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陈绛译校

中国近代化在什么时候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要看对近代化如何定义。社会科学的不同部门(如政治学和经济学)对近代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一套从不同省份或若干省份考察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著作，将近代化解释为进一步走向社会平等化、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这样一种关于近代化的偏于理想的包罗一切的定义，难以拒绝接受。然而，学术上无需运用普遍的价值判断。在比较历史中，也许可以认为，近代化的本质在于从商业到工业的转变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工业化。本文先讨论19世纪中国历史上“经世”与“自强”的具体概念。然后进一步考虑19世纪中国引进以蒸汽驱动机器的主要企业。我想这样循序作历史考察，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了解。

经     世

“经世”一词许多历史学者曾经用过，英文著作中多译为statecraft，在晚清历史背景下，它的含义是什么？“经世”按通常的说法，可以说是做官，但是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它的含意远远不止是做官。“经世”还含有服务的意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理想。它含有理想主义的目的，同时却十分注重实效——亦即注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富有成效的具体贡献。

魏源(1794-1857)等晚清时期一些人士认为，有一门学问和研究形而上学的宋学与考订经书的汉学同样重要，那就是要求直接面对国家和社会实际需要的“经世之学”。魏源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生产和财用的问题无法讳而不言，功利和效果必须予以强调。经书固然要读，但从中引申出来的教训必须见证于当前的需要。典章制度同样必须经得起实际的检验。魏源充任贺长龄(1785-1848，1824年任江苏按察使，1825-1826年任同省布政使)和陶澍(1779-1839，1825-1830年任江苏巡抚，1830-1839年任两江总督)的幕友时，参与筹划漕粮海运(取代仅靠运河运漕)和票盐改革，允许大约2000名商人运盐销售(取代仅有十余名世袭的盐商)。这些改革既切合实际，又十分适时。提倡不仅可取而且可行的改革，正是经世治国的特色。

与魏源并世的经世学者包世臣(1775-1855)，不但对漕、盐等问题极有兴趣，而且是黄河水利的专家，在浚河筑堤的技术方面有丰富的知识。他还深谙农业技术，是一部农业指南的作者。与包世臣相比，魏源更加彻底地提出对商人企业有利的政策。他要依靠商人的财力和管理能力，帮助解决政府的问题。有关漕粮北运问题，他写道：“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魏源绝不低估政府的作用，不过他认为允许商人积累财富，将有裨于国家的富强。国家一旦富强，就应当施仁行善：“无不富强之王道。”魏源还说：“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辨，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亦曾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

经世学者这样注重实效，他们对于能够增进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机器技术，便完全不会漠不关心。就以魏源来说，他从19世纪20年代提倡用江苏沙船运漕，到19世纪40年代对西方轮船表示兴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跃进。他既然主张允许2000名左右的投资者施行票盐法，那么，他赞同商办企业，便完全是前后一贯的了。魏源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内刊行两部多卷本的著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他在《圣武记》中，不仅记述清代武功的历史，而且还提出关于有裨于国计民生的财经政策的建议，其中就有鼓励私人企业开采金银矿。但“官不禁民之采”，“官特置局，税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世界人文地理著作，它部分根据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收集的资料。魏源在一篇关于海防的导论中，建议兴办水师，以西法造船制炮——“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注意到西方生产技术应用于生产的价值——“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为民用”。不过他相信中国人在这方面能够赶上西方，而且不会比西方逊色。

魏源为即将到来的自强运动勾画出一个轮廓。左宗棠(1812-1885)后来于1876年为重刊《海国图志》作跋，称魏源的“方略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19世纪初期经世思想与自强运动之间，显然有前后的连续性。

自    强

何谓“自强”？自强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易经》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宋史》董槐(1213年进士)传记载，皇帝问边事，亦即中国北方同女真的关系，董槐回答说：“外有敌国，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

正是在华夷关系这一背景下，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在一部历史著作关于东汉(公元25-220年)“款塞”一段批语中云：“能自强者外侮不敢窥；不能自强者，虽谨守而外侮亦将伺其隙。”魏源在他的一篇关于鸦片战争与和议的简要文章中，赞颂他认为林则徐所曾经企望的政策——中国在“自修自强”的同时，继续同欧洲人进行除鸦片以外的贸易。

英、法占据北京退出后，恭亲王和文祥于1861年1月奏请采取包括设置总理衙门在内的新政策时，使用“自强”一词就有类似的含义：

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恭亲王和他的同僚在同年7月一份奏折中解释，他们“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强的目的，“不使受制于人”。在中国对外关系中，这种不受制于人的观念，其传统意义至少可以上溯到宋代。

然而，在晚清的背景下，“自强”一词有它深一层的含义——亦即必须采用西方技术，以便在对外关系中居于优势。李鸿章于1864年春致总理衙门函中写道：

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在同一封信中，李鸿章认为西方力量的源泉在于“技艺”，建议中国学会制造“制器之器”。总理衙门将李的这封信录呈朝廷，它总结过去两三年来关于这一政策同各省督抚的讨论，奏称：“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这样的新政策在同治初年就已出现。1860年以后同西方接触扩大，要求政府的活动扩展到一个新的范畴——就是所谓“洋务”，处理外交事务和设立兵工厂与造船厂，这两方面都被称为“洋务”。

但是，“自强”和“洋务”的范围并不限于造船制炮。至少有一些省的官员已看到欧洲的技术应用于非军事方面的价值。1865年9月，李鸿章上奏请准设立江南制造局时，表示希望制造局终将生产对农业和工业有用的机器——“耕织、刷印、陶埴诸器”。李预见数十年后，中国人将能掌握西方技术，“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追溯起来，李鸿章这样一个建议正是将魏源1842年的预示付诸实践。李正是对1860年代初他在上海亲睹西方武力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当时他的军队依靠西方武器，甚至依靠西方兵将的帮助，成功地同太平军作战。然而李并没有背离那种支持经世思想的假定——捍卫以儒家的忠为根据的正统的政治权威。在提出设立江南制造局的同一奏折中，他否认将采用技术看成比其他“经国之学”更为重要。李虽未使用“体用”这一公式，但实际在这一点上他明白指出机器制造不如良好的政府重要——技术如“医病治标”或“防洪筑堤”，尽管必不可少，然而却非根本之图。这样一种观点和19世纪初期一直力图维护帝国结构和家庭伦理的经世思想并一致。然而，另一方面，自强时期的经世运动已经超越了19世纪初期的思想。魏源尽管认识到西方对中国挑战的严重性，他却没有谈到中国作为世界各国中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他仍然是从使四夷宾服的中华帝国的角度进行思考。可是李鸿章却有从1861年至1863年居住上海外国租界的经历，他认识到欧洲人不仅军事方面优越，而且除依靠军事技术外，还通过外交代表和施加压力，野心勃勃地谋取商业扩张。李鸿章比魏源更加认识到“利权”(经济控制，字面上即获取利润的权力，含有经济主权之意)的重要性，“利权”一词不宜与“权利”混淆，后者是很久以后才引入的新词。李鸿章虽然出于直觉，将清廷和中国等同起来，但是他也时常在将国家同王朝加以区别的意义上，使用“中国”或“中土”等词。李尽管十分现实，接受了在他上台之前就已存在的条约制度，他还是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行政完整的概念也许是在李鸿章以及继丁日昌(1832-1882)以后历任上海道台的政策中形成的，丁是广东人，由李邀其来上海，于1864年就任上海道。李鸿章必须对付像巴夏礼这样富于挑衅性的英国官员。在李泰国和赫德两人中，李喜欢后者，因为他的举止像一个中国官员。李虽然赞赏常胜军的效率，却坚持必须予以裁遣。在江苏处理对外关系的阅历，使李鸿章锻炼成为一名外交家。从1870年开始，在直隶大约25年间，他是一位事实上的外交大臣，列强的代表如遇问题就去找他。

外交史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加以概括并非易事。李鸿章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制定者，他的成败还未得到充分的重估。可以设想，从1860年代开始，李就有一个始终一贯的目标——在条约制度下，尽可能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保护朝鲜，使其免遭外国统治，也是他的目标。认识到外交的成功最后依靠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是李鸿章——也是中国的命运安排，他将面对一个异乎寻常的成功国家日本。也许早在19世纪60年代，肯定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同日本缔结最早的条约的谈判时，李鸿章就已认识到日本的挑战。然而李尽管致力于自强，但他看到的注定是中国日益落后于日本。王家俭教授谈到中日战争前夕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清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王教授得出结论说：

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内部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新兴企业

李鸿章显然未能获得中日战争的胜利，或者防止这场战争发生。可是他的事业却充满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而且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仍然有待学者作出恰当的评判。1872-1873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他的目的不仅在于拥有轮船将漕粮运往华北，而且还在于同外国商行的轮船进行竞争。到那时为止，轮船运输业全归这些商行经营。李注意到条约口岸的中国商人每将资金投于西方企业，他的政策就是向那些愿同外国企业竞争的中国商人提供政府的保护。李希望中国轮船公司将“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李关于开采矿山和设立织布厂的计划，也都有类似的目的。自19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李支持在直隶和其他地方开采煤铁的计划时，已想到煤铁大量输入，造成国家财源枯竭。李还注意到煤矿和铁矿是英国工业成功的基础：

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精华涄而不发，利权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大宗。

1882年李鸿章奏请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强调财富作为国家强大基础的重要性。他相信不采取西方技术发展机器制造工业，便不可能促使国家强大：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

学者迄今尚未充分认识到，李鸿章像魏源一样，指望商人不仅为官督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管理人才。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办和1877年开平煤矿开工时，李依靠以唐廷枢(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一批广东籍买办商人负责企业。他提出富于独创性的“官督商办”方案，要求商人尽管接受政府低息贷款，在组织资本和经营管理方面仍承担完全责任。招商局最初章程载明，虽然政府保持控制，但是“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李的政策是依靠条约口岸的商人承担企业的风险，同时也由他们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他虽曾札委盛宣怀在湖北开办煤铁矿，但却怀疑盛对这个任务是否胜任。至迟在1882年，李在盛宣怀一份禀词提及德国工业史上的克虏伯家族的部分作了如下批示：

克虏伯以茅屋三间，熔铁起家，是有大本领人，非该道[盛宣怀]等所能学步。招商局以旧船四号运漕试办，虽局面日渐扩充，利权未能全收，亦非荆局[铁矿与煤矿]所能比例。

这一段话以及其他资料表明，直至1884年，李鸿章对唐景星等广东籍买办商人，比起对盛宣怀这样的官员，更加信赖。

还必须强调指出，李鸿章倡导和支持下的近代化努力并非没有成功。招商局的确以4艘旧船起家，但在以后3年中，它以新募商人资本和政府贷款，购得新船9艘，局船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作有力的竞争。1877年初，招商局依靠政府贷款，盘购美国人经营的旗昌洋行全部船只，它的船只名册上新增了16艘。1877年，招商局共有轮船29艘，而它的两家竞争对手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营运轮船分别为6艘和5艘。招商局自此开始在中国水域运输业中处于优势地位达若干年，即使1885年后唐景星和徐润不再担任总办和会办，盛宣怀被派为督办，起初情况也是如此。

开平煤矿继续由唐景星和他的同事经营管理，一直到1892年唐去世。那一年中国输入洋煤300000吨，开平的产量已达187000吨，足以满足天津口岸及其以外地区的需要。一条自开平至附近水路的短短的铁路于1888年展筑至天津，最终通至北京。尽管招商局同在他船上工作的外国船长和轮机师时有龃龉，而唐景星管理开平煤矿，却得到他所聘用的英国工程师和工匠富有想象力的服务，受到他们的赞佩。

官督商办企业引进新制度、新方法的背景是条约口岸国际市场熙熙攘攘，带来曾受过欧洲训练的技术人才。但是出现在这些企业的近代技术引进，当然应当多归功于李鸿章的眼光和政治支持，使企业的引进早日实现。

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便深信中国已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现在遭遇的外国侵略，不仅来自陆地边疆，而且来自海上，不是来自文明稍逊的游牧部落，而是来自掌握令人望而生畏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跨海而来的国家。毫无疑问，李鸿章要继续增强他在帝国官僚政治中的地位；他必须固守自己的政治后卫。但是他的人生目标并非仅仅在于个人成功。他也不仅仅是张之洞于1898年在其著名文章中所系统阐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倡者。正如李国祁在最近的研究中所强调的，李鸿章实际上是以极小的努力用于中学，他在形式上对旧式书院的赞助并不热心；他的注意力真正放在他早在1862年曾经戏谑地说过的“用夷变夏”上面。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尤其自1870年代以来，他经常又要将注意力放在错综复杂的北京政局上面。李作为全国性的官员，肩负中国外交和战备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带头提倡工业时代的经济企业。他在其富于独创性的“官督商办”企业的方案中有关商人作用的眼光，也许堪与经世学者魏源早在1830年代所作“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的看法媲美。官督商办企业值得作进一步研究。中国19世纪晚期近代化的记录，有许多比较成功的事例，足以对于那种认为它们是20世纪初中国经济重大发展的先驱的看法，作出适当的评价。

除了倡导工业化所起开拓的作用，李鸿章的经世治国还包括提倡他自己时常称之为“变法”(制度变更)的改革。李于1864年向总理衙门提议在科举考试制度中专设一科，使那些关心西方技术的读书人(士)将他们毕生工作都奉献于“制器之器”。此外，李在1874年12月一份奏折中，抨击那种要求小楷试帖无用技巧的科举制度。他建议与海防直接有关的各省设立“洋学局”，献身于这类学问的士人可以和科举出身的人同样取得功名。为了避免引起进一步非难，损害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他艰辛建立的开创性的事业，李鸿章并不竭力推动科举的改革。他必须靠他所能控制的札委无功名人员的权力，由一些没有真实功名的候补官员任临时设置的“局”的总办、会办。1875年2月，他给原淮军统领、时任江西巡抚的刘秉璋的一封信写道：

试帖小楷毫无与时务，此所已知者也。……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矣，皆被部驳。吾始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醒而自择。其执迷不悟，吾既言之，无可驳也。

现存李鸿章朋僚函稿中许多类似的资料，对于研究中国19世纪近代化的政策和问题极有裨助，价值极高。关于李鸿章在晚清时期经世和改革作用的研究，现在只是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