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与经世

中国传统的经世一词，虽然一般人有用之为“做官”解，但主要的意义，却在做事，做利国利民的事。晚清的“经世之学”主要着重富强实政，纵是涉及功利，也要尽力做好。魏源(1794-1857)所谓“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就是说不谈王道，也许可以做到富强；但是如果没有做到富强，王道也就无法实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国家的实力毕竟是最重要的。魏源批评一部分儒家的思想：“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辨，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

讲富强就要讲实效。经学家“实事求是”的大原则要应用到经济生活与政事上来。从这种讲王道又讲实效的观点说来，变法维新便有其必要了。魏源认为变法必须慎重。“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但是历史上的进步要看如何使制度更趋于“便民”。魏氏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变法需要“因势”而进行——地势、事势、时势都是变法的先决条件。但自总的趋势看来，“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

这种思想对晚清的变法自强运动是有助的。自强运动要成功必需相当幅度的变法，这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人看出。但是经世的传统只容许在朝廷威权之下，因时因势变法。在慈禧太后压制恭亲王、文祥，后来更重用醇亲王的时代，自强运动只能在窄隘的局限内进行，这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只要看同治朝和光绪朝(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京官的守旧言论，便可认识自强运动创立了许多新兴企业，并不是容易的事。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大体上说没有太成功，但是官督商办企业到底是引进了新的技术而且给一些商人以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机会。1884年以前的轮船招商局和1892年以前的开平煤矿都是成功的例证。可惜的是当时的政治情势和经济环境不容许商人长久控制规模较大的新式企业。

19世纪70年代的官督商办制度，本来是采取“商承”的形态，由商人负责经营。轮船招商局由唐廷枢、徐润承办的时候，李鸿章说该局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同时则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招商局虽然由政府给予低息借款，但股本乃商人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实际上，自1873年起至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爆发时为止，招商局乃由商经营。唐廷枢、徐润的总办、会办名目虽然乃由李鸿章札委，但是他们是商人，也凭商人的地位处理局务。到了1883年年底，唐、徐自己有经济困难，无法再办局务，李鸿章才另想办法。1885年，中法战后，由盛宣怀以“督办”的名义接办，招商局才成为一个官办的股份公司，实际上也更衙门化。我们要注意1883年以后，唐廷枢仍以商人的地位，为开平煤矿的总办。开平煤矿办得非常成功；1886年起，天津已无须洋煤进口，全国洋煤进口亦大量减少。不幸的是1892年唐氏逝世后，李鸿章因慈禧的压力，准原为醇亲王随员的张翼接办，张翼也就挂起开平督办的头衔了。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兴起，商人在筹措股本、开创经营方式等方面，贡献甚大。但是自历史的角度，我们应注意商人对变法自强的经世思想，甚至对变法运动的推展都有贡献。本文只是简要地说明郑观应和经元善两人的经历和重要性。关于郑观应近年已有重要的研究和文献出版，但郑氏思想与当时其他重要变法论著，尚须比较研究。经元善的事迹，一般很少注意到，本文一并介绍。

一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1)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跍忧生、待鹤山人。他是广东香山县雍柏乡人。他的父亲虽科场失意而“藏书颇富，手自校雠”，设帐课徒为生。观应自幼读书，曾参加过考试。“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习贾，从家叔秀山学英语。”郑秀山(廷江)是上海英商新德洋行的买办。1859年，郑观应复经亲友介绍，任职于英商宝顺洋行，从事丝楼及揽载等工作。1868年宝顺停业后，他一度为盐商，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68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次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合同，为该公司“总理兼管帐房、栈房事”，相当于总买办的地位。买办是为洋行服务的。但郑观应和唐廷枢、徐润等买办一样，于洋行职务之外，同时经营独立企业，与洋行揽载业务相辅为用。与郑观应有关的商号有长江各口的太古昌、太古辉揽载行，天津源泰揽载行，在营口、牛庄、汕头等处代客办货的北永泰号等。此外郑氏并经营川、汉、沪荣泰昌杂货号和恒吉钱庄。自郑氏多方面的营业看来，他虽然是一个买办，实有独立之地位，似应称为买办商人。

郑氏为买办而兼为独立商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但喜读书和笔墨，而且留心世务，“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笔之于书。1873年刊印的《救时揭要》，乃郑氏自同治初年以后所撰二十几篇短文的结集，余治(莲村)所作序文称之为切中时弊的“经世大文”。《救时揭要》所论到的问题包括洋人贩华工为奴、鸦片烟、窝匪、水灾、溺女、乞丐、庸医误人、梨园陋俗等。郑氏虽曾上过傅兰雅的英文课，与基督教有一些接触，但是他服膺中国三教治心的道理，并相信行善事能积阴功。他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乃出于为善的立场。《救时揭要》序里说：仆家贫服贾，负米娱亲。普济虽有怀，恨乏点金之术；显扬仍未遂，徒深投笔之心。惟是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性耽铅錾，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

郑氏印《救时揭要》时，年纪才30岁左右。他对于道教善书的兴趣，终生不泯。但是据他自称，他于1870-1871年间开始撰写有关中国变法自强的论说，属意于有关富强的政事。1875年他已有《易言》一书的稿本，数年内改定后，于1880年刻印成书。《易言》也讨论到招工、医道、犯人、棲留等社会问题，但全书的中心思想却转移到中国如何发愤图强与外人争胜——也就是变法自强的问题。《易言》论考试，不满于时文八股之弊，论政治则深惜当时“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由上达”。《易言·论议政》篇说泰西议院制度可与中国远古三代制度媲美，但中国如何实行议院之制，则未详论。经济生活方面中国需要取法于西方科技，但同时则需由商人来办大规模企业。《易言·论船政》篇注意到当时福州船厂经费短绌，清廷有停造轮船之议。郑氏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商人集资，参与船厂之经营，以谋所造轮船质量之改进：

盖洋厂机器日新，价廉功倍，以故群商照价，趋赴外洋。往往有华商集资附入西洋公司股分，不愿居华商之名者。一则因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再则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赢则借事勒捐，亏则多生枝节。诚能祛其畏官之隐衷，予以谋生之大道，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精择洋匠，开设船厂，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官局、商局并行不悖，将见源源租造，迭出不穷。

郑观应印《易言》时，年不及40岁，仍任太古洋行买办。那时他已受李鸿章与盛宣怀的重视，被邀参与一些官督商办企业的业务。郑于1879-1879年间参加华北灾荒募款赈济的活动。当时李鸿章计划在上海办机器织布局，和进口的棉布竞争。1878年候补道彭汝琮借郑观应之名揽办，李委郑襄办其事。过了一年，因彭办理不善，郑“遇事进言，概置不省”，乃辞职。到了1880年，编修戴恒、道员龚寿图等接办织布局，郑观应被委为会办，不久委为“商总办”(龚寿图为“官总办”)。到了1881年，当时受李鸿章信赖尚不深的盛宣怀凭着丹麦商大北公司的技术，办从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荐郑观应在上海负责。郑观应致郑藻如(天津海关道)和盛宣怀等的信里说：“窃思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自顾菲材，既承不弃，何敢自外裁成？”他接受了上海电报局之职后仍兼太古买办。但是次年(1882)春他应他的姻亲、世交唐廷枢、徐润的邀约，又接受李鸿章的札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轮船招商局与太古同做揽载生意，有利益冲突，郑决定辞去太古之职。除继续经营他个人的商号之外，便为官督商办企业服务了。

郑氏参加官督商办企业的工作，并没有取得长期领导的地位。他1882年入轮船招商局时，推经元善为上海电报局总办。郑对招商局的主要贡献是和太古、怡和续订“齐价合同”及建议应如何增加轮船揽载及如何减除栈房、码头，及船上客位账目之弊端。1882年之后一年多，郑氏大部分时间用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备工作，负责招集资本、技术设计、雇聘洋员、购地建厂等事。织布局到了1883年，已招股本40万两以上，实收30余万两。郑氏透过驻美公使容闳请到一个比较高明的技师，发现上海一带的棉花“质粗纱短”，普通外国机器要先改造才能合用。这一年秋天开始训练工人，购地、建厂，但是严重的上海金融风潮发生了。织布局已收的股本除付机器等项成本29万两之外，其余143000两多由股东包括郑观应本人在内以股票存局押借现款另用。上海金融风潮期中，各项股票大跌，织布局无法收回借出的款，建厂的事只好停顿。(织局当年的情形，应由有仕宦背景的股东同负责任，参阅下文引经元善自述。)1884年3月郑氏应彭玉麟之邀，赴广东任军需委员之职，嗣因中法战争扩大，被派到西贡、暹罗等地刺探军情，8月回粤续差。次年年初郑奉有接济台湾军需之命，但经香港时，为太古洋行控告而被拘留。缘郑氏脱离太古时曾与人合保其继任买办杨桂轩；兹则因杨氏亏空，郑须负联带责任。此项担保及上海织布局郑氏本人的亏欠，渠兹皆承担了结，倾家以赴。1885年至1892年之间，郑氏颇为潦倒，隐居于靠近其故乡之澳门。1885年盛宣怀为轮船招商局督办，至1892年始邀郑回局，为驻总局之“帮办”。郑氏乃继续为官督商办企业服务。

郑氏在澳门隐居的六七年，却是他经世著作有大成的时期。《盛世危言》乃以《易言》为底本，扩大重写。1880年刊印的《易言》上、下两卷，计文36篇，附录2篇。《盛世危言》1892年初刊5卷，正文57篇，加附录、后记30篇，内容较《易言》深入而丰富；忧患意识及如何实现富强之主张，亦更坚定。五卷本自序说：

应也郑氏自称页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与《易言》不同之处甚多，篇幅增广甚大。最显明的是增加了关于“商战”的理论及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郑氏认为在当时列国竞争的局面下，兵力的重要，固不待言。但是商战较兵战尤重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的要点不仅在经商而已，而尤在于工业制造，能减少成本，在价格上与外国货品竞争。五卷本的《商战》篇说：

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但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而资彼用而已。 

这里说“有商无工”在国际贸易上必定要吃亏，是一针见血之论。《盛世危言》同时并论政治制度改革之必要，较《易言》尤具体。五卷本说当时的“巧宦”，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若要基本改革，则必须通上下之情、设日报、广学校，兼采西洋政、法之学。而政治革新之关键则在于立议院，使君权可由自下而上的意见予以限制。五卷本《论议院》篇首称中国欲在国际上改变观瞻、享受“公法”中应有之地位，必须先立公议之制——所谓“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若无议院则必难于“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此中关键在于自下而上之选举制：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日西国之议员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不能不顾私恩；品第出于高门，则不能悉通民隐。……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选举自民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

《盛世危言》五卷本完成后由江苏藩司升任安徽巡抚邓华熙改缮奏呈光绪帝。郑观应自己出资印了500部，很快地被人索光。当时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称赞《盛世危言》“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中日战争期中，郑观应又增补《盛世危言》，出版《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4卷，计正文104篇，附录、后记113篇。后来庚子年(1900)郑氏再加重订，纂为8卷，计200余篇。《盛世危言》自1894年起坊间仿印之本甚多，上海、南京各图书馆现存之不同版本，庚子年版之前的就有18种之多。光绪初年以后，筹议变法维新之书籍渐多出现。除广学会等西人主撰之书不计外，兹将戊戌变法以前各家筹议变法之单行本书籍列表如下，以供参考。

二  经元善

郑观应为商人而著书立说，倡言变法，这在当时商人中少见，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亦似不多觏。与郑观应同时在上海的广东商人徐润日后曾有自订年谱的出版，但书中除了个人营业成败事迹外，很少有议论，最多只是称赞上海开埠通商后经济力量之宏伟而已。但在上海原营钱业的浙江商人经元善却留下一些具有理想的文禀、函稿、公启等，本文一并论及。

经元善(约1840-1903)字莲珊或莲山，号小莲池山人，浙江上虞人。其父经纬(芳州)在上海营仁元钱庄，虽“白手起家”而一度积财至四五十万两，而后渐衰。元善年17岁时承父命学贾，31岁(约在1870年)接办钱庄。他从未参加考试，但儒、道等书甚为熟悉，自称30岁前能背诵《大学》经注，“故终身立志行事，愿学圣贤，不敢背儒门宗旨”。经氏与郑观应相似，相信佛、道善书祸福相倚，行善有报等说，但自称“壮岁以还，稍知自励，喜阅先哲格言，尤信乡先贤阳明之学，益奋勉求自立”。

经氏虽未参加考试，对于仕宦之地位则颇向往。据其自称，同治初年他一度欲自军功得官职，但其父不许：

府公大怒曰：“汝等处尚未可称良民，岂出即可为良吏耶？凡我子孙，除正途出身受职外，以捷径幸得功名者，即为不孝，戒之戒之。”

后来浙江名宦段光清、蒋益澧因元善父曾任海塘要工，要保元善为官。他虽因遗训而不敢受，后来却自称：“身居阛阓之中，每见仕宦烜赫，未尝不艳之。”

经氏一生的大转折在于光绪三年(1877)之后三四年间为华北大饥荒募赈的事。元善父子在上海原有捐助及董理善堂之事，但参加大规模之赈济则自元善始。据其自记：

光绪三四年间，豫、晋大祲。时元善在沪仁元庄，丁丑(1877)年冬与友人李玉书见日报刊登豫灾，赤地千里人相食，不觉相对凄然，谓李曰：君如肯任劳往赈，当奋勉勷助。

后来由仁元钱庄诸友集1000两，又由经氏同乡募款，共约万两。这时上海、苏州等地的募赈运动已经展开，商人郑观应等推经氏为主持人，“义无可辞，即在仁元庄带办”。后来兼办河南、陕西赈务，“总司后路”，1878年4月间经氏感到任务繁重：

因思赈务贵心精力果，方能诚开金石。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毅然将先业仁和庄收歇，专设公所一志筹赈。其时风气初开，当道目为越分，而忌阻者亦颇不乏。惟有动心忍性而已。沪之有协赈公所，自此始也。

该年经氏主持之公所又办直隶、山西协赈，至冬季急赈毕，公所共集捐银28万余两。经氏虽尚自慰，但也知道即由公所派人(包括他两个弟弟)到各省解款，各地放赈之实际效力，仍难如理想。他自己后来继续办赈，于1880年亲往直隶灾区一次，“灼知查户之难。盖劝捐收解，尽我苦口，涓滴归公，可告不愧屋漏矣。若放赈，骤莅生地，急遽编查，欲惬心贵当，岂易言哉!”

经氏于办赈同人中，与郑观应、谢家福等订交。188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时，官绅主持人戴恒、龚寿图本属意于郑观应为经理人。惟郑当时仍任洋行买办，推荐经氏“驻局专办”，仍由郑“总其大纲”。那一年集股颇为顺利，绅与商皆认购，经氏“亲友之附股者，已有六七万金，颇有近悦远来气象”。据经氏说：

此事上峰也指李鸿章页属望在收回通国利权，当开门见山，宜使商富坚信。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是年九、十月间曾登《申报》两期。讵戴、龚见之不悦，谓我等认股未来，被经先占面子。且此系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

戴恒是镇江在籍京官，具有翰林院编修的资格。龚寿图的哥哥是曾任海关道嗣为按察使的龚易图。经元善和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终难水乳。辛巳也1881年页春返里也上虞页，至沪后借此退舍”。到了次年，郑观应脱离太古买办职，除了帮办轮船招商局事务之外，想要办好织布局，与经元善、谢家福等同心，“重订合同，载明一切，用人措施，全权归郑”。但是不幸的是这一个商办计划，并未实现，据说是戴恒上书李鸿章，力荐龚寿图为“官总”(官总办)，而郑观应则仅为“商总”(商总办)。自经元善看来，郑观应办织布局之未即成功，主要是因为“龚于是予智自雄，而郑颇多为难之处”。后来金融危机到来，郑到广东去(见上文)，经元善为织布局办善后，又为龚寿图“怀恨砌控”。其实1883年织布局所招股本将及50万两，已超过原定之额，“商务联群机缄，已将萌芽勃发”。经元善后来说：如果当初“得行余之入手起点，事事登报悬为成例，则癸未、甲申年间也1883-1884年间页各项公司招股，何致鱼目混珠？是避塞中国商务孔窍，实种毒于此，真可为太息者耳”。

经氏有了这一次经验，益深信由官倡办之新式企业必须由商办理，才有希望。他1880年在直隶时已见过李鸿章，后来又拜谒几次。1885年经氏在天津，向李解释上海机器织布局1883年底之有困难，主要是因为郑观应办事受戴恒、龚寿图的掣肘。而其“祸源”在于戴恒“单衔禀准”，荐龚为“官总办”。李鸿章当时回答道：“戴恒是个翰林，你如何同他计较？”经元善听了颇“深讶之”，他对李鸿章不满这时候已开始了。

自1882年起，经元善的主要职务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电报也是李鸿章所创，是盛宣怀第一次办得成功的新式企业，主要靠淮军的经费和丹麦大北公司的技术合作。在上海的事盛本来要郑观应承办，1882年电报局“改归商办”时，经氏认股一万两，为沪局总办，负责运料、运线、训练电报生、收发电报等事。盛宣怀的地位是电报局的督办，但与戴恒比较，盛则较能与商人共事。据经追忆，盛“当时声望未隆，且誉者半而毁者亦半”，李鸿章对盛也未完全信任。盛一时推重经，而经亦“因知己之感，曲为周旋”。1883年前后，经对盛私人买卖股票、盐票的事，有所助力。接着盛代理津海关道，真除东海关道、津海关道，声势显赫。盛而且极为精明，督办轮、电两局，人事及财务细节都要管到。到了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李鸿章事业的弱点大露，经对李和盛也更失望了。

甲午战争中国败溃，予经氏以极大之刺激。甲午秋冬之间，日军过鸭绿江，旅顺失守，天津戒严。十一月经氏草拟《募义饷、义兵公启》，欲仿前此募赈办法，联络绅商，兴师勤王：

若不通力合作，供谋济师，上何以抒九重宵旰之忧，下何以伸薄海忠义之气？……又况四徼强邻，共耽虎视。一国得志，群起效尤。若不急图挽救，窃恐五千年文物之邦，沦为异俗；二十三省衣冠之族，胥变胡风；非特小民之生机将绝，而孔孟之道统骤衰。兴言及此，能不寒心？

经氏所拟之公启建议南方各省设局募捐，仿曾国藩组织湘军之例，于山东及苏北各募兵二万，并求朝廷许“各局绅董参议和战大局”。经氏这一次建议，友人中有认为“竟似明末气象”，不易成功而且会有后患，其议遂寝。后来郑观应说经氏此议“默寓加重民权之意”，但不切实际，“无甚出色”。

经氏未能兴师勤王，但对于中国贫弱之原由，却深有体会。经氏初参加织布局及电报局时，本有意联络各钱庄、票号创立华资银行。但1883年金融风潮发生后，他虽未破产，而他自己已无足为号召之财力，也只能为官督商办企业服务了。官督商办的新式企业本来多是招商承办，但到了中法战争以后，盛宣怀督办轮电等局，以官凌商，所谓商办也就颇似官办了。经元善深知当时所谓官督商办的弊病，商要负一部分责任。例如商人入股稍多，依惯例可在公司里安插私人，以代表其利益：“凡各公司章程入股之较钜者许荐司事，隐若监军。”这对于管理的正常化当然有碍。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官员在官督商办企业里的势力。有势力又有财力的人不专精于业务，却要控制业务，这就难希望企业能有健全的发展了：

官督商办，官真能保商诚善。无如今之官督实侵占商业而为官办。吴门某君也谢家福页曾讥之曰：“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真情如此……

这里的大问题是政治束缚经济。官督商办企业有政府贷款等的好处，商人要靠官的扶持来赢利，但是企业所得利润主要还是到官手上：创兴大公司，皆以乞灵宦成大富贵之人，若可依为长城者。不知做官发财，非其能洞明商务也。季氏能富于周公，不过罔利、聚敛，积累功深耳。今再出其故智，俾得有资而放利，是特为长袖善舞者，继长增高!

经氏这里所说的话，是根据他在织布局、电报局里的经验。所谓“乞灵宦成大富贵之人”，主要指商人之倚赖盛宣怀。《居易初集》关于盛宣怀有极不客气的批评，说盛不但有官的地位，而且官气浓，同时又要管企业的细节，为企业筹计还是忘不了自己的私利：

盛公官气太浓，即是商情之障。又务博不专，躬蹈广种薄收之弊。官督商办实系两事，不辞劳瘁，只手支持。用人喜阿谀唯诺，奚能专精一志？只有将就局面，亦情势使然。……且默察盛之公私先后主义，亦未能众皆醉而我独醒。此天下人皆知之，实非忮求之苛论。

经氏为第二代之商人，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服务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经验使他认为商务中也有公、私之辨。官而为商，更难奉公忘私。经氏屡言中国官绅虽崇孔孟，实则“杨氏为我之学偏胜”。反观西洋人在华所办的企业，则确能“联同业合群”，有先公后私的表现。经氏说他自办电报后“始与各国绅商接迹”：

默察外人商务扼要，虽近垄断而实重“信”字。且联同业合群，并非各顾其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至于人之至，公之至，而己与私即在其中。

自经氏看来，中国商务发展的问题，因为有了官权这一个纠绕，也就成为道义的问题了。经氏后来回溯1883年以后的中国企业发展：“欲开利源，扼要首在立民信义，非沾沾焉专图一家一人之私利……也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主持人页病在深中为我二字之毒。若朝廷设立商部，仍循此轨辙为宗旨，再过花甲一周，依然是贫弱中国!”自经氏看来，商务发展不但牵涉制度的问题，而且牵涉道德的问题了。

甲午(1894)年末，经氏已读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和《新学伪经考》。乙未(1895)年康有为于上海办强学会分会。当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嘱经氏协助，经氏乃为强学会筹款。(经氏五年前曾应张之洞之邀到武昌讨论湖北织布厂的问题。)不久御史杨崇伊参劾强学会“营私结党”，奉旨严禁。经氏于丙申(1896)年正月致书康氏，表示不再参与强学会，希望汪康年与郑观应等多负责任。经氏批评康修养不足而好扬名，使“清浊两途”皆不满意。但是经氏本人仍趋向于维新，认为康梁变法，目的在于“保种强国”，应当赞扬。康、梁变法之方案，如废八股、立议院，可视为医学上之急剂或外科手术，以中国当时之情形言，亦确有需要。经氏于戊戌五月致书盛宣怀为康辩护：

康之学术虽不近程朱一派，而近似姚江顿法。国初陆清献公，奏对圣祖垂询王学，有其人则是，其学则非之语。(原注：现在日本极重王学，比文成如孔孟。)今我华举世滔滔，皆守杨氏秘钥，目康之好事，为放诞怪异宜也。但此君存心救世，现在朝野之病，如内蕴热毒，痰迷心窍，非有大承气汤一服，断不足以去邪而还凉。天如不亡中国，此人必不能遏阻。

经氏作此函，正是光绪帝下诏旨，发动维新时。经氏对光绪帝之主持变法，至为感奋。但又觉得“维新气势太骤，虽未悉都门措施机宜，而在外谈新学者不免才高意广，不求平实，殊抱杞人之忧”。经氏深知康、梁欲救中国，无可厚非，惟自他看来，中国社会有基本的道德问题与教育问题，须自提倡女学与母教入手，方能解救。

经氏注意到女学问题，似在康、梁之先。经氏曾在癸未、甲午(1893-1894)年间，在上海办经正书院，“中西并课，定章修膳较丰，殷阜者方能从学。一二载后细察情形，富厚家郎，习染更甚。反复推求所以，实因断乳以后至胜衣就傅前，溺爱放纵已惯。此由失母教，未端蒙养耳。”经氏听说：

泰西教育一门，派作百分，母教得七十分，友教得二十分，师教仅得十分。可见孩提之童，一段诱掖工夫，全赖母教之先入为主。但欲得母教，不能不先讲母学……

故夫有淑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揆诸历史，昭昭不爽。即如英女主与吾华太后同秉国钧，而强弱显判，岂不以是哉？假令中国女学大兴，宫中妃嫔、公卿命妇皆为匡时之彦，何至内外间隔，致吾君一人焦劳于上哉？关系如此郑重，岂非今日成就人才以图自强之导源乎？

经氏于丁酉(1897)年十月，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创办女公学于上海。盛宣怀本答应支持，盛家的命妇及其他在沪官员的夫人答应捐款。但不久有京官议论其事，盛及其戚属因而却步不前，龚寿图、郑观应等也不愿捐款了。据经追忆：“讵料一闻朝士不以为然，市中有虎，即仰承意旨噤若寒蝉，避如硕鼠。”上海租界女公学总塾，公议停止。但经氏等“另禀南洋大臣也刘坤一页留城内分塾，以存硕果”。到了庚子年分塾仍勉强维持。女教习蒋畹香等三人，继续上课。

经氏于戊戌年七月在上海募修陈忠愍公祠，并创立一个会，叫做“经正集”，定期集会。陈忠愍公(化成)是鸦片战争时为保卫上海而捐躯的一个提督。次年(1841)上海城内即为之立祠，祠久不修，已将朽废。经氏借公祠背后的时化堂设女学分塾。1898年夏季，康、梁在北京奉光绪帝变法，经氏倡修陈公祠，目的在于表彰忠节而同时则提醒喜爱“新学”的人必须不悖儒宗。经氏在公启里说：

仿效西法，智乃日开，利禄之途愈广，不患无讲习之人。若夫利害不顾，生死不渝，基之夙夜而无惭，质之鬼神而可信者，盖渺不可睹矣。本根不固，虽新学日兴，吾恐终无以振吾国而反重贻世道之忧焉。

从这篇公启看来，经氏修建忠烈之祠，虽属爱国行为而文化观念颇为守旧。但我们要注意经氏曾力排众议，于陈公祠后之时化堂设女学分塾。戊戌年十二月经氏为其故乡余姚、上虞设一个劝善看报会，同时提倡看善书(包括《圣谕广训》、《太上宝筏》、《阴骘文说证》等)及看日报。所拟章程里说：

今者强邻环逼，海宇震惊，栋折榱崩，将遭覆压。若犹封其耳目，局其步趋，自安固陋，虽欲保田园、长子孙，恐不可得矣。劝善看报会捐款派寄各项善书及《万国公报》、《农学报》、《东亚时报》各12份，《新闻报》60份，《中外日报》120份，在余姚、上虞城、电报局、善堂、公所、学校存放，任人轮流取阅。经氏于戊戌年前后受时局震撼甚深。己亥(1899)年末，朝廷帝后之争似加剧。慈禧欲废光绪帝，诏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即所谓建储诏(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900年1月24日)。经元善收到电文，大为震惊。据他次年追忆：

去腊二十五日下午，接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又闻西人得信，有元旦改元“保庆”之说，中外人心惶然。来局问讯者户限为穿。仆见情事已亟，宗社可危……夜半先电北京某大臣，请其联合朝士立诤，次晨复云：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夫大臣不言，则小臣言之。况仆仰邀十一次传旨嘉奖，受恩深厚，奚忍默置？适寓沪维新志士开名单亦来发电，不期而合，并作一气。仓猝急遽，不遑瞻顾。

经氏所拟电文中求总理衙门转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电文由经氏领衔，绅民1231人联署。(联署人中有蔡元培、章炳麟、唐才常等。)慈禧太后看到代奏的呈文后，大为震怒，谕旨指经元善为叛逆。经氏嗣走避澳门。《居易初集》二卷乃在澳门编纂。

综观经元善之事迹与思想，他虽然出身于钱庄，以商之地位参加官督商办之电报局任经理之职务，但其胸怀所寄，宗旨所在，则为当时中国图存之问题、民生之疾苦、社会与政治之良窳。经氏痛斥官、绅、商等之杨朱为我主义，力倡商之联群而成公德，官之除去己私，“以良知为体用”。经氏之《居易初集》二卷于辛酉(1901)年刊印，传播不广，其影响力与郑观应《盛世危言》不可同日而语。惟经氏所述从事新式企业之经验，甚为动人，而经氏之经世思想有独到处，殊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仅介绍其大概而已。

[原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1988年9月)，第2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