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之思考——再访刘广京先生

(1997年7月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

黎志刚

黎志刚：我今天主要想请你多谈你的学术经验与兴趣，还请你先跟我们讲哪些史学家对你治学过程有影响。

刘先生：上次苏云峰先生的访问稿中我已提到雷海宗、邵循正，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到哈佛之后，近代英国史教授DavidOwen对我的启发甚大。上次跟苏云峰先生的谈话里面也已经提到。后来我跟费正清合作，当然也受他的影响。他文章非常好，治史能力高，也很有见解，史学上的见解和他的政见，混淆之处不多。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另外，杨联陞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学者。我在《清华学报》里发表的论文，都是在杨先生的鼓励下写的。

黎志刚：请老师讲一下你在1981年以后研究及教学概况。

刘先生：我可以这样回答：研究方面有好几个题目我都有兴趣。教学方面我也很努力；这方面的成绩，也就是你们的成绩，应该说是优异吧!

黎志刚：老师在研究李鸿章、中英美航运竞争、农民和民变及编撰《剑桥中国史》各方面都很有贡献。而在70年代后期你对正教(orthodoxy)和异端的问题比较有兴趣，请你讲讲你在研究和思路方面的转变。

刘先生：我应该从1981年以前的研究讲起，再讲到礼教与异端。我基本的兴趣还在中国近代史的各方面。我最初的具体研究，多半是关于自强运动的经济方面。另外还写了关于李鸿章的几篇文章，后来与朱昌崚合编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中文本由陈绛先生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书的题目是《李鸿章评传》，副标题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李鸿章的题目太大了，这本书只能说涵盖李鸿章事业的主要方面。书中每一位作者对他的题目都是专家，都有开拓性的讨论，整个说来这部书很有价值。

其实，关于自强运动的经济方面我做过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唐廷枢、徐润时代的轮船招商局，内容受当时资料的限制。现在你能看到的资料要比我看到的多得多!我对中国商人在历史上和当代的发展都有兴趣。拙作另有两篇论商人会馆的文章，一篇原为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的《后序》，题目是《近世制度与商人》。另有一篇英文文章论商人会馆，是一篇演讲稿，主要是依据碑刻资料，对中国19世纪的会馆公所提出一些意见。这篇文章的结论说到了19世纪末，好像中国还没有出现所谓资产阶级。这些会馆公所能做到的最重要就是拉拢与官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没有像欧洲资产阶级那样参与政治，与其他的社会力量抗衡。中国到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可以与政治势力抗衡？官商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课题，无论是古代或当代，都应该进一步研究。

黎志刚：老师，你可否讲讲你对正教(orthodoxy)和异端研究的情况。

刘先生：可以。但是依照日期先后，我应该先说到关于经世问题的研究。我所写的讨论包世臣和魏源的第一篇文章是1981年发表的。后来1983年我和陆宝千先生筹划召开中国近世经世思想研讨会。那一年8月我因为临时有小恙，未能出席会议；拙稿由陆宝千先生代读。但开会前后我都参加论文集的联络和编辑工作，序文由我执笔。我觉得那本论文集到现在为止仍很有价值。去年《新史学》学报载有一篇台湾有关经世思想研究的回顾，似乎表示这个题目还可以多研究。

我对经世思想有兴趣是从研究自强变法运动开始，因为自强变法运动不只是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而且是在原有经世思想的基础上发展(我有一篇论19世纪90年代变法运动的文章，于1993年成稿，创稿则更早，将在一部英文研讨会论文集内出版，新稿依新资料全部改写)。往上推，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谓经世运动；更往上推，要注意洪亮吉在乾隆晚期即已形成关于国计民生的新意见，后来洪氏于1799年向嘉庆皇帝提出大胆的改革建议。包世臣于1801年撰《说储》，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提倡变法的著作。19世纪初的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的思想都还是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滋生，但是他们都想改革现状，尤其是包世臣和龚自珍向往深一层的政治改革。魏源比较实际，特别注意当时与经济有关的问题。例如他在19世纪初叶就注意到漕粮可以海运，不必经过运河就可以把江南一带的漕粮运到北方去。他也注意盐政的改革。他的朋友包世臣虽然有提倡变法的著作，但对实际问题也极为注意。包世臣后来成为一个水利专家。我的问题是：像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些人，采用西洋的技术来图自强，他们的变法思想和19世纪初年的经世运动是不是有关系呢？因此我的研究转到19世纪初年的经世思想。我和周启荣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皇朝经世文编》头几卷有关经世基本原则的文章，后来我对魏源的经济思想也做了一些研究。最近在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报告魏源对于海洋世界的概念，从他的《海国图志》探索他关于中国海洋史的意见。我现在来回答关于orthodoxy与异端的问题。orthodoxy我是用来指中国的礼教传统，因为我在研究自强运动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价值观念，对曾国藩等人来说，简直就是宗教，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变的。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中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答案很简单，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三纲五常，尤其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汉代董仲舒所认为天道和王道的主要内容。后来东汉的《白虎通义》更进一步肯定三纲就是不可变的道理。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当然新儒学如道学、理学、心学有哲学思想上的基本观念，如人性之善，又如人有良知。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具体要表现在人伦上——这就是新儒学与佛教的主要分别。所谓“理”到底是什么？

 “心”的呼唤是什么？分析到最后便是三纲五常，为子的孝，为臣的忠，为妇的节。朱熹便是这样说，而王阳明也不否认。儒家当然注重内心修养，讲内在的超越，但内在的超越不但没有超越三纲五伦，而且更赋予精神上和哲学上的根据。

这里还有一层，就是三纲五伦要由礼来维持，礼就有宗教的成分。礼在朱熹看来是“天理的节文，人事的仪则”，也就是儒家的宗教。儒家自孔子起，对天上的问题兴趣不大。孔子知道有天，有时也向天祷告，但不是常常如此。祭神如神在，是假定神在祭祀的地方享祭而已。这可不可以说是儒家的宗教呢？我想是可以的。天子在城郊祀天，一般人(古代只有一部分人)在家里祭祖。这种信仰符合最严格的宗教定义——就是说要和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灵交通。天子拜天，一般人祀祖，烈女殉夫，这可以说是三纲的宗教基础。

但是儒家的宗教不只如此。宗教的意义虽然注重人与超自然力量的交通，但是如果把宗教的定义稍为调整，可以不管是否跟天或和超自然的世界有关系，即在此世而有终极的关怀，英文所谓the ultimate concern。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可能是孝，可能是忠，可能是节(就是妇对夫的忠心)，而不一定是跟天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宗教是the ultimate concern，中国人的宗教应该就是忠、孝、节、义(义包括夫对妻的义，也可以用来泛指“君臣之义”，包括君的义务)。

上述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不过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洋学者认为中国人不太注重超自然的世界，祭天祭祖都只是一般仪式而已，因此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我希望这种错误也许可以用orthodoxy这个名词来矫正。orthodoxy是宗教性的，而且是正教，可以说是correct religion。那么什么是中国人的correct religion？推论下去，就要说到socialethics(社会伦理)。这个概念和余英时先生书里面讲的宗教伦理，颇为接近。这种伦理主要是儒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宋代以降佛教及道教都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礼教也就成为三教合一的基础了。

黎志刚：老师，你是否可以进一步讲你对异端的看法。

刘先生：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开始注意。我在1981年发表一篇文章讲中国大陆史学对农民起义的看法，后来也写过一篇关于白莲教的文章。到底什么是中国传统上的异端？过去竟有人说民间信仰就是异端，这是不对的。民间信仰多半不悖礼教。在香港或台湾，你们到庙里面看，有一些很奇怪的神，他们却劝人为善、劝孝和劝忠。台湾的妈祖庙，有的在神龛上妈祖像旁两边供奉妈祖的父母。有的妈祖庙高一层供奉妈祖的父母。妈祖供奉在正殿，父母在楼上，象征妈祖是笃信孝道的。再看妈祖庙旁边的墙上，常有石刻的二十四孝图，可以知道似乎表示妈祖信仰与礼教认同。如果劝孝是属于orthodoxy的范围，民间信仰也应属于这个范围，有护持社会秩序的功效。

不过事实又不尽然。有一些民间宗教是在礼教范围以外，尤其是白莲教。白莲教这个名词要小心地用，因为元末时代原有的白莲宗是佛教主流的支流，并没有叛乱的思想。后来所谓的白莲教，我的朋友石汉椿(RichardShek)先生说应该用老母宗教来代替。无生老母是人，也是神，又是女的，其教跟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有一点不合。无生老母要她的儿子、女儿对她孝，而不一定对原来的父母孝；要跟她走，而不管那个时候的国家与官吏态度如何。老母宗教不论对家庭还是对国家都意味着反叛思想。虽然有许多信徒只是虔诚奉教，一辈子诵经，无作乱之意，有人却说白莲教是邪教，不但无视于当时的社会伦理，而且向整个原有的宇宙观挑战。平常我们认为太阳在天上。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山、海、天、地都是稳定的，日、月、星辰流动都有规则，有秩序。白莲教入教的人唱的歌曲里说要“变乾坤、变天地”。天地乾坤都要变，何况人伦秩序？

中国传统原来很保守，一般人对家庭、社会都承认既有的秩序，既有的伦理。可是中国传统里也有异端，相信目前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都要变。自然秩序要变，因为相信老母宗教的人相信劫数。劫原来是佛家的概念。老母宗教相信劫数将到时，弥勒佛要降生下凡来治理天下。那个时候原来的世界要崩坏，山要崩、海要干涸；弥勒佛来了，要重新再造宇宙和社会。这个思想极具破坏性，因为大劫将到时，教徒必须起来“应劫”，用暴力来证明自己是无生老母原胎的儿女，是有缘的“原人”，也就是道教所谓“种民”。弥勒佛治下的极乐世界，人人饱暖，没有纷争，用西洋的宗教名词，可称为千禧年(millennium)。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带有类似千禧年的信仰。元末的韩山童起义，便含此因素，同时又和佛教异端的弥勒教合流。关于无生老母的信仰则须到明代的罗教才十分完备。后来清中叶的五省白莲教起义，便是在这个小传统之内的大规模叛乱。实际举事的教派有混元教、收元教等，都是老母宗教的支派。我们为什么花很多时间来研究异端宗教？主要是因为这个题目牵涉到中国近代的多次起义。无生老母的信仰不但发动了1796-1804年的五省白莲教起义；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居然有紫禁城内的太监参加发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千禧年宗教运动；而且相信千禧年已到，天国已经降临，只是不能排除诸王之间的政治斗争而已!

黎志刚：请老师讲一下你与张玉法和陈永发三个人共同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与内容。

刘先生：这一计划是吴大猷院长发动的。吴院长曾向一位先进的中国史学家征询意见，问他应该请谁来撰写一部中国近代史。他介绍我来撰写，所以吴院长问我有没有兴趣。他当初的意思是不要太长，只要一共30多万字。后来我建议与张玉法和陈永发共同合作。因为张玉法对民国史很有研究，陈永发是中共史专家，我们三个人合作，由我写晚清部分。结果他们动笔写后发现越写越长。现在他们每人各已写了50万字。我写得比较慢。因为他们写得比较详细，所以我只能也写得更详细更好了。他们两位的书会先出版，我的就比较晚了。最近一年多我主要的工作是审查张玉法和陈永发所写的部分，同时进行自己的晚清部分。审查工作已经完成，他们的书很快就会出版。

黎志刚：老师以后做完中国近代史之后，会做哪方面的研究？老师以前曾写过曾国藩的文章，可以与我们讲一下你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你以后有什么研究计划？

刘先生：我发表过一篇《从曾国藩的家书说起》。英文版也已经出版，在Benjamin Elman和Alexander Woodside所编的清代中国教育史里。关于曾国藩本人及其家族的资料非常丰富。我现在鼓励一位朋友研究曾国藩的家族和他们在湘乡本地的地位与影响力。她预备先写曾国藩女儿和媳妇的生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妇女史的题目。我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做得好。

黎志刚：老师可不可以把晚清史主要的问题跟我们简略讲一下，你会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刘先生：你的问题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中国近代史专家对于传统中国的历史不太注意。但是传统中国的历史，目前学者研究的成就非常大。我们就钱穆、何炳棣、余英时、黄仁宇和最近杜正胜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结果一定可以收获比较丰富。这几位学者对中国历史传统的贡献，我们研究晚清史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只从鸦片战争讲起，所谓西风东碰(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就像打麻将一样。我目前的看法是中国近代史，包括晚清史，最晚应该从嘉庆朝，或所谓乾嘉之际讲起。嘉庆元年(1796年)有所谓白莲教起义。三年前(1793年)洪亮吉已经写他的《生计篇》，指出当时人口问题很严重，耕地面积不能如人口增长得快。他的理论比英国学者Malthus提出的人口论还早几年。也在1793年英国使臣Macartney到北京，后来到承德、热河行宫去见乾隆皇帝。西洋对中国的压力可以说已开始了。上面说的几件史事，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我认为晚清史最晚应从乾嘉之际讲起。

讲晚清史，一方面要讲清代的积衰，已经到了王朝晚期，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很严重。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注重西方的冲击。中国跟西洋人在广州通商，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北京条约又增加通商口岸。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方面非常重要，社会和思想方面都很重要。我希望在这一本晚清史里面把那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问题无论是源于本土的，或是与西化有关的都讨论到。最后我希望能对辛亥革命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毫无疑问，中国在20世纪头十年开始大变。我非常喜欢目前这部论文集所用的传统与蜕变的概念。19世纪的中国传统是慢慢地在变。而中日战争以后的十几年是外力加强的时代，也是内在动力加强的时代，思想与社会终于如蝉之脱壳而蜕变。所以晚清最后十年非常重要。不单是科举制度废除，学堂办起来，商会等商人组织也办起来，一般人对政治的看法也有变化。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年轻人在日本传播最新、最激烈的思想。国内的开明绅士，如张謇、汤寿潜等人也都受新的世界观所影响，认为天与地都是圆体，天子可以不要，中国也不在地的中央!所以晚清的历史，起初是传统力量很大，慢慢地有暗变和渐变，到了最后十几年有蜕变。这都是我希望能在晚清史里讨论到的问题。

黎志刚：老师虽已退休，但仍在加州戴维斯大学、夏威夷大学、台湾大学担任教席，请讲一下你近来在大学和研究院里的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情况。

刘先生：我教本科主要在Davis。我很喜欢教中国通史。但是自己觉得教得不错的时候却已经快退休了!现在这个兴趣只好告一段落。我在加州大学，非常高兴有不少优秀的研究生，他们现在都已经各有所成了。他们写的论文都已出版或快出版了，每一个人都在史学界有贡献。有几位同学研究晚明和清初，对近代早期的历史知道的比我多。周启荣研究晚明及清初儒家思想非常深入，程玉瑛也是一样。我自己的研究还是着重晚清；黎志刚就是研究晚清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在夏威夷我有几个研究生。一个是主要跟我做论文的EdwardSlack，他的论文题目是军阀时代与南京政府时代的鸦片政策，已经完成，有希望出版。另外我参加指导论文的是大陆学者陈忠平先生。他的题目是清季江浙的商会与政治。我在台湾大学也有机会认识几位卓越的年轻学者。在这部论文集里他们有论文。

黎志刚：老师可以讲一下你在学术界的服务经验及担任的工作。

刘先生：我想你的问题是指我的“课外活动”。我早期在亚洲学会担任一些工作。最主要是做了四年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副编辑，负责中国部分。后来我被选为亚洲学会的理事之一。我又曾被选在美国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总会的研究委员会任职，后来又被选为该学会太平洋岸分会的副会长和会长。我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做了四年的编辑委员。

在美国以外，我的服务主要集中于中央研究院。1972年我在南港住3个月，学到了许多东西，也交了一些朋友，彼此切磋，我受益极大。最近几年我任近史所咨询委员会的召集人。多年以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担任无须到港的校外考试委员，二十多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方面的硕士及博士论文，我有机会看到不少。

黎志刚：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提示一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

刘先生：这问题很大，不容易一下子回答。中国近代史可以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园地很广。讲得比较简单一点，中国社会经济史与文化思想史都应该加强研究。只是强调政治史是不足够的。当然政治史也有新的研究法，是应该提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只研究20世纪也是不够的。现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多半是研究20世纪。研究19世纪的人比较少。可是19世纪，甚至18世纪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应该研究。刚才我说过中国近代史最晚应该从乾嘉之际说起；乾隆末年到鸦片战争中间的五六十年需要重新估价。我个人相信要放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我们也要注意到16世纪明代晚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我们的朋友周启荣研究从明代开始的礼教问题，对清史以至于民国史上的五四运动，提供重要的背景，是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台湾以及大陆的近代史学界而言，我想有一个需要，就是要多注意有关的西文著作，尤其是一些有新看法的著作。让我举一两本对政治史或外交史有新的看法的书为例。一本是James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专论1793年George Lord Macartney使华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马氏见乾隆皇帝时的礼节问题，过去已有很多人写过。Hevia君却能用大量英国档案(包括东印度公司档案)，详述马氏使华的经济和文化背景，并根据中国礼书讨论所谓宾礼的内容。Hevia书中有不少翻译上的错误，所论亦不精。但整个说来，这部书所提供的研究方向，还值得参考。再举一个例，5年前就已经出版的James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Harvard East Asian Council，1992)，指出道光朝对鸦片问题的政策，以及战时战后的政策，受当时朝廷京官派系间的论争影响极深。当时的清议问题，其实林崇墉的《林则徐传》(台北，1967)早已讨论到。但是Polachek比较有系统地研究19世纪初叶、中叶的京官暗分党派，彼此攻讦的情形；他对鸦片战争及当时的中英、中法外交史因而能揭示重要的政治内幕。其实清廷的议政问题还可以往上推至乾嘉之际的和珅时代。当时京官之罕有人提出抗议和道光时代的言路广开，迥然不同。嘉道时代的政论兴起或可以和明末的东林运动比较。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更有声有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