1952)，根据档案史料描述辛西政变前后及同治朝关于慈禧太后及恭亲王奕诉的史事。

郭廷以十分重视史料的编纂。中研院近史所成立后，郭所长即洽商外交部，将所存清季总理衙门与外务部档案交近史所保管。1958年9月，近史所编纂九册的《海防档(1861-1911)》，提供研究福州船厂、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电线及铁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1960年8月把原档中有关各省矿务部分编成《矿务档》。曾参加上述史料整理的学者分别运用上述及其他史料发表多篇与自强企业有关的专著。1961年及1962年间黄嘉谟、李国祁、吕实强及王尔敏等分别发表自强运动期问台湾的煤务、中国早期的铁路、轮船及兵工业方面的学术研究。张玉法曾撰关于福州船厂的个案分析(1971)。吕实强曾参与《清季教务教案档》之整理(1959年7月开始)，于1966年出版《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李恩涵就中日近代化的比较来讨论自强运动成败问题(1967)。

除近史所之外，台湾地区亦出版不少自强运动期问的史料，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于1961年出版五百五十卷的《清史》。1966-1973年问，文海出版社重印一百辑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一百辑，目前三编还不断出版。该丛刊提供史学界不少自强运动人物的文集、奏稿和信札，并选印一些中国大陆新出版的史料，对台湾地区及海外学术界提供不少宝贵材料。此外，台湾银行于1969年出版燕贻编的《清季台湾洋务史料》，故宫博物院亦出版清光绪朝的《宫中档》二十六辑(1973年6月起出版至1975年)及《郭嵩焘书札》(1979)等史料。其中光绪朝宫中档即收录汉文档案18000件，满文档案430件。

史料的大量重印，有助于传记和年谱的撰写。70年代初出现若干有分量的年谱及传记。郭廷以、陆宝千、尹仲容合编的《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是这方面之代表作。该年谱引用大量官书、档案、诗文集、奏稿、手札、日记、传记、年谱、家谱、笔记、报刊及外文资料数百种，对郭嵩焘生平和思想提供不少宝贵史料。此外，李宗侗、刘凤翰合编的《李鸿藻先生年谱》(1969)，陆宝千的《倭仁论》(1971)、吕实强的《丁日昌与自强运动》(1972)、陈三井的《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1972)、李国祁的《由刘坤一初任总督的表现看晚清的政治风尚》(1975)、雷禄庆编的《李鸿章年谱》(1977)、李守孔的《李鸿章传》及陆宝千的《刘蓉年谱》(1979)均集中于自强人物事功的讨论。王尔敏侧重自强运动时期思想史的综合讨论。例如就知识分子之应变之自觉、中体西用论、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重商思想等专题，发表专文，并复辑成两部文集(1969，1977)。吕实强的论文《儒家传统与维新》(1976)，分析儒家思想对自强运动的正面作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于1978年出版由史学家撰写之薛福成、郑观应等自强运动思想家之传记。1980年，周阳山和杨肃献合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收有多篇有关自强思想之论文。在此期问学生书局及传记文学社亦辑有一些研究晚清人物的论文集。

此外，学术论文集，有食货史学丛书所辑李恩涵、张朋园等著的《近代中国——知识份子与自强运动》(1977)。所载石锦对清末自强观的综论，清楚地指出自强思想家接受新思想之范围及伸缩性，反对简单地将改革分子和保守分子之名目加诸于自强思想家身上。近史所集刊及师范大学历史学报收有主要论文颇多。王家俭发表之《文祥对于时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1972)、《清季的海军衙门》(1973)、《北洋武备学堂的创设及其影响》(1976)及《李鸿章对于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贡献》(1988)等论著，对中国海军史作深入的研究。1977年孙子和出版《清代同文馆之研究》。

近史所自1972-1986年间编纂三辑《近代中国与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为史学界研究自强思想提供很大方便。近史所于80年代陆续发表苏云峰、张玉法、李国祁、张朋园及王树槐等有关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及江苏等地区的区域现代化研究，其他各省区的现代化专著亦会陆续发表。此外，林满红曾发表《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1980)，何烈著有《清咸、同时期的财政》(1981)，王树槐撰有《清末民初江苏省的灾害》(1981)，孙广德写过《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1982)，苏精著有《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985)。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于1985年编有五本“自强运动”的论文集。近来联经出版社对自强运动史开始注意，刊有汪荣祖的《晚清变法思想论丛》(1983)、郭廷以的《近代中国的变局》(1987年重印郭氏一些主要论文)，林崇墉的《沈葆桢与福州船政》(1987)。林氏的专著缕述沈氏对福州船厂之成就，并对福州船厂的困难做了深入分析。最近张玉法主译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1800-1920)》亦已在台湾问世(1987)。近30年来台湾地区有关自强运动史的论文亦不少(参阅《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成绩斐然。最近依据其论文出版的有范振乾《清季官督商办企业及其官商关系》(1986)；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1987)及张维安的《买办商人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1987)和《官督商办体制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1988)等。

1987年近史所举办的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中，有三十四位中外专家分别就自强运动各专题提出论文。张玉法曾研究清末民初工业发展的背景(1986)，兹则发表专文对官办工业作量化之分析。陈慈玉就《申报》等材料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营上的问题，指出该局投资策略上之疏失及甲午战争前中国纺织工业不振之主要原因。王尔敏对《盛宣怀与中国电报事业之经营》作了个案研究。刘翠溶则对关税与自强新政作有量化分析。李国祁在其对“同治年间李鸿章的应变新思想”研究(1986)的基础上，分析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讨论会对自强运动的评价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例如李恩涵指出自强运动因缺乏中心领导层，因而归之于失败。刘广京的综论认为自强运动自整个中国近世史看来是很成功的。

总括来说，台湾大多数学者对自强运动持肯定的论点，并纳人中国近代化的架构中来讨论。研究范围多就一人或就一事写成论文及专著的个案研究，甚少通论整个运动的作品。

四  香港地区研究概况

香港中文大学70年代出版了一些有关自强运动时期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专刊。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1970)利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研究同光年间一个京官的正项收入与从贪污及馈赠等而来的收入，并与其支出项目作一比较分析。张氏的研究探讨京官经济窘冈的真相及官场生活之积习。全汉异的《汉冶萍公司史略》(1972)第二章论述汉阳铁厂官办时期(1890-1896)资金、燃料、机器设备和厂址等问题。何汉威的《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把该年旱灾发生背景及救灾措施作出详细而深入的描述。何氏大量引用中外文献，对华北五省(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之死亡人数、物价变动、捐款和赈灾帑项作出估计和描述，把该次旱灾的灾情勾勒出较全面的图像。王尔敏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1980)描述晚清新式教育事业的酝酿、规模及课程内容。《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了何汉威关于“清代的漠河金矿”的个案研究(1976)，科大卫的《1870-1911江苏省的农村经济》(1978)及王尔敏有关自强运动思想史的论文。王氏亦撰有《官督商办观念之形成及其意义》(1982)，认为官督商办观念之创立是对西方工商业冲击而产生之反应，特别与西方轮船航运之竞争有直接关系。罗炳绵曾依据《徐愚斋自叙年谱》在台北《食货》月刊发表一篇有关上海地区买办商人生活的专论。邝兆江就慈禧形象及她与辛西政变的关系，发表过多篇文章。他的近著(1984)《戊戌年间人物、性格、政见和思想》(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第二章即用皇权危机的架构，分析甲午战争前慈禧的个性和影响力。邝氏认为不要高估慈禧的谋略，应多考虑当时清廷的权力结构。他指出慈禧拥有权威，光绪具有权位，而军机王大臣则持有权力。廖光生英文著作《仇外主义与中国现代化》(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984)，第三章主要讨论自强运动期问的反教问题。廖氏把该书翻译成中文，并作若干增订，于1987年交由明报出版社出版，中文本书名为《排外与中国政治》。

香港大学方面，景复朗(Frank H．H．King)撰有《中国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的专书(1965)。他嗣编撰《香港汇丰银行史论文集》(Eastern Banking：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1983))，最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印行《中华帝国晚期香港汇丰银行史》The Hong 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1864—1902)(1987)第一册，运用该银行未发表的档案，对自强运动时期金融史之研究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江瑞炯著有《洋药》( Controversy：Opium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1977)一书。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黄康显把他在剑桥大学有关郭嵩焘的博士论文A New Profile in Sin0—Western Diplomacy：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at Britain修订出版(1987)。该书大量应用英国外交档案，对郭嵩焘在英使任内事迹有详细论述。黎志刚曾就郭嵩焘的经世思想(1983)和经济思想(1984)发表两篇论文。黎氏最近(1988)就招商局1878-1881年间国有方案，讨论晚清政府的工业政策之不稳定，借以解释“自强运动”期问商人投资裹足不前的原因。现任教于新加坡大学的梁元生曾就19世纪广东和宁波帮于上海地区竞争的问题在《清史问题》上发表专论(1983)。他在《汉学研究》就《李鸿章的政治势力与津沪关系》(1986)探讨李氏权力之根源，认为李氏之权力主要乃当时朝廷的支持或认可。

出版界方面，存萃学社把大陆和台湾地区各学报1964年以前发表的14篇论文编成《洋务运动研究论集》(1973)，该文集并附有沈葆桢条示船务学堂手简真迹九页。最近中文大学出版了由王尔敏、陈善伟主编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选集之一》(1987)九大册，该书收有大量有关轮船招商局的未刊信札，其中马建忠、唐廷枢、徐润和袁世凯等致盛氏的信件史料价值甚高。王尔敏就盛氏本人未刊信札，编成一部《洋务企业》资料集，分轮船航运、电线、铁路、煤铁厂矿和纺织等五卷。相信该批史料的出版，会加深我们对自强企业史的认识。

工具书方面，有关自强运动外文报章，可查阅景复朗和克拉克(Prescott Clarke)合编的《晚清西文报纸导要》A Research Guild to China—CoastNewspapers)(1965)。邝兆江撰有《一个外国人在华事业的纪录》(1980)，介绍哈佛大学所出的《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致金登干的书信。

近年来，香港学术界主办过一些与自强运动有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1986年的“近代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和1988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的“中国海关研究首次国际研讨会”均有多篇与自强运动有关的论文。前一会议的成果，已由黄康显先生辑成一论文集(1987)。

五  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动态及史料出版概况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对自强运动史研究可分前后两期。l949-1978年的30年间史学界对自强运动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论著多遵循前述范文澜和胡绳之论点。1978年后研究有新的发展，论点有新突破，整理和出版不少史料。

牟安世的《洋务运动》(1956)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自强运动史的专著。他把自强运动分成建立军事工业(1860-1872)、建立官督商办企业(1872-1885)及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1885-1894)三个阶段。这些建设被视为用来镇压内部叛乱和盗窃国家税收的手段。牟氏对自强运动评价基本上跳不出梁启超、范文澜和胡绳等的论点，将自强运动置于“封建官僚向西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框框中。牟氏的导言强调自强运动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这种看法反映1978年以前大陆学者对自强运动的基本论点。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大陆学者整理不少有关洋务运动的史料和工具书，先后出版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孙毓棠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1957)、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1959)、中国史学会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1959)、江世荣编注的《曾国藩未刊信稿》(1960)、年子敏编注《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196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的《上海钱庄史料》(1960)、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1962)及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963)三册等。本节所述大陆学者整理的原始资料对学者颇为方便，其中亦有不少第一次发表的档案资料，分八册印行的《洋务运动》所收史料除奏稿和“函牍”外，还有杂文、杂记、传记、日记和笔记等史料，就各新兴事业和人物传记分类辑录出来。第八册末有一“洋务运动书目解题”，简述各种主要原始史料之特点。这些史料对自强运动期问新兴企业史提供重要资料。上海图书馆编有《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一)》(1965)，选辑1857-1899年间中国主要刊物(例如《万国公报》及《中西闻见录》的全部篇目)。这对研究自强运动期问的舆论、一般文化和思想史等方面提供很大的方便。

1978年以前大陆学者共发表一百多篇研究自强运动史的论文，主要贡献是在经济史方面。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乃依据1942年初版本的修订本。吴承明编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邵循正的《关于洋务派民用企业的性质和道路——论官督商办》(1964)、张国辉的《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1964)及汪敬虞的《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1965)可称大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早期大陆史学家认为洋务派没有成熟的改革思想，因此似不值得研究。少数学者关于洋务思想的论文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1958)。集中有对于冯桂芬、王韬、薛福成及马建忠等人思想的探讨。李泽厚于1956年撰写《19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一文，综论自强思想之大概。

20世纪60年代初期，姜铎曾在《文汇报》、《学术月刊》及《历史研究》发表几篇论文，肯定自强运动期问“图强”、“求富”和“攘夷”的目标。姜氏并指出清政府鼓励商人投资的政策刺激并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姜铎的观点很快引起史学界的反响，章开沅、夏东元、牟安世等先后与姜氏论战。

1965年以后，由于大陆政治环境的改变，自强运动史的学术研究似乎中断十多年。到1978年以后，才有新发展。

这以后的大陆史学家在史料整理方面有新突破。除大量重印过去已出版之史料外，还出版一些新刊史料。经济史方面有陈旭麓等编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二》(1981)和《汉冶萍公司(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1984)，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982)，聂宝璋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983)和仇润喜编的《天津邮政史料》(1988)等。

比较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地方出版社编印大量自强运动期问人物的未刊文集、日记和档案等。湖南人民出版社在8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由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20多种，包括黎庶昌的《西洋杂志》(1981)等史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由杨坚、钟叔河合编的《郭嵩焘日记》四卷1980-1983年间出版，约200万字，不特提供有关郭嵩焘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新资料，书中并载有关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经济情况，及若干地区物价、气候与风俗的材料。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自强运动人物的新资料，重要的有《左宗棠全集札件》(1986)，《左宗棠未刊奏折》(1987)，秦翰才辑录的《左宗棠逸事汇编》(1986)，《曾国藩全集》已印之《家书》两册(1985)，《奏稿》四册(1987)及《日记》两册(1987)等。此外该出版社还整理多种湘人笔记，例如朱克敬的《瞑庵杂识、瞑庵二识》(1983)，王之春的《椒生随笔》(1983)，王先谦的《葵园四种》(1986)及一些湘军史专刊(1983)和《湘军年谱(一)》(1987)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夏东元编的《郑观应集》两册(1983，1988)，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册(1985-1987)。《郑观应集》(上)收录了《救时揭要》和《易言》三十六篇本、二十篇本等罕见史料。《郑观应集》(下)收录《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郑氏著作，书末并附有编者夏东元所编的《郑观应年谱简编》，提供研究者不少方便。《李鸿章全集》收有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时关于“密存不刻”的原档史料，增加一些珍贵文献，有助于李鸿章的研究。中华书局于1987年出版方行、汤志钧等整理的《王韬日记》及袁英光、童浩整理的《李星沅日记》。黄山书社刊有崔国恩在1889-1893年间所撰的《出使美日秘日记》(1988)。《近代史资料》第63号(1986)辑有《薛福成书札》(未刊稿)，主要是薛氏给上海招商局会办沈能虎的信。

大陆出版之企业史、海军史、人物传记及思想史的个案研究专著难免有马列毛思想的架构，但曾应用档案和新近出版的史料。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979)是一本相当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对重要新兴企业试作量化分析。宓汝成写有《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第一章集中讨论自强运动时期。个案研究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江南造船厂厂史》(1983)、樊百川出版《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985)、林庆元出版《福建船政局史稿》(1986)、沈传经亦撰有《福州船政局》(1987)、戚其章撰有《北洋舰队》，对于北洋舰队的创建、训练和装备作出探讨(1981)。人物传记方面，夏东元的《郑观应传》(1981)、汪敬虞的《唐廷枢研究》(1983)，有兴趣地讨论两位买办商人和新兴企业的关系。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便对郑观应作了个案研究(1981，1983)。夏东元近著《盛宣怀传》(1988)依据大量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未刊档案”替盛氏翻案，指出他“走了一条U字型的路”。夏氏强调“(盛宣怀)一生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应该予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第2-3页)。汪敬虞撰写唐廷枢传时曾利用档案、报纸等资料及美国学者的研究。汪氏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1987)参考了中西文资料各一百多种，上篇述及赫德的生平及其与中国海关的关系，下篇则讨论赫氏在中国邮政、教育、海军和经济现代化的角色，篇末附有赫德年表。关于人物传记专著还有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1984)、杨东梁的《左宗棠评传》(1985)、朱东安的《曾国藩传》(1985)、章继光的《曾国藩思想简论》(1988)、孙考恩的《光绪评传》(1985)、卢汉超的《赫德传》(1986)等，部分也曾利用档案史料。论文集方面，杨慎之把中外学者40多篇论文编成《左宗棠研究论文集》(1986)，萧克非、仲冲、徐则浩编纂《刘铭传在台湾》(1987)。大陆的清史编委会出版《清代人物传稿》下篇两卷(1984，1985)，由有关学者撰写不少自强人物的简略传记。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986)综述郑观应、王韬等的民权思想。赵靖、易梦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1980)及侯原吉、吴其敏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一、第二册(1982，1983)论述自强运动时期的经济思想。社会史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上海公共租界史稿》(1980)、复旦大学编印两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论文集(1984，1986)，个别的专著有聂宝璋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1979)。此外，个别学者的论文集中收有有关自强运动的论文，如有黄逸峰、姜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1982)、孙毓棠的《抗戈集》(1981)、彭泽益的《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1983)、汪敬虞的《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夏东元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1985)、戴逸的《履霜集》(1987)、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份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及徐泰来的《洋务运动新论》(1986)和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1987)等论著。

 大陆学者自1978年后10年间共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内容仍受政治局限，但已超越以前的论点。汪熙在《论晚清的官督商办》(1979)一文强调自强运动期问官督商办企业有如一个陷阱，认为早期中国的工业化只会走上官僚资本主义之路，因此是失败的。段本洛《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1980)认为自强运动措施对生产力“虽有促进一面，但主要是阻碍”。徐泰来在《也评洋务运动》(1980)。一文主张：“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的运动。”钟叔河最近(1988)在《九州学刊》第二卷三期上发表《19世纪旅西中国知识份子记述的历史意义》一文指出斌椿、张德彝、志刚和郭嵩焘等人的旅西游记“生动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由知之甚少到逐步有所解释的实际过程”  (第98页)。夏东元则认为应分阶段来评价自强运动的地位(1980)。大陆学者近年的论文数目甚多，此处只能举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编有《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0)。林言椒、李喜所主编的《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1988)择要介绍一些自强人物的史料和著作，并提供主要论文索引。阮芳纪、左步青、章鸣九编有《洋务运动史论文选》(1985)，附有杨苏荣和陈潮的《洋务运动史报刊文章索引(1950-1983年6月)》，可供参考。1980年后主要论文，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起常年出版)。王广礼等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争鸣录》(1987)第四部分把中共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研究的不同观点摘要介绍出来。1980年至1987年间，中共曾举办过四次洋务运动史研讨会。第四次于1987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广东汕头召开，不少学者在该次会议对李鸿章和盛宣怀提出新的评价。赵春晨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除了摘要综述第四屑会议的主要问题和观点外，并提出此后研究的三个方向：(一)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二)将洋务运动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来评论，(三)要从事实出发，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来进行研究(第186页)。

六  美国地区学者研究概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自强运动兴趣较大，研究者的观点主要受“西潮冲击论”(Impact—response)和近代化理论之影响。70年代开始仍有学者从事具体个案研究，对一些具有争论性问题提出很多不同意见。

邓嗣禹和哈佛大学已退休教授费正清(John K．Fairbank)于1954年出版《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耽sf：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一书，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解释。该理论之主要论点是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基本上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邓嗣禹和费正清对自强运动的起因和自强思想的来源曾加考察，认为自强思想源于一批对西方反应的先知先觉者。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思想是自强思潮的主要来源。费正清等在1965年编著《东亚：现代的转变》(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这部教科书乃自中国对西方反应及中国现代化的观点论述自强运动。

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已故教授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解决在西方入侵下所激起反对西方的民族感情和为要追求富强之路而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矛盾来讨论“西潮冲击论”。他在《儒家中国与其近代的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1958)一书反复中论儒家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障碍。他举倭仁反对西化的言行来讨论近代化过程中体用之问的关系，认为传统与近代化之问有不易超越的问隔。耶鲁大学已故教授芮玛丽(M ary C．Wright)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场》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1957)一书根据同治一朝实录，各大臣奏议及几百种中外著作来研究同治新政的内政、经济、外交、军事和地方控制等问题。芮氏强调儒家轻商等传统，使同治中兴的政策受到局限。密西根大学教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于1958年出版《盛宣怀与中国早期工业化》(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肯定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运动的促进，但进一步指出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的工业化政策是该等督抚自肥和增强势力的手段而已。此外则商人的贪婪更削弱官督商办企业再投资的资本。费维恺从中国传统思想和官商关系等制度性因素中论中国早期工业化失败的原因。

美国学者对自强运动期问中央地方督抚权限问题有两种很不同意见。斯坦利·斯佩克特(Stanley Spector)的《李鸿章和淮军》(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1964)一书认为晚清督抚是民国军阀的前身。梅谷(Franz M ichael)替该书所写序中，即认为“地方势力一旦建立，会继续下去，因而不会有真正的同治中兴，因为中央丧失了军事、行政和财政的权力”(第XLⅢ页)。刘广京论述李鸿章的“忠君”观念和爱国思想，则反驳此种论点。刘氏于1974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一文，自督抚的任期，讨论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人事等方面的控制权。刘氏指出“忠君”观念是清政府统治的基础，督抚所代表的是中央的权力。

绅权方面，哈佛大学教授孔复礼(Philip A．Kuhn)在《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对抗叛乱者》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70)一书认为1864年以后士绅在收税和地方治安上扮演主要角色。波乐契(James Polachek)的《绅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Gentry Hegem0—ny：Soochow in the死砚9—chih Restoration)  (1975)一文甚至怀疑1860年后，绅权凌越了官权(包括地方官员在内)。波氏认为即使是官绅中最有理想的改革家，实际上也是贪得无厌的伪君子。

清议和清流党研究方面，郝延平、易劳逸(Lloyd E．E astman)、兰钦(M ary Rankin)和波乐契均有专文讨论。郝延平于1962年以清流党作个案研究，就言官的职责和清流党人对维护中国道统的决心，讨论为何该党人士无法提供有效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易劳逸的《清代皇室与官吏》(1967)(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 French Controversy，1880—1885)主要探讨清议对中法战争的影响，并强调清议是慈禧利用清流党人来制衡李鸿章势力的工具。兰钦的《19世纪中国的舆论和政治权力》(1982)(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研究清议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发展。她指出清议是政治中枢出现危机时的产物。波乐契的博士论文则就1843年“顾先生(炎武)祠会”的成立和道、咸年间内忧外患所激发出的经世思潮来讨论清议运动兴起的背景。

柯保安(Paul A．C ohen)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1974)除研究王韬之生平、历史观和政治思想之外，用“沿海地区”  (Littoral)和“内陆地区”(Hinterland)的观念把十二位自强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作出分析。其后他和约翰·施雷克(John E．Schrecker)合编一本《中国19世纪改革之研究》(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1976)。集中有刘广京关于《一八六七年同文馆争议》一文，分析政治和思想两因素对该次事件之影响。论文集中收有讨论自强运动时期商人投资、苏松太减税、帝国主义活动等文章。

费正清及刘广京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篇》第十及十一卷分别于1978年及1980年出版。两卷中有好几章与自强运动有关，包括刘广京的《同治中兴》，刘氏与郭廷以合作的《自强运动》，费维恺的《晚清的经济趋势》，徐中约的《清季外交关系》，王尔敏与郝延平合撰的《中国与中西关系观念之演变》及陈锦江的《清末的政府、商人与实业》等文章。

档案资料与工具书方面，哈佛大学曾出版两种有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 art)的手稿资料，分别是《总税务司在北京》(The上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1975)两册及(Ent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1986)。萧亮林编了一部《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手册》(China's For—e珈Trade Statistics，1864—1949)(1974)，参考甚为方便。

美国学者对自强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现代化的个案研究和自强人物的传记，少数学者亦注意到社会史。兹列举一些重要著作和观点，因篇幅限制，不作详细讨论。经济史方面重要著作有卡尔逊(Ellsworth C．Carlson)的《开平煤矿》(The Kaiping Mines)  (1957)、斯坦利(C．John Stanley)的《胡光墉与晚清财政》(Late Ch’ing Finance：Hu Kuang-yung as an Innovator)(1961)、刘广京的《英美轮船在华的竞争》(A ngl0—A 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inChina)(1962)、侯继明的《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Forei9刀In 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E dward Lefevour)的《清末西人在华企业》(1965)、利菲亚(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mg China)(1970)、郑英还的《晚清邮驿之演变》(Postal Comm unicat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ization，1860-1896)(1970)、郝延平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1971)和《中国19世纪商业革命》(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China)(1986)、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Merchants，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1977)、肯尼迪(ThomasL．Kennedy)的《江南制造局与中国军事工业的现代化》(The Arms of Ki—angnan：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1978)、托马斯(Stephen C．Thomas)的《外国干涉与中国工业发展》(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1870—1911)(1984)和理布(Steven A．Leibo)的《技术转移到中国：日理格和自强运动》(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China：Prosper Giquel and the self—StrengtheningMovement)(1985)等专刊。有关丝业有三本专书。此外，费正清等最近合编一本《从历史角度看中美贸易》(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86)的论文集。

人物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出版不少专书和论文。有关曾国藩幕府研究有两部专著，强调同治朝地方官逐渐依赖“幕友”的重要性。“幕府制度”虽沿用儒家式的私人感情关系，但湘军重视专长的传统有助于幕府功能的“专门化”。关于丁日昌、王韬和李鸿章的一部分事迹有专书讨论。郭嵩焘、沈葆桢、唐廷枢和郑观应等之事迹亦有论文研究。教育史及社会史方面，有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的《中国最早的官办洋学堂》(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1961)、波尔(Paul Richard Bohr)的《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Famine inChina and the Missionary)(1972)。最近，肯尼迪(Thomas L．Kennedy)曾译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的一部分，借以讨论妇女生活。区域现代化研究有墨菲(Rhoads Murphey)的《上海》(Shanghai)(1953)及《通商口岸与中国现代化》(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What Went Wrong)(1970)、科尔(James H．Cole)的《绍兴》(Shaohsing：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1986)及兰钦(Mary Backus Rankin)的《浙江省士绅活跃分子与中国政治转变》(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1986)。兰钦此书具体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后，士绅参与地方及国家复兴工作的贡献，书中提及1877年间的华北旱灾的史事及与变法、革命之关系。

柯保安(Paul A．Cohen)曾撰有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 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 hinese Past(1984)就“西方冲击论”、“传统与现代化”、“帝国主义”和“内在动力论”来简述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最近柯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季自强运动史研讨会中，专就美国学者对自强运动的研究作有一综合介绍(1988)，可供参考。

七  结语

近60年来，中外各地学者曾对自强运动展开多方面研究。对自强观念的产生与自强实政的性质，官督商办企业，海关、厘金办理之情形，西式教育和科技引进，中西文化问题，海防与塞防之争，北洋海军之建立，自强运动时期的社会近代化等方面，均有著述论及。自强人物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沈葆桢、慈禧太后、郑观应、王韬、唐廷枢、盛宣怀和赫德等皆有或详或简之年谱或传记出版，学术成果不可说不丰硕。

但是近60年来关于自强运动史料之出版，较目前已有之研究成绩，则尤为可观。事实上，已有专刊中关于此一大题目所利用之史料，仅目前已出版的史料百分之一二而已。例如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的全集中的“函稿”，内容极为丰富，史料价值极高，大多仍未为史家利用。我们要自史料发现新问题，不可自先人为主的观念来治史。自中国近代史的眼光看来，宏观的史论同有其价值，但是如何才可保证有坚实可靠的史论呢?扎实的研究是仍有必要的。有一些问题虽然已有论文、专刊研究，其实尚无定论，需要以史料为基础作具体深入的分析。例如海关与新兴企业的关系、官督商办企业性质的演变、商人投资行为和自强运动时期的社会形态等问题皆尚须研究。我们如能“大胆地假设”，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大量史料，“小心地求证”，中国近代史此一课题，始能睹其全貌。

(原载中研近代史研究所特刊(1)《自强运动》下册，1989年6月抽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