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信贷机构：1883年徐润破产的背景和牵连

我们应感谢全汉昇教授，他让我们注意1883年上海商界、金融界危机这一重要论题。无疑，在中国近代经济领域，这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借用郝延平教授的话，全教授的论文是对中国沿海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对资本积累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

我们可以这样说，1883年降临在上海华商界的灾难特别值得记述，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有可能发展为工业资本主义，1883年危机不仅给大商人、银行家胡光墉(胡雪岩)和许多只对贸易、钱庄有兴趣的商人、钱庄老板带来了灾难，还几乎给对轮船航运、矿业以及工业企业有兴趣的华商圈子以灭顶之灾。全汉昇教授论文中提到的企业家徐润是这个圈子中最富有的人，到1883年他才灾难临头。徐润以及他那伙投资近代企业的朋友经营失败有着扼杀幼芽的作用。在清政府鼓励下，新生的中国工业资本主义1883年前在不断发展。而在这一年之后，其他有着现代意识的中国企业家就不得不重整旗鼓，因而丧失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宝贵时机。

尽管有钱并与西方商人有来往，但胡光墉对使用西式机器的企业很少有兴趣，而徐润与中国近代企业家的先驱唐廷枢是密友。他向在中国水域经营的轮船公司投资，先投资外国企业，后来投资清政府的官办公司。1873年，徐润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直到1883年他都是招商局在上海的实际管理者，还是它最大的股东。1883年初，徐润在中国各家近代企业中共投资了127.5万两银子。这些投资中包括招商局的48万两，以及两家为航运业服务的华人保险公司的15万两。他还在矿业投资了43万两，其中有开平煤矿的15万两以及在中国各地另外5个矿业项目的28万两。此外，徐润投资于上海的4个早期工业项目共有12.5万两，其中包括一家棉纺厂、一家缫丝厂，还在香港的两家加工厂中有股份。徐润对不太时兴的行业也有兴趣，他是上海8家当铺的合伙人，在其中的股份多达348571两。诚如全教授所说，他主要投资于上海租界的房地产业，在1883年初已有2900亩地，还有建有房屋的320亩地。1883年初徐润的投资情况归结起来如下表：

徐润在中国人开办企业的投资(1883年初)

单位：两

19世纪70年代，徐润在上海商界很有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钱，同时也因为他在官办的招商局担任了会办。尽管英国的航运公司在中国发展很快，无疑他与唐廷枢还是很想让招商局成为在中国水域最强的竞争者。在1877年买下美国旗昌洋行的16艘船后，轮船招商局就有了31艘船的船队。1878-1883年，招商局处理了11艘船，大多型号比较老。但在这5年间，它有能力买下9艘型号新、吨位大的船。1883年，英国太古洋行在中国水域有20艘船(22151吨位)，另一家主要的英国商家怡和洋行有13艘船(12571吨位)。3艘招商局的船不幸于1883年在海难中损失，但还有26艘船，仍是这三家竞争者中吨位最大的(22465吨位)。中国的这家公司在长江以及两条沿海航线(上海—天津和上海—宁波)上势力最强。这在1883年1月招商局与两家英国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中也体现出来，招商局在长江和天津的航线上占的份额最大。在长江上的份额分别为：招商局42%，太古38%，怡和20%。在上海—天津航线的份额分别为：招商局44%(不包括漕运收益)，太古28%，怡和28%。徐润尽力改善招商局的效能。怡和在上海的经理帕特逊1882年11月以略带褒奖的口气写道，招商局的经理“急于要在长江上多获得分额，无疑在北方的航线也是如此，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会在股东中丢面子”。1883年，招商局有计划要加强它在中国其他沿海航线的业务并进入新的航线，其中有一条是去东南亚的航线。为支付从英国购买的两艘新铁船的款项，以及在几个新港口添置新的码头设施，公司将股本从100万两增加到200万两。新增的100万资本在1883年2月就全部筹齐。

然而，轮船招商局在1883年夏遭遇了一场危机，甚而在安南战事前在上海的商界它就已有动荡。招商局内在的弱点是其麻烦的背景，由于高官推荐来的人所占的众多闲差造成用人花费不断增加。但情况无疑是因为徐润和唐廷枢个人经营的问题造成了招商局财政上的危机。全教授指出了上海所有商人投资者所面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内地的自然灾害减少了上海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但根据当时的一些材料，其中会记载造成1883年上海商业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危机还是徐润、唐廷枢和其他想要合股用西式机器开矿的人所做的努力促成的。在理想的情形下，这应该是为工业发展动员中国商业资源向前推进的步骤。自1877年以来，唐廷枢个人在开平煤矿投资了30万两，这是家成功的企业，1883年一年就生产了7.5万吨煤。同时，唐廷枢和徐润还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矿里投资，为此他们向上海的钱庄借钱。唐、徐两人的威望之高使得他们能吸引上海的众多华商和钱庄去买这些矿产企业的股票。怡和的帕特逊在1883年8月写道：“我相信他[唐]有约3000开平矿的股份，他用的是钱庄的大笔款项。在6到8个月前，他入市购股，中国人立即跟随，结果使得一段时间股市坚挺、高抛。有一天，他[从英国，唐出访在外]打电报购股挺市，以每股120两的价格买了约500股，但却没有中国人跟从，他们准备在最后时刻以不到115两的价格随意出售。”唐、徐两人没有料到，这造成上海的钱庄为了投机的目的大肆买卖矿业股票。投机活动猖獗使不少钱庄遭受巨大损失。1883年10月，帕特逊报告：“钱庄几番受挫，岌岌乎要倒闭——这多是中国公司进行股票投机造成的。开平煤矿的股票一度达到260两，而现在70两都找不到买者，曾经价格很高的招商局股票现在90两就能随意买到。”因为徐润和唐廷枢拥有的招商局和开平煤矿股份都是靠大笔贷款所买的股票，他们通常是向钱庄借钱，所以这些股票价值的回落无疑影响两人的信用。帕特逊报告说，轮船招商局受到钱庄的压力，要归还从这些钱庄所借的大笔钱款，“阿云(AhYune，徐润)去天津想得到李鸿章的帮助。他们需要有100万两在本月底还中国钱庄的钱”。而这时李鸿章正忙于中法之间的争执，另外还需要有一支新的海军去对付在朝鲜的日本人，也就没顾上徐润的要求。李鸿章慨叹，上海和广东的富商“无款购股”，但他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在徐润、唐廷枢及其朋友中，我们能看到有一个华商企业家的小圈子，他们都想要从事近代经营活动，但又没有足够的实力。另外，他们通过在公开的市场上出售股票来推进航运和矿业的发展，结果这些股票买卖成为不良投机的一种手段，且又危及徐润和唐廷枢的财政状况。后来，矿业和航运业股票的盲目投机在1883年末的3个月中使50多家钱庄破产。这年年初，在上海的78家钱庄中有20家是因一家大丝行“金嘉记”倒闭而破产。而在未受牵连的58家钱庄中又有48家在10月至11月间破产。显然至少在1883年12月前，担心法国在长江流域的军事行动并非是上海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10月18日《字林沪报》(为英商所有但由中国人编辑并经常受到外国人的批评)上有篇文章认为，并不是因为存户的提款造成这样多钱庄破产。从钱庄大笔提款司空见惯，不会引起钱庄纷纷破产。“我们向行内人了解到破产的真正原因，说明自去年以来各种股票就涨落极不稳定，许多人因此而大受损失。”

至少自10月中旬起，因在香港和上海的英国大银行的政策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因为害怕中国企业破产，汇丰银行以及其他银行决定暂停对中国钱庄“拆票”的通常做法。10月29日，怡和洋行在香港的行东约翰生在给上海一个同行的信中对当时的商业状况这样评论道：“中国人说是因为害怕与法国发生战争而造成现有的经济停顿，而我认为商业如此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于所有的外国资金都从这里和上海的钱庄中撤出。这一两年平均撤出的款子不少于200万两，在本地[即香港]投机者进行地产买卖以及你那里[上海]进行矿业和其他经营遭受损失后撤走这笔资金就足以解释企业崩盘的原因。”英国驻上海领事在他1883年的“商业报告”中也有同样的看法：“[当地钱庄]随意投资于本地矿业以及其他公司的股份，大多是在初期阶段投的，这些钱庄因股票价值下跌而负累很重。由于经营活动的失败使得信誉缺乏，这是今年下半年金融市场经常收紧银根的一个原因……地方上的钱庄因借不到外国银行的钱也受到影响。那些外国银行很谨慎，拒绝短期的贷款，而短期贷款在前几年是司空见惯的。”

看来正如全教授所说，正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得在1883年11月中旬徐润的经济状况彻底崩溃。在财政已陷入困境的钱庄的压力下，徐润不得不交出他所有的房地产(原本价值220万两)和他的矿业、典当业股份(时价总值确定为982530两)，以对付他所欠的总共约250万两债务。此时被发现的徐润的投资活动被中国官员认为很不正常，尤其是发现他向招商局“借”了16.2万两以还他个人的债。在徐润所从事官督商办的框架内，理论上他应是个品行端正的官员，一心为官家企业做事。但官督商办的体制容许商人积极参与管理，个人对地产的投资也不受禁止，而利益的冲突也就成为常例。对徐润而言，不用说，他在上海个人拥有大量地产自然对他在招商局实际管事也有价值。有数次徐润从钱庄获得贷款使得招商局能与英国公司进行利率交锋，并为公司在整体安排上占有大量自己的股份。

然而，徐润的各种产业在1883年崩溃了，结果由他和唐廷枢及其友人推动的那些初起的工业发展遭到遏止。徐润已投入大笔资金于上海的房地产业。他和唐廷枢及其友人还大量投资航运和矿业。假如这两类产业能得到信贷机构更有力的支持，如得到官府的新贷款，徐润的巨额财富就很有可能不受1883年危机的影响，得自他地产经营的利润最终就会转入矿业、航运以及其他近代经营。但诚如我们所知，徐润能得到的信贷资源，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都很有限。李鸿章显然并不把徐润个人的经济活动当做官府应关心的事。实际上，轮船招商局还被强制要求自1880年起每年分期归还它在70年代得到的官款。

显而易见，徐润与其合作者唐廷枢在上海的华人圈子中已为航运和矿业股票打开了市场。但条约口岸的金融结构看来太灵活，使得工业证券的稳定市场难以存在。即使在上海，钱庄也只是为了商业买卖提供短期贷款。此外，这些钱庄即使是短期贷款也一直要依靠英国银行的款项。就像徐润和唐廷枢不能一直指望中国官府的支持，他们也不能依赖上海的钱庄来购进矿业和工业企业的股份而不是仅用于投机。进行股票投机使之价值下跌，不仅对投机者有害，而且对这些新企业本身也有害。显然，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主要影响使得不仅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而且在华商的眼中，中国的大股份公司信誉大跌。就这样中国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为工业化刚刚开始的对公私资源的动员不幸在1883年缓慢了下来。

[本文最初刊载于1979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